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公私”概念出发理解中国和西方 -- 慧诚

对于中国来说，解决私利之间的冲突，是站在“公”的立场上进行平衡的裁判，这叫做“公平”。

而西方，由于缺少“公器”的文明传统，因此他们只能采用协商的方式，这也是西方人特别看重的协商理性，对话理性。

法国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契约论》，也就是私利之间的协商和谈判，如果私人权利的让渡最后没有实现契约的规定，货不对版，那么就要解除合同，重新再来一次交易。革命的合法性是在交易之初就确定的：如果交易的一方不能执行合同内容，就应当解除合同。这是法国的革命理论对于政治juste的理解。这是西方现代政治的起源，大约在18世纪形成。

而中国革命的思想是“天下为公”，也就是确立一个能够给予最终裁判权的“公器”。因为中国政治的根本模式和理想是“天下为公”，如果确定现存的政权不再能够代表“公义”，那么就要来一次革命来推翻现政权，并建立一个符合“公”伦理的政权。因此当“公”政权确立之时，革命的合法性是这样确定的：这个政权必须为公，倘若私超越公，则要建立一个新政权来取代。《易革彖传》对此有很好描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个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000多年。

这两种模式，一种确立“juste”的政治合法性，一种确定“公器”的政治合法性。都代表了“以人为本”的现代政治文明 。（从这个角度，我不得不认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是从周朝开始，隋唐基本完成，1949年建国确定其当代形式）。

因此，对于西方来说，政治可以看成一桩买卖，如果从伦理的角度来评判，只是看这桩生意在程序上是否合理，也就是说是否保证了买卖双方要价还价的权利。而对于中国来说，政治不是生意，而是“公平裁判”，从伦理的角度来评判，就是看公器在裁判的时候是否能站在“公”的立场。

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就能想明白为什么中国最终可以搞成一党制，而西方则只能搞成多党制。对于中国来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超越性的公器，而西方在始终没有这个公器。所以西方要搞三权分立，因为担心参加这个政治市场的其中一方获得太大的权力，全部通吃。而中国，也搞三权分立（实际上中国分权的历史比西方早得多，至少也有两千年了），但是我们会在分权之后还要有一个超越性的“公器”，做最后的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