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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纪事】由教皇辞世说开去?教皇小传(一) -- 神仙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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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九)台北?梵蒂冈

前面曾经提到过,1981年,老教皇遇刺后为凶手作忏悔,“上帝宽恕了他”,这是John Paul II的宽大,为他个人、为天主教增分不少;时间到了2004年,台湾地方最高领导人在竞选活动中“肚皮中弹”,随后的做法可能也体现了他的“包容”精神,――比如阻挠对此事进行调查的“真相调查委员会”的活动等等。只是,这种包容精神,却无法体现在他及其同党对所在地方人民的身上。台北的活学活用,怎不叫人拍案称奇?

在陈水扁有幸赶赴梵蒂冈参加教皇葬礼之前,到访教廷的最高层人物,是1997年和2002年的两位“副总统”连战、吕秀莲,此后陈的夫人吴淑珍曾于2003年7月赴梵蒂冈会见教皇。2005年4月这次,陈水扁能够踏上欧洲土地,外交“突破”的喜悦溢于言表。但现实是,意大利方面只允许陈在梵蒂冈葬礼结束后立即离开罗马,另一方面,一再吹风梵蒂冈即将倒向北京的传闻(可见《澳门?一则消息》),不得不使得台北方面如坐针毡。

让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台北与梵蒂冈的交往历史。

1942年7月,中华民国政府与梵蒂冈教廷建立正式外交关系;1943年中华民国在罗马设公使馆。1946年12月梵蒂冈遣大主教黎培理(Antonio Riberi)至南京出任公使,其坚决支持民国政府代表着美方的利益,自然成为“美蒋敌对势力的帝国主义分子”,1951年9月,终被勒令驱逐出境。

1949年,民国政府迁台,作为旧势力代表的中国主教们,出境艰难。当时唯一一位红衣主教田耕莘选择去了美国,作这样决定的还有不少,最后多回到台湾。留在大陆的,形势也是岌岌可危,如龚品梅者,自1955年便蹲进监狱。

这里专说台湾,1952年台北成立总教区,借着祝圣郭若石为总主教的契机,黎培理公使赴台,事后留在台北,算是台北、梵蒂冈正式恢复了交往。

1959年6月台驻梵公使馆升为“大使馆”;1966年梵蒂冈驻台北公使馆升为大使馆。到了1971年,中华民国代表被驱逐出联合国,教廷迁驻台北大使葛锡迪(Edward Cassidy)改驻孟加拉国,一直到1979年,名义上的驻台大使实际上并不在台北,自此至今,在台领事机构实由驻台代办领导,换句话说,梵、台之间,仅仅维持着代办级外交关系。再进一步说,其实梵蒂冈自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起,承认北京便已经设了伏笔、做了准备。

教务方面,台湾“中国主教团”1967年成立,郭若石、于斌、贾彦文、罗光、单国玺先后任主教团团长(贾彦文开始,团长改称主席),1998年,该组织改称“天主教台湾地区主教团”。现任教衔最高者单国玺主教,1923年生于河北,1987年任台湾天主教中国主教团主教,1998年被John Paul II任命为红衣主教,距上一位在台的红衣主教于斌去世,有整整20年了。单今年82岁,仍兼高雄教区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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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国玺

回头再说,教皇去世传出梵蒂冈倒向北京的消息,不能不使台湾方面紧张。

除去梵蒂冈,与台北有外交关系的其余24个国家全部分散在拉丁美洲、非洲和太平洋上。其中,有影响力的,梵蒂冈之后,估计只能排上拥河自重的巴拿马了。这二十几个国家里,以天主教为国教的就占了2/3,而天主教在拉美国家影响实在太大,如前述,天主教徒一半人口在这个地区,与台北有关的12国中就有10国是天主教国家,许多国家中信奉天主教的信徒占到全国人口总数的80%、90%以上。一旦梵蒂冈彻底断绝与台北的外交关系,台北的外交将可能立即陷入崩盘的局面。届时,连“过境”美国的机会都不会存在。

台湾与其他弹丸小国可以施展金元外交手段,但对于拥十数亿信徒的教廷来说,梵蒂冈考虑更多的则可能是如何“开拓大陆市场”、从而扩大其影响力的问题。而梵蒂冈与北京之间的交往,其实也早就有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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