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征得朋友同意，针对反毛言论发放一些太祖的历史资料 -- 程不悔

五、公共食堂与大锅饭：

公共食堂与大锅饭是刘少奇亲自提出并布置的。1958年1月，中央在南宁市召开了一次国务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提出向苏联学习搞集体食堂，毛主席不主张，只同意搞一个试点，由此刘少奇大吹大干。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讲了半工半读与生活集体化，并要北京和天津先搞试验①。

1958年6月14日，在同全国妇联党组成员谈话时，刘借谈妇女解放问题之机，建议普遍建立公共食堂，还举例鼓励②。

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工厂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发点枪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全都自己干。”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把托儿所、公共食堂等这样一些生活服务组织视为“大家趋向共产主义”；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解放妇女劳动力、办食堂、托儿所、洗衣房等服务性事业③。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731-732页。

② 举例说“河南有一个农业社，有五百多户人家，其中二百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作饭了。组织起来之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二百多人作饭，现在只要四十多人作饭，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

③他说：“可以搞很多事业，象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人民出版社资料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

六、毛主席“纠左”的努力：

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就已经多次讲到办事要留有余地，要求报纸要卡紧，要压缩空气，按实际条件办事，并找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谈话要他卡住报纸唱高调的风气①。4月上旬曾希圣谈到安徽大搞水利工程时，毛主席又强调“提口号要注意留有余地。……对于下面报上来的成绩，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凡是有真必有假，要打个折扣才稳当一点。”对于报纸宣传，再次说“报纸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②。

1958年8月13日，毛主席去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同志和社领导汇报说，亩产10万斤。毛主席表示不相信，他指着一位领导同志说：“你们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③

1958年8月29日，毛泽东在修改人民公社决议稿时，还专门写了一段话，即：“人民公社建成之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④

毛主席发现出现问题后，多次派人到刘少奇搞的试点徐水县调查，最后又亲自去河北调查，回来听取汇报后说：“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能集体嘛。……对私人间的债务问题，一风吹，又一次‘共产’哩。这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把你的拿过来，这不是租借是侵略了。”他说：“要把劳动力多的农户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原则。”⑤

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11.2—10日）上，毛主席强调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指出取消商品经济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要实事求是，不许说谎虚报，坚持走群众路线，不许强迫命令⑥。

武昌会议（1958.11.21—27日），毛主席再次找吴冷西谈话，指出“记者头脑要冷静”，说老百姓瞒产“值得同情”，“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批评抢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空想，强调“压缩空气”，把高指标压下来，批评弄虚作假的浮夸风⑦。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1958.11.28—12.1日）上，根据毛主席意见，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给予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从理论上和政策上阐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前—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纠正“左”倾错误的认识成果。

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2.27—3.5日）上，毛主席对“共产风”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⑧。按照毛主席的意见，郑州会议确定了“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的原则。

①“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找我谈话，毛主席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毛主席说：‘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63、64页）

②1958年4月上旬，“在曾希谈到安徽大搞水利工程时，毛主席说，现在说苦战三年改变面貌，其实三年之后还要苦战五年，才能完成40条。提口号要注意留有余地。苦战三年只能算是初步改变面貌，对于下面报上来的成绩，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凡是有真必有假，要打个折扣才稳当一点。”

“在舒同谈到山东三年实现40条有把握时，毛主席说，今年是空前的一年，这样的大跃进在历史上未曾有过，我们没有经验。今年要看一年，明年胆子可能大一点，现在还是要小心谨慎，不要把事情说满了。”（同①第67页）

“现在各地提出这个‘化’那个‘化’很多。……但报纸宣传要慎重。……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是讲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有事情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报纸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

“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同上第70―71页）

③ 有的同志为了证明亩产10万斤，让小孩往水稻站。毛泽东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9月在湖北省，当时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试验田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相信。”王任重又说，这是农村工作部长亲自验收的。毛泽东还是摇头说：“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除非派军队站岗放哨，单收单打，看住人不往里参假才算数。”外国朋友问他，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了之：“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见许全兴著《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与试验》125页）

④ 毛主席在修改人民公社决议稿时专门写了一段话，即：“人民公社建成之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746－―747页）

⑤ 毛主席在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徐水工作时的谈话纪要，1958年10月21日。

⑥ 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条线一定要划清，不能混淆。还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同时强调：现在还是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来做为一种有用的工具。我们国家是个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的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有积极作用的。

在《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中，毛主席说：“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这是不认识五亿农民，不懂得无产阶级对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只会使台湾高兴。……现在农民的劳动，同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一样是他们自己所有的，因此有产品所有权。不知道什么道理，我们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显然把这些问题忘记了。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

批评浮夸风时说：“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11月6日，吴冷西说：“当我们汇报到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主席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为好。

“谈到群众大炼钢铁的干劲很大，地里的庄稼没有人收时，毛主席说，1070万吨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四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这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吴冷西《忆毛主席》103页）

9日上午，毛泽东主要就纲要四十条问题发表意见。

“第一，家庭问题。针对公社化运动中在一些地方出现的拆散家庭的左的做法，他主张在纲要里写进这样的话：‘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家长制。在住宅方面，注意使住房适宜于每个家庭的男女老幼的团聚。’

“第二，商品问题。他说：‘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 1950 年也曾经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情况不好，出现断流的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毛泽东反对取消商品、消灭货币。陈伯达主张消灭商品和货币，58年9月，有个中央负责同志主持制定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次修改稿）》中，也主张取消商品，消灭货币）

“第三，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他说：‘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又说：‘我们要恢复供给制，但要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还是必要的。’

“第四，高指标问题。纲要中提出，到1967年要达到年产四亿吨钢。毛泽东问：‘许多问题，我不清楚你们是根据什么这样提的。工业方面为什么搞四亿吨钢？到1962年搞多少吨？（有人答：一亿吨。）五年就增长三亿吨。怎么增法？’他说：‘现在有些问题相当混乱。不仅在公社方面，就是在中央、省、地这三级里头，都相当混乱。钢、机床、煤、电四项高指标吓人，四十条发到哪一级，要做政治考虑。’”

10日，毛主席在会上讲述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说：有些同志读马列主义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指会议起草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中的第36条——引者注）的写法就是证明，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斯大林说：有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的小生产者。我国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品，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要看它同什么经济联系，商品与资本主义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毛泽东11月在郑州会议上讲话文稿）。

⑦毛主席对于瞒产说：“我对隐瞒产量是寄予同情的。当然，不说实话，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瞒产？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点，值得同情。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记者头脑要冷静》）

就群众自发抵制错误政策而论，毛主席说：“比如瞒产，干部要多报，老百姓要瞒产，这是个矛盾。瞒产有好处，有些地方报多了，上面就调得多，留给它的就没有多少了，吃了亏。再有一种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对付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中南海有个下放干部写信回来说，他所在的那个公社规定要拔掉三百亩包谷，改种红薯，每亩红薯要种一百五十万株，而当时包谷已经长到人头那么高了，群众觉得可惜，只拔了三十亩，但上报说拔了三百亩。这种造假是好的。王任重说，他的家乡河北某地，过春节时，要大家浇麦子，不让休息，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只得作假。夜间在地里点上灯笼，人实际上在家里休息，干部看见遍地灯光，以为大家没有休息。湖北有一个县，要群众日夜苦战，夜间不睡觉。但群众要睡觉，就派小孩子放哨，看见干部来了，大家起来哄弄哄弄，干部走了又睡觉。这也是好的造假。总之，一要干部有清醒头脑，一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不要受骗，不要强迫命令。（《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毛主席说：“现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不但要具备有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而且还要有国际条件，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毛主席说：“我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3000万吨钢（按：北戴河会议决定1959年钢产量为2700—3000万吨——笔者注）。究竟要不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对于浮夸又说道：“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做诗不一样，要懂得做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巢湖怎么端得起来？即使检查了，也还要估计到里头还有假。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来，人家开了会，事先都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三七开，十分中打个三分假，可不可以？这样是否对成绩估计不足，对干部、群众不信任？要有一部分不信任，要估计到至少不少于一成的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3日）

⑧毛主席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还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

毛主席又说：“我代表1000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按：当时如果谁反对刘少奇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主席这样说——笔者注），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