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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路军西进后，“打通国际”要不要建立根据地等战略任务的分歧

当下的西路军史学研究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就是将西路军失败原因归咎于“打通国际”和创建根据地“两副重担同时挑”，超出了西路军力所能及的范围。

值得深思的是，使这一说法得以流行的那些“西路军军史专家”却回避或掩饰了一个基本史实——这两项任务是西路军“徐陈”信心满怀打包票主动要来的。

西路军渡河后，在“朱张”授权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独立”、“不受一切牵制”、“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之初的11月6日和之前的11月2日，“徐陈”就在上报军委的电报中就主动承揽了“打通国际”和创建“甘北苏区”两大任务。

也正是因为过河部队最初的主要目的要在河西找一块安身之地，才夹带了“庞大直属部队”，以至于“战斗员至多占百分之四十甚至百分之三十八之比例率”。

随后的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发电正式授予“西路军”称号一小时后，又专电询问“徐陈”：“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

“徐陈”次日复电报告了可以建立根据地的理由及决心：“敌战斗力平常，战术顽强（双石注：原文如此），指挥亦差，与汉回群众关系恶劣。……大靖、凉州地区人粮较丰，以后筹资扩红都有大的办法。现时即不能与主力互相策应，依据现在敌力我力估计，我们可以完成任务。……现决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

11月17日，“徐陈”致电中央，其最初两大任务一肩担的决心开始动摇：“如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我在现地区创造根据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这是“徐陈”第一次提出“任务次序”之疑，而提出这个“任务次序”的缘由，是因为敌中央军毛炳文第三十七军开始西渡黄河追击西路军。

同日，“朱张”电示“徐陈”：“你们兵力应相当集结，速打通远方为要着。”

对于“徐陈”改变“任务次序”，中央11月18日复电未予同意并陈述了理由：

张国焘力主西进的一个重要缘由是畏惧国民党中央军。就在河西“徐陈”难以承受追敌毛炳文部压力的时候，11月22日，河东红军主力在极度困难的环境中取得了山城堡大捷。这一仗，正是按照毛泽东在“徐陈”两大任务一肩担之决心开始动摇的次日强调的“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之战役方针，迫使毛炳文军于11月底之前全部东返，进而大大地减轻了西路军的压力！

时任红九军参谋长的李聚奎在西路军失败不久的1937年7月18日总结道：“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军事力量不够，而是由于政治路线的错误与一贯的退却路线及单纯的军事观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聚奎还留下了一段关于西路军战略指导思想的回忆：

既然“照直往西打”有这等好事，费时费力集中兵力打“二马”去建立根据地，自然也就没有必要了。

与西路军主要将领希图“走捷径”的战略指导方针截然相反，早在193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与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的通信中，就曾明确过“打通国际”的基本战略方针——“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

对此，双石的解读非常生动：

与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36年9月27日张国焘在洮州会议上推翻西北局岷州会议决议时的强烈主张：

还有在他人代笔的《历史的回顾》中，孜孜以求并耦合张国焘个人小算盘的作战方针和战局预想：

对此，双石在《拂去历史的尘埃——西路军问题再考辩》中告诉读者：在西进中建立“建立根据地”，不仅是西路军西渡黄河后信心满满向中央打包票要来的任务，更重要的是，中央在为西路军的生存大计着想！——屁股坐稳当了，再去“打通国际”。

上面讲过，就在“徐陈”致电中央，其最初“打通国际”和“创建根据地”两大任务一肩担的决心开始动摇的次日，中央有一个劝其“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并要求“以一部控制古浪险要，远拒毛炳文”，保持西路军东返回旋余地的电报，是这样为西路军着想的：共产国际来电通报的交货地点是新疆的哈密，中共中央回电明确表示：“除非你们能用汽车将物资送到安西，否则要红军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这就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如果共产国际不答应将交货地点改在安西，中央若允许西路军“照直往西打”进入“1500里荒无人烟的沙漠”，等于让他们送死；二是即或共产国际同意了中共中央改变交货地点的提议，交货物资从定远营辗转腾挪到哈密，再组织运力车运到安西，也得要一段时间，部队去早了，窝在人际罕见的大戈壁里，生存很困难。

当年的安西、敦煌、玉门关地区地处荒漠，人烟极其稀少——直到今天，人口的分布密度也小于10人/平方公里（当年大多≤1人/平方公里）。共产国际后来按中共中央请求更改了的接运地点安西县（2006年更名为“瓜州县”），有“世界风库”之称，年均降水量仅45毫米，年蒸发量却达3140毫米，如今已建立“安西极旱荒漠自然保护区”，1915年全县人口为12 721人，但因干戈离乱，灾害频繁，人口自然增长极其缓慢（直到1945年整整30年间也才增长至20 346人）。而在西路军西进前的1932年至1936年期间，安西迭遭兵灾、伤寒、地震、大旱、瘟疫和饥荒，死亡和外出逃荒者众多，较之于20年前的1915年，全县人口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增长，而且还分散居住在2万多平方公里的境域内，最大的城镇安西县城的城镇人口也不过千余……

这样的自然环境，如果在西进中不建立根据地，就算一路顺风，两万人的西路军最远也只能到达肃州（今酒泉），再往西走就是一片戈壁荒漠，两万大军吃穿到哪里解决？饮水怎样保障？寒冬如何度过？兵员怎么补充？伤员何处安置？

还有社会环境。河西部队只要在肃州东西地区盘桓逗留，就必然与马家军发生冲突，也就必须要解决“建立根据地”问题。西路军作为“客军”在“马家军”的地盘上转战，要“扩红”、“筹粮”，没有耐心细致艰苦深入的工作并辅以战场上的不断胜利来支撑，就那么容易信手拈来？如果“政治纪律”和“群众纪律”再发生问题，即或西路军能“打到迪化”，可以“回师横扫而东指”，在已经恶化了的河西环境中，能否站稳脚跟，开辟根据地，都要另说。就算能一时站稳，没有遭受红军重大打击的马家军，是否允许西路军与远方的交通运输线保持畅通安全，也要另说。

再如果，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的西路军靠拢新疆后，又进不了新疆，队伍吃、穿、用只通过新疆的盛世才来接济。这位“新疆王”当时虽然口喊着“联共亲苏”，可本质上还是一个混世军阀，“卧榻之旁”岂能容忍不归属自己的两万大军驻扎？后来李先念率西路军余部420余人进入新疆他都曾心怀疑惧要求放下武器，连中国共产党的旗号都不许打出，只给个“新疆边防督办公署新兵营”的番号，还得对外声称是“从关内招来修公路的”。西安事变时，盛世才明确表示不支持西安事变，并发表了支持蒋介石的声明，几年后，干脆公开投靠蒋介石并杀害陈潭秋、毛泽民等共产党人，设想他若叛变西路军就可以出兵“收拾他”,盛世才有那么傻吗？

这一切，难道不是“战略决策”的重大“分歧”吗？

由此战略决策上的重大分歧，又直接导致了一系列战役行动上的重大分歧。

比如，面对中央屡电要求西路军保持东返的“回旋余地”，“徐陈”回电不是置之不理，就是予以回绝，再不就是提出中央难以满足的条件。特别是西安事变后，中央根据东北军的提议以及西路军可在兰州得到东北军粮弹补充的承诺，再度动议西路军东返。这本可使西路军绝处逢生，不料，“徐陈”回电表示：西进无问题，东进则需东北军和新疆方面同时各出6个团的兵力前往策应。而这两个条件，中共中央当时都难以满足。

至于为什么不愿东返，多年后，陈昌浩道出了内心想法：

再比如，要不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分歧。毛泽东“打通国际”的战略方针，首先强调的是“用战争”，因为根据地是打出来的。张国焘呢？早在三大主力会师前夕的漳县会议上，他就宣称：“青海、甘北的马步芳、马鸿逵（双石注：应为马步青）总比胡宗南好对付，……要充分估计我们的能力。”也正因畏惧强敌，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前，张国焘才屡屡破坏军委集中兵力“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之作战部署。也正因为遵循了“照直往西打”的战略方针，对于中央屡电要求西路军“作战时集中兵力打敌一旅，各个击破之”的指示，“徐陈”不是不予回答，就是明确回复：“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

又比如，“徐陈”屡电中央，请求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归还建制，增援西路军。且不说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加入西路军后，一起“照直往西打”能否克服恶劣的生存条件，就说增援，西路军主力分别进驻高台、抚彝（今临泽县蓼泉镇）、沙河堡（今临泽县城）、倪家营后，各驻节点彼此相距也就是三四十里或四五十里，驻守高台的红五军于1937年1月11日被围，19日，附近的红三十七团二营和驻沙河堡的骑兵师与红八十八师一部分别出援，均严重失利，20日高台失陷，红五军主力三千余众也损失殆尽，相距咫尺之遥都不能首尾相顾，要河东主力分兵前来“西进夹击”，一个月的行程，这股远水，怎能解得了近忧？这还不说分兵西援不利于河东的抗日大局，特别是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中肩负的历史责任。

顺便说一句，对于导致西路军失败“战略上的错误”，70多年前，西路军总政委陈昌浩的《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1937年9月30日）》和红九军参谋长李聚奎的《关于西路军的历史教训（1937年7月18日）》都有过比较详细的总结与检讨，其中陈昌浩报告编入了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公开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但只公开了第一章和第九章，而李聚奎的报告则被所有公开出版的西路军文献汇编“选编”掉了，仅仅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内部刊物《党史参考资料》1981年第1期上，有过小范围的披露。欧阳毅的专题报告《关于西路军问题》，也被所有公开出版的西路军文献汇编“选编”掉了。

官版的西路军文献汇编还“选编”掉了一些关键性的历史文电，如彭德怀1936年10月 27日致电毛泽东等：“前廿五日间以朱张彭三人发电给徐陈贺任，发后才给我看，一种阴谋强奸式的，以后联名电报作为无效。”

类似有利于揭露“张国焘路线”错误却被“选编”掉了的重要历史文献，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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