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简史 -- 万年看客

作为一名深知失业之苦的前布里克斯顿居民，以及一位十分敏感、很容易就会感到遭到轻慢的人，梅杰的成长环境与脾气秉性都使他做好了准备，要好好收拾一下公共服务业中广泛存在的傲慢低效等弊病。在他年轻的时候就被这些弊病折腾得苦不堪言。“电话接线员要么恶声恶气要么干脆不接电话，顾客们还在排队时办事窗口就关闭了……市政办公室位置偏远，总得做半天公交车才能到达，到了以后每每找不到管事的人……接触到的都是些无名面目，连一个联系姓名也不肯留下。”*6* 他这番话说得很到位，为什么这个国家在公共服务上花了这么多钱但是整体服务质量依然上不去呢？撒切尔革命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只有市场才能正确地做出反应。但是整个八九十年代期间的所有当权者，包括撒切尔本人在内，都不敢遵循这一逻辑把事情做到底，将医疗、教育或者公路体系彻底私有化，同时用代金券或现金来补偿家境不好的穷人。在财政部的铁腕之下也没有谁真正热心于复兴地方民主来处理此类问题。

这一来唯一剩下的选择就只有繁琐而高度官僚化的集中制了。在撒切尔时代这一主义就开始越发得势，在布莱尔时期则将进一步大放异彩。在梅杰时期，集中制的教学资金局成立了，英格兰与威尔士的所有中小学都根据学生们的考试成绩被硬塞进一张等级表当中。大学系统则开始了快速扩张，许多学院与技校都获准更名为大学。此外一场为公务员对大学进行学术测评以及将等级表引入大学体系的徒劳研究也在进行当中。医院遭到了进一步集中化并得到了一大堆新的业绩目标。警察也收到了自己的测评表，内务大臣肯尼斯.克拉克对他们的收入与行业要求进行了审查，借以整合警力。托利党自1974年至今在执法方面的实际花费已经增长了74%，但是犯罪活动却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知名杀人犯为数众多，足以凑成一张令人悲哀的清单，时刻提醒着公众世道有多不太平。克拉克对许多警察都抱有鄙视态度，称他们为“既得利益者”，这番话的目的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赢得警察对改革的支持。在英格兰与威尔士各地，民选市议员纷纷被排挤出了警务委员会，商人们取代了他们的位置。克拉克对于地方控制的敌意在他担任卫生大臣时显露无余。根据一位部门内部人士透露，克拉克就像“托利党斯大林主义侧面的突出代表，他把地方卫生机构的主管全都阉割了。”*7*

1993年克拉克为自己的警务测评表进行了辩护，他的说法与日后新工党的口径有许多令人不安的暗合之处。“我们向公共服务业要求的新问责方法无法仅仅通过心存善意与合理性的人们来取得。新问责就是新激进主义。”问责制：这个词曾经意味着众多想法与政绩在选民面前彼此竞争。现在这个词的意义已经大不相同了。由公务员、会计、审计员以及核对员组成的大队人马接手了全国上下所有地方事务，从地方政府审计到法院开庭再到护士的工作时间一律概莫能外。早在四十年代，工党曾经因为声称白厅最了解情况而饱受嘲讽。现在白厅雇佣的审计员与会计成了最了解情况的人。大臣们时常有气无力地宣称中央控制与检测的邪教完全是布鲁塞尔作的孽。有时的确如此，但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土生土长的“超级国家”干的好事。

梅杰管自己的招牌政策叫做“公民宪章”，尽管他本人并不十分中意这个名字，因为它“与法国大革命有着无意识的共鸣”。政府内部主管公共服务的每一个部门都要拿出一套基层改良方案，而中央则通过检查、问卷、测评表以及名为“宪章标志”的奖励机制来确保这些方案得到实行。梅杰自始至终都在谈论向医生与教师“放权”，“帮助顾客”以及“权限移交”。他认为自己伟大的中央监管体制不会延续太长时间。这个体制不过是“为了提升服务标准而设置的监管型刺激因素……假以时日，我希望能够看到正式监管体系伴随着竞争增强的见效而逐步萎缩下去。”但是这一点要如何成为现实呢？在实践中，管理者的权力越来越大。如果监管者花钱让人打靶跳圈，拿钱的人也会成为打靶跳圈的专家，但这并不能也使得他们成为明智的行政人员。尽管话说得好听，但是公务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管理自由，而民选官员则遭到了解雇。梅杰希望中央监管能够自行萎缩，在这一点上他很像当年曾经希望苏联能够“萎缩消失”的列宁，两人也取得了半斤八两式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