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报纸里的文革1966 -- 天天向上A

吴晗之所以研究海瑞，缘起于毛泽东倡导海瑞精神。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会议期间，毛泽东看了湘剧《生死牌》。也许是不满大跃进中从下到上“报喜不报忧”的风气，他认为应该提倡学习海瑞刚直敢言的精神，便建议找一位历史学家写这方面的文章。按照他的一贯风格，就在全会上说古论今，号召学习海瑞精神，不怕警告、撤职、降级、开除党籍，不怕离婚、杀头，要敢于坚持真理。与会的胡乔木心领神会，回京让人找到了吴晗。吴晗便在6月1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这篇千余字短文是他海瑞研究的禁脔初尝。

“《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主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者，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充当他们的政治代理人，与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

按语特别强调了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问题，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要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两个按语目的都很明确：对待《海瑞罢官》的问题属学术问题，应当贯彻“百家争鸣”方针。

劲夫同志：

我很久以来的一个私愿，今天向您用书面陈述。

我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我自己心里是很难过的，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因此，我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上批准。

我的这个请求是经过长远的考虑的，别无其他丝毫不纯正的念头，请鉴察。

敬礼

郭沫若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张劲夫收到这封信后，马上于1月31日下午4时去郭沫若家看望。他对郭沫若说，信已收到，感到兹事体大，已将信送给定一同志，并请定一同志转中央。是否由于我们工作有缺点，使郭老感到有负担，请郭老告诉我们，以便努力改正。因为聂总在广州休养，我托聂总秘书将郭老信的内容转报了聂总。这时聂总秘书正由广州打电话来，要我将聂总的话转告郭老。聂总说，他得知郭老的信，感到有点惊讶。如果是科学院的工作同志工作中有缺点，对郭老尊重不够，望郭老不用客气提出来，务必改正。

郭沫若对张劲夫说：我写信决不是聂总和你说的原因，而是从最近批判“海瑞罢官”等问题，感到自己问题也很多。我自己感到是一潭臭水，只是盖子未揭开，一揭开盖子，问题是很多的，继续担当这些职务，怕影响不好，于心很不安。过去我也曾经提过，最近经过一再考虑，所以写这封信，主要是自己感到惭愧。我连现在住这样的房子也感到不安，有时想到是否让我下去锻炼锻炼，当一个中学教员。

张劲夫说：郭老著作中的一些问题，与吴晗等人的问题，根本性质不同。

郭沫若说：我的问题是与吴晗不同，吴是借古讽今，我是借古颂今。如《武则天》中的裴炎，我是影射彭德怀的。不过我仍是感到问题不少。比如学雷锋、王杰，要言行一致，我在有些问题上就不够言行一致。党对我这样重视，担任这么多职务，有时总感到不安，怕影响不好。中央指示要大力提拔新生力量，是否提拔年纪轻一些的人来担任更好。

张劲夫说：有些领导职务，要考虑国内国外的影响。

郭沫若向张劲夫谈了历史学界几年来的情况，说许多事情当时并不清楚，接下来尹达同志向我反映了，我才比较清楚。阶级斗争确实很尖锐，很复杂。他还把尹达的文稿《史学遗产与史学革命》及自己写的《批判海瑞与思想改造》拿给张劲夫看。张劲夫和郭沫若商议，最近要开党委扩大会，郭沫若说：因听觉不便，有些会不能参加，对会议文件一定要参加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