主题：【原创】从波兰到雅典：分权和民主的历史教训和现实意义 -- 花生米

每次看东欧史，总令我感慨颇多。波兰立陶宛共和国，这个曾经号称欧洲最大的国家，从政治体制上来看逆欧洲历史潮流而动，完全是个笑话。当其周边国家纷纷集权化之时，波兰议会里的贵族依旧抱着自由否决权和黄金自由的古董。另一方面，掌握着国家命运的贵族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地产和收入，而非国家的未来，以至于到了18世纪，波兰议会演化成俄国的代理机构。在金弹的利诱下，这些贵族纷纷成为沙俄的附庸。

波兰的问题，在17世纪就很明显了。且不说大洪水时代贵族们的纷纷反水，即便是国内矛盾相对较小的17世纪末期，议会制的毛病也是层出不穷。很多人都熟悉约翰 索比斯基如何解了土耳其的维也纳之围，将奥斯曼300年的欧洲扩张史画上句号。但索比斯基在即位之前，与土耳其在西乌克兰的冲突就少有人知了。由于波兰议会的处处制肘，由当时任军事酋长（Hetman，相当于元帅）的索比斯基领导的波军一直处于半短饷的状态，战争一直对波方不利。当然维也纳之役一美遮百丑，我们现在便很少提及波土战争的历史了。但我们可以假设，如果当时土耳其的大维其尔没有脑残，做出进攻维也纳的军事冒险决定，而是在西南乌克兰继续蚕食波兰的领土，是否会使得波兰的肢解更早到来？并且，西乌克兰土地是天然的对俄军事缓冲区，或许这样奥斯曼的崩溃能迟来若干年，甚至出现类似俄国彼得那样能重整河山的人物？当然，这些只是胡乱猜想而已。

波兰的问题只是欧洲，特别是东欧那些一直面临外敌入侵的国家中的一个缩影，即便是名义上的君主国，例如18世纪前的沙俄，和16世纪的匈牙利，乃至15世纪的波西米亚，贵族对中央政府的反抗都是这些国家最大的不稳定，甚至亡国的因素。以匈牙利为例，以强悍著称的马加什一世在15世纪末建立了欧洲自罗马以来第一支独立于地方贵族存在的常备雇佣军，黑军，并借此削弱地方分权势力，巩固国防，在历次对外战争中占得优势，甚至迫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三世将他的自耕地奥地利，包括维也纳，吐给匈牙利。

可惜匈牙利是典型的一代而亡，马加什没有合法的继承人，贵族们为了防止再出现一个强势的君主，将一个外国人，波西米亚的乌拉斯洛二世，选为国王。这种靠选外国人来达到分权目的的做法，在欧洲历史上屡见不鲜，英国议会选了荷兰的执政威廉来做国王，后来又选了一个只想在汉诺威呆着的乔治。波兰贵族在最后一任亚盖洛王朝君主去世后，为了扩大自身权利，将国体改成了选举君主制，经常挑些操着不同语言的君主：法国人，萨克森人，瑞典人，等等等等。有时候贵族们的野心没能得逞，比方说波兰的强势瑞典国王西吉蒙德。但是就乌拉斯洛二世来说，他绝对属于这种空降型君主中最差的一等。他做了一辈子的好好先生，对贵族的任何要求言听计从，更将王室的土地纷纷赏赐出去，以致黑军无饷可发，最终解散。到了他的继任者路易时，国家的边防已经一团糜烂，而贵族们依旧忙着内讧。更糟糕的是，在当时法国与哈布斯堡的欧洲霸权争夺战中，匈牙利作为哈布斯堡的盟友，不可避免的要对付老敌人，法国的盟友，苏雷曼大帝治下处于巅峰期的奥斯曼帝国。莫哈赤一战，路易殒命，匈牙利被奥地利和奥斯曼瓜分，匈牙利从此在欧洲历史上消失了400年。与波兰只有100多年的亡国史不同，匈牙利亡国的时间太早，很多旧时的核心领土都变成外族人的文化区，而这些土地，在威尔逊主义伪善的民族自治的号召下，纷纷被他国瓜分。匈牙利之所以同纳粹德国结为盟友，与南斯拉夫作战，瓜分捷克斯洛伐克，接受维也纳仲裁，也是因为这历史上的恩恩怨怨。

从匈牙利和波兰的例子，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国家体制最大的问题，就是集权和分权之争。集权是人类社会的大势所趋，欧洲的国家，即便是英国，都走的是一条逐渐中央集权的道路。中国的集权史更早，但是受前工业时代经济的限制，到了地方层面还是实行的是农村自治，导致近代以来与西方列强抗争的过程中，国家始终无法动员起来占人口和资源绝对多数的农村地区，直到49年后，国家机器才在农村扎下了根基，目的是为了牺牲农村利益，让农村于服务国家的工业化。现在重新谈起农村自治问题，是因为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农业由奉献者变为应受保护者，城市取代农村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

我们经常容易混淆集权分权，同专制共和间的关系。共和并不一定意味着分权，像美国，就是一个联邦共和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单从中央地方分税比例来说，远超过中国。从这点来说，“专制”的中国甚至不如“民主”共和的美国集权。美国历史，自其独立以来，其开国诸君就非常重视分权的危险。在“联邦党人”中，明确驳斥了建立邦联制国家的想法，并指出欧陆活生生的失败案例 —— 神圣罗马帝国。即便如此，美国的历史，还是夹杂着无数地方与中央争权的冲突。

这里要强调的是，即便共和不意味着分权，我们也不能因此说“民主”共和制是人类历史的终结。历史上的教训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成为一个稳定的中央集权制的共和政府是有必要条件的：

1 这个国家的当权者，议会中的大佬们，必须有正确的国家观和公民观。像美国两党，无论怎么在国内问题上吵得不可开交，在对外，尤其是国家安全和维护其他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都有很强的一致性。历史上共和制，包括“民主”制在抵御外侮上失败的例子很多。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国家，雅典，其民主体制的弊病在伯罗奔尼撒萨战争中被暴露无疑。国内政客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断鼓动公民罢免前方主帅和执政者，这是处于战争漩涡中国家的大忌。最后，雅典这个海权帝国，被其对手陆权国家斯巴达以极其羞辱的方式——一场海战——击溃。且不论战争中雅典的战术指挥如何，但从其内斗蔓延到对外战争这一点上来看，雅典的失败几乎是必然的。中世纪以来这方面的案例就更多了，像前述的波兰和匈牙利，还有大空位时期的俄国。之所以这些事情大多发生在东欧，不是东欧人愚昧落后，而是同时期西欧连几个统一的大国都没有。像意大利各共和国为了自己的利益纷纷引狼入室，最后一起完蛋的做法，恐怕连波兰那愚蠢的贵族民主制都还要不如。

如果说正确的国家观在历史和现实中有例子的话，那正确的公民观在人类历史上就没有真正的案例了。公民不单要在参与政治中享受自己的权利，也应清楚自己作为城邦一份子，或是政治一部分时应尽的义务。对生而为私的个体而言，完全做到这一点几乎不可能。发生在欧洲国家的福利制度危机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民主”选举制必然出现的后果。还是以雅典为例，由于参政需要消耗公民大量时间，为了鼓励个人参与政治投票，雅典政府向参政者派发大量补贴。随着雅典国势在对波斯战争后的逐步提升，公民对政府补贴的胃口也愈来愈大，补贴的金额也随之增加。雅典的财富，一部分来自其庞大的海外殖民地和傀儡国，一部分来自于它控制的银矿产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雅典的海外帝国分崩瓦解，而雅典银矿的产出亦逐渐枯竭。在这个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雅典公民非但没有主动提出减少政府补贴的建议，反而根据历史的惯性要求政府更多的照顾，而作为民主选出的执政者，又岂敢触及减少政府补贴这个意味着政治自杀的雷区。这与今天的西方经济危机时西方民众的反应有何其相似之处。雅典最后的瓦解，虽然是马其顿的功劳，但即便不是马其顿，也有驴其顿，骡其顿来完成。换句话说，依靠其破烂的经济状况和政治体制，雅典能撑到马其顿来袭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一个采用了只能给自己发展，帮倒忙的政治体制的国家，它的存在本身就天理难容。正是由于雅典民主制的负面影响，西方后续2000年历史上一直对民主一词嗤之以鼻。美国开国诸君，崇拜的制度是罗马的贵族寡头共和制，并且参考了易洛魁联邦制度来处理中央和地方问题。民主制重新提上议程在西方还是19世纪后半叶的事情，而真正把它当做意识形态去宣传，统一人民的思想，还是在二战之后。

2 与第一条相应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当政者要有正确的国家观，公民观，那他们必须要有趋同的价值观，这可以是意识形态，宗教，语言，或者民族观，但不一定这几者都要包括。一个无法统一本国人价值观的国家，本身就是要分裂瓦解的，在专制国家如此，在“民主”共和制国家更是如此。这又要分两种情况，一是国家有一个主要的价值观，那民主共和制的意义就是多数暴政，就是文化灭绝政策。因为少数人群根本无法通过这种政治制度保护自己与主流思想不同的价值取向，就像当年法国政府对布列塔尼地区和奥克语地区进行的文化灭绝政策。同样的，英国议会在詹姆斯党起义后对讲不同语言的苏格兰高地地区（低地苏格兰语只是英语的一个变种）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政策，瓦解了当地的部落政体和苏格兰高地对英国统治的反抗。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弱势群体在中央无法得到支持自己的政策，那地方的离心势力在没有中央的强力镇压下必然会愈演愈烈。

第二种情况，如果国家没有一个主流的价值观，那民主共和制就意味着自残，因为议会内无法对各种问题达成共识，政治管理必将瘫痪。现在的比利时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个生造出来的国家已经失常若干时候了，比利时的经济状况亦是欧盟核心区中状况最差的。还有番薯岛，不仅搞了民主制，还故意把本来早该淡忘的问题当做政治话题去谈，是靠撕开自己和别人伤疤来争取民意的心理变态。除了说实行民主制是自残之举外，我是找不到其他的词汇来形容这些国家和地区。

因此，从本质来看，要实行成功稳定的民主共和制，趋同的价值观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又要拿雅典来说事了，为什么民主制会起源在这里，政治学家的理论千奇百怪，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雅典几乎令人窒息的宗教道德价值观是民主制的基础之一。我们一谈到希腊，总是会把它和民主自由这两个东西联系起来。可惜民主只是雅典和它的卫星国才有的制度，而自由，特别是宗教自由这东西在城邦政治中纯属扯淡。以雅典为例，国家宗教崇拜渗透到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衣食住行到参与崇拜雅典娜的仪式，这不仅仅是个人信仰问题，而是一个必须去做，区分敌我的政治问题。没有这种整齐划一的宗教崇拜和随之带来的意识形态的统一性，恐怕光雅典公民的扯皮就可让这个国家灭亡了。我们看今天红脖子声称奥巴马是穆斯林的事件，也是同样的情况。为什么有人可以公开宣称穆斯林不该当总统，又为什么在总统就职宣誓时要用圣经，民主制所需的趋同价值观，至少是主体价值观，是必须的，虽然这意味着对弱势群体的暴政。民主共和制的本身，因此，是典型的文化一元化，而非现在许多人鼓吹的多元化。像英国、法国这些曾经号称多元化做得最好的民主国家，他们的历史书，就是一部对弱势群体的身心灭绝史。消灭了不同意见者，再给那些剩下的苟延残喘的人几根骨头，就号称是文化自由多元了。德国的悲催在于，统一太晚，以致文化灭绝做得太晚，二战得到的企图殖民的东欧地盘又很快丢掉，给了别人谴责的口实。现在欧洲的移民矛盾，一是穆斯林人群扩张太快，二是政府手上拮据，连骨头都不想丢，三是已经把民主自由和文化多元化画上等号，不好太赤裸裸地用先祖那套文化灭绝政策了，还是自作孽，不可活。

今天西方政治学家在谈到民主的时候，总是无法回避雅典民主制最后失败这个残酷的事实，所以为了解释这个反例，要拼命往自己不成熟的政治理论加入ad hoc，最常见的办法是说雅典民主是一种不成熟的民主，是原始的民主云云。但从上面的类比来看，究竟雅典民主哪一点是不成熟的民主？现在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特别是美国这种连全民公决都没有的制度，最多也只能称得上类似罗马的，有民主特色的寡头共和制，究竟是谁比谁原始，谁比谁更民主？当代西方国家的制度，与其说是建立在民主制基础上的，不如说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和国家观基础之上。雅典民主不成熟论还有一个隐含的内容，是人类社会线性上升发展论。现在的制度必定比以前要先进，优越。这里我不禁要问，波兰的分权贵族民主制，其形态比欧亚地区游牧民族的部落民主制有多少的优越性？同是头人推举，同是分权严重，唯一不同的是部落推举出的是能领导他们生存下来的强人，而波兰推举出的（大部分）是带领他们走向毁灭的庸人。波兰人虽自诩为在南俄和乌克兰一带游牧的萨马提亚人的后裔，但他们的政体，恐怕连他们所谓的老祖宗都不如。

3 一个政府能否拥有正常的国家观，公民观，以及趋同的价值观，还有赖于这个国家有无和缓的外部情况。像波兰，国内政局一团乱，有贵族与国王间的斗争，大洪水之后，更有不同民族，不同宗教间的斗争，但如果没有外部势力插手，那这些还算人民内部矛盾，可以想办法用不民主的办法给解决，不幸的是其正好夹在了几大势力之间。根本不给波兰留有时间空间做文化整合，国家观树立的机会。更甚者如俄国，完全把波兰贵族议会当猴子耍。这样糟糕的内部外部环境，国家岂能不亡？

而与之相反的则是美国与英国这两个海权国家，说他们是海权国家，其实是说他们是陆权打不到的国家。像尼德兰，所谓海权国家，立国以来的历史就是与其周边国家不断冲突被揍的历史。英国则恰恰相反，外部势力却因为地理的问题很难渗透进来。这并不是说英国的分权是个特例，詹姆斯党起义就有很重的法国背景。而处于内斗中的英国，也会遭受外部势力的冲击，像美国独立战争，一个大背景是英王和议会的夺权战，而法国的介入使得英国丢掉了这片土地。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要有一个稳定集权的共和政体，得满足上述的三个条件，这难度非常大。可以这么说，美国的成功，是满足“民主”共和制的几个少有特例之一，根本没有普遍意义。况且，如果南北战争中外国势力插手，或者当初拿破仑没有在英国的压迫下把路易斯安那这个战略要地出售给美国，美国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看看完全照搬美国体制的那个群岛国的惨景就知道了，一个没有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的国家，空有美国政体的形式，成了亚洲黑帮政治最杰出的代表，其执政者道德水平堕落到可以为了掩盖官僚犯罪问题而杀戮无辜的外国游客。如果不是现在的国际政治结构，恐怕它的下场不会比雅典好多少。

至于中国，这三个条件连边沾上的都没有。国家观公民观这种东西，一想到我们多少的三百年殖民论，多少的大江大海，我也只能叹口气了。对中国的草民而言，还是好好把手里的饭碗抓紧，比去想一些乱七八糟的改革，甚至革命要有用得多，更何况，革命不是咱们历史书上过家家般的伟光正，那东西，是要死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