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发展与变革 -- wild007

动态与静态是我们可以直观感受到的两种物质状态，但是在哲学层面，动与静就稍显抽象，东西方对于动与静的理解和应用上也有着根本上的不同。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么可以这么说，西方的动是基于静的动，而东方的静则是基于动的静。这句话或许可以作为东西方哲学分野的总纲，故而我们可以以此为线索来解构一下两个不同的哲学世界。

对于前半句话，相信今天的人应该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因为现代文明的基础基本上都是西方打下的，所以现代社会的大部分知识结构都能从西方哲学体系里找到根源。当各种公理定理，公式数据，模型学说占据了我们绝大多数的大脑时，我们很少去注意的是这些东西全是静态的。在这些静态基准点的支撑下，现代社会可以把一切动态物体全部解析为静态的，就象好莱坞电影里常用的镜头定格后360度旋转观察周遭。在自然科学领域，这种分析方法无疑带有巨大的便利，工科生们在面对自己的专业时候从来都是自信满满的。可是显然在人文社会领域，工科生们却屡屡受挫，就象河里曾经流行的那些泡妞方程式，谁看了都会忍俊不止。而现代社会实际上却在试图让类似的方程式变为现实，这就不再是一件让人觉得好笑的事了。

在评述西方静态思维系统的特点时，有一点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最佳”问题。从静态视角出发，最佳是显而易见乃至毋庸置疑的，方程式只要有解，那就是固定的；事物只要数据量足够，那就一定有最优路径；等等。在此基础上，只要掌握足够的信息与数据，对与错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虽然可能已经有很多人注意到以对错来衡量事物往往有相当大的局限性，但在静态思维体系下，对错几乎就是永恒不变的主题，你很难绕过它，因为既然存在最佳，那么一切与最佳相悖的自然都是错的。这里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

问题的关键点出在一个字母上，在自然科学体系中，我们常用T来代表时间，无论这个T是0还是无穷大，它都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与其他常量或变量比，T并无特别之处。但是在人文科学领域，时间却带有极大的特殊性，一个人一辈子只有几十年，甚至作为黄金区间的可能只有几年。不同人之间，T的差值在数字上或许并不特别显著，但在实际中却往往造成极其巨大的差异，譬如说为了交通琐事耽误病危病人的几分钟送医时间，你能轻易判断那几分钟无关紧要吗？这其实往往就是工科生在处理人文事物上的最大软肋。我们在实践“最佳”的过程中，往往都在这个T上面出了问题，政客们都说只要再给我一个任期，我会如何如何；专家们总说如果再过多少多少年，就会blabla......可是有没有考虑过，在这个T背后影响的是多少人的青春乃至生命？或许一切的关注点都是T后面那个冷冰冰的数字吧。

如果我们转换一下视角，就会发现，所有的人文领域静态思维分析全是马后炮。模型设计得再完美，那也无法完全符合真实情况，那么与现实有差异的“最佳”还叫什么最佳呢？而如果剔除了最佳的诉求，那么整个静态分析就刹那间失去了作为唯一分析方法的合理性，这也就是西方社会话语权危机的根源之一。这样我们再转回东方，看看东方思维里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奥妙。

中国自宋以后，自然科学领域可谓每况日下，人才迅速向人文领域汇集，以至于做官成了几乎全部中国人的最高诉求。只是凡事有得必有失，有失也必有得，今天的中国人很自豪自己的历史，这份自信自然多少也与千百年来人文领域的卓越发展不无关系。至少能长时间地把偌大的地域治理得如此井井有条的，放眼全球，实在很难找到比肩者。在历史上，中国人早就摒弃了对错的提法，而主张讲功过，而功过是一个有时效的词，但凡每个王朝都会对功过重新进行评述，这里面有着很深的玄机，不过有关历史观的问题将在后面的章节里详述，这里就一笔带过了。由此得到的一个结果就是中国人早已不追求最佳，而侧重于平衡各方面诉求，而且这种平衡并非消极的，而是尽可能解决问题的。这一点上，今天的西方社会就显得比较消极，虽然他们也已经部分放弃了对最佳的诉求，而是通过议会的吵吵嚷嚷让各色人等都能获得一定的收益，但这种收益是以牺牲美国以外的利益来换取的，故而实际上他并未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只是不停地把问题挪后再挪后，争取别爆在自己的任期内。

这时我们再来理解本文开头的那后半句话：东方的静是基于动的静。对于古代中国来说，一切皆可为法，一切又都非成法，各个时期乃至个别事上都有可能作出适当的变数，故而法不容情有之，法外开恩亦有之，只要付得起代价两者就不矛盾，一切都需跟着时局走。由于所有的“法”或者说政策都带有一定的未知性，故而必须时刻注意调整，虽然“祖宗之法不可变”老是挂嘴边，可是真变起来，变也就变了，这与西方动辄一套制度混吃等死比起来，其实是上了一个台阶的，只是今天的人要真正意识到这点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吧。东方也有很多的基本点，其中最重要的是民心，但是民心却是变动的，所以一样的做法，今天能得民心，明天却会失去，因此为了能持续地把民心抓在手里（静），就要适当地改变做法来维持（动），相应的很多规章制度之类自然也就都需要进行大大小小的调整，具体表现上就成了“人治”。

归根到底，两种思维模式各有优缺点和适应的方面，西方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强势使得他们试图将静态思维的成功扩展到人文科学领域，但是由于时间这个变量在人文科学中的权重有时会异乎寻常地大，且基本无规律可言，于是公式或模型上合理乃至最佳的答案在人文社会总是走不通。当然今天的西方人在试图通过工业化把人尽量同质化来消弭时间变量的不可捉摸性，但是工业社会有其自身的软肋。就短期局部而言，工业化无疑有着极大的优势，但是工业化作为一个整体，却是非常脆弱的，其成本之高使得任何维系的努力都显得那么单薄，今天欧美都进入后工业时代，其实就是一个明显的征兆。今天的西方人只能靠不停地灌输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未来终极社会理念来维系那种追寻最佳的静态思维体系，讲得白一点，就是先预设一个“正确”“最佳”的路径，然后通过高音喇叭抢夺话语权来胁迫所有人都走上这条“康庄大道”。于是，我们就老是看到各种有关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或是末日理论的争论。而从东方的动态思维出发，其实压根不需要想这么远，把民心照顾好，然后所有“远大目标”时间点尽量安排在一两代人内，社会自然就会走向他该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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