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一些事实以及其他 -- 史文恭

在医疗资源一定而总的医疗需求大于医疗供给的情况下，怎么来配置医疗资源呢？

一个社会在一定的时期，其所能拥有的医疗资源肯定是有限的（医生护士数目、医疗设备）。而医疗需求理论上可以是无限的，每个人都想无限长寿，或者哪怕耗费很多医疗资源多活一年、一个月？

这种情况下，你如何分配医疗资源呢？无非是两种方式，一是价格，也就是钱，谁出的钱多，谁有优先权。这姑且可以算做“不厚道”的方式吧。你说的几个例子，都属于可以出得钱多因而在按钱分配体制下可以享有优先权的。但是实行这种制度的结果，一是造成严重的不公平，比如富人可能花很多钱，多活一点，但因此就剥夺了本来可以用于穷人的医疗资源，而同样的医疗资源用来治穷人的常见病多发病，可能可以延长很多人的生命很多年；再有就是可能降低整个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除了上一条已经讲的原因以外，还有就是因为很多穷人经常除于不健康的状态，因而就可能被传染性疾病侵袭，进而危害整个人口的健康。

第二种分配医疗资源的方式就是根据社会公平或接近社会公平的方式进行配给，按人头分。就像每人都有投票权一样，每人都有同等或近似同等的获得医疗资源的权利和机会。这可以算做“厚道”的医疗资源分配方式。在这种方式下，因为总的医疗资源还是有限的，必然会出现有些人在有些情况下，由于其按照现有的优先规则（排队）被排在比较后面因而得不到救治的情况。从个体看，似乎是这种优先规则造成其死亡。但是从整个社会看，必须看到，虽然这个个体死亡了（而且人本来就是要死的），但是排在该个体前面的很多其他个体却因此得到了救治。而如果改变优先规则，改为钱优先，这个个体固然可能得救（还要看他或她钱多钱少），但因此可能造成更多的个体得不到救治，因而社会成本更加高昂。

类似的逻辑也可以用来说明户口问题。有些人大叫大嚷，似乎只要取消了户口制度，就可以解决三农问题或可以解决农民工被歧视问题。完全是一叶障目或者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户口问题的后面，无非是相关城市资源的分配问题。而在整个城市化的历史时期，这些资源必定是相对不足的。解决这样的问题，无非是两种方法，有计划配给或者市场竞争。

毛主席时期，就是有计划配给。具体到某些个体，未必都合理，但是就整个社会来说，它保证了城市化有序合理发展，根据整个社会的需要和能力逐步地扩大城市人口。

拉美和印度的办法，就是自由流动。而城市资源则靠市场竞争分配。简单的说，就是医疗教育资源，谁出得价高给谁；而就业资源，对不起，谁出得价低给谁，“向底线竞赛”，廉价劳动力，谁不怕丢胳膊丢腿丢命、不怕污染中毒，就给谁。

而中国改开后，就变成了“混合经济体制”。医疗教育资源仍然要凭户口，但是已经丧失了毛主席时代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性质，而完全是对历史遗留权利的一种被动继承；在此基础上再加上按金钱分配（医生收红包；择校费；户口可以买）。而就业资源，则完全放开，市场竞争，于是农民工就互相比赛，看谁给的价低。这才是中国一切城乡问题的根本原因，而不是所谓的户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