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征得朋友同意，针对反毛言论发放一些太祖的历史资料 -- 程不悔

第二章

军事专题

反毛言论一：毛泽东领导红军在抗日时期游而不击，趁机壮大自己的力量，国民党军队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

驳：

（一）共产党军队是抗战中的中流砥柱：

1、共产党军队抗战成绩：

共产党军队装备低劣，国民党军队各种条件优厚，且99.5%以上的外援都给了国民党方面，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作战，共产党军队在敌后进行游击，当然合乎情理。况且，1966年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领袖军事上的丰功伟业》里也记载：“抗战开始以后，领袖（蒋介石）认定中国当时的军备，决不容许拿硬拼力战的方法，去抵抗协由现代化陆海空军的敌人。……要坚持敌后游击，来争取‘积小胜成大胜’。”不硬拼不是蒋介石的“旨意”么？难道轮到共产党军队就另当别论吗？

除了早期的淞沪、武汉等少数战役外，尤其是1939年进入战略相持以后，大多数“会战”兵力规模(日军)并不比敌后反扫荡作战大 ①。共产党军队对日作战不仅不是“游而不击”，而且是恶战②。敌后战场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一直高于正面战场，且抗击着伪军③。自1944年春，敌后八路军、新四军就展开局部反攻，到1945年更是积极大反攻，解放众多地方与人口④。在抗日战争的八年中，我敌后战场共歼(毙伤俘)日军52万-55万余人，再加上消灭的伪军，共150多万，而国共兵力比例是200：5 (初期)，460：120 (后期)，这个成果是“游而不击”能得来的吗？

2、日军评价：

1941年1月20日，东条英机在参众两院做关于1940年代总结报告时说：“昭和15年重庆敌军抗战之特色为作战非常消极，迄今未进行主力反攻，只有共产党军于去年8月在华北进行大规模反攻；与之比较，蒋介石嫡系及旁系军队始终采取守势。”

1943年，北平伪《新民报》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四日载伪中华社讯：“共产党军……正规军二十万，配之以六十万之农民游击队，与组织突破二百万之农民自卫团。……吾人对解决大东亚战争之关键之中国事迹之终局，乃在解决共产党军，此当再加确认者也。”

1944年，敌西部《朝日新闻》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电：“《华北军》发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度综合战果，充分说明了过去以重庆军为对手的华北军，在今天已完全转变为以扫共战为中心的事实：敌大半为共产党军……交战回数一万五千次，与共产党军的作战占七成五，交战的二百万敌兵力中，半数以上都是共产党军，我方收容的十万九千具敌遗尸中，共产党军约占半数，而七万四千的俘虏中，共产党军所占的比率，则只有三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共产党军交战意识的昂扬……”

（二）国民党军的作为：

1、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

国民党军杀敌人数不足45万⑤，投敌人数却相当惊人，党政要员62人，高级将领67人，军队50万人，其中国民党副总裁及中委以上者20人，占全部汪伪军62%⑥。如此相比，还敢说国民党是抗战中流砥柱吗？

2、直至1941年12月美国对日宣战后，蒋介石政府才对日宣战。

3、积极剿共：

在共产党军队艰苦抗战的时候，国民党却背后捅刀子，皖南事变不用再说，博山惨案、平江惨案、确山惨案……一直做着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然而，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重庆居然还给伪军发饷以支持他们剿共⑦，乃至国民党军配合日军攻击共军⑧。

4、逼老百姓帮日军打国民党军：

1944年日本发动“一号作战”，国民党军几十万人打不过日军几万人，溃逃时被老百姓攻击，5万士兵的武装被解除⑨。

5、因太差劲才被日军保留不灭：

日本人认为日军可以与重庆共存，却不可与共产党共存，消灭了重庆则抗战的中国将落入中共手中而使局势危险，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⑩。曾经在八路军根据地生活过多年的英国教授林迈可在1967年就毫不客气地对一个前日本军官断言：如果八路军有像越共得到的那样数量充足的外援，“他们就会在一年内把你们赶出中国。”（【英】林迈可：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21页）

① 日军作战以大队(营)为基本单位。每个大队战斗兵员800余人，全部兵员1000余人， 再加上支援部队(骑，炮，工，辎)要超过1500人。日军正面战场作战，规模最大的几次(如长沙，随枣等)，投入兵力叁十个大队左右，四、五万人，多数战役投入兵力只有十几至二十个大队，二、叁万人。而敌后战场，日军对共军军分区一级的扫荡作战，投入兵力至少十个加强大队，一万五千人以上。这样的作战有上百次之多。而投入叁、四十个大队，五、六万以上兵力的扫荡作战也有将近二十次。1941年扫荡晋察冀动用了八十多个大队十多万人。 数千人规模的扫荡更是数不胜数。而且这些战役除日军外还要加上相当规模的伪军。

②1、晋察冀反“8路围攻”。37年11月24日——12月22日。日军20、108、26师团，中国驻屯兵团大举围攻八路军晋察冀根据地。晋察冀军区1万5千多八路军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晋察冀根据地。

2、收复晋西北7城之战。38年2月22——38年4月1日。日军109、26师团各一部攻共1万多人，攻占黄河东岸晋西北7城，威胁陕甘宁。八路军120师358，359旅和警备6团共5个团1万多人对日军发动进攻。日军战败，八路军攻克晋西北7座县城，开辟了晋西北根据地。

3、晋东南反“9路围攻”。38年4月4日——38年4月27日。日军20、108、16、109师团大举围攻八路军晋东南根据地。八路军晋东南军区129师、115师344旅689团，决死1、3纵队共2万7千多八路军迎战。日军战败，长乐村一战差点全歼108师团117联队，狼狈撤出晋东南根据地。

4、晋察冀秋反围攻。38年9月20日——11月7日。日军110、109、26师团+独立2、3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军晋察冀根据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2万多八路军迎战。日军战败，少将常冈宽治被击毙，狼狈撤出晋察冀根据地。

5、冀中反“5次围攻”。38年11月12日——39年4月。日军110、27师团各一部+独立8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军晋中根据地。八路军冀中军区2万多八路军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冀中根据地。

6、晋南反“11路围攻”。39年1月——39年3月。日军110、27师团各一部+114、10师团+独立2、3 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军晋南根据地。晋南军区3万多八路军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晋南根据地。

7、鲁中夏季反围攻。39年6月1日——7月14日。日军5、21、32、114师团+独立5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鲁中根据地。鲁中军区3万多八路军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晋南根据地。

8、太行夏季反围攻。39年7月——8月。日军10、20、35、36、108、109师团+独立4、9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太行根据地。八路军太行军区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太行根据地。

9、北岳冬季反围攻。39年10月25日——12月8日。日军110师团+独立2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军北岳根据地。八路军北岳军区迎战。日军战败，阿部规秀被击毙，狼狈撤出北岳根据地。

10、鲁南春季反围攻。40年4月14——5月5日。日军32、21师团+独立6、10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军鲁南根据地。鲁南军区八路军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鲁南根据地。

11、晋西北春季反围攻。40年6月7日——7月6日。日军26师团+独立3、9、16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军晋西北根据地。八路军晋西北军区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晋西北根据地。

12、百团大战，不用多介绍了。

13、皖东秋季反围攻。40年9月5日——9月17日。日军10、17师团，大举围攻新四军皖东根据地。新四军皖东军区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皖东根据地。

14、太行秋季反围攻。40年10月6日——11月14日。日军36师团+独立4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太行根据地。八路军太行军区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太行根据地。

15、晋西北冬季反围攻。40年12月14日——41年1月24日。日军26、37、41师团+独立3、9、16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军晋西北根据地。八路军晋西北军区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晋西北根据地。

16、鲁西春季反围攻。41年1月11日——2月10日。日军32、21师团，大举围攻八路军鲁西根据地。八路军鲁西军区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鲁西根据地。

17、冀东夏季反围攻。41年5月——7月。日军27师团+独立15混成旅团，大举围攻八路军冀东根据地。八路军冀东军区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冀东根据地。

18、晋察冀秋季粉碎日军“百万大战”。41年8月14日——10月16日。日军为报复百团大战，出动21、23、26、110师团+36、41师团各一部+独立2、3、8、15混成旅团+独立4、9混成旅团各一部，大举围攻八路军晋察冀根据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8万多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晋察冀根据地。

19、太岳秋季反围攻。41年9月20日——10月18日。日军36、41师团各一部+独立16混成旅团+独立4、9混成旅团各一部，大举围攻八路军太岳根据地。八路军太岳军区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北岳根据地。

20、太行冬季反围攻。41年10月31日——11月22日。日军36师团+独立4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军太行根据地。八路军太行军区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太行根据地。

21、沂蒙山冬季反“铁壁合围”。41年11月4日——12月28日。日军17、21、32、33师团+独立5、6、10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军沂蒙山根据地。八路军鲁中军区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沂蒙山根据地。

22、太岳春季反围攻。42年2月3日——2月25日。日军41师团+36师团一部，大举围攻八路军太岳根据地。八路军太岳军区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北岳根据地。

③1938 年是58.8%，1939年是62%，1940年是58%，1941年是75%，1942年是63%。这 5年中，还一直抗击着全部伪军。1943年抗击侵华日军的58%，伪军的90%；1944年抗击侵华日军的64%，伪军的95%；1945年则抗击侵华日军的69%，伪军的95%。

④自1944年春，敌后之八路军、新四军展开局部反攻。共进行大小战斗11000余次，攻克日伪据点2580余处，县城20余座。歼灭日伪军20万人（其中晋冀鲁豫军区歼敌72900余人，晋察冀军区歼敌45200余人，新四军〔不含第五师李先念部〕歼敌53198人），解放人口1700万余人。

战略反攻阶段：在1945年春夏季攻势中，八路军组织了强大的野战兵团，以运动战和城市攻坚战结合，共进行战役、战斗5500余次，攻克日伪据点3512处，解放县城54座，歼灭日伪军113000余人。

1945年战略大反攻：八路军和新四军共毙伤俘（包括投诚和反正）日伪军35万余人，收复张家口、邯郸、邢台、烟台、威海、淮阴、山海关、焦作、长治等中小城市250余座，解放2000万人口。

⑤日本原生省1964年调查统计，侵华日军死亡43.56万人，美国统计为死亡44.7万人（详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著：《中国战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916页注释2）。这是日本自己的和美国统计的，两个数字相差不大，所以还是比较可信的。也就是说，侵华日军死亡（包括被国民党军打死，被共产党军打死，病死等等，总数）人数为45万以下，即国民党军杀敌人数不足45万。

⑥据《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记录：“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

⑦降将们亲口告诉日酋冈村宁次：“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日］稻叶正夫编写，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翻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327页）

⑧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一章第一节中记载41师团在1942年2月扫荡沁河地区决死一纵队时提到“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战斗。”

⑨“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

“1942—1943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300万人逃难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300英里长的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100万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1944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

“从政治上看，一号作战对国民党人也是一场灾难，因为不论是在重庆还是在战场上，不称职和腐败（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战斗）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几达半年之久。没有比一号战役开始阶段这场灾难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了，当时正遇上了1944年春季河南的大饥荒。无论重庆政府，还是河南军政当局，对这场饥荒都毫无准备，尽管灾情的发展已能明显地看出。当饥荒袭来之时，当局远没有提供任何救济，横征暴敛一如既往。投机活动极为普遍。当中国军队面对一号作战逃跑之时，长期受压的农民夺取他们的枪支并向他们射击，然后欢迎日军。”（《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十四节）

“1944年4月中旬，1944年4月中旬，日本6万军队对中国这个闹饥荒的省（河南）发起了进攻……而当地的农民用草耙就把5万中国军队解除了武装。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时间，击溃了30万中国军队，控制了到汉口的铁路。”（【美】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第十八章“战争结束”）

⑩“华北方面军则认为……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二章《1942年度前半期的治安肃正工作》第一节《大本营对华处理方案》下小标题《对华积极作战的研究》）而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在1942年5月的一番分析和思考也许说得令某些人更加惊讶：“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出处同上）

“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种各样的中国武装。日本人只试图扫荡或击溃他们，不管他们性质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认识到，这样的扫荡只会使中共更加容易扩展。到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变得比较有辨别力了。当日本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地方武装时，中国的非共产党武装袖手旁观。日本人对非共产党人也提出了更为肯定的要求。据日军统计，在1939年年中到1940年年末之间的18个月中，仅华北一地约有70000人从正规程度不一的国民党军陆续投奔日军。日本人也与几位地方司令官达成非正式的‘谅解’，他们的总兵力约30万人。当然，这就是中共猛烈抨击的‘曲线救国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二章第十一节“日本的强化治安”）

“1941年底治安地区为10％，准治安地区为40％，未治安地区为50％”（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五章第三节），导致1941年华北日军出现粮食接济不上的窘境，“如果不把满蒙、华中、南方的援助算在内，即使调用现有库存粮食，并且严格执行配给及调整消费，米到1941年底，小麦到第二年青黄不接时，估计就要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同上书，下册第一章第二节）。

1942年至1943年，日军的残酷扫荡将八路军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但是1943年秋天开始，华北的“治安”又开始“恶化”了。到1944年秋，中共军势力复振，在方面军占领的三个特别市，四百个县当中，治安良好的除三个特别市以外，只有七个县(占总数的1.4％)。有一三九个县(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相当于66.9％的二百九十五个县(包括华北政务委员会直辖行政区的四个县)，属于中间地区。在该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贯彻执行。其中大部是以县城为中心，只将兵力分驻几个乡村，民心多倾向共产觉。”而日军对中共游击军的扫荡结果如何？日军对1942年4月至1944年2月的剿共作战这样总结：“治安肃正作战，因情报不确实，对中共地区的实际情况完全不能掌握，从而使讨伐徒劳无功，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几十次当中，可能侥倖碰到一次。各部队为了取得成果，东奔西跑，迄无宁日。”（同上书下册第五章第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