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脑残的问一句，为啥非要台湾回归？ -- 海上生月明

战后台湾史记(卷四) -- 前言 &

许介鳞教授

日本国立东京大学政治学博士

台大教授兼台大法学院院长

中华民国前国策顾问

前言

我在台大政治学系念书时，仰慕日本尊重人权的宪法精神。 1960年代留学日本，在东京大学攻读宪法，其间有印象极深刻而心情很沉痛的记忆，让我感到日本这个国家为什么这样不尊重人权？

1967年在日的台湾留学生柳文卿，因为参加台湾独立的政治运动，被日本政府遣送回台。柳君不愿意回台，在东京羽田机场，咬自己的舌头抵抗，血流满地，惨不忍睹。日本官员还是抓住柳文卿，硬把他遣送回台。过了一年的1968年，台湾留学生陈玉玺，从夏威夷转到日本法政大学研究，又被日本政府强制遣送回台。陈君不是独派也不是统派，他只在美国参加反越战运动而已，他被遣送回台之后，坐了四年的冤枉牢，直到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森访问中国大陆之时，才被释放出来。日本政府就是这样协助国民党政权，政治迫害台湾留学生，而被政治迫害的台湾人如惊弓之鸟，生涯一直缠绵着不安的情绪。

当时强制遣送台湾留学生的是佐藤政权，他对当时反越战的日本学生运动也命令镇暴警察镇压。但是讽刺得很，「镇压反战」的佐藤荣作，竟得了197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日本不尊重人权，从日本政府把外国人都当罪犯看待，也可以得到左证。居住日本的外国人都必须捺指纹，但是依日本的法规习惯，从古代到今日，只有那些作奸犯科的罪犯才必要捺指纹，因此强迫外国人捺指纹，就是把外国人都当罪犯看待。从我留学的1960年代开始，看到很多外国人和日本的人权主义者，不断的有反对外国人捺指纹运动出现，日本也略加修改办法，但至今强迫外国人捺指纹的原则没有改变。日本国宪法强调尊重基本人权，但是教科书写的是一套，日本的实际情形又是另一套。

日本有一个「新历史教科书制造会」的团体，会长是电气通信大学教授西尾干二。这个团体对日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不满，特别对记述日军强制征用「从 军慰安妇」提出抗议，说日本应该超越「自虐史观」，又对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记述为侵略战争不满，说这是战胜国美苏的历史观，必须加以修改而制造新历史教科书(1)。

这位西尾干二教授，于2000年3月台湾总统大选前，带着他写的一本厚厚而又廉价的『国民历史』，由新闻局官员陪同来拜访我。我诚恳的告诉他：「台湾没有什么identity（同一性），台湾有的是variety（多样性而富于变化）。」日本的媒体常千篇一律的报导，台湾人都是支持台湾独立，只有少数的外省人才支持中国统一，这种同一的看法是非常偏颇的，台湾的多样性富于变化才是比较健康的。我心里明白，「新历史教科书制造会」的西尾干二、小林善纪这些人，是来台湾寻找日军强制征用台湾慰安妇是「自愿的」证言，用来方便窜改日本历史教科书充当工具，另一方面也在调查李登辉之后的台湾，李登辉路线是否继承下去的问题。

我的论点：「台湾没有什么同一性，台湾有的是多样性而富于变化」，显然的不能让西尾干二教授满意，他回去日本之后，又写了一本『怎么可以容忍击溃国家』，内有一篇他的「台湾纪行」，对我的出身和学问随意捏造窜改。

首先，西尾干二教授说我是属于客家人，在本省人之中是旁流的少数派(2)。这是他对我的出身无知而随便的捏造窜改。我的祖籍是福建省晋江县泉州，我的祖先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就移民来台，要说我是道地的「福佬人」也可以，因为我没有半点客家人血统。我可以用闽南话背诵「总理遗嘱」，但是我也会讲客家话，因为在日本统治末期，我随父母从新竹逃难（疏开）到中坜客家庄居住。就因为我会讲客家话，就可以捏造我是客家人吗？那么我会讲日本话，我就变成日本人了吗？我会讲英语，我就变成美国人英国人不成？ 为什么不赞同他们的主张，我就被捏造为客家人？

西尾教授强调台湾的人口2300万人中，本省人占86％，其中84％是闽南人，14％是客家人，「高砂族」（指原住民）只有2％，西尾教授甚至把外省人完全排除在台湾人之外。我虽然是占多数的闽南人出身，可是我认为把「福佬人」当着主流多数派，客家人看成旁流少数派是一种偏见，更不要说如何的歧视原住民和外省人，这明显是一种「多数暴力」的论法。

其次，西尾教授又捏造说：「许介鳞研究室所摆设的日本书籍，多数是左翼系的社会科学关系的书，最近的亲台湾系而压倒日本媒体的书一本都看不见。(3)」西尾教授其实不是拜访「许介鳞研究室」，他拜访的是「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室」，院长室内所摆放的日本书籍，没有一本是左翼系的社会科学书，都是亲台湾系的台湾专家赠送给我的书，因为当代日本已经没有什么左翼可言，来台湾大学访问的都是保守派学者啊。西尾教授为什么要这样颠倒是非？不赞同他们主张的人，就给贴卷标说是左派？

对一个认真做学问的人，西尾教授不敢正视。他说许介鳞是「留学日本取得学位的人」，却不说许介鳞是留学东京大学取得法学博士的人。他没到过「许介鳞研究室」，我的研究室满墙壁的书柜摆放各类的书籍，他从来都没有机会看过，却不肯老实的说他到的地方是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室，拜访的是许介鳞院长而向他请益。他害怕的是，许介鳞的学术权威压倒了他。然后捏造许介鳞是客家人，台湾人之中旁流的少数派，许介鳞是左派马克斯主义者。对一个认真做学问的人，竟可以这样污蔑，也可见他们窜改的日本教科书是什么货色了。

在台湾总统大选前，的确有很多日本的媒体记者、台湾研究学者、战略专家、政客们，纷纷来台视察，他们忧虑的是选举过后李登辉路线是否继续下去？有些台湾专家和记者，毫不隐瞒的对我透露：「李登辉时代在历史上，是日台关系最好的时代。」「日本人都可以轻易的接见总统，世界上恐怕很难找到对日本这么友好的总统。」他们担心「李登辉以后，日本可能就没有这么方便了。」

我曾经是李登辉的外交智囊之一，也是对日工作小组的一员，召集人是当时的外交部长钱复。我们也做了不少推展对日外交的建议，有的是立即的建议，有的是比较长远的大计。例如我建议，李总统接见日本外宾时，尽量避免直接用日语交谈，最好经由翻译转述，才不会给日本人留下言质把柄。但是李总统听不进去，无论如何屈就都没关系，可能出自一心一意想访问日本的心切。于是，驻日代表处的首要工作，也都是为李总统访日努力不懈，但结果是徒劳无功。

我当过二年的无给职「国策顾问」，实际上国策顾问是没用的东西，对国策只顾而不得问，每个月要参加动员月会，聆听官方枯燥的报告，我感到厌烦而干脆不去。我觉得李总统缺乏历史意识，也不了解日本人称赞他的背后所隐藏的偷笑声，真令人感到心酸可怜！因为毕竟是台湾人吧，总无法体会日本人隐藏在内心的微妙而奇特的的心灵世界。

在李登辉时代，我接触了很多访问总统府的日本人。总之，日本人的嘴巴说「很感谢李总统」，但是从他们的谈吐眼神也露出「瞧不起李登辉」的傲慢。我认识的日本人当中，也有可以直接跟李总统热线通话的，甚至指挥亚洲论坛研讨会的人事，但是可怜的很，本地总统的智囊却不能直接通话，必须经过总统府办公室主任转达。我发现李登辉缺乏独立的人格为什么对自己的国人这么尊大，而对日本人就这么亲切谦卑？没有独立人格和自尊的国家领导人，当然被外国人瞧不起！

我是以「政治学」为学问，教了30多年的书，但是我一辈子从不参加国民党，也不属于民进党，更不是新党或宋党。我不从党派利益的立场去思考统独问题，这样会失去学问的客观性和自主性。我不愿当「权力的奴仆」，宁愿当「学问的独行侠」，立志做好学问，甘心以「阳春学者」为终生。

我不满意「美国进口的政治学」，正努力确立「为学问的政治学」，适合台湾的「有血有肉的政治学」。我努力从台湾平民的立场，来看台湾的政治，看政治核心的「权力」如何运作，看台湾的掌权者，特别是掌握最大权力的总统，到底为台湾人民做了些什么？并用心留下记录给后人警惕。

然而在我的脑海始终有徘徊不去的疑问，李登辉掌权的过程到底是怎么来的？李登辉路线又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日本的台湾游说者，这么的担心李登辉路线的后续发展？当然我也很关心日本右翼怎样影响李登辉路线？最后我判断李登辉路线会不会持续下去？这就是我写『台湾史记』第四卷的核心课题，敬请各位批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