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请中国政府对萨米人的悲惨遭遇表示关注 -- Em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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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MF Global的Jon Corzine可以说是

MF Global的Jon Corzine可以说是成也risk taking,败也risk taking。

Jon Corzine在高盛一步步地走到主席与CEO的位子,靠的就是在risk taking这方面,他比别人是要更aggressive的。他早期在高盛的时候也曾经多次遇到由于下注失败而岌岌可危,而他的对策就是用更大的下注来对冲,而多数时候最后的结果都是转为而安。

1986年的时候Jon Corzine下注Treasuries失败,高盛一度损失达1。5亿美元,而Jon Corzine当时坚决抵制割肉,到了5个月之后终于成功地将1。5亿美元的损失转为1000万美元的利润。90年代的时候由于在利率方面下注失败,高盛每个月损失1亿美元,而Jon Corzine当时也是坚决不割肉,到了94年末的时候他居然在这样的情况下更近一步,接手了高盛CEO的位子,然后Jon Corzine的指示当然就是:在交易方面下更大的注并承担更大的风险。由于90年代整体牛市的,最后的结果是高盛转危为安,利润扶摇直上。

98年的时候由于俄罗斯的金融危机,高盛损失了10亿美元,最后Jon Corzine终于被Henry Paulson踢出了高盛。而他这一次在MF Global的失败,其起源也是由于他按照以往高盛的成功经历,指示MF Global加大交易方面risk taking的力度,然而在不断恶化的欧洲国债让MF Global终于支撑不住而轰然倒地。

Jon Corzine在前期由于aggressive的risk taking而成功,后期由于aggressive的risk taking而失败,其实是符合时代背景的。从八十年代里根、撒切尔开始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监管不断放松,利率持续下降,金融业的利润自然也是扶摇直上。在这样的情况下,risk taking的时候通常其潜在的实质风险是要比表面风险低的。

或者用通俗的话讲,股市有风险既可能上涨也可能下跌,表面上看起来风险是50%,但在牛市中潜在的实质风险总是远远小于50%的。既然实质风险要比表面风险低,那么在牛市中下更大的注并承担更大的“表面”风险,当然也会获取更大的利润。因而在九十年代整体牛市的背景下,Jon Corzine所采取的aggressive risk taking的策略,相对来讲也是符合道理的。

然而八十年代开始的这一波自由主义的大潮,到了金融危机之后的今天终于走到了尽头,监管到了无可放松的地步,利率也到了无可下降的地步。所谓物极必反,现在伯南克维持零利率已经是其最大的极限,总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持续让利率平均每年下降1%,而金融监管显然也只可能更严厉而不是更宽松,相对应的就是金融业的利润很难维持过去的水平了。这样一来,risk taking时潜在的实质风险已经不低于表面风险。或者同样用通俗的话讲,在熊市中潜在的实质风险要比表面风险大,那么在熊市中下更大的注当然就是南辕北辙,也要承受更大的损失。今天Jon Corzine败走麦城,也是可以想象的了。

薄当年在大连的时候,很多做法其实是颇有争议的。由于老薄的背景,大连从银行获得贷款相对比较容易,大连的信贷扩张或者说杠杆其实是很大的。高杠杆既可能放大经济繁荣,也可能放大经济萧条,可以说大连当时也承担了极大的风险。然而大连后来并没有像一些人预计的那样陷入困境,原因也是在于中国过去几十年高速增长的背景。

就如同在牛市中的最佳策略就是aggressive risk taking一样,只要可以保证中国高速增长的背景,地方发展经济的策略当然也是aggressive risk taking,或者说承担高风险的信贷扩张。因为既然实质风险低于表面风险,那么所谓的高杠杆带来的高风险其实是不存在的。可以说过去三十年内,内地凡是愿意承担高风险(高杠杆或者高债务)的地区普遍都获得了高回报,换回来的是经济欣欣向荣的景象,而大连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今天薄在重庆的很多做法,其实毕竟还是在复制当年大连的成功之路。高杠杆下重庆的债务有多少,外人不得而知,但看重庆建设的力度,估计这个数字怕是不会小的。而过去中国持续高增长的背景是否仍然存在,却是重庆将来需要面对的一个极大的问题。现在到底中国还能不能延续过去的高增长,这一方面还不容易看清楚,也不好下明确的结论。但如果中国在将来延续高速增长这一设想不存在的话,那么重庆的高杠杆或者高债务也是会放大萧条的,就如同aggressive risk taking在熊市的结果一样。

当前地方经济发展中的aggressive risk taking,其实不仅仅是在重庆,在全国很多地方恐怕更是如此甚至比重庆还要aggressive。现在全国地方债务十几万亿,很大程度上就是从这里来的。而且一般来说,越是“大刀阔斧”、“有干劲”、“有魄力”的地方领导,通常也就越是有可能aggressive risk taking。比如说前几天有网友提到昆明的债务高筑,显然是在那位“有魄力”的“能吏”仇书记那里;武汉据说近一段时期“大干快上”,估计债务总额也决不会小的。而在金融危机之后的今天,如果中国经济前景遇到困难,那么这些地区的前景也是有实实在在的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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