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说说中国的清官意识 -- 慧诚

好皇帝，坏奸臣之三：清官意识

一，海瑞上疏

嘉靖四十五年二月的一天清晨，春寒料峭，通往紫禁城的路上，安静得如同还孤悬在天边的月亮，两边的树枝都还是光秃秃的，它们伸出奇形怪状的胳膊，指着天，不说话。海瑞像往常一样，听着自己的脚步沙沙的响。过不多久，在临近宫门的时候，他遇到了几位同僚，相互拱拱手，没有多说话。“他们在躲着我吧。这也难怪……”海瑞心中正如是想着，就进宫了。

这一年，他47岁。可是就在前几天，他刚刚给自己订做一口薄皮棺材。昨天，他跟妻子和儿子都打好了招呼，安排后事，他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银两安排未来的生活。妻子昨天没有睡好，儿子将来做什么……

他的身体还很健康，虽然平时没有钱买肉，消瘦的他却很少生病。不过，今天来向他索命的，不是阎王派来的无常黑白，而是他袖口里揣着的一份奏折。在这份奏折里，他用文雅的语言骂了一个人，这个人是皇帝。他如此教训皇帝：

一是“竭民脂膏，滥兴土木”，“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

二是薄情寡义，：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

三是迷恋斋醮，妄求长生：“且陛下之误多矣，其大端在于斋醮。斋醮所以求长生也。自古圣贤垂训，修身立命曰“顺受其正”矣，未闻有所谓长生之说。尧、舜、禹、汤、文、武，圣之盛也，未能久世，下之亦未见方外士自汉、唐、宋至今存者。陛下受术于陶仲文，以师称之。仲文则既死矣，彼不长生，而陛下何独求之？至于仙桃天药，怪妄尤甚。

而且奏疏还把皇帝的品行与刚刚被处死的罪犯严嵩相提并论：“既观严嵩，有一不顺陛下者乎？昔为同心，今为戮首矣。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为逆者也，历任有声，官户部者至今首称之。然诸臣宁为嵩之顺，不为材之逆，得非有以窥陛下之微，而潜为趋避乎？即陛下亦何利于是。”

写到高潮处，海瑞痛骂满朝文武：“今大臣持禄而好谀，小臣畏罪而结舌，臣不胜愤恨。是以冒死，愿尽区区，惟陛下垂听焉。”

读了疏文，明世宗把上疏扔在地上气急败坏，大叫：“快去抓人，不要让他跑了。”太监黄锦说：“不会跑，这人明知将死，已诀别妻子，买了棺材，在家等着呢。全家仆人早跑光了。”

皇帝沉默良久，捡起来反复默读，心中叹息。世宗内心极度煎熬，情绪剧烈摇摆，忽觉海瑞可比古代忠臣比干，忽然又深感受辱之痛，几个月后，还是忍无可忍，将海瑞投入诏狱。刑部论死，皇帝沉默不答。再过几个月，明世宗去世。海瑞在狱中住了十个月。有一天，狱警端来好酒好菜。海瑞以为要绑赴西市砍头了，更是豪吃豪饮、神色自若。狱警告诉他：恭喜您哪，马上官复原职，皇上死了。海瑞惊问：“信然乎？”随即大哭，吐出所吃食物，昏绝于地，一夜哀哭不断。

二，清官意识

说海瑞是中国官场之“异”。是因为像他那样的官员不多，明朝的薪水太少，俸禄极度严苛，像海瑞这样完全靠薪水度日，会非常艰难。明朝敢骂皇帝的官员其实也不少，文死谏算是明朝留下的传统。但是像海瑞那样抬棺而骂，骂到皇帝举足无措，进退失踞，却并不多。更难得的是，海瑞并非一时之勇，而是一生正直不阿，无党无群，独来独往。人不喜而不得不敬，海瑞被囚之后，内阁大学士徐阶和其他大臣设法委婉劝说皇帝，尽力保全。

然而海瑞又是中国官场之“常”。中国几千年历史，官员不计其数，在人民的心中，论声望，能够跟海瑞相比美的，恐怕就只有包公了。一般官员，在世时自然有人尊敬，百年之后，如过眼云烟，不知何踪。如海瑞包拯，则久唱不绝，历久而新。论之者无数，传之者无数，谈之者无数。中国的京剧中，海瑞的形象在舞台上赢得观众的一片喝彩和一片泪花。

这阵阵的喝彩和泪花在后来的学者那里得到了一个总结：清官意识。这个词在今天的语汇中，恐怕算不得什么好词。当然，就大部分学者而言，他们倒不是想批判海瑞和包拯本人，他们犀利的眼光对准的是这两位“大人”的屁民粉丝。关于清官意识的讨论很多，本文作为一篇笔记，无力在这里做思想史的梳理。虽然我下面要写的东西可能看起来是在为“清官意识”平反，但是我也必须首先承认，对清官意识的诸多批判都有合理的一面，因为至少，清官意识并没有保证，当官的都是清官。倘若都是清官，包公和海瑞也不会有今天的名声，也不会有那么多粉丝。这就是历史的悖论。

三，清官意识：中国的特殊性

不过，话说回来，既然二十世纪批判的话已经说了那么多，那么我就站在另外一边说道说道。一分为二，阴阳平衡，方为自然之道。

清官意识

1，中国之所以有清官意识，是因为在中国，官具有特殊的地位。因为官代表的是“公家”。人类文明实际上就是一个如何超越“私”的问题，人人生而有“私”，但是仅仅有私，则无法成其为社会。因此文明的一切努力就在于超越这个小我。相对于个人而言，个人为私，小集体就是公；相对于小集体而言，小集体为私，大集体为公。中国自郡县制的皇权制度建立以后，天下一统，这个天下则为公，而代表这个“天下”的就是皇帝和他手下的官。因此中国很早就确立了所谓“公家”的概念。官具有了特殊的地位，形成所谓“官本位”。就如我在其他《现在的中国为什么不是资本主义？》中所说的，中国的主导矛盾是官民矛盾，在政治上，这个矛盾的重要性超过了地主和农民的矛盾。因此所谓官本位，也就意味着中国

2，从官的本质上来，本来与私人并没有政治的矛盾。“何者为公？”成就众人之私，则为公，保护众人之私，则为公。站在公私的纯理论角度而言，官作为公来保卫私人的利益，本来应该得到民众的坚决拥护和支持的。但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由于官员本人作为有私心的凡人，他很有可能损公肥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利益是他个人的，而损失是大家来承担——这是一切公共管理所面临的必然难题，用经济学的术语可以说是“公地悲剧”。

3，清官的意义就在于他做到了官的“本位”。也就是说，官本来就应该所处的位置，就是“公”。清官在政治的价值，并不在于纯粹的“道德”。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只有清官才具有崇高的道德。中国历史上，有崇高的农民，有崇高的隐士，有崇高的工匠，但是在人民大众中，很少有人崇拜出“好农民意识”，“高隐士意识”，“巧工匠意识”，虽然他们也都有各自伟大之处，但是他们不能像海瑞和包公得到万民景仰，是因为中国的清官所成就的不但是他们个人的人生道德价值，而且是“官”的价值。是官的本质体现，这个本质体现象征了“中华政治文明”的最高核心——公。因此，人民大众所崇拜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个人，而是“政治的公”。对包公和海瑞的崇拜，实际上既是是对“公”的呼唤，同时也是对“官”的道德要求和压力。在这个意义上，我要说，中国的普通农民，当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时候，所表现的集体智慧远超过绝大多数大学教授。清官意识也绝非智力低下的产物。当我们轻蔑人民智慧的时候，通常都是因为我们缺少智慧，读不懂人民。

4，当人民崇拜和要求“公”的时候，并不意味这个群体的成员具备“公”的素质，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也准备像他们所崇拜的包公们一样，能够克己奉公，牺牲小我为大我，牺牲小家为大家。他们的崇拜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道德的感染力，这是对崇高人格的尊重和心灵上的模仿；另一方面他们希望自己的合法利益得到“公”的保护。“公德”与“私利”在伦理上是对立的，但是在现实上，众人的合法私利却恰恰需要“公”的保护。那么这个“公”，实际上就是官，过去是皇帝手下的官，今天是共产党的官。这也就是我过去强调的，腐败对中国具有特殊的杀伤力，它所破坏的不是具体的个人和某个具体组织，它所破坏是能够维系大一统的“公”意识。倘若这个“公”的意识过分削弱，私的意识过去强大，利益集团就会兴风作浪，封建力量抬头，国家就会“乱世而亡”，陷入分裂。——了解中国历史的人对这一点应该并不陌生。

有关清官意识的几点争议

1，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今天对“清官意识”的批判基本上都是西学东渐以后，站在现代西方的角度来批判所谓”官本位“的角度展开的。所以要想把清官问题说清楚，就必须首先谈谈官本位。在《现在的中国为什么不是资本主义？》我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并没有展开说。

从社会等级秩序的角度上来说，大致而言，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三种本位。一种是“官本位”（中国自秦汉到今天），一种是“血统本位”（中国春秋战国以前），另外一种是“钱本位（现代西方的资本主义）”。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三种本位或者这三种本位的混合体，因此，当您想批判和打倒“官本位”的时候，请您想好，您是希望这个世界是血统本位还是钱本位呢？也许您要说，我什么本位都不要，我要平等。那么我真诚地告诉您，在我们有可能看得见的将来，在地球人类上，没有这种可能性。官本位还是钱本位？您想好了没有？官本位实质上“公”对“私”的超越。但是，如同越耀眼，其阴影也越明显。中国自古形成强烈的“公”的意识一方面维系了中国的大一统和以“公平”为诉求的政治伦理，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一套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对官员提出了更高的道德标准，因此一旦官员修身不足，所造成的危害也更严重。用俗话来说就是，梯子爬得越高，摔得越重。

2，尤其当我们站在西方的立场批判古代“官本位”和清官意识的时候，并且把这当做中国人劣根性，当做中国文明是落后文明的例证的时候，完全是处于一种时空倒错的感觉。因为当包公和海瑞被人崇拜的时候，欧洲还是贵族和农奴的社会。他们没有官本位，也没有清官意识。除了乞求贵族不要过于残酷之外，他们根本就处于完全的绝望，根本就不可能祈祷任何人来帮助他们用“公权”来保护他们的基本利益，公权根本就不存在。唯一的安慰只能是彼岸的上帝。也许上帝代表的是“公”，因为上帝没有私心。但是上帝的荣光在彼岸，而不是人间。如果说中国古代存在着“不公的官员”破坏了“公的政治伦理”，那么在当时的欧洲，则根本就不存在“公”这么回事。因此，假设有人在那时的欧洲批判“清官意识”，如同我们现在到索马里面对饥民痛诉营养不均衡对身体健康的危害。

3，欧洲是通过法国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打破了封建力量，才建立起了真正有权威的中央政府（法国国王曾经努力建立专制，而且我感觉正是因为法国国王打破封建，所以才使革命成为可能，路易十四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上的同时，也为自己的王位挖好了坟墓）。这时才逐渐有了“公”的概念，十八世纪才建立起公权（不出我所料，刚刚查字典，法语中，public这个词十六世纪晚期才出现，而中国的“天下为公”出自《礼记》）。

4，而且欧洲的公权也是靠“集权”来推广的，法国是拿破仑，德国是俾斯麦和威廉，俄罗斯靠的是彼得大帝，后来的苏联靠的是苏维埃。但是欧洲的集权通常都会走极端，最后不得不崩溃。（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见《民主与集权》系列博文）。因此，欧洲的“公权”发展都有限，而且历史比较短暂，还缺乏传统。西方国家，公还没有压倒私，因此“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无法得到解决，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不过是周期性崩溃的最近一次而已。因此当我们为中国的官民矛盾而纠结的时候，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同样的方式来想象西方，官本位的社会与钱本位的社会是不同的。胃痛的人以为胃痛才是最严重，肝病的人以为肝病是最严重的，如果连这样的人情都不能体会，就根本无法理解社会现象。西方社会最重要的矛盾不是官民矛盾，不是公私矛盾，而是私人之间的矛盾：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西方国家的官民矛盾不如中国官民矛盾尖锐，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社会矛盾不尖锐，更不意味着，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水平之下，倘若采取那样的社会结构，整体的社会矛盾会更轻。现实情况是，在他们的人均财富几乎是中国的十倍的情况下，社会矛盾已经相当尖锐。

5，今天对古代社会清官意识的批判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解决官员损公肥私的问题，光依赖道德是不行，要靠制度建设，中国人没有制度理性。这样说是没有错。不过，同样也是要解决一个时空倒错的问题。因为当我们批判唐宋和明朝的制度腐败的时候，当我们说那时的清官意识不顶用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在当时的欧洲，几乎就不存在“腐败”，因为根本就不存在“清明”。在贵族可以占有初夜权的时代，讨论什么腐败和清明的问题，就像跟饥民讨论食品安全。另外一方面，中国古代实际上从来就没有忽视“制度建设”，中国古代官制早就有所谓分权，相互监督，回避制度，内阁六部。中国古代行政制度的严密和理性，如果说是第二，就没有人敢说第一。当然，您坐惯了汽车，就认定古代的马车从来就是落后的交通工具，,那么这是您的问题，不是古人的问题。

6，因此中国政治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所谓“官本位”，也不是所谓“清官意识”。而是要进一步发挥“清官意识”，以此为榜样和象征，恢复“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

7，当然，我从不反对制度建设和监督的作用，这方面是必须加强的。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考《民主和集权问题：思考片段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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