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现在居然出现为藏独洗地的东西了, 这帮公知到底要干嘛阿 -- 红海鲨鱼

不要错失解决西藏问题的大好时机

时政小议之五十五

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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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喜的进步：从“三个停止”到“四个不支持”

据新华网7月6日报道，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6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央统战部负责人与达赖私人代表甲日.洛迪、格桑坚赞等一行5人，于7月1日、2日在北京再次举行接触，进行了坦诚、宽松的会谈。会议期间，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会见了达赖私人代表。杜青林在讲话时表示：“达赖要是真的希望在有生之年为国家、为民族、为西藏人民福祉做有益的事，就应公开、明确承诺并以实际行动不支持干扰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不支持策划煽动暴力犯罪活动，不支持并切实约束‘藏青会’的暴力恐怖活动，不支持谋求‘西藏独立’、分裂祖国的主张和活动。”达赖私人代表表示接受中央的要求。统战部负责人对新华社记者说：“可以说，中央‘四个不支持’要求的提出和达赖方面承诺积极回应，是这次接触的重要进展。”

从前一次接触的“三个停止”，到现在的“四个不支持”，毫无问题是一个显著的进步。我在两个月前发表的《转变观念，妥善地解决西藏问题》一文里，曾经呼吁“取消‘三个停止’”（希望达赖“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停止策划煽动暴力活动，停止破坏奥运会的活动”），认为“‘三个停止’是中央政府与达赖代表真诚商谈、并取得实质性的积极成果的绊脚石，必须否定，必须取消。”因为坚持“三个停止”，意味着把达赖看成是分裂祖国、煽动暴乱、破坏奥运的首恶和黑手，在这个前提和基调下，要取得积极成果是十分困难的。“四个不支持”就不同了，它承认达赖没有参与分裂祖国、煽动暴乱、破坏奥运的活动，只是希望他不要支持这些活动。这就为下次接触和进一步的协商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但是，在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同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依然有着不和谐的音调。他说：当时提出“三个支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是完全必要的。‘四个不支持’是‘三个停止’的具体化，更加具有操作性，更便于达赖方面接受，也是我们为使接触能取得积极效果向达赖方面释放的善意。”这几句画蛇添足的解释，使我想起过去历次政治运动挨整的人，在最后平反改正的时候，总会听到这样一类的话：现在给你平反是对的，体现了党的政策；当时批判你也是对的，是为了帮助你。这种自命始终正确的思维方式，只能贻笑大方。当然，以“四个不支持”取代“三个停止”，毕竟是一个值得欢迎的转变，关于“三个停止”的自我解嘲，还不至于影响这个转变的重大意义。但为时两天的接触，进展仅是“中央‘四个不支持’和达赖方面承诺积极回应”，还停留在表态性的问题上，没有讨论实质性的问题，多少令人感到有点遗憾。

据新华社报道，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达赖私人代表的下一次接触将在年内举行（有消息说是定在10月，但尚未得到证实）。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希望决策者充分重视并珍惜这一轮谈判的机会，采取积极的态度，深思熟虑，比较彻底而妥善地解决西藏的问题。

（二）解决问题的诚意+宽容和解精神

我在《转变观念，妥善地解决西藏问题》一文里还谈到，为了“真心实意地寻求最有利于国家统一和西藏自治的途径，实现同达赖及其追随者的民族和解，在指导方针上应该解放思想”：第一，“把这一轮商谈提高到全面彻底地解决西藏问题的高度上来”；第二：“以宽容和解的精神取代阶级斗争思维”；第三，“全面检查反思五十多年来的对藏政策”；第四，“转变对达赖的价值判断”。在这四个方针性问题上，关键是要有宽容和解的精神。宽容和解是解开西藏问题的钥匙。希望在今年开始的下几次接触里，中央政府能够以宽容和解的精神，积极地解决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因为在接触谈判的双方里，中央政府是掌握主动的强势一方，谈判协商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强势一方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只要中央政府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又能采取宽容和解的态度，下几次接触一定会取得使全国人民、包括西藏人民在内都感到满意的结果。

对于前面提到的“实质性问题”，我提出以下建议：

鉴于西藏问题的复杂性，许多问题不可能在几次会议上就找到妥善解决的途径，但就某些发展方向取得一致意见，还是完全可能的。我们不妨把解决西藏问题的诸多难题分成两个层次：一部分问题是可以也应该及早解决的，如达赖回国问题，中央政府就过去的对藏政策表态问题等，可以在晤谈时探讨一些操作性的细节；还有一些问题则只能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框架性的协议，如建立更加充分的民族自治，政教分离，党政分离，实现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等，可以在原则上交换意见，求得一致；有关如何落实的细节，则需要进一步的协商，画出前进的路线图，从容计议。

达赖近几年来曾经多次表示回国的愿望。他在今年5月19日接受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专访时提出，他希望结束流亡生活，重返西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但同时又提出4项条件：1、开放西藏，接受外国媒体访问；2、容许外国医疗队进入西藏；3、释放所有政治犯；4、让西藏人民行使基本人权。他还表示可以以观众的身份出席奥运会。我认为，对于达赖要求回国的愿望，应该表示欢迎。他所提的条件，也不是不能讨论的；可以在我国法律的范围内，接受4项条件中的合理成分。目前急需决定的是，是否同意他“以观众的身份出席奥运会”。我认为同意的利大于弊。鉴于奥运会日益临近，希望当局早作决策。

如何在西藏实现更加充分的自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不能期望几次晤谈就能解决，但探讨有关自治的原则和框架还是十分必要的。例如，需要制定一部《西藏自治法》，宣布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个重要成员，规定西藏自治的区域，政府的构成和职权及相互制约，同中央政府的关系及职权的划分，政党和宗教的地位，它们同政权的关系，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等等，都可以在这几次接触时交换意见，以便为今后的进一步协商和正式立法铺平道路。当然，其中也有些问题是可以在晤谈时取得一致的，如关于所谓“大西藏”问题。达赖不久前在接受德国《明星》周刊采访时说，他并不争取“大藏区”的独立，只是要求对所有藏人的文化自治。如何实现他所说的文化自治，当然可以从容讨论，但藏族自治区的地域只限于现有范围，不包括青海、四川等地的自治州县，这个原则就可以在下次接触时确定下来。其他如取消“西藏流亡政府”问题，达赖方面也应该有所承诺，并提出一个初步的时间表。在实现真正的宗教自由和保护藏族文化等问题上，应该充分听取达赖方面的意见。总之，要争取西藏问题的妥善解决，必须充分地交换意见。只要双方都有解决问题的诚意，表现出宽容和解的精神，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中央政府和达赖代表在今年的两次接触，为比较彻底地解决西藏问题，开了一个好头。目前我们正面临着解决西藏问题的大好时机。中央政府从第一次接触的“三个停止”改变为第二次接触的“四个不支持”，实现了思想观念上的重大转折；在达赖方面，达赖本人再三表示不谋求西藏独立，不主张“大西藏”，希望回到国内，愿意以观众身份参加奥运会，为汶川死难者祈福，等等，在全世界面前表现了和解的诚意。这就使接触晤谈的双方，有了达成共识、取得积极成果的基础。希望中央党政领导珍视这个难得的机会，更加积极主动、更加严肃认真地对待下几次接触，务求获得解决西藏问题的实质性成果。这一轮接触晤谈的成功，不但可以有效地抑制藏独势力，消弭藏独危机，而且可以为进一步探讨“一国两制”的西藏模式，提供初步的基础。这既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大好机会，也是共产党和中央政府改善自己形象、提高自己威信的大好机会，希望执政当局不要错失这个难得的良机。

2008年7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