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请中国政府对萨米人的悲惨遭遇表示关注 -- Emyn

这个事情我是这么看的

李泽厚的《告别革命》大约出版于95年，从那之后出于现实背景，告别革命与反对激进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主流舆论而尘嚣至上。其中萧功秦在《戊戌变法的再反省》中进一步引申，直指维新变法因过于激进，未能采取温和而理性的妥协立场而失败。到了02年的电视剧《走向共和》更是全盘参照了告别革命的思维，在剧中光绪帝也好，谭嗣同也好，孙中山也好，多被描绘为夸夸其谈与不脚踏实地，反过来当然就映衬出李鸿章与慈禧太后的能力。有传闻锦涛同志对《走向共和》“很不高兴”，据说原因倒不在于“反对激进”或者“告别革命”，而是“小皇帝不如垂帘听政的太后”给人的联想。

中国的知识分子受到历史上传统的“士大夫”心态影响，一直是与政治紧密相关，并紧紧地投身政治的，所以确实很难将知识分子的文章与当前的政治环境剥离。

告别革命在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中有如此深远的影响，也是因为有其时代背景与政治的隐藏含义，关于这一点基本也是有共识的。这与顾准与陈寅恪当年可以热起来到差不多。顾准也好，陈寅恪也好，固然多少可能有值得探讨的地方，但仅仅是顾准或陈寅恪本身，却绝难以热到连逛书店的小资文青都趋之若鹜的地，原因还是由于知识分子政治上受压制而推出顾准与陈寅恪来表达其苦闷的心情。至于告别革命，则明明白白是李泽厚结合现实的政治主张了。

这几年由于诸多因素造成政治风向不断变幻。07至08年还可看作“邓的年代”，到了08至09年却已经转为“毛的年代”。至于过去的2011年则是无可置疑的“维稳的年代”。从年初开始，北非中东的进程是实实在在地影响到了国内。茉莉花本身虽然不成气候，但同江西内蒙一道给高层带来的紧张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个时候，知识分子抛出的话题难免要被人解读，而中国的知识分子本身对政治的热衷使得他们在抛出各种话题的时候自然也期待着外界的解读。

在五月份的时候（某个敏感时刻之前）仲大军抛出的那篇《忆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那次理论研讨会》，是不能不让人联想的，而如果说仲大军对政治一无所知，那只怕也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对仲大军的那篇文章，前面的帖子已经提到过，这里也不再多讲。而2011年关于“维稳”、“激进”与“革命”这个话题，可并不仅仅存在于右派当中，连左派内部也是颇多的争论。这样从左到右的影响之广，很难想象王小东会一无所知。既然如此，那么八月份王小东抛出《而今我挺兰贵人》，若说仅仅是就事论事的理论学术讨论，怕也是过于简单了。

我这个人向来是比较刻薄与诛心的。王小东就慈禧太后与谭嗣同的谁是谁非进行探讨当然并无不可，但以他在国内的影响而言，抛出一个“而今我挺兰贵人”哗众取宠的标题，又以“兰贵人”这样的用语作为噱头，而文章本身却寥寥数字，根本并没有深入，这很难不让人联想。另一方面，文章不但没有涉及当时清朝摇摇欲坠的时代背景，甚至没有对慈禧太后与李鸿章当时为一己私利而牺牲国家的事实进行任何辩解与开脱，仅仅用简单“比烂”式的逻辑来下结论，这又哪里有对慈禧太后与谭嗣同谁是谁非进行严肃探讨的态度？

我对李泽厚告别革命的立场向来是反感的，但即使知道告别革命另有政治引申的用意，李泽厚萧功秦等人至少还试图从理论上找出逻辑自恰的方式，这一点是要承认的。而王小东这样哗众取宠无赖式的文章，即使是要让人尊重都难。

关于一夜美国人或者三百年殖民地之说，我其实也从不曾掩饰对其反感的态度。余杰以五四青年的形象出现却以基督教收场当然让人不堪。刘小波近些年虽然转变不少但当年的三百年当然也是其最大的污点。

然而反对立场与说话权利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情。若是说刘小波入狱是因为宪章倒也罢了。若是说刘小波入狱是因为接受民主基金会的资助，理由上倒是勉强说的过去，虽然也未必就完美无缺。要知道即使是现在身居高位的某些实实在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当年可是也曾接受过美国的一些颇有政治背景的基金会的资助的。但如果说刘小波入狱是因为三百年殖民地，这就很难让人赞同了。

不让人说话的结果就是自己也无话可说。对三百年的反对与不让人说话是完完全全的两件事。今天我们评判三百年殖民地的错误当然是自觉“正确”的。但刘小波毕竟只是讲中国需要三百年，而不是在行动上让中国成为殖民地。换一个角度讲，刘小波的危害难道比那位“兰贵人”还要大么？

政府如果因三百年殖民地的错误而将其投入监狱，那么反过来讲，如果今天中国的台上站的是一个资本主义政党，同样按照言论的正确与否而将人投入监狱，那时候岂不是只要有人讲中国需要社会主义，或者中国需要多关注民生与公平就要被投进监狱？实际上按照现在党内的走向，这样的可能性难道真的完全不存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