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12左传中的卜筮 一 -- 桥上

当时的人虽然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都要卜筮一番，但也不是没有节制的，《左传》的作者就提出了对卜筮之事的一系列限制：

首先是在《左传》中提到“卜以决疑。不疑，何卜？”（《桓十一年传》（p 0130）（02110201）），这是楚国的鬭廉对出征的楚国军队统帅莫敖屈瑕说的，当时楚军与五个小国的军队对峙，屈瑕有点害怕，所以要求举行占卜，但经过鬭廉这一番劝谏，他提高了信心，就没有进行占卜，楚军也终于战胜了对方。这个例子说明《左传》作者认为只有不知如何是好的人才会老惦着进行卜筮。

而且按照《左传》作者的看法，对正常活动是不用进行卜筮的，例如《僖三十一年传》有：“礼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p 0486）（05310301）），说的就是对于日常的祭祀活动，不用举行卜筮来决定是否还要进行，只需通过卜筮确定在哪天进行祭祀，用哪头牛作牺牲。

而且《左传》作者认为卜筮是有可卜筮的范围的，例如：“年钧择贤，义钧则卜，古之道也。”（《襄三十一年传》（p 1185）（09310402））、又例如：“谚曰：‘非宅是卜，唯邻是卜。’”（《昭三年传》（p 1238）（10030305）），说的都是决定哪些事情时是应该进行卜筮的，也就是说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作为卜筮的对象的。

特别是国家的占卜，《左传》作者认为占卜的只能是大事，并以下面这个事例阐明了这个观点：

春秋中后期，吴国和楚国一直在对抗，公元前五三七年（楚灵王四年，吴王夷末七年），楚灵王亲率大军进攻吴国，吴王夷末派他弟弟蹶由出使楚军观察敌情。楚人方面将蹶由扣了起来，准备杀了他“衅鼓”。楚灵王派人去问他：“你来之前占卜了吗？得了吉兆了吗？”

蹶由回答说：“当然是吉兆！我们国君听说你们要来进攻，就马上用宝藏的大龟进行占卜，占问说：‘我准备马上派人去楚军犒师，观察楚王的态度，好让我们有所准备，敢问这回能不能了解到楚方的意图？’结果得到的兆象是吉兆：‘一定会搞清楚方的意向！’所以贵国国君若是能好好对待我们，我方可能会麻痹大意，那国家就有灭亡的危险。可幸亏贵国国君大发雷霆，把我这个使臣抓了起来，准备杀掉衅鼓，这样我们吴国就会做好准备。我们吴国城池虽然不坚固，但要是早点加强守备，还是有得打的。无论敌情如何都能有所准备，这不就是大吉吗。且吴社稷是卜，岂为一人？就算我这个使臣的血衅了军鼓，只要我们吴国能够事先有所准备，成功抵御外侮，能有什么比这个更是大吉呢？而且国之守龟，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谁能常之？当年楚军在城濮之战时卜得的吉兆，到了三十五年后邲之战时才应验。我来的时候卜得的吉兆，也总有一天会应验。”

这里蹶由所说“吴社稷是卜，岂为一人”，正是说国家的占卜，所占卜的只能是与社稷有关的大事，不会是哪个人个人的命运。

听说了蹶由的回答，楚灵王决定不杀他，把他带回了楚国，十四年以后才放回吴国。而此次楚军出征吴国，“吴早设备，楚无功而还”。以下是《左传》中有关的那一段：

吴子使其弟蹶由犒师，楚人执之，将以衅鼓。王使问焉，曰：“女卜来吉乎？”对曰：“吉。寡君闻君将治兵于敝邑，卜之以守龟，曰：‘余亟使人犒师，请行以观王怒之疾徐，而为之备，尚克知之！’龟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欢)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殆，而忘其死，亡无日矣。今君奋焉震电馮怒，虐执使臣，将以衅鼓，则吴知所备矣。敝邑虽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师。难易有备，可谓吉矣。且吴社稷是卜，岂为一人？使臣获衅军鼓，而敝邑知备，以禦不虞，其为吉，孰大焉？国之守龟，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谁能常之？城濮之兆，其报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报志？”乃弗杀。（《昭五年传》（p 1271）（10050802））

《左传》作者还认为，如果是不合理的事情，卜筮也没用：“吾乃今而后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是故启蛰而郊，郊而后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从也。”（《襄七年传》（p 0950）（09070202）），这段话是鲁国的孟献子（仲孙蔑）说的，当时鲁国在夏四月的时候四次占卜是否举行郊礼，祭祀上天以祈求好收成，结果四次都没有得到吉兆，只好不举行了。

但是这里的背景是当时春耕已经完成，而本来祈求好收成的祭天仪式应该在春耕之前举行，现在春耕已经完成了还没举行，过了景了，自然上天不会批准再举行了。推而广之，也就是说如果明明是不合理的事，就不要再通过卜筮询问上天能不能进行了。

另外《左传》作者还反对反复卜筮，认为卜筮次数多了反而会无所適从，《襄八年传》中有：“兆云询多，职竞作罗。”（（p 0957）（09080702）），这是两句“逸诗（没有收入《诗经》中的诗）”，杨伯峻先生在下面解释说：“此两句诗意为卜问实多，当是自作罗网而已。”就反映已经有古人认识到卜筮得太多只会给自己增加困惑。

而且《左传》作者还认为即使卜得了恶兆也并非就只能惊慌失措，无所作为，《襄十三年传》中有：“先王卜征五年，而岁习其祥，祥习则行，不习，则增修德而改卜。”（（p 1002）（09130701）），说的就是楚国的传统，每年都要占卜出征是否吉利，如果不吉利，就进一步施惠于百姓，然后可以再行占卜。

《左传》作者又认为应该对恶兆有所分析，《哀六年传》中有：“初，昭王有疾。卜曰：“河为祟。”王弗祭。大夫请祭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睢、漳，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穀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遂弗祭。”（（p 1636）（12060403）），这是说楚昭王得了病，结果占卜之下据说是黄河之神作祟，按当时的习惯做法，应该祭河而向河神祈求。可是楚人离黄河路途遥远，所以大夫们建议在国都郊外祭祀河神。但楚昭王否定了这个建议，他按当时的常理分析，认为“不穀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孔老夫子得知此事，还夸奖说：“楚昭王知大道矣。”

所以《左传》作者认为重要的是要先搞清楚状况才能卜筮，所谓：“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哀十八年传》（p 1713）（12180202）），杨伯峻先生就此转引了杜预《注》：“逸书也。官占，卜筮之官。蔽，断也。昆，后也。言当先断意后用龟也。”并指出：“伪古文用此二句入《大禹谟》。”也就是说这句话出自古时的《夏书》，今天已经失传，其大概意思是要先搞清楚状况再行占卜。

可是如果能搞清楚状况也就不需要卜筮了，本来能搞清楚状况的聪明人就用不着卜筮的，所谓“圣人不烦卜筮”（《哀十八年传》（p 1713）（12180202））是也。

为什么《左传》作者会这样对卜筮加以限制，恐怕是实际观察到卜筮操作能够得到正确预测的机率是很小的，上面蹶由所说“一臧一否，其谁能常之？”就反映了这一点。所以要得到正确的预测，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辅之以对实际情形的掌握及分析，而掌握卜筮权力的人则经常用各种欺瞒手段维持卜筮活动的权威，河里丁坎先生有文章，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该文的网址为：http://www.cchere.com/topic/1629790。

在《左传》中记载的各种卜筮活动大多是能准确的预测到了将要发生的结果，这一方面是《左传》作为教材要提供的主要是正面的成功事例，所以不成功的卜筮预测自然就很少出现；另一方面也属于丁坎先生介绍的为尊者讳、这里说的是为掌管卜筮者讳的范畴吧。

既然上智者已经认识到了卜筮活动的局限性，自然会想办法与之划清界限，所以《左传》中才会有上面“圣人不烦卜筮”以上的那些说法。这里的“圣人”应指的是无所不通的人，或是通达的人。也就是说，孔老夫子及其后学已经认识到：明白人是用不着卜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