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简史 -- 万年看客

上文所记述的所有林林总总的事件与布莱尔承诺将为英国带来的改变相比都只能排在第二位。北爱的确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苏格兰与威尔士是遗留问题并且没有占据首相太多的时间或热情。千年穹顶也是继承而来的，最后成了乐观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共同喷发并导致了极坏的结果。戴安娜的逝世是一场麦克米伦风格的“事件”并得到了出色的应对。但是这一切都远非新工党的本质。新工党最初的意图在于创建更为稳固的经济，质量大幅提升的公共服务以及为社会底层人员改善生活。这些目标中的大部分都要由布朗而非布莱尔来完成。这位面色阴郁的财长日后将会成为政府当中一位极富争议的角色，但是他刚刚进入财政部时就闹得鸡飞狗跳，压制了公务员的权威并推行了新的管理方法。就像布莱尔一样，布朗之前也没有过执政经验。像布莱尔一样，在身居反对党期间布朗也拉起了自己的一套班子，班子领头人就是他的经济顾问（日后的议员以及财政部大臣）埃德.鲍尔。布朗的班子与财政部官员之间从一开始关系就很差，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冷如冰霜，就像其他公务员体系的大佬们反感特别顾问在唐宁街十号扎根一样。

布朗将利率控制权交给英格兰银行的举动可以说相当于一场政变，当年在反对党内他就开始秘密筹划这一步，新工党胜选掌权后不久就在众人的惊讶之中将其推到了前台。例如德国与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很早以前就奉行着不受政客干预的货币政策，但是对于一位走中左路线的英国财长来说这一手依然令人出乎意料。这一招为其他工党大臣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因为他们再也不用背负用通货膨胀来换取就业的怀疑了。货币市场也吃了定心丸，相信布朗将不会（因为他不能）使货币下跌。这一点十分吊诡地为他在税收与开支方面提供了更多的自由。正如一位布朗的传记作家写得那样，布朗“只有在演完了资本主义体系守护者的角色之后才会流露出自己的社会主义本能。”*10* 这一举措已经成为了新工党时期最为不容辩驳的成就之一——很能说明问题的是，这一点就和中央放权公决一样是在新工党刚刚掌权之后完成的。布朗还剥夺了英格兰银行监督银行业其他部分正常运行的权限。如果英格兰银行既要担心其他商业银行的健全运作又对利率负有唯一责任，那么这两项职能很可能会彼此冲突。布朗的手脚之快令英格兰银行行长艾迪.乔治（1）大为光火，他差一点就要通过辞职来搞砸布朗身为财长的早期生涯。

工党很早就赢得了经济上可靠的名声。布朗是一位花岗岩与钢铁共同塑造而成的财长。当时依然单身的他只有一位情人，那就是面容干瘪、双唇紧锁的审慎小姐。所得税税率没有变动，中产阶级选民们尽管可以放松下来再投工党一次票，他们在2001年也的确这么做了。甚至就算布朗捡到了天上掉下来的钱也不肯乱花。2000年，随着网络经济五光十色的泡沫膨胀到最大，英国国内充满了名称如同彩色糖果一般诱人的公司，争相许诺自己能带来魔幻般的利润，任何人只要听到“数字化”三个字就舍得掏钱。这时布朗以225亿英镑的价格售出了下一代手机的运营执照，日后的价格根本没法与这个数值相比。这笔外财并没有成为新的公共支出，而是花在了偿付370亿英镑的公债上面。到了2002年，政府支付公债利息数额占政府收入比例降到了自1914年以来的最低点。布朗的声誉也一飞冲天。

早期紧缩政策的另一个结果则更加富有争议。这一政策名曰“隐身税”，就像隐身轰炸机一样，噪音很大而且往往打不着目标。隐身税政策包括冻结所得税门槛，导致要按照最高税率纳税的纳税人多出了150万。其他政策还有个人免税额的冻结，购房印花税的提升，社保缴纳金额的攀升（两者都在新工党执政期间带来了巨大的新增税收），市政税含混不清的迅速上涨，以及最著名的1997年股票分红不再享受税额减免的政策。当时这些政策对外的宣传口径是合理的技术性改革，意在清理现行体系的扭曲之处并鼓励企业向核心业务进行再投资。实际上这些政策对福利基金的组成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

到了2006年根据精算师学会（2）提供的文件，这些举措将养老金总额削减了1000亿英镑。这个巨额数字比英国前350家公司的养老金赤字还要高出一倍。眼看着退休金基金出现大口子的老年工人与退休金领取者对此怒不可遏。更有甚者，财政部2007年公布的文件显示布朗在事先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警告。曾经令人骄傲的养老金产业的毁坏在细节上一言难尽，绝不仅仅是一句“都怪布朗”就能概括的。精算行业的失职，梅杰时期养老金政策的改变，关于担保付款的法庭判决以及快速老龄化的英国社会在这一问题上都有责任。但是在布朗的财长生涯中，养老金问题对他个人造成的冲击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事件。

长期而言，或许布朗管理经济最为抢眼的方面就在于大刀阔斧的公共支出政策。在最初两年里布朗坚守着维持保守党公共开支水平的承诺。这一水平收得如此之紧，甚至就连保守党前大臣肯.克拉克都表示假如自己当初再度当选一定不会在这个水平上硬撑下去。但是在1999-2000年期间，布朗将公共开支占GDP的比例从41%下降到了37.4%，这是自196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远远低于撒切尔所取得过的最好成绩。布朗的做法与早期工党财长们完全相反。他的前任们一上台就开始花钱，花到最后不得不停手并开始增税。而布朗一开始的形象是《圣诞颂歌》里的吝啬鬼斯克鲁奇，然后就不动声色地发福成了圣诞老人，接着公共开支就突然而激烈地一路飞升起来，尤其是在医疗方面，重返到了43%。荒年后面跟着丰年，饥馑跟着宴席，紧缩跟着放松。

审慎小姐是一位很不好相处的情人。她的统治带来的第一个后果就是1997-2001年工党政府实现的公共服务目标远远少于自己的承诺。2001年竞选活动中，布莱尔在伯明翰一家医院的门口被一位名叫莎朗.斯托尔的女邮政局长堵了个正着。这位女士的配偶身患癌症却未能得到应有的护理，因此将满腔怒火都倾倒在了布莱尔头上。布莱尔试图堵住这股愤怒的洪水并将她从摄像机与话筒面前推开，但只是徒劳。新工党在活动组织方面一向滴水不漏，但是这一回布莱尔还是在这位什么理由都不想听的抗议者手下结结实实地吃了一瘪。普利斯科特曾经许诺要大力振兴公共交通，1997年他对下院说，“假如5年之内公共交通乘客数量没有大幅提升且私人乘车出行数量没有显著下降，那我的工作就算失败了。这个承诺很难兑现，我恳请你们对我进行监督。”由于审慎小姐从中作梗，加上布莱尔也害怕有人认为自己反私家车，普利斯科特根本没能得到他需要的投资并且一败涂地。在审慎小姐的授意下，布朗继续向前推进，着手削减单亲家庭的福利。这使得工党议员们大动肝火，还在一场苏格兰党代会投票中为他赢得了“经济上无能，道德上恶心，精神上一无所有”的美誉。

改革是要花钱的。在没有钱的前提下新工党第一届政府里基本没有发生什么改革，除了能令布莱尔与布朗群策群力的极少数情况下。其中最激进的项目是提升低龄儿童识字与算数水平。唐宁街十号在这一问题上与教育大臣大卫.布兰凯特通力合作并取得了切实的成绩。不过无可争辩的公共服务改革成功少之又少。而布朗为了财政健康而推行的紧松手法所带来的最主要弊端在于他自己并不完全遵守紧松原则。有些钱是非收不可的，于是也就收了。

一位来自七十年代的时间旅行家可能会注意到二十一世纪初英国十分奇异的一点，即各式各样从没见过的制服与标志充斥着公共办公室，道路两边，医院与学校门前。财政部里的安保人员穿着不甚正式的外套，建筑工人的外套与头盔上别着各色徽章，上下跳动的小人，明亮的花朵，豆子一样的斑点以及各种新名字，卡利林（3），万喜（4），瑟珂（5），这一切全都为政府工作方式的最重大变革提供了显而易见的暗示。“公共财政倡议”这个名字听上去十分乏味，但是它所指代的变革规模却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政治圈子之外。这一变革的指导思想很简单，诺曼.拉蒙特在您工党上台5年之前最早提出来了这一思想，当时他正在尝试将公共项目私有化，允许私人公司对其加以管理并获利。一个由美国银行主导的财团承建并经营了连接斯凯岛与本岛的桥梁。一部分岛民们对于自己要向私人财团缴纳过桥费这一点十分愤慨并发动了示威抗议。最终苏格兰政府把这座桥买了回来。在国家的另一头，另一座位于达特福德横跨泰晤士河连接肯特与埃塞克斯的桥梁也在兴建之中。这是将近半个世纪以来第一座新开工的跨泰晤士河大桥。这座桥的兴建公司名叫李.柯罗星，完工后这家公司成功地向司机们收起了过桥费。

一开始工党十分憎恨这个想法。公共财政倡议是两种事物的混合。一方面是重点项目的私有化，同时政府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要一直为项目付钱；另一方面则是将公共服务向私人公司外包——垃圾清理，学校伙食，街道清洁等等——早在八十年代这些私人公司就爬到了心不甘情不愿的社会主义地方议会头上。但是掌权之后工党大臣们开始意识到这个面目可憎的概念具有强大的政治魔力。别的不说，公共财政倡议允许今天的大臣们启动与监督令人兴奋的新项目并因此挣得功劳，而全部账单则可以留给未来二十到五十年之间的纳税人。一位此刻兴许小学还没毕业的教育部长或者还没离开产房的财长将在未来为如何替今天新建的学校买单而头痛。等于说整个政府都在赊账。这一理念是英国的原创发明，好也罢坏也罢现在它已经风靡全球了。在审慎小姐紧紧把持着许多开支名目时，公共财政倡议尤其吸引人。与此同时，花在新学校、医院、监狱等等项目上的大笔金钱轻轻巧巧地就从“开支”变成了“投资”，从国家账目的一边挪到了另一边。这种做法究竟是聪明还是自作聪明呢？这一理念的辩护词是私人公司的办事效率远远高于国家，而纳税人支付给它们的利润也能得到物超所值的回报。

毫无疑问地是，有些情况下的确如此。但是断言很快就一路缩水成了猜测，因为未知因素实在太多——当代的文官制度管理起这些项目来究竟能达到怎样的程度，合同条款是否足够严密从而能为纳税人提供全面的保护，等等。议员们组成的委员会自然认为根据公共财政倡议达成的交易中充满了无能与低效。无路可退的大臣们则回应道，既然离了公共财政倡议英国就无法兴建九十年代所急需的崭新教学楼或医疗中心，那么公共财政倡议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件好事。不管怎么说这肯定是一件大事。到了2006年底，此类合同的总额已经达到了530亿英镑，另外还有280亿英镑的合同等待着签订，合同内容包括消防局，军营，直升机驾驶培训学校，精神病院，监狱，公路，桥梁，政府办公楼，计算机程序，移民体系以及上百所学校与医院。规模最大的项目是伦敦地铁改造，这个项目的法律开销十分高昂，合同条款也极其复杂。十分能够说明问题的是，公共财政倡议的高峰出现在2000年，恰好正是早期财政部针对常规开支的紧缩政策咬得最紧的时候。

通过远期合同——有时长达五十年——来经营这些项目的成本很难估计，但是未来的纳税人肯定要缴纳大约1000亿英镑左右的租金。在私营部门，律师、经理与会计们都开始上手演练公共财政倡议并很快就达到了专精的程度。一个崭新的行业就此形成。在公共领域，公务员们开始摸索着学习与他们不熟悉的私营合作伙伴谈判所需要的新技能。在界定这些项目的真实风险方面存在着十分明显的问题。假如某家公司承接了以特定预算修建高档新医院的项目但是没能完成，失败已经迫在眉睫，除非纳税人再度干预，那这座医院是不是有可能会被废弃掉呢？风险在商界是一个常规性的概念，但是在政界这个词的含义则截然不同。大臣们的承诺文化与建筑或IT公司的企业文化要如何协调呢？然而又出现了另一个白领产业来尝试这一点。到了2000年中期，公司之间相互转卖的公共财政倡议合同已经达到了合同总量的五分之四，形成了一个政府转包的繁荣次级市场。要如何监督已经转手的公共财政倡议合同呢？结果又蹦出一个小小的新兴职业来。上述这一切自然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

但是公共财政倡议并没有引发诱人可能会预期的轩然大波。因为大多数政党的大多数政客都意识到了自己也许有一天也会用得上这一手。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Edward_George,_Baron_George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Institute_of_Actuaries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Carillion

（4） 外链出处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Ser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