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简史 -- 万年看客

那么布朗政策的大变动是从何时开始的呢？直截了当的、做到账上的、由旧式税收支持的老派公共开支在什么时候返回了政治议程当中呢？布朗与审慎小姐之间的浪漫史究竟为什么会结束呢？从时间上来看，这段恋情的结束时间大约刚好与布朗在现实生活中与公关业女强人莎拉.麦考利（1）的恋情公之于众的时间相重合。两人与2000年8月正式成婚，6个月之前审慎小姐刚刚收到好人卡。尽管莎朗.斯托尔于次年表示出了极度的不满，但是真正触发工党步伐改变的领域依然还是全民医保。新工党在自己的第一份竞选宣言中承诺将要“捍卫我们所建立的全民医保的基本原则”。宣言抗议道在托利党执政时期全民医保体系中的护士人数减少了5万人，但是同时管理人员的人数却增加了至少2万人——这正是工党打算付之一炬的繁文缛节。布莱尔承诺要将医疗服务的委派者与提供者区分开。总而言之就是少一点指指戳戳，多一点资金投入。

工党新任卫生大臣弗兰克.多布森（2）是一位坚定的传统主义者，在英国政治史上尤其以爱讲黄段子而著名。上述的承诺在他手下成为了现实。大动作的改革并没有出现，但是年复一年恰到好处的额外资金投入依然将2001年的冬日危机平息了下去。但是随后一场十分不同的危机又登上了报纸的大标题。和通常情况一样，这次的危机也发源于一个个案，然后就迅速扩展成了普遍性的事实。首先是一位罹患癌症的老太太因为反复拖延而错过了诊治时机。然后布莱尔十分敬重的工党贵族兼生育专家罗伯特.温斯顿（3）怒火满腔地就自己年迈老母的诊治经历对全民医保进行了严厉的抨击。温斯顿宣称英国的医疗服务水平是欧洲最差的而且还在变得越来越差，同时政府在这方面一直没有说实话。这番言论在白厅内部引发了极大的恐慌，不仅因为温斯顿德高望重、说话有人信，还因为总体而言他是对的。工党的民调显示全国上下都知道这一点。于是在与布朗拉锯良久之后，布莱尔在2000年1月参加大卫.弗罗斯特爵士（4）周日早间电视采访节目时宣称全民医保急需更多资金，而他将在接下来的5年里将英国的医疗开支提升到欧洲平均水平。

这是一份很重的承诺，相当于要将现有投资水平提升三分之一（应当说这和日后的实际情况十分接近）。布朗对此很不高兴。他认为布莱尔抢了他的先手，布莱尔没有向弗罗斯特充分说明资金投入要和医疗体制改革相配套的重要性，根据唐宁街里的流言，布朗还暴了粗口，说布莱尔“他妈的偷了我的预算”。当天布朗就找回了场子，他公开承诺从当时起直至2004年医疗投入将会在通货膨胀的基础上每年上涨6%，“这是在全民医保50年历史中任何时期额度最高的持续投资增加”，“对于这个国家的每一户家庭而言这相当于医保上涨了一半”。从严密控制开支向开支放开的政策倾斜就此开始。等到接下来2001年大选时，布朗又宣布对全民医保体系现状以及未来走向进行考察，他委派的考察员是一位前银行家德里克.温里斯（5）。

选举一结束，关于必要性增税的明显暗示就泄露了出来。当温里斯最终提交报告时，他证实了两年前的冬日危机所反映的绝大部分情况。无论英国人怀有怎样的美好信念，全民医保都赶不上其他类似国家的相应体系，还需要更多更多的钱。此外温里斯也否决了筹款方式的激进型转变，例如转向基于保险或半私人机构的医疗服务。布朗立即就将这份报告当成了不许增税来拯救全民医保的客观证据。温里斯是不是像一位传记作家所说的那样成了布朗的人肉挡箭牌了呢？不管怎么说，在他2002年3月的下一份预算当中布朗打破了一项自八十年代就得到奉行的政治常规，即绝不提升直接税收。布朗将国民保险的幅度上调了1%，相当于在所得税上增加了1便士，借此来资助英国医疗所需的巨额投资。

公共开支一飞冲天，在医疗领域尤其如此。在一些方面这的确取得了成效。2006年与1997年相比全民医保体系的雇员数量增加了30万人。其中资深医生的数量增加了1万人（超过原有数量四分之一）。但是管理人员的数量也增加了4万人，这比起当年布莱尔与布朗发动反对官僚主义运动时饱受他们讥讽的保守党管理人员雇佣人数还高出一倍。一个雄心勃勃的全民医保电脑管理计划变成了昂贵的烂摊子。与此同时，医疗预算则从每年379亿英镑上升到了多达920亿英镑。这笔巨大的投资的确见到了成效。候诊名单这一九十年代中期的公众怒火之源整整缩短了20万人。到了2005年，布莱尔手中已经有了自1988年起最短的候诊名单。75岁以下癌症患者死亡率在1996至2006这十年间下降了15.7%，心脏病死亡率下降到了36%以下。同步推进的公共财政倡议则意味着全国各地都建起了新的医院。

可惜的是这并非故事的全部。成群的“沙皇”、半官方组织、代理机构、委员会、医疗联络团体以及计划人员都堆在了全民医保体系的背上，与此同时曾经承诺权力下放的白厅又施加了新一轮令人眼花缭乱的控制。到了2004年秋天全国医院的头上已经压上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将近百余个监察机构。财政部的布朗与布莱尔派系的卫生大臣阿兰.米尔本（6）之间就医院管理的原则性问题展开了一场大战。有布莱尔撑腰的米尔本希望看到进一步的独立性与竞争，布朗则质问道对于许多病人来说只有一家大型当地医院可供选择，因此这些医院就算竞争失败也难以关门，这样一来竞争又从何说起？民调显示布朗的观点在民众中间很流行，大多数人都想要更好的医院而非更多的选择。布莱尔团队则回应道只有选择才能促进医院的质量。最终政府与少数几家独立或慈善医院的领导层终于达成了休战。而英国也又一次拾起了旧日的争论。是否应当从中央管理一切，将绩效考核当成鞭子，将非选举产生的半公立机构当成指哪打哪的军队呢？还是说应当模仿私营企业，听任各家医院成王败寇，优胜劣汰呢？

到了2005年大选时，迈克尔.霍华德（7）手下的保守党开始攻击工党浪费金钱，害得人们不得不在卫生条件恶劣且管理不善的医院里拿自己的性命冒险。就如同以前的工党一样，他们也承诺要整改官僚体系并大幅削减医疗系统内各色机构的数量。到了2006年夏天，尽管大量注资，全民医保还是遇到了现金危机。涉及到的金额占预算比例并不算大，但是人们对这个国家的信心依然在最为脆弱之处挨了一记痛击。英国上下一下子就损失了7000余个全民医保工作岗位，英国皇家护理学院则预测接下来还要再减少13000个。许多花大钱才培训出来的新人医生找不到工作。在2000-02年的开支政策大转向以及历史性数额的新增投资之后，所有的人工成本、价格高昂的新药、管理不善以及无尽“改革”所带来的庞大官僚体系开支似乎最终带来了一个令人厌恶到无以复加的医疗体系。比较不时兴的医疗领域——例如精神疾病防治——也遭到了冷落。在全民医保体系之外出现了私人保险与私人医疗的迅猛增长。业内领军的私营医疗保险公司保柏（8）在1999年已经有了230万投保人，6年之后这个数字上涨到了超过800万。一方面这一现象部分反映了富裕程度的提高，但对于工党投资全民医保的成功前景而言这并算不得信任投票。

关于学校的故事也大同小异。传统社会主义者希望为用全国通用的单一体系容纳所有儿童并由白厅直接管理（当然新近放权的苏格兰与威尔士除外）。所有那些危险的半独立教学机构，托利党搞出来的中央拨款学校尽管早已为数寥寥，还是全部遭到了关闭。在教育方面，为了能从白厅出发改善现状，政府将热情、苦干与决心所能取得的成效发挥到了极致。在布兰凯特及其继任者手下，涉及学校生活方方面面的各种计划如泉水般从教育部喷涌而出。2001年一年内，教育部就向全国学校下发了 3840页指导性文件，每位校长都要领导自己的学校完成525项指标。这堆要动用独轮车才能运送的文件令各地学校改头换面的程度并不比改版后的全民医保官僚体系对医院的改进程度更明显。于是英国人又改弦更张，重新开始推行半独立学校。在公营部门已经出现了在招生问题上有自行裁量权的“”，但是这回的举动完全与其不在同一个档次上。企业、宗教团体以及富有的地方商人可以捐献部分办学经费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办学理念”。和医院的情况一样，这一做法也遭到了工党的强力抵制。这不就是意味着选择性录取有可能回归吗？于是另一场大战开始了，在工党议员的压力下议会通过法律禁止此类学校以学术表现作为招生依据，它们与地方教育当局的关系也要得到保存。

但是在新世纪最初几年里，英国看上去似乎正在掉头向后转，重新建立起了一套此时已经淡出人们记忆的古代教育模式。学校开始依赖福音派基督教团体、电脑公司或者会计公司提供的资助。这和古时候由地方豪绅、肝酱公司与宗教结社建立的学校有什么区别吗？有些学校甚至开始选用在物种起源问题上倾向圣经而非达尔文的教科书。不向非教徒开放的穆斯林学校数量也开始增加。政府试图令宗教学校向其他群体开放一点点但最终被迫收手。对于一部分人来说这一现实是对全国性统一教育体系理念的背叛。另一部分人则追问道，假如民选地方议会能对这些独立学校进行监督，假如这些学校能够得到约束，不至于太过分地将教条硬塞进学生嗓子里，那么此类学校就真有这么坏吗？民调显示家长最担心的不是教育体系结构，而是校规松弛、考试太简单。此类学校无疑是对六七十年代教育政策的背离，而与撒切尔及其托利党继任者的理想则要接近得多。如同医疗领域一样，私立学校也蓬勃发展起来。

随着第二届布莱尔政府时期公共开支的继续追加，巨额的金钱花在了工资提升，新官僚机构以及外来咨询账单上面。政府各部并不习惯再次花钱，表现的也不尽如人意。此外还有其他不良结果。布朗及其团队对早期开支增长进行了再三对账，希望能使人们感觉自己为医院、学校与交通取得了比实际更多的成效。很自然地他们也因此成了公众火气的烧烤对象。

2005年一位前政府公关专员出版了一本书，为布莱尔政府在公共服务业改革方面所遇到的问题提供了饶有趣味的内部视角。彼得.海曼（9）是个严肃的年轻人，他自从布莱尔上台时就开始为其工作，后来做到了唐宁街十号战略通信小组的领导位置。他为布莱尔撰写演讲词，为布莱尔宣传造势，与布莱尔进行辩论攻防演练，这段经历让他在第一线目睹了权力游戏最为精彩高端的展示。2003年，在历尽辛劳为布莱尔完成又一篇会议讲稿之后，他决定把此时最时兴的流行语“革新”用在自己身上。他辞去白厅的职务，来到伦敦内城条件艰苦的伊斯灵顿格林综合中学担任了一名教师。他以这场人生剧变为题写成的书至今依然是关于当代英国政治的最佳文本。成为老师后他有一回和一位学生争论为什么首相说的话总不能成为现实。“我看着他的眼睛说道，‘托尼承诺改善教育，这就需要你们通过考试。他怎么能保证这一点呢？真到考试的时候你们都未必一定来。’”海曼总结道，他以前参与政治的方式是狂热般地应对24小时连轴转的媒体，但是这样做丝毫无助于改进学校质量。真正需要的不是冲突与噱头，而是持之以恒，不是斗争而是合作。“现在从望远镜的另一端看过去，我意识到了政客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有多么不平等……身居高位之人喜好理念而厌倦实践。对政策提出更好建议的人过于频繁地遭到忽视，他们的意见被人当做胡乱尖叫……为什么政客们就是不能承认一线工作人员比他们懂得多呢？”*1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为了实现更好的警务工作、更有效的规划、更健康的学校食品，更美观的城镇中心以及上百个其他愿望，中央政府既命令又哄骗，软磨硬泡与大鸣大放并用，永远志向远大，永远代表“全体人民”说话。铁路系统在另一场灾难之后再次遭到重组。在极富争议的环境下，一度十分赢利的英国铁路线路公司被逼破产，它对全国线路的垄断经营宣告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白厅施加的一套极其详尽的新控制体系。有一次布莱尔曾经吹嘘为公共部门制订了500个绩效目标，日后他的代理又为地方政府以及交通这一个行业制订了五倍于这一数量的绩效目标。*12* 教区理事会与小企业发现自己头上堆满了主管——当然没有学校和医院头上那么多，但总比能让他们自由活动的数量要多。所有来自主管方面的干涉都有着良好的用意，但正是这些干涉阻塞了自由决策的动脉，令负责任的公共生活叫苦不迭。上台初期布莱尔曾经十分有名地抱怨道，他因为试图改革公共部门而在“背上落满了伤疤”。也许假如他对自己的鞭笞再少一些，与公众的对话再多一些，他与整个国家都会快乐得多。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Sarah_Macaulay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Frank_Dobson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bert_Winston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David_Frost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rek_Wanless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an_Milburn

（7）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chael_Howard

（8） http://en.wikipedia.org/wiki/Bupa

（9） http://www.guardian.co.uk/profile/peter-hy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