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现在居然出现为藏独洗地的东西了, 这帮公知到底要干嘛阿 -- 红海鲨鱼

杜光：转变观念，妥善地解决西藏问题

----时政小议之五十四作者：杜光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13 更新时间：2008-6-7

根据网上消息，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和达赖的私人代表将于6月里再次接触，进行磋商。这使一切关心国事的人们感到满意，并且期待进一步的商谈能够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一、转变观念，取消“三个停止”

“314”拉萨暴乱以来，人们忧心如焚，希望中央政府及早采取主动的和解措施，抚平骚乱，保证奥运会的顺利召开和完满结束。以此为契机，推动西藏问题的根本解决。4月5日，新华社发布信息：“考虑到达赖方面多次提出恢复商谈的要求，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准备在近日与达赖私人代表进行接触磋商。”中央政府的这个决策，受到海内外的普遍赞扬。5月5日，新华社再次报道，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朱维群、斯塔4日在深圳与达赖的私人代表甲日。洛迪。洛桑坚赞进行了接触，说明这个正确的决策已经见之行动。但这次接触只是各抒己见的初步晤谈，人们把希望寄托在下次接触上，期待进一步的商谈能取得实质性的积极成果，这是十分自然的。

但是，人们在殷切期待的同时，也怀着强烈的不安。不安来自新华社两次报道中的败笔：“我们希望达赖方面言行一致，真正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停止策划煽动暴力活动，停止破坏奥运会的活动。”5月6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记者招待会上，又一次强调这“三个停止”。可见，这个败笔不是出于新华社记者之手，而是决策指导思想的偏差。因此，要妥善解决西藏问题，首先在指导方针上应当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我说这“三个停止”是败笔或偏差，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它不但埋下了破坏磋商的伏笔，不利于西藏问题的顺利解决，而且也进一步败坏了中央政府的信誉。

首先，“三个停止”无中生有地把达赖并不存在的三条罪状——分裂祖国，煽动暴乱，破坏奥运，加在达赖头上，难免使人们怀疑中央政府解决西藏问题的诚意。达赖在1959年逃到印度，并且成立西藏流亡政府，这当然是一种分裂活动。但他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公开表明他并不谋求西藏独立，只是希望西藏能够实现真正的自治。近几年推动西藏独立活动、分裂祖国的，主要是藏青会、藏妇会等组织，他们虽然在表面上拥戴达赖，但对达赖主张的以和平方式谋求自治十分不满，因而力图摆脱达赖的控制，在全球策划藏独活动。这次煽动暴乱和破坏奥运火炬传递，就是由这股藏独势力推动的。把这些罪状堆到达赖身上，造成一个假象，似乎达赖与藏独势力沆瀣一气，是藏独活动的后台。这种移花接木的手法是完全违背实事求是精神的。

其次，“三个停止”表现了提出者的目光短浅，缺乏宽阔的胸襟和高度的历史感。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宣传达赖从事西藏独立活动，而无视他二十年来一直主张以和平方式争取西藏真正自治的事实，更没有看到他在西藏的自治和建设中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早在1987年，达赖就提出“五点和平建议”，明确表示不寻求西藏独立，只是争取真正的自治。在西藏独立和维持西藏现状之间，他坚持的是一条“中间道路”，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说明他的和平努力已经为国际所公认。而我们却一直排斥达赖，并且控制舆论，只向公众传递达赖是藏独首脑的假象。2002年以来，中共中央统战部和达赖的特使举行过六次会谈，但没有取得任何成果。问题的实质是执政党慑于达赖在西藏人民中所享有的威信，担心实现真正的自治将会失去对西藏的全面控制，却看不到争取达赖回归对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和解的重大意义，所以拒绝容纳达赖，不断把他妖魔化，会谈也是虚与委蛇，并且向全国人民封锁消息。这次的“三个停止”，正是这种心态的再次表露。

第三，“三个停止”还透露了中央政府将在会谈磋商失败后推卸责任的意图。“三个停止”先声夺人，把对方推到有罪的被 告席上，为自己取得谈判的主动权和进退自如的有利地位，一旦对话破裂，“三个停止”中的任何一个“没有停止”，都可以用来作为归罪对方的藉口。可是，决策 者为什么不想想，西藏问题已经成为全球瞩目的世界性问题，国内民众固然可以通过“舆论导向”来蒙骗，海外舆论却绝不会只听你的一面之词。达赖在4月23日 接见《星岛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对话不仅是见面，而是要相互聆听对方意见，共同寻找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所有分歧我们都可以在内部解决。”“600 万西藏人从中国大陆分离出来，总是势单力薄，只有同10亿多中国人合在一起时，才能显示出我们的力量。”这样，达赖就在全世界舆论面前争取了主动，相对之 下，我们却因坚持子虚乌有的“三个停止”而处于理亏被动的地位。妥善解决西藏问题，是事关中华民族的团结和谐的大问题，晤谈破裂的责任何在，则是一章属于 细枝末节的小事情。不去探讨西藏自治的实质性的步骤，力争商谈取得积极成果，妥善地解决西藏问题，却为商谈失败预设退路。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中央政府，这 样就太缺乏诚意，太不光明正大了。

“三个停止”是中央政府与达赖代表真诚商谈、并取得实质性的积极成果的绊脚石，必须否定，必须取消。

二、以宽容和解的精神取代阶级斗争思维

西藏问题的存在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现在应该是彻底解决的时候了。中央政府和达赖代表的这一轮会晤磋商，为全面彻底地解决西藏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希望执政当局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真心实意地寻求最有利于国家统一和西藏自治的途径，实现同达赖及

其追随者的民族和解。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在指导方针上应该解放思想，在以下四个问题上转变固有的错误观念：

（一）把这一轮商谈提高到全面彻底地解决西藏问题的高度上来，不要把它看作是缓和暴力活动、保证奥运会顺利召开的权 宜之计。达赖多次强调他谋求的不是独立，而是要通过和平非暴力的途径，实现西藏的真正自治。这就使双方的商谈有一个扎实稳固的共同基础。西藏自治固然是一 个政治问题，但同时也是一个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文化问题。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我们无视西藏在民族、宗教、文化等方面的特点，在西藏强力推行“民主改 革”，把在汉族地区推行时就已经是非常错误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无产阶级专政”，毫无区别地在西藏施行，结果留下了无穷的后患，在许多藏民心头，埋下 “汉人压迫藏人”、“毁灭藏传佛教”、“摧残藏族文化”等等仇恨心理。因此，在探讨西藏的自治问题时，应当充分考虑它的民族特点、宗教特点、文化特点。 如：让藏族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自由选择他们的政府，不要用大量汉族干部占据领导岗位；保证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寺庙的宗教权利，不干涉藏民和僧侣的宗教活 动；尊重藏民的生活习惯和文化选择，盖什么样的寺庙，家里挂哪个人的像，在什么节日开展什么活动，等等，他们都应有充分的自由。至于所谓的“大西藏”问 题，达赖表示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意思是说，四川、广西等省区的藏族自治州县，没有必要划入西藏自治区的范围，但他们与西藏居民同属藏族， 有着共同的宗教和文化，应该允许西藏与他们建立一些宗教上和文化上的特殊联系。这完全是一个可以从容讨论的问题，不应该有什么强加于人的模式。

（二）以宽容和解的精神取代阶级斗争思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的指导下，在民主革命和所 谓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当权者肆意扩大打击面，把许多同志和朋友当成敌人，造成无数冤假错案，带来了许多难以挽回的损失。至于对西藏的指导方针，由于 民族的、宗教的和文化的差异，本来应该采取宽容和解的精神，通过和平非暴力的途径，改革农奴制度，实现农奴的解放。1951年5月，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 府的代表签订“十七条协议”，承认“西藏人民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权利”（第三条），“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第四条），“有关西藏的各项 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第十一条）。这个协议，充分体现了宽容和解的精神。遗憾的是，随着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改造”，西藏也掀起了“民主改革”的风 暴。“十七条协议”被撕毁，阶级斗争思维和专政意识，取代了宽容和解的精神。结果，虽然从民主革命的意义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却遗留下了难以愈合的民族 创伤。达赖1959年的出逃，就是这种暴烈斗争和残酷镇压的不幸后果。自此之后49年来，中央政府虽然在西藏的建设上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也取得了显著的 成就，但在对待西藏的政策取向上，依然坚持阶级斗争思维和专政意识，采取了一些蔑视藏传佛教、破坏民族文化的措施，因而伤害了藏民的感情，扩大了他们的离 心倾向，。半个世纪的历史表明，这种政策取向，无助于西藏问题的妥善解决。中央政府应当接受教训，改弦易辙，恢复宽容和解的精神，这是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和 达赖代表的会晤对话是否能够取得积极成果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在对话双方强弱悬殊的情况下，强方中央政府应当怀着取得良好成果的诚意，采取宽容和解的态 度，平等对待弱方，才能推进西藏问题的妥善解决。

（三）全面检查反思五十多年来的对藏政策。西藏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央政府违背“十七条协议”，把内地的“社会主义改 造”和“大跃进”的做法，照搬到西藏。班禅。额尔德尼在1962年曾就西藏问题写出7万字的长篇报告，指出“民主改革”的错误做法和严重后果，如：打击了 很多不该打击的人，关押了大量无辜藏民；大跃进强迫命令，造成饿殍载道；毁灭佛像佛经佛寺佛塔；西藏原有寺庙2500余座，民主改革后只剩70余座；强迫 僧尼还俗，11万僧尼只留了7000多；《大藏经》被用来沤肥，佛像经书成了造纸原料，等等。班禅反映的这些严重事态，最高领导人不但不注意纠正，反而将 班禅关进秦城监狱。进入21世纪后，这种违反宗教自由、摧残民族文化的非法行为仍在继续，据张博树在《西藏问题的根本出路》一文介绍，2001年，西藏当 局强令位于康巴藏区、有藏汉僧众万余人的五明佛学院减少规模：一千多学佛的汉人全部离开，四千多藏族女尼只能保留四百人，四千多男僧也只留四百人。为了贯 彻这个无理的决定，竟然动用武力，驱赶僧人，强拆住房，2001年7月10日一天就拆除1700多座僧房，数千男女僧众被迫在周围山上宿露餐风。这些不法 暴行，完全违背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宗旨和“以人为本”的精神。今年发生的“314”暴乱，一个重要诱因是西藏当局对于3月10日开始的和平示威，缺乏宽 容和理解的态度，先后逮捕了三百多僧侣和藏民，为藏独分子提供了暴乱的藉口。五十多年的教训告诉我们，推行在阶级斗争思维指导下的暴力专政，是不可能在西 藏“构建和谐社会”的。为了通过这次晤谈为妥善解决西藏问题准备条件，执政党有必要全面地总结对西藏的方针政策的得失和是非，对历年的错误做法进行反省， 承担责任，以消解那些离心离德的藏民的积怨，最大限度地团结包括达赖在内的藏族同胞。不迈过这个坎，要全面妥善地解决西藏问题是不可能的。

（四）转变对达赖的价值判断。如何对待达赖，是能否妥善地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达赖在1987年提出“五点和平建 议”后，21年来，由于他的“中间道路”得不到中央政府的回应，使许多激进的藏民感到失望，转而寻求通过暴力斗争来争取独立的道路。藏青会在2007年举 行年会时就宣称：“非暴力的中间道路已经走不通了。”这标志着十万流亡藏民的政治态度正在开始转变，达赖在青年藏民中的魅力和“中间道路”的号召力则已开 始消退。这个趋势不能不对西藏地区的600万藏民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无论如何，达赖的存在对藏独势力还可以起到有力的制约作用。一 旦达赖圆寂，藏独势力没有了制约，很可能有如烈火燎原，迅速蔓延，对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构成强大的威胁。这就使妥善解决西藏问题具有刻不容缓的迫切性。 应当趁着达赖尚在的期间，及时同他进行诚恳认真的协商谈判，早日勾画出西藏走向真正自治的路线图。为此，应当彻底转变以达赖为敌的阶级斗争思维，看到他在 妥善解决西藏问题上的巨大能量，了解他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在西藏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西藏当局虽然一直在抹黑他的形 象，但收效甚微。如当局曾明令禁止悬挂达赖的画像，但很多藏民还是偷偷地供奉着达赖像，干部来时取下来，干部走了再挂上去。当局的禁令不但不能消除藏民对 达赖的敬仰和崇拜，相反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所以，同达赖实现和解，符合于广大藏民的心愿；禁止悬挂达赖像之类的蠢举，伤害藏民的感情，破坏民族团结，应 该及早取消。又如有人说：“共产党才是西藏人民的活佛。”这类缺乏政治智慧的话，居然出自西藏当局最高领导人之口，实在非常不明智。其次，前面已经提到， 达赖是遏制藏独势力的最有力的人物。目前，我们不得不面对日益壮大的藏独势力和他们所发动的暴力行为，在反藏独的斗争中，达赖和大量“中间道路”的信奉 者，是我们值得团结的同盟军，他们可以起到中央政府和西藏当局都不可能起的巨大作用。再次，达赖四十多年来遍历西方世界，受到民主、自由、人权等思想的熏 染，已经具有丰富的现代意识，他在印度的“流亡政府”，实行的就是议会民主制。中央政府应当欢迎他回到西藏来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有些文章宣传让达赖回来 就意味着恢复奴隶制，这种说法如果不是由于无知，就是出于偏见。最近有人甚至把达赖说成是“人面兽心的恶魔，披着袈裟的豺狼”，那就是赤裸裸地进行人身攻 击的文革语言了。

（三）结束语

西藏问题是否能够妥善解决，不仅是有关西藏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也是关系祖国统一的大事，更是实现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的大事。应该承认，我们已经丧失了做好这件大事的最佳时机。中共中央统战部从2002年起就开始同达赖的代表接触商谈，实际上已经开启了解决西藏问题的大门，但由于指导思想上缺乏宽容和解的精神，却充满着阶级斗争和专政思维，商谈只是敷衍应付，虚与委蛇，而没有积极争取西藏和平改革的意愿和行动，结果丧失了妥善解决西藏问题的良机，导致一些西藏青年因对和平非暴力的“中间道路”失去信心，走上了藏独的歧途。目前的形势比六年前更加严峻，如果再不抓紧这一轮接触磋商的时机，以后解决起来将会更加艰难。据“西藏新闻网”报道，西藏当局负责人4月2日在一次干部会议上宣称：“达赖集团虎视眈眈，磨刀霍霍。我们决不能高枕无忧，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否则就要红旗落地，人头搬家，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付诸东流。”并号召“把达赖的嚣张气焰打下去！”这一番杀气腾腾、危言耸听的文革式高论，把达赖同藏独势力捆在一起，无异于助长了藏独势力的威风，为他们火上加油。另据网上报道，不久前北京、广东、江苏等地的18位律师签发联合声明，表示要为因“314”拉萨暴乱而被捕的藏民依法辩护。这本是一章合理合法的好事，公开审理暴乱嫌疑人，允许律师为他们辩护，既符合于法律要求，也可以展现当局依法办事、以人为本的和谐精神。但是，各地司法当局却秉承中央政法领导人的批示，对这些律师横施打击，以暂缓年检注册、剥夺律师资格相威胁，著名的维权律师滕彪就因此被吊销从业执照。这两件事表明，有关当局现在仍然绷紧阶级斗争的弦，毫无松动的迹象。这是十分令人担心的。如果执政当局继续坚持这样的思维方式和指导方针，将会使这一轮接触协商再一次地流于形式，妥善解决西藏问题遥遥无期。因此，我热切地希望执政党、特别是西藏当局能迅速转变观念，正确认识西藏问题的症结所在，从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大局出发，以宽容和解的精神，来解决当前西藏的问题。这样，既符合于西藏人民的利益，又能够满足全国人民对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期待。最近的四川震灾，党政领导人反应快速，表现出高度的人道关怀，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誉，也加强了全国人民的凝聚力。希望执政当局在西藏问题上也能表现出应有的睿智和魄力，千万不要等闲视之。

2008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