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公私”概念出发理解中国和西方 -- 慧诚

从哲学的角度，西方是二元对立的精神。在“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后，其思想的溯源最终只能到“二”这个位置，这是语言本身的限制决定的，因为语言本身是二分之后的产物。但是中国则始终没有放弃对“一”这个根源的探索。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佛曰：不可说。子曰：天何言哉。中华文明特别强调实践性，《论语》第一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一篇是理解中华文明的根本密码：实践。

但是实践的感受是无法用语言完全表达的，因为实践是“存在”本身，而语言是对“存在”进行二元对立加工之后的产物，它不可能真正深入存在。我并不是怀疑语言的作用，就像我现在写的这些东西，只能使用语言。但是语言本来就永远也无法跨越思维和实践之间的鸿沟。

西方文明的特点就在于对语言logos的信任，无论是从古希腊还是到基督教，以及当代的科学，语言始终都处于绝对核心的地位。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无论是中世纪，还是现代精神，都把语言放在基础性的位置。二十世纪人文学科的语言学转向，更是把语言学作为一切人文研究的基本范式，当然由此也引发反弹，这就是所谓后结构主义。德里达对logos中心提出了质疑，但是他还是只能在语言内部提出质疑，如同杰姆逊在《语言的牢笼》中质疑牢笼，不过是用新的围栏来反抗旧的围栏，所有对语言的质疑都被重新纳入语言的体系之内。——不过，请不要把这段话极端化，西方同样也有实践精神，不断有人发出对语言权威的质疑之声，但是相比中国而言，对实践的强调和对语言的质疑都相对弱一些。

中华文明对语言的不信任是由来已久的，主流的儒释道，无一不是如此。“欲辨已忘言”是中国文人的习惯性表达。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太极才是最高之处，也是难以表达之处。中国人尤其重视直接的体验，也就是还没有分为二的一，我们总是对那个最初的“一”念念不忘。当中国人说要“一分为二”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强调要把事情分成两边，而是强调对于已经分开的两边（善恶，利弊）都要看到，不能偏废。也就是说，当我们说“一分为二”的时候，不是在说“二”，而是在强调“一”。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任何一边，都是从那个“一”里面分出来的，还有另外一边值得重视，不能忘了。——始终重视这个“一”，我们就能保持中庸之道。

本来是说政治，却拉拉杂杂了一堆哲学，似乎有点远，但是我感觉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