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茗谈》（五十三）：民法和高利贷 -- 本嘉明

说这个题目，其实是因为温州高利贷危机。

现代法律体系，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基本标志，是文明的基石。

现代社会，就是相对分明的两方构成的：政府和人民。民法是私法，实质上是对人民的救济法。但这个东西，在新中国，一向不受待见。

（一）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学苏联，但不打算全抄。1956年底，草稿出来了。

苏联立国70年，客观评价一下，是“有法不依”；至于新中国，前30年就是个“无法无天”。

旧俄国是欧洲大陆法系的成员，苏联成立后，抛弃旧有的法律体系，但同时，非常推崇《罗马法》（古罗马的法典），因为俄国自认为是东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当年东罗马来个“昭君出塞”，东罗马亡掉后，这帮蛮子就自说自话接过革命的枪了），这是民族自豪感的问题，同时，列宁又很重视法律。所以苏联在罗马法基础上，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苏联法律体系。斯大林的问题，是践踏已有的法律。

而毛主席根本是蔑视法律体系。1958年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席说：“民法和刑法那一类都不需要了，。。。。。。一搞大跃进，就没时间犯法了。”“法律这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我们每个（政治局）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开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

1957年刚反完右，谁敢直言抗上？

于是，民法典在海选就淘汰了。

（二）

1962年，吃足了没有法律苦头的人民政府要改变，毛主席突然在3月22日又提出：“不仅刑法要搞，民法也要搞，现在是无法无天。没有法律不行。。。。。。还要编案例。”

这时候比较悲摧，中国既反美，也反苏。结果完全是搞中国自己的一套。比如，（遗产）继承，本来编了一章，后来砍了，一个重要原因是主席不同意，因为主席发现党内也有资本主义，将来红二代可以开玛什么拉蒂，这不允许。当然，小口子是留的，毕竟考虑到社会上对于继承的法例还是有需求的。

然后是WG了，《民法典》同学，没有晋级十强。

（三）

1979年再参加选秀，这位同学比尚文婕坚强啊，30年啦。

这一次的主持人，是陶希晋，杨秀峰。1982年，慎重修改后，完成了第五稿。这一稿，是30余年来最最好的一稿，当时思想开放，大家干劲又足，选的专家又优秀（没有水分），大胆借鉴了西方，苏联，甚至台湾（民国法律）各方面。这一稿切合中国的实际，有些条文在今天都是超越性的了。

但这一稿，被彭真叫停。理由是当时国内变化太快，很多新思想逐步推开，现在就出一个完整的《民法典》，很快就会落后于形势，所以不如改“批发”为“零售”，破开来出单行法。没有整体法，就搞个《民法通则》好了。

这一个《民法》稿被拆散，实在是很可惜，数以百计最好（而且毫无私心杂念）的专家，实事求是，呕心沥血搞出来的总法典，临门被毙。

据不可证实的消息，被毙的重要原因，是陶希晋不照顾彭真同志的权威，所以领导宁可毁弃黄钟，另筑瓦釜。

但这个谣传，我不是很认同。当时的政治气候，还是强调公有制为主，相关人士的立法指导思想保守，受计划经济体制和属地主义的影响明显，产生了法律制定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他们认为，立法中只作原则性规定，其他的由国家统一管理，统一分配与调节为好，就是留下空子给中堂们钻。这个新草稿，还是太细腻了，天网恢恢啊，领导们哪肯犒劳自己一个紧箍咒？

这一次进入决赛PK，还是完了。

（四）

在彭真同志的亲切关怀下，《民法通则》在1985年通过了。

这个《通则》，是个四不像。首先，它是《民法总则》，因为当时非要有个总则不可了，《经济合同法》都出台了。但同时，它又包含有一部分“分则”，分则又不齐，没资格叫《法典》。

当然，有了《通则》，大大好过嘛也没有。民法的本质，是私法，《通则》算是摸着石头，向对岸走了一步。

其实最好的方法，我想大概是通过82年版的《民法典》，随后逐步修法完善。

（五）

这些跟温州有个啥子关系呢？

《民法通则》第90条，原稿是“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禁止高利贷。”，草稿拿到人大去讨论时，代表自然就提出来：你怎么定义高利贷？否则不等于白说？

中国人民银行的回答是：超过银行正式利率的四倍，就是高利贷。

浙江福建等地的人大代表，在月色MM的理论指导下，立刻反水。你有莫搞错？才四倍就算非法，下面怎么搞活经济？

但西部的代表们坚决支持，四倍绝对是丧尽天良了，《白毛女》看过没？

人行立刻怂了：吾们这是政策，说不定下个礼拜就改了，呸呸呸，你就当我神马都没说过好了。

所以，最后通过的，是这么一句：“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完。

公认的中国立法史上最牛灌水。真他妈的废话。

（六）

我们接触到问题的本质了。

温州的借贷关系，算不算高利贷（也就是不合法）？或者其中部分算高利贷，部分不算，那么华丽的分割线在哪里？如果有部分不算，那么中央就名正言顺可以出资接济，予以保护，但你怎么能事后划线呢？

假设这次订出的分割线是80%年利，那么，中西部的广大干部群众，能不能接受？就是说，以后有人在新疆按79%的年利放贷，是合法的，法院要保护的，行不行？

问题的真正本质，是两点：

一， 温州要不要救？万一救，凭什么理由？

二， 中国太大了，全国级法律的执行，受到空间（东西部），时间（法律滞后于形势）和房间（地域保护主义）的扭曲太厉害了，划一太不现实了，怎么改善到至少可以勉强操作？

（七）

我个人的意见，温州可能，最后是要救一部分的。

温州地方ZF决心发展“民间资本运作中心”，这是因地制宜的政策，没有错。一个国家“民资（民间资本）”强盛，至少不是坏事。但民资这个东西，朝廷叫不应，所以中国历代的肉食者，一向不喜欢。而且这个力量，也确实是双刃剑。

我们拿台湾来说，蒋经国搞“十大建设”时，征地虽然木有强拆，但补偿并不足够，尤其是大企业，不管是党产还是王（永庆）产，私相授受，给他们地是半卖半送。李登辉当总统后，政策变了，再征地必须完全按市场价格，台湾作为四小龙也积聚实力了，地价上去了，于是产生了大批卖地爆富的农民。李这样做，并非心好，而是这些有地的乡下人，全部是胎毒，是他刻意要栽培的政治力量。

这些粗鄙的乡人，能投资什么？花天酒地之余，要么炒股炒房，其中还有些傻大胆的，投资了IT代工行业。芯片厂，一个厂的造价是以十亿美元计的，没有这些敢赌的民资，怎么会有台积电？

因循的官僚体系，是绝对不可能在一开始扶持那些看上去疯狂的高科技企业的。如果中国的所有风投，都来自硅谷和东京，你认为这是好事吗？

民资介入“孵化行业”的两大优势，一是屁股基本是在大陆的整体利益一边的。二是不懂高科技，不会太早指手画脚。

而民资的另一面，就是投机。1990年2月，台湾股市上到12682点再崩盘，8个月内跌到2485点，一个重要原因，是民资不但介入投机，狂炒，而且当时已经“免煮”了，民资可以高效率地动员民意代表出来抗阻金融当局的必要修复行动。当时金融当局一打算打压股市，立刻有立委率大队出来散步，懦弱的金管当局只好毫无作为，任凭狂欢到末日。

国家领导人驾驭民资，好比美国牛仔骑野牛，弄好了，不但收支相抵是赚了的，而且成就不是一般的。

具体到温州，如果温州自己熬得过危机，那没有问题，你就熬好了，通通算高利贷，不保护。如果连带会引爆其他雷，当然要两手准备，维稳要紧。这件事，确实给朝廷一个提醒，就是如果关了楼市蓄水池，那么对于溢出来的民资，要怎么引导，走有建设性的道路？你管好了，这是“机”，你撒手不管，鸵鸟，这就是“危”。毕竟这股民资，已经很庞大了。而且钱这个东西，是木有善恶的，嫌弃哪个就不对了。淮海战场的俘虏兵，到朝鲜一样打美国鬼子。温州不是希腊，过了这个坎，还是能冲一冲的。

但反过来，游戏的规则，要订在事先。《民法通则》固然没有明确定义高利贷，但如果按常识默认为所有的温州借贷都是高利贷，那也是一句话，敢投钱的债主们那时候没想过后果？但如果你现在偷偷摸摸出来救，那么其他省市当然不满，凭什么？

中国的老问题，就是始终不尊重法律，不依靠法律。所以立法宜粗不宜细，故意做个残次品花瓶，有了等于没有，这有时候给领导机会去偷鸡，更多时候纯给领导添乱，要不然，领导大可以两手一摊，何至于又跑一趟？费了油又有啥用？现在这样，社会无法有明确的预期，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甚至于做了不可以做的，ZF这个老保姆半道可以变卦，来救济你个坏孩子，这叫什么事？

（八）

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法律，面对如此多样化的各地差别，要怎样适应？

大家不要嫌我异想天开，我的建议，是全国人大在准备全国性法律文稿时，同时准备A，B，C三个稿。全国人大通过，是3个稿全通过。然后，由各省人大，表决本省选用其中哪一稿。就是说，全国人大圈地，各省人大跑马。

具体到“高利贷的标准”，那么，A稿是100%以上，B稿是60%，C稿是“本省商业银行最高贷款利率的4倍”，各省可以按自己的实际情况选一。如果本省经济发展了，要修改，那么重新投票，再选另一个版本，然后报全国人大批准。

当然，这不是说，每一条都这么拆开选，而是一共3个版本，你选对本省最合适的一个版本，各版的细节你无权修改增减。那么律师要打官司，就要搞清楚，你到了哪个省，要适用哪个版本。

本嘉明:茗谈(五十二)：地下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