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东山顶上的酥油茶】之川藏屠夫：赵尔丰开边二三事【上】 -- 京华烟云AMIP

1906年6月9日深夜，赵尔丰率领的清军终于攻入了围困已久的乡城桑披寺。摇曳的火炬光影中，刚刚杀进寺院的士兵们惊讶地发现大殿门口悬挂着一个人形的东西，正随着门口吹来的风飘来荡去，在凄凉的夜色中似乎散发着阵阵血腥气息。

等靠近了仔细看，这些刀头舔血的军人们都吓得心惊胆战头皮发麻——那无疑是一整张被剥下来的人皮，里面用稻草填得满满当当后再密封起来，从而做成了一个恐怖的人偶。

有知情者叹息说，这肯定就是施大人的遗体啊！

此事说来话长，我们还是接着上一节，从凤全被杀后开始吧。

其实，一开始赵尔丰并非清廷委派处理凤全案的主办官员，只是后来因缘巧合，本来在康定督办后方军务的赵道台才最终喧宾夺主。

与川边其他地方一样，凤全被杀之地巴塘也是由当地土司统治着，巴塘土司与临近的理塘（旧时写作‘里塘’）土司都是川边四大土司之一，但与前面写过的康定土司以及后面要写的德格土司不一样，这两“塘”土司并不是世袭的，而是按惯例由头人中选出——《清史稿》写道：“里塘、巴塘两土司例于头人内拣补，与他土司不同。”另外，两家土司的级别也略低于康定和德格的宣慰司，其官阶是正四品的宣抚司。

研究藏区的西方人似乎也注意到了巴塘土司的特点，比如在《西藏的土地与政体》中，美国人皮德罗.卡拉斯科这样写道：

“在1718年中国人占领以前，巴塘由拉藏汗（当时统治西藏的蒙古和硕特部首领）任命的两名第巴管理，每隔几年轮换一次。当时，在他们的管辖之下有三十三个村庄，六千九百二十户普通家庭和二千一百一十名喇嘛。

“中国与达赖喇嘛的领域划分了疆界，1728年，他们向两名第巴授与了委任状和大印。就是在那时决定了主要的地方头人应该是一名中国官员，并封给限期为几年的保有地，但土著军官应是世袭的。

“十九世纪时，这两名第巴皆选自当时内部通婚的两个家庭中。第一个第巴叫巴德巴，第二个称为涅安德巴。在巴塘的中国官员由四川的总督每三年任命一次，有一名文官和两名武官。”

上面所谓的“第巴”，在汉文中又有“第斯”、“第司”等写法，这是藏区一个古老的头衔，大概是泛泛指“首领”的意思，其具体职务则覆盖了从统治全藏的法王到村里小小头人的广大范围，比如笔者前文《仓央嘉措》中那位西藏摄政桑结嘉措，其头衔就是“第巴”或“第司”。在这里，“第巴”无疑是指“土司”，而那个美国人所说的“两名第巴”其实也没错——巴塘不仅有土司，还有一位副土司，他们在清朝史料中分别被称为大营官和二营官。

当时的巴塘正土司即大营官在汉文中记作“罗进宝”，与康定土司的汉名“甲宜斋”类似，这很可能也是一个汉语名字。查对相关史料后，我们有理由认为，前文提到的那个被“凤老子”用烟袋敲打头顶并受其无端辱骂的土司，就是这个巴塘大营官罗进宝。尽管此前凤全在巴塘的屯垦政策触犯了当地土司和寺院的利益，但罗进宝最多也就是暗中捣鬼，并不值得搭上身家性命来犯如此惊天大案，可凤大臣给罗土司脑袋上的那一烟袋锅子使得事情的性质完全转变了——作为当地高高在上、人人敬畏的土皇帝，却遭到凤大臣这种肆无忌惮的人身侮辱，极可能是导致罗进宝心动杀机的最直接诱因。

凤全一行被难消息报到北京，清廷大为震怒，指派四川提督马维骐率领川军前往剿办，马奉谕后即率巡防军五营开赴巴塘。按，马维骐，云南人，回族，制营军功出身，以彪悍善战著称，曾率军在越南参加抗法战争并得到朝廷恩赏的“博多欢巴图鲁”名号，时人曾评论说：“法越之战，滇军多有功，而以维骐及覃修纲、吴永安为著。”据说马将军不仅能打仗，而且文武全才，征战之余勤习诗书，颇有儒将风度。

巴塘土司和丁林寺武装喇嘛设计杀了凤全后，知道朝廷必定派兵前来问罪，早已调集僧俗民众沿途防堵。马维骐带领大兵抵达离巴塘还有一站路（约五、六十里）的绷察木时，藏族武装凭当地森林险要拼死抵抗，战斗颇为激烈，清军一时受阻难前。

按照时人记载，马维骐在敌人的顽强抵抗下，大喊：“娃娃们鼓劲，只有这点时候了。”然后率先冲了上去。老爷子当时已经年过六十，见年迈的主帅竟然如此生猛，其麾下的“娃娃”们顿时热血沸腾，纷纷奋勇向前，疯狂地向敌人冲了过去。藏族武装见敌人攻势凶猛，便互相以“甲惹瓮“招呼（藏语里‘甲’是汉人，‘惹’是豹子，‘瓮’是来了，意思是说汉人豹子来了）。最后，藏兵们抵挡不住，只好沿巴楚河败退入七村沟。

此战清军大获全胜，不仅将敌人杀得溃退，而且其首脑巴塘正副土司即大、二营官都死于乱军中，凤全一案的始作俑者罗进宝就此了帐（一说他并没有战死，而是事后被清军擒获处死）。清军于是浩浩荡荡通过巴塘，杀向下一目标——巴塘土司的盟友丁林寺。丁林寺喇嘛们此前已逃过巴楚河，他们随即拆毁了河上的大木桥，然后向自己的家乡七村沟逃去。

清军随即进驻丁林寺，但这帮家伙实在太没出息，很快便因“打起发”（四川方言，据说来自于袍哥的黑话，小偷小摸或趁乱打劫的意思）互争财物，一些士兵开始撒野放火，结果竟将丁林寺烧毁。住的地方烧没了，他们不得不撤回到巴塘街上，分驻在已被杀的巴塘大、二营官即正副土司的官寨里。

锡良对前一阶段的进展无疑相当满意，进而对凤全事件最后的调查报告翘首以待。但令总督大人没想到的是，马维骐在巴塘驻扎了相当长时间却再无下文，对于凤全案不但没有设法从速了结，反而惹出了另外的麻烦。

这事儿说起来相当有意思。原来巴塘居民中有几户回民，但却一直没有清真寺，他们势力弱小也不敢过于出头，心里想必空荡荡的。现在可好了，同是回族的马维骐杀来，而其属下士兵中回民也相当多。于是，当地回民马学富、马光久等向马提督提出请求，希望大人能帮同族一把，像洋人们在巴塘建教堂一样，也在这里修建一座清真寺，以慰我等之心。马提督大喜，双方一拍即合，遂选定岳公桥对岸为清真寺寺址，并修好了烧砖瓦的窑子，摩拳擦掌准备大张旗鼓地开干，而凤全一案的善后工作则被提督大人彻底丢到了脑后。当地人口中占绝大多数且多信奉藏传佛教的藏民尽管心存不满，但在高压之下敢怒不敢言，只能等着秋后算帐。

得知此事，锡良总督哭笑不得，继而又头大如斗。锡良的仕途是从临近中国西北的山西开始的，他想必对四十年前让整个西北陷入尸山血海的“同治回乱”所知甚多并心有余悸。在这场后来被西方称为“东干战争”的血腥杀戮中——对它的定义至今仍有争议，比如我国官方一直认为它是反帝反封建的少数民族起义，一些外国学者认为它是回教徒针对异教徒发动的“圣战”，而我国民间则多认为它是彻头彻尾的民族仇杀——仅汉族就起码有数百万人丧命（甚至有资料认为死者多达几千万），面对着南方太平军和北方穆斯林民兵的双重打击，大清朝的统治几度摇摇欲坠……

先不说远的了，几年前庚子国变时，除了义和团外，杀洋人最得力的便是甘肃提督董福祥率领的那支主要由回族士兵组成的武卫后军（即所谓‘甘军’）。在太后彻底服软的庚子善后过程中，当初的那些主战派大员们纷纷人头落地，董福祥却是个例外，他竟然率领所部回兵“一路大掠”，杀回了甘肃老家。后来，尽管洋人们不断要求处死董，可清廷却始终不敢答应，最后只把董提督革职了事。早被打成了孙子的太后如此忍辱负重，就是怕再激起“回变”啊！而一向飞扬跋扈惯了的洋人们最后似乎也变得善解人意，杀董之事终于不了了之。

洋人在巴塘被杀的教案尚未了结，可不敢再生回藏仇杀的事端。很可能，这种“不给领导惹麻烦”的想法让锡良决定立即换马，总之他火速奏请朝廷调回意犹未尽的马维骐，转派自己一向认为办事靠谱的赵尔丰道台接替。

于是在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本来只负责粮草和练兵的赵尔丰率领自己刚刚组建的边军，离开康定前往巴塘接替马维骐。赵尔丰果然干练，他到巴塘不久，便将凤全事件的原委彻底调查清楚，随即将这一事件的主从凶犯申奏清廷。

在调查报告中，赵尔丰认为酿成事变的原因，主要是巴塘大营官罗进宝受到侮辱因而痛恨凤全；同时，西藏方面的煽动指使，也是促成事件发生的重要因素。

与两年前江孜抗英时相比，西藏局势早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904年8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抗英失败后亡命天涯，最初目标是取道外蒙古去俄国，他心目中对俄国沙皇一直抱有巨大的希望，期盼对方成为薛禅汗（即元朝皇帝忽必烈的蒙古汗号，他对藏传佛教支持有加）和固始汗（十七世纪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在他的扶持下黄教成为西藏的统治教派）那样伟大的“持教法王”。

可就在外蒙古期间，达赖喇嘛却失望地收到了来自俄国的回信，沙皇陛下委婉地表示爱莫能助。绝望的达赖喇嘛只好继续滞留在蒙古，时间一长，这种老吃白食的行为无疑不受主人待见，加之身为黄教两位最高活佛之一的达赖常对当地僧侣指手画脚，于是蒙古大活佛哲布尊丹巴八世开始对其白眼有加，搞得达赖喇嘛郁闷不已。最后，达赖喇嘛不得不返回青海暂住，他打算亲自进京向清朝皇帝申述驻藏大臣的不公，并就自己被革职讨个说法。（按，哲布尊丹巴是外蒙古黄教的最大活佛，一世哲布尊丹巴是四世班禅和五世达赖的学生，从宗教地位来讲，哲布尊丹巴应略低于两位黄教最高活佛达赖和班禅，但他们相互之间并无隶属关系。）

如果我们翻开世界史，就会发现俄国拒绝达赖求援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就在那一年的2月，俄国和日本爆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战争，而其主战场竟然在宣称中立的第三国——中国的领土上。在这场惨烈的大战中，傲慢的北极熊被自己一向看不起并斥之为“黄皮猴子”的对手打得满地找牙，自然没有精力和胆量再去照顾遥远的西藏——老毛子可不想在自己倒霉的时候招来如此可怕的敌人，那个号称“日不落”的强大帝国。

但所谓“麻杆打狼两头怕”，颟顸的俄国佬并不知道，英国人其实对它也是忌惮有加。当时的英国正身陷布尔战争的泥潭，陆军的几乎全部主力都被当地土生白人组成的游击队拖在南非不能自拔，因此并不想和庞大的俄国在远东发生冲突。1904年英印军队发动的那场对西藏的大规模入侵，其实更多出于英国驻印度殖民地当局的地方利益，既不符合大英帝国的全球战略，也不能代表英国内阁。因此，其侵藏兵力也主要来源于英印殖民当局控制下的印度和尼泊尔，参战的英国兵并不多。而就在这场入侵西藏的战争中，英印军队对当地人肆无忌惮的血腥杀戮很快被随军记者发表在国内报纸上，并立刻吓坏了自诩为文明开化的英国普通民众，社会舆论如潮的谴责搞得英印当局灰头土脸。

于是，在大为光火的英国内阁的严令下，英印侵略军不得不从西藏撤军。与此同时，英国也向濒临绝境的十三世达赖频频送去“秋天的菠菜”，希望今后能彼此合作，反正你家皇帝也不承认你是达赖喇嘛了，不如就从了我吧。

从？还是不从？这是个问题。思虑再三，达赖喇嘛最终决定还是从了。读史至此，我们也许会痛心疾首地叹息，经过一系列打击，他彻底堕落了，由一个热血青年蜕变成了势利的政客；但如果换个角度看，我们又要不无遗憾地说，经过一场场磨练，他逐渐成熟了，由一个愤怒青年升级为老练的政治家，从此以后，再没有永远的朋友，再没有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永远的利益……

正是在这种理念主导下，仍滞留在外的达赖喇嘛加强了对藏区的遥控操纵，其中一个宗旨就是要西藏地方政府秘密支持川边反对朝廷的地方势力，为自己的东山再起打下伏笔，而根据后来发现的各种明显或不明显的证据，凤全案的主凶巴塘土司罗进宝便受到了西藏地方政府的这种挑唆。

让我们再回到主题，也就是赵尔丰的调查报告上吧。在导致凤全被杀的具体责任人方面，赵认为巴塘正土司即大营官罗进宝固然是主谋罪魁不可饶恕，但凤全遇难地也就是七村沟一带的百姓和附近丁林寺的喇嘛们却是杀害风全的直接出手者，而丁林寺喇嘛也多来自七村，七村沟当然罪无可赦。

清廷据奏，认为凤全为旗籍钦命大员，番民竟敢加以杀害，不能不予以严惩，乃谕令赵尔丰对七村沟进行剿办。

所谓“七村”，顾名思义是七个小村落，它们沿巴塘境内的巴楚河两岸分布着。其中，党村离巴塘最近，在巴楚河左岸，有居民六、七十户，其余村庄均在右岸，居民从七、八户到八、九十户不等，各村也还有些离村较远的零散住户。这些地方的藏民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在赵尔丰军队到来时，早已逃避一空。

赵尔丰在接到剿办谕旨后，马上开始“进剿”布署，随即每村进驻清兵一哨（相当于一连）。赵表面上以招抚为主，想方设法诱劝藏民回村，最后竟然以赏赐物品为名，召集居民丁壮，分别到本村指定地点领取。一些贪得的藏民，果然按时前往领赏，但领得奖品出场时，即被清兵一个一个地杀害，仍将奖品拿回。先出来的人被杀了，留在后面的还不知道。这场诱杀，各村同时行动，死的都是壮年，没有妇孺老弱。当时被杀的有四、五十人，都是被诱骗前来，又是一个个先后杀害，藏民并没有任何抵抗，清军方面也毫无损失。

在这样一场诱骗谋杀之后，赵尔丰上奏朝廷说己经剿平了七村，于是轰动一时的风全被杀案就此了结。随后，一直桀骜不逊的乡城桑披寺成为了“赵屠户”的下一目标。

乡城位于稻城与云南中甸之间，扼守着川藏南路通往滇藏路的咽喉，这是一个相当美丽的地方，也是现在所谓的“大香格里拉”核心地带之一，素来以“白房、疯装、桑披”的“乡城三绝”著称于全藏区。前两绝暂且略过，这里单说说这座始建于五世达赖喇嘛时期距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的黄教寺院桑披寺，其寺名全称为长长的“噶丹桑披罗布岭”，藏语意为“如意兴旺宝贝寺”。

在历史上，桑披寺是附近理塘的黄教大寺长青春科尔寺（又称理塘寺）的属寺，但前者并不愿意服后者管，两寺因粮食赋税问题发生多次械斗死伤累累。按照清末川边档案的记载，到了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四川当局派守备李朝富来桑披寺调解争端，没想到喇嘛们阴奉阳违，表面答应却暗中在隘口埋伏，将准备返回的李朝富和他的两个儿子以及随从兵民共五人一起杀害——其中李朝富父子三人死得尤为凄惨，他们竟然都被肢解。

朝廷自然不肯甘休。第二年，清军记名提督韩国秀命游击施文明带兵前去桑披寺围剿，路上却中了埋伏，在火竹乡被桑披寺武装团团包围，最终全军覆灭。活捉施文明后，喇嘛们用最残酷的方式处死了他——他们活活剥下了施的皮，随后又把血淋淋的人皮塞满草挂在寺里，即川边档案所谓“惨遭剥皮实草之酷刑”。不仅如此，喇嘛们似乎还把这个恐怖的人偶当成了练功的沙袋，时不时过来发泄一下，史载他们“岁时践击之以示威”。

韩国秀随即率大量清兵包抄到桑披寺，将喇嘛们逼入寺内，但当时已入冬十月即将大雪，清军难以深入。转过年的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二月，四川总督奎俊下令调集大军继续进攻，寺院方面方才将两个藏民绑出来顶缸，并宣称他俩就是杀害施文明的主要凶手，而其他凶手都已经在与清军的战斗中被杀，请朝廷看着办吧。

尽管吃了大亏，但清廷苦于力量不足，只要求桑披寺检讨了事，这更加助长了对方的嚣张气焰，按照清朝史料记载，喇嘛们根本不把官府放在眼里，他们甚至抢劫进藏驿道，杀人越货无所不为，川藏南路的运输多次被迫中断。

到了1905年，凤全在巴塘被杀，清军奉命出康定平乱，途中必然经过理塘。桑披寺堪布普仲乍娃此时又不安分起来，不但纠集人马阻断了清军粮道，导致马维骐的部队因军粮跟不上饿了好些天肚子，而且加紧制造火炮，截断道路挖掘陷阱，他还放出话去，要官兵尽管放马过来。

不久之后，清军平定了巴塘之乱，动乱的主要煽动者巴塘土司罗进宝被杀。在此之前，理塘土司四郎占兑（按照今天的藏语姓名，似乎译为‘四郎占堆’更好，传说他是罗进宝之妻的私生子，也有说法认为他是罗进宝的私生子）因为暗中支持罗进宝，阻挠清军后勤运输而被抓了起来，此时他越狱逃走，跑到了一个在今天以风景优美著称于世的地方——稻城，召集各路人马准备抵抗朝廷的围剿，并和乡城桑披寺结成了盟友。

该结束了！赵尔丰处理完凤全一案，便马上翻出旧帐彻底清算桑披寺，“赵屠户”决心用他自己的方式，让这片土地永远安定下来。

边军当时不过两千人，于是一道难题摆在了赵尔丰面前，究竟是先打四郎占兑还是先打桑披寺？两处敌人的兵力都和边军差不多，但稻城无险可守，而桑披寺的围墙修得像城池一样又厚（六七尺）又高（二三丈），极其坚固——据说乡城这个地名就是因此城墙而得名。而且，桑披寺新近还获得了西藏地方政府支援的不少英制快枪，这更增加了清军进攻的难度。

赵尔丰权衡利弊之后，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先集中兵力解决桑披寺，因为他认为如果乡城这边跨了，稻城那边很容易对付甚至会不战自溃，反过来如果攻打稻城失利，就再没机会攻乡城了。

事实最后证明，赵尔丰判断对了，但胜负却也只在一线之间。

当时已到12月，对于来自内地的清军来说，藏区的冬天简直就是地狱，赵尔丰在给朝廷的奏章中写道，这里冰冻三尺寒风凛冽，巴塘到乡城的行军极其艰苦，由于大雪封山崎岖难行，后勤补给相当困难，官兵们不得不轻装前进，粮食和武器弹药都只能随身携带。

嚣张的喇嘛们和清军刚一接战，就发现对方远非理塘寺那些与自己一样胡乱打斗的同行可比。僧人们屡战屡败，多人被杀，最后不得不退入寺中关门死守，等待稻城方面理塘土司队伍的救援。考虑到寺院围墙坚固无比，而自己的大炮还没跟上，赵便命士兵将寺院团团包围，同时催促炮兵赶快过来。

没想到这一围，竟然就是半年，其过程和艰难完全超过了赵尔丰的预期。

大炮终于运来了，但出人意料的是，它们发挥的作用却相当有限，因为桑披寺的围墙都用巨大的坚石垒成，清军的老式火炮根本无法摧毁。赵一筹莫展，只能用土办法搭云梯强攻，但多次都无功而返，边军伤亡惨重，只能继续围困。

不久以后，赵尔丰最担心的事发生了。占据稻城的四郎占兑频繁袭击清军运输线，边军的粮道被截断了。于是，桑披寺喇嘛的日子过得相当滋润，包围他们的清军反而快要弹尽粮绝，军心开始不稳起来。为了节省弹药，赵尔丰甚至下令，发放的子弹和要和杀死敌人的人头对照，如果不能如数缴上人头，领子弹的人就要缴上自己的头颅。而仿佛要气气赵尔丰似的，寺内被围者有一天竟然向墙外扔出来几条数斤重的大鱼，让正饿着肚子的围困者士气更加低落。

赵尔丰已经濒临绝境。由于周围道路已被理塘土司四郎占兑率领的当地武装隔绝，清军与后方基地彻底失去了联系，先后派去催粮的四名使者全都被四郎占兑截获，现在既无粮草也无外援，只能完全靠自己了。

一旦彻底断粮前还不能拿下桑披寺，饿急了的士兵很可能哗变，那样不仅此役功亏一篑，已收复的巴塘、理塘甚至整个康巴地区都会永无宁日，后果将不堪设想。而清军之所以没有骚乱，除了每天有一点粥喝不至于饿倒外，还因为自己的统帅、已是六旬老人的赵尔丰吃着与大家一样的伙食，这才让他们稍感平衡，史载赵尔丰到各营巡视，看到士兵们都饿着肚子作战，“睹之泪下”，无可奈何的同时，他也只能好言抚慰。

清军早已截断了桑披寺的水源，但寺内竟然还能养鱼，赵尔丰断定他们肯定还有秘密水源，命令士兵加紧寻找，但始终一无所获。就这样围困了将近半年，直到有一天，一名清兵在后山偶然踩开了一个土坑，听到坑内竟然有水声，这才发现土下的秘密——里面原来埋设着通向寺内的供水陶管，在确定无疑后，赵尔丰立即下令堵住管子，桑披寺的水源终于完全断绝。

此时已是春天，双方鱼死网破的生死搏斗终于开始了，没饭吃的清军拼命进攻，想打进寺里找饭吃，而没水喝的喇嘛拼命突围，想攻到山下找水喝。最后清军完全断粮，不得不吃起刚刚长出的草根树皮，甚至开始烹食包装粮袋用的牛皮，而喇嘛们也已经喝光了最后一滴水。现在，就看谁能多挺一分钟了，而对清军尤其不利的是，藏区的雨季就快来了，一旦开始下雨，他们必将前功尽弃。

众所周知，人不吃东西还能活两周，但不喝水却只能支持几天，寺里终于先挺不住了。1906年6月9日这天晚上，在赵尔丰的引诱下，渴得实在受不了的喇嘛们以为四郎占兑的援军终于从稻城杀过来了，便打开寺门拼命冲了出来，他们争先恐后地扑向山下溪流狂饮，清军趁机大肆进攻，而且凡是有水源的地方都事先重兵埋伏。等赵尔丰最后下令停火时，已经有六百多名喇嘛被杀，小溪几乎成了血河，劫后余生的喇嘛们都吓得痛哭流涕，庆幸终于拣回了一条命。

清军攻进桑披寺的时候，发现里面的蓄水池早喝干了，粮食却充足得够吃好几年，但由于储备的都是藏族人的主食糌粑也就是青稞炒面，这种东西没有水根本无法下咽，于是有的喇嘛便将酥油溶化调食糌粑，还有的将酥油当水喝，结果当然是越喝越渴——藏区的雨季一般阳历5月中旬开始，而当时直到6月初还没下雨，也是天助赵尔丰吧。这场战争的祸首，桑披寺堪布普仲乍娃已在三天前于绝望中自尽，从而逃脱了千刀万剐的凌迟酷刑。

正如赵尔丰事先所料，听到桑披寺的败讯后，稻城的四郎占兑果然全军崩溃，他本人也被官军追上砍了脑袋，没过几天，附近各地纷纷归降，再也无人敢与朝廷对抗。

桑披寺之战前后历时近半年，是赵尔丰川边改土归流七年中经历的最艰难也是最惨烈的一战，杀红了眼的双方最后成为两只没有丝毫退路的困兽，期间连一贯支持赵尔丰的后台老大、四川总督锡良都撑不下去了，去信责备赵劳师养寇，这更让老赵一夜白头——史载，一些当年见过赵尔丰的老人们回忆说，赵从康定出发时，头发胡子都是黑的，等他一年后再回康定的时候，须发早已半白。

这场战争即使对胜利一方的清军也是极其残酷。史料记载道，在漫长的围攻战中，为防止战线上的官兵睡觉为敌人所趁，赵尔丰遂下令把香燃着沿包围线传递，一个交与一个，如果香传到而无人来接，就可发觉是睡着了。凡是香停的地方，当值官兵立斩无赦。

史料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桑披寺被攻破的当晚，有一哨（大致相当于连）饿得实在受不了的官兵不知胜利在望，乘着夜色偷偷当了逃兵。刚走了没多远，突然间激烈的枪声传来，最后面的逃兵知道了情况，于是就又全部跑了回来。攻克寺院三日后，赵尔丰集全军训话，宣布了这些逃兵的罪状，然后一一点名，从队列中拖出七十多人，当众砍下了他们所有人的脑袋。

据说此战过后，“赵屠户”的名字又有了新的效用——凡川边小儿啼哭，只要一说“赵尔丰来了”，哭声即止，其疗效立竿见影，仿佛大战逍遥津的张文远。

但与此同时，老赵也确实无愧自己的“尔丰”之名，跟随他的官兵们都收获颇丰——桑披寺被打开后，赵军拥有了寺内全部财物，发了一笔大大的横财。根据四川老人们的回忆，在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的成都青羊宫花会上，赵尔丰曾将打乡城掠来的东西专门搭架陈列，称为“乡城受降品”，其中有很多金银器皿和精致的铜器。

与当时普遍“闹饷”的各地清军不同，赵尔丰的士兵们向来不为军饷发愁，一方面老赵从不拖欠更不克扣军饷，另一方面嘛，您想必已经明白了。

P.S.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内容基本都是根据清末川边档案史料以及四川相关人士的回忆撰写，关于川边改土归流之事，上述资料的立场多站在赵尔丰一边，因而内容难免失于偏颇，但笔者也没有太多办法——做为赵尔丰对立面的一方，土司和寺院基本没留下关于这段历史的成文记载，只能从当地传说和民间故事中寻找蛛丝马迹，而这些口耳相传的东西往往都不太靠谱。

桑披寺是否真像清朝史料记载的那样穷凶极恶，现在肯定已经无法弄清楚了，但乡城当地藏族人似乎对这种说法并不以为然。而这所寺院确实一直存在着与当局对抗的传统，比如1936年红六军团长征到达乡城时，就受到桑披寺纳瓜活佛的热烈欢迎，活佛还通知四方百姓为红军送来荞面、酥油、牛肉、小麦等食物，萧克、王震也代表红军向寺庙赠送了写有“扶助番民，独立解放”的锦匾和银锭。1995年10月，由于城市规划等的原因，桑披寺迁址到巴姆山麓的同沙宫重建，因此目前的桑披寺与当年那座并非同一座寺院。

有王树兄大作专美于前，笔者再写此题材无疑战战兢兢，由于与王兄所依据的原始资料很可能差不太多，也就是说多出自清末川边档案，尽管笔者已尽量将原稿根据其他相关资料加以补充修改，但主体部分仍难免有重复之处，在此也希望大家谅解，并再次向王兄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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