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报纸里的文革1966 -- 天天向上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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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问题是出身论,毛泽东是专门叫人批过的,也就是说,遇罗克

的账,压根就是毛的对立面的.为了凑所谓被迫害对象,贼喊抓贼,把他们为对抗毛泽东,而整或害的人的账,倒算到毛泽东头上,这类事非常多.

http://hi.baidu.com/%C8%E7%D4%A8%C8%E7%B3%BE%C8%E7%C0%E1/blog/item/0a81b40d269e23bd2fddd44a.html

1966年10月16日陈伯达说“血统论”不利于“团结大多数”,违反毛主席的教导

陈伯达在接受笔者的采访时,曾说过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

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尽管如此,陈伯达在“文革”中,也做过一些“好事儿”。

“好事儿”之一,就是批判“血统论”。在“文革”之初,“血统论”曾一度非常流行。

“血统论”原本出自封建君主的世袭制。在“文革”中,这种封建糟粕却被披上了红色的外

衣。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红卫兵贴出了这样的“鬼见愁”对联:“老子英

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副对联一贴出来,就产生“轰动效

应”:围观者、传抄者、批评者、辩论者,比比皆是。8月1日,这副对联迅即在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学校贴出,又一次引起轰动。这副对联成为“血统论”

最形象、最有煽动力的口号。于是,出身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等家庭的子女,成了

“好汉”,趾高气扬;而出身“反动家庭”的子女,则低三下四,成了“混蛋”,成了“贱

民”。这副对联引起激烈的辩论:有人高呼“好得很”,有人斥之为“糟得很”。消息迅速

传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耳朵。陈伯达很快就作出反应。在这副对联出现的第四

天———8月2日凌晨,陈伯达在接见对于对联持不同意见的两派红卫兵时,就明确表示,

这副对联“不全面”。陈伯达批判了“血统论”,指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

蛋”,实际上是封建社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翻版。

陈伯达把那副对联作了修改:

“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

横批改为“理应如此”。

陈伯达向红卫兵们宣传说,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团结大多数。“血统论”不利于“团结大

多数”,违反毛主席的教导。陈伯达当时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有着“中央首长”

的身份,他在多次讲话中批判了“血统论”,在广大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影响。应当说,“血

统论”能够在“文革”中盛行,固然依仗于在“文革”中泛滥的极左思潮,而且也与长期以

来的“阶级斗争”理论紧密相连。特别是在高等学校招生中长期贯彻了所谓的“阶级路

线”,出身“反动家庭”的子女即使成绩优秀也被拒之大学校门之外。所以,“血统论”一

提出,便得以大肆流行。尽管陈伯达多次批判那副“鬼见愁”对联,但是“鬼见愁”对联仍

在广泛传播,而且还出现了《鬼见愁之歌》,歌词就是这副对联,只是在“老子反动儿混

蛋”一句之后,加上了一句:“滚,滚,滚,滚他妈的蛋!”“血统论”以血统划线:所谓

“红五类”是指家庭出身为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工人和贫农的子女;所谓“黑

五类”是指家庭出身或者亲属中有人出身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

(其实也包括“摘帽右派”)的子女。

后来,“黑五类”又扩大为“黑七类”,即加上“走资派”和资本家的子女。在“红五

类”和“黑七类”之间,还存在“中间地带”,即所谓“红外围”。“红外围”是指家庭出

身为教师、店员、市民、中农、下中农的子女。

在“大辩论”中,当时流行“报成分”,即在发言之前,先要自报家庭成分。如果所报

的家庭成分属于“黑七类”,马上被轰下台……

“血统论”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红五类”子女自恃出身好,“自来红”,无法无

天;“黑七类”子女则心灵受到莫大的创伤,命中注定了“黑”,失去对前途的信心。

1966年10月16日下午,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中的两条路线》中,虽然讲话的主题即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是完全

错误的,但是内中批判了“血统论”,却是应予肯定的。陈伯达的这一讲话经毛泽东同意,

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下达,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陈伯达在讲话中,首先指出高干子女的

“血统”未必“高贵”,接着,陈伯达深入地批驳了“血统论”:

现在有一些学生接受什么“自来红”、“自来黑”的观点,接受什么要在学生中划分

“红五类”、“非红五类”或者什么“黑几类”的观点。制造这类观点的人,是要在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混乱,蒙蔽青年。我们劝青年们不要接受这种血统论的错误观点,而要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同时,那些制造和散布这种血

统论的人,如果愿意回到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上,就应该改正错误,停止散布这种谬论。

http://www.kldjy.com/home.php?mod=space&uid=37521&do=blog&id=204107

反毛言论三:毛泽东搞“血统出身论”:

驳:

(一)“血统论”的来龙去脉:

1、“鬼见愁”对联宣扬“血统论”: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学生部的干部子女贴出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人称“鬼见愁”对联。对联被贴到北大、清华、人大等北京主要高校,于是各处展开激烈辩论。8月6日,北京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辩论大会,正式将对联推向了社会。

2、中央文革试图将争论纳入正轨:

1966年8月2日凌晨,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接见了辩论双方的代表,指出只要是革命的就应该团结。但陈伯达的谈话不管用,北航附中学生开始酝酿成立工农革干子弟协会,后改称“贫协”,以出身为标准将人群分成两大派别。

8月4日,江青在北大讲话指出“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她要大家团结起来,把斗争目标锁定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8月5日凌晨,周恩来在清华大学指出:“‘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8月6日,江青、康生在参加天桥剧场的辩论大会时,江青一再重复“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的新改对联。

3、“血统论”思潮泛滥:

8月12日,北京工业大学三系三年级学生谭力夫贴大字报大力宣扬“鬼见愁”对联;20日,谭力夫在全校集会上发表讲话。各省市负责人都认为讲话好得很,借机大力宣扬。干部子弟在谭力夫讲话的影响下,他们相继成立了“西纠”、“东纠”、“海纠”等组织,核心任务就是保护他们的父母,后来的“联动”就是以这三个组织为核心组织起来的①。

他们不同意将斗争矛头指向党内,而是以“破四旧”、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名大搞打砸抢抄抓和武斗、到处揪斗民主人士、文化知识界人士,把矛头指向群众组织,冲击公安部,转移斗争大方向,保护走资派,而且鼓吹“红色恐怖”,私设公堂监所、滥施刑罚,甚至有人昼伏夜出杀害对立面的人,引起了社会治安的严重动荡。

4、中央出手整顿:

1966年10月9日,周恩来否定了谭力夫的主张;10月16日,陈伯达对谭力夫的观点大加挞伐;10月24日,毛主席亲自出面批评②。不久,11月谭力夫被捕入狱;中央文革成立了“谭力夫专案小组”。1967年1月,“联动”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其成员纷纷落网③。

由于“联动”成员都是十几岁的孩子,所以经过说服教育后予以释放,后来他们也有零星闹事,经过新一轮的抓、关、放后,“联动”作为一个组织正式消亡。

(二)区分“阶级论”与“血统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城市、乡村特务,土匪武装横行,在城市搞暗杀、袭扰、捣乱、破坏活动。另外,地主、资本家等势力虽然被压制,但其思想仍对抗社会主义;而且,直到文革前夕,政府还在向一些实行赎买政策的原来的资本家付赎买利息。

所以,解放之初直至文革,我们党执行“有成分论,而不唯成分论”的阶级政策即阶级论,是正确的。即使是在文革时期,党对于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也是采用“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说法,把他们归于团结、教育和争取的对象。在运动中有人搞“唯成分论”即“血统论”,怎能将责任归到毛主席头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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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成立于1966年8月25日,同时首都红卫兵纠察队东城分队(“东纠”)、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海淀区分队(“海纠”)也成立了。

10月1日,这些红卫兵们正式成立“联动”组织,全称为“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1966年12月26日--1967年1月11日,“联动”六次冲击公安部,其间还并喊出了向中央文革进攻的口号。

②1966年10月9日,周恩来否定了谭力夫提出的“黑七类”的说法,说“谭力夫讲话是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对谭力夫的观点大加挞伐。10月24日,毛主席亲自出面了。他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

③1月17日,公安部长谢富治讲话指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1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指出:“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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