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夏王朝---从疑古说起 -- 夏商楚歌

大禹的父亲治水没有成功，天帝命令祝融将其杀害于羽山；而几百年之后，到了成汤灭夏时，祝融又一次助汤灭夏，降火于夏城。（《墨子-非攻下》）时间上虽然相跨几百年，可是祝融这个火正官都要出来和夏王过不去.大禹的父亲治水不成而被杀，可还偏要将治水的任务又交给他的儿子禹接着干，最后还要将王权一并交出去。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高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这些记载前后有些矛盾。前面讲到禹都是同姓，后面为何到了禹又变成姓姒氏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矛盾？

因为大家不怀疑司马迁，所以信之不疑。可是，夏的祖先、商的祖先、周人和祖先竟然是差不多同一个时期的人，那么这三支不同的部族在地望上为什么总是挤在一处？商代的远祖专家考证后认为是帝喾，灭夏的商王成汤自是帝喾的后代。而颛顼是大禹的祖父。

照理这是两个各自独立发展的不同部落或氏族，但奇怪的是这两个并行发展的部族,居然全都与一个叫有莘氏的小国攀亲，且攀亲不止，难道这个位于河南濮阳一带的小国专出产美女？

先是大禹的父亲鲧娶了位有莘氏的贵族叫女嬉，生下大禹。过了几百年后，禹的后代也就是最后一位夏王桀，又娶了一位有莘氏的贵族，名叫妹喜，连名字都和老祖宗娶的媳妇都有几分相似。

商家一系也是不甘示弱，成汤王为了得到那位叫伊尹的能臣，也娶了位有莘氏的美女当媳妇，并将伊尹当成陪嫁带到了商，后来这个伊尹助成汤完成灭夏的大业。

《吕氏春秋-古乐》：“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空桑当在河南省陈留。《左传》昭公十七年：“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这又指的是濮阳，距离陈留很近，有莘氏和颛顼的领地又有重合。所以有人就认为说是有莘氏与夏同姓，然而同姓结婚又不通。

《国语-郑语》：“黎为高辛氏火正。”

同书的《楚语》中又说：“颛顼受之，------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

一个商代的祖先，一个夏代的祖先，却都同时拥有一个叫“黎”的火正官。前边夏商两家都有一个伊尹，现在又同有一个火正。然而最为离奇的还不止这些，而是夏朝和商朝灭亡时期结尾的故事，两个朝代的灭亡从始自终几乎全是一样的。

袁珂先生的大作《中国古代神话》一书中有过精彩的的描述：“夏王朝的末年，出了个昏王桀，殷王朝的末年出了个昏王纣。

纣的故事看起来，几乎就是桀故事的翻板。不但故事相同，连出埸人物也不两样：桀有一个妹喜，纣有一个妲己，而且据说都是两个‘坏女人’，弄得他们亡国破家的；

桀的敌人有成汤，纣的敌人有周文王和周武王；成汤伐桀，有贤相伊尹做辅佐，文王、武王诛纣 ，也有吕望即姜太公给他们爷俩帮忙；最妙的是，桀曾把成汤囚禁在夏台，然后又把他给放了，纣也曾囚禁文王在麦里最后又释放了他；使人怀疑是否出于同一个传说的分化。而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纣的故事，倒颇有传会在远年荒渺的桀的身上的可能。”

袁先生那里没有提到的还有，桀和纣都修筑了一个瑶台，都搞过酒池肉林这种荒唐的事情。

成汤伐桀用了十一年，而周文王受命诛纣也是用了十一年。夏桀时期中国曾发生过大的地震，伊、洛水干，这个灾难也是促使夏朝灭亡的原因。而商纣时期也是，照着夏朝的样子来地震，山崩地裂，三川干涸。两个相连前后继承的朝代，其末代皇帝的命运结局尽管从时间上看跨越近千年，却依然是如此惊人地一致。

夏和商之间的这一系列化的雷同关系，让人想起“若有雷同，纯属巧合”的戏剧用语在这里完全不管用。

夏、商两字在古代中国的东西部方向不同地区古代居民读音相混的可能性较大，接下来如大禹和大乙，桀和纣，都有这种口音相混的可能性。西汉以前的许多古文献中用字还爱用通假的方式，音同音近字不同的使用方式很普遍。如“居”和“车”，“只”和“智”等。所以夏商相混很可能与此习惯有关。

远古时期帝系中的许多人名，都混有通假的问题，需要认真清理。商代早期中心在河南省西部，如洛阳夏阳一带，故也可简称为夏，后迁豫中简称殷。《博物志异闻》中就有“西夏东殷”之说，可以为证。在西藏语中夏就有东方之意，藏语中的“夏后氏”就是指生活在沟川中的东边人的后裔。在西藏最古老的传说中，有讲他们的远祖在穆氏王朝时向东部迁移的情况，并且在白令海峡没有形成陆地相连时到达了北美。中原的禹就是这支穆氏的后人，因此才称为禹出西羌。

那么有没有这个可能；司马迁之前的一些中原人氏将这些距他们生活的年代约有2000年左右的古史传说，错当成了中原商之前的一个王朝，到司马迁的手里，也没能分辨出来，将错就错，写入《史记》？

史书上的夏朝出过三件大事：有过氏灭夏、少康中兴、夏桀亡国。但就是这三件大事都和商朝的三件大事差不多。第一件和有易氏杀害商王亥，其子上甲攻破有易氏为父报仇的情节一样。《尚书》中记有“有扈氏”，和“有过氏”看来也是指的一回事。

少康中兴和成汤振兴相类似，“康”和“汤”的发音也很接近。而夏桀的亡国则更是和纣亡国一样了。商代早期的远祖，有不少和北方“有易”部落之间恩怨情仇的故事，而夏代早期的禹故事却多发生在南方了。有易被商所消灭以后，才慢慢变化成为摇民，南迁又成苗瑶一系的古居民。大禹打三苗的时期，肯定不是商代早期。那么大禹这个人物会不会是身分重叠的角色？如果是那单就叫大禹而言，极可能是和大乙相混了。

而从实际的功绩而论，他又更多地应是商人的先祖中那位治水的英雄“冥”，在商代中后期时地位突出，是经常祭祀的对象。

大禹的功绩主要在治水和打三苗，而这两项工作很可能是分别由冥和成汤来完成的。

成汤这个商代中期的国君的身上又混入有周文王的事迹，将文王灭纣提前附加在纣的先辈身上。

仔细考察成汤的政绩，除了附会在他身上的灭桀功勋外，找不出什么另外特别的突出事迹，

这同一般具有开拓性帝王常有的雄才大略、丰功伟绩相比明显欠缺不少。成汤的权力是和平地从他父亲“癸”的手中继承而来，没有什么政变之类的故事。可是令人特别注目的是，成汤所推翻的邪恶统治者夏桀，居然名字中也有一个“癸”字，叫“履癸”，真是让人不能不想桀——履癸难道就是成汤的父亲癸？

《吕氏春秋-慎大览-慎大》中记有：“汤立为天子，夏民大说，如得慈亲，朝不易位，农不去畴，商不变肆，亲鄔如夏。”这是指汤从其父手中接权当天子才对，而不能说成从夏桀手中接权。

另外夏民对汤的态度没有一点异族统治下的反感和反抗。按常识的解释，夏为盟主，商为属国，两者并行发展好几百年，史料中从无夏的专横，也无商的抱怨，两者和平共处从无冲突的记录，怎么到了成汤时期突然就忍无可忍了？于是将夏灭掉？

不论从考古学的证据还是古甲骨文记录来看，都有商和北面、东面、南面夷方之间的频繁战事，就是没有和夏的战事记录。而商代早期（同为夏代早期）也没有和三苗方面的打仗的证据支持。

俞伟超先生《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一文说到，史料中记载第一次中原王朝征战三苗是舜时期，舜本人都因打三苗而死。这次的结果是放四于四门。

而第二次征三苗则是在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黄河中游一支文化深入到长江中游地区，造成当地土著文化的中断，这个时期就对应于夏朝的大禹时期。（《文物》1980年，第10期）但就是这件极为重要的发生在大禹身上的历史事件，同样推敲起来还是漏洞百出。不论是按《史记》还是按照屈原在《离骚》中自己的说法，三苗都是帝高阳的后代。《山海经-大荒北经》中也说：“颛顼生鹳头，鱹头生苗民。”而大禹本身又正是帝高阳的孙子。《礼记-大戴礼》中讲：“请问禹？孔子日：高阳之孙，鲧之子。”同书中又有一说大禹是黄帝的孙子。“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密----------是为禹。”

在这个时期大禹没有理由对自己很近的兄弟,或者说堂兄弟,进行大规模的讨伐战争，况且两者几乎同时也不可能就已经分化成两支人数众多的不同部族。

经过那麽多代人的分化，三苗的自身特性也很充分，尽管和商人同有一个祖宗，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总是存在。从大禹对待三苗的态度上看，他们之间的隔阂已经是相当地深。

《墨子·非攻》详细记载了这场战争的经过：“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彀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待，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

《墨子·兼爱》还记录禹出征前的誓言：“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这可没有一点手足同胞的影子。

从时间上推算，以二里头或二里岗为起始点，其中的错位现象也是很突出的。二里头一期距今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600年左右，若以此时为大禹时期则到桀时约为前1200年左右，加上商代的600年，则周灭商的年代就朝后推迟了400年，显而易见，这种的推断不能成立。

如果以这一时期为夏之末年桀的时期，则往前推个400多年，大禹征三苗的记载时间又对不上了，考古的证据也没有出现。因此，将二里头文化定位于夏是有问题的，而定位于商，则可以弥补其中的许多矛盾之处。如此之多的文献记录都记载了各式各样大禹的事迹，有许多时期上的错位、人物关系的错位、地理环境的错位，有许多矛盾的记录。

其中的原因最为主要的是在夏或商的早期，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也没有形成如实完整记录社会生活重大事件的记史传统。那个时期是口传历史。所传部族流转迁移、时间消磨、自然损耗等因素的作用，造成各种差别。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是各种版本都有。

因此在太史公的时代，要求他掌握充足的材料无疑是困难的。

夏朝的积年，有两个说法，《竹书纪年》：“自禹至桀十七世。”《史记-夏本纪》也同此说。而在《路史-后纪》中：“十七世，汲纪年并穷，寒四百七十二年。”在具体年分上相差一年。商代的积年也是十七世，具体年代比夏代长。但两朝都经十七世王，也是相似度相当高了。古人影响最大的《世纪》体系，将夏定为432年，商629年，周867年。但这个体系的毛病就是周的积年太长，周的年代总对不上号。

影响较小的是《纪年》体系，和《世纪》中的数字不同，特别是将周的积年扣除若干年。元、明之际有人后修了一部所谓新版的《纪年》，更是在商中扣除120年，西周扣除60年。这些古史资料所反映出来的古人在夏商周三代积年的计算上斤斤计较，口径不同。

商代时期甲骨文字已经相当的发达和完备。当时社会已经有了重大事件占卜并加以记录的传统，因而关于当时社会中的一些重大事件以后人而言，总是有迹可寻。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全部商代的甲骨文中，竟然没有一丝其宗主首领夏朝的影子，既不记录夏对他们的恩泽，也不记录桀的无道，更无商如何将夏消灭这一重大历史性战争的点滴印记。好象夏与不夏全同他们商人无关。

商人对西方的方、北方的鬼方、东方的夷方，都有战事的记录，独这紧挨着的夏却了无踪影。专家论证说夏人活动范围当在太行山之西到晋南一带，这一地区又正好是周人传统领地，两者的重合不知如何解决。

周人之祖稷也是大禹时期的人物，还是主管农业的部长级领导。但从周人对夏和商的认识上，也可看出两点大矛盾：一是周人向来自认为自己是夏的后人，其所居的疆土也是从夏人那里继承而来。

《诗-周颂》：“我求懿德，肆于时夏”，“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如果周和夏是并行的关系，如禹和稷的关系，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继承关系。

二是周人又同时自认是商人的后人。周人不仅要祭商人王成汤和太甲，连商人的始祖也引为祭祀的对象。商人的先公相土，很可能就是那位黄帝，也是周人的神社。

许倬云先生在研究西周史时，对这个现象就大感困惑。《礼记·祭法》中有一个说法引人注目：“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如此，难道在周人的眼中夏商本就是一家子？

周人的甲骨文中同样也是没有一点商伐夏时的一点影子。夏是商的领导，更是周的领导，夏对周的统治是残忍还是仁义，都无从得知。商伐夏时，周是喜是悲也全无表现。

重要的社会活动祭祀，也有了完整的规仪和程序。《国语》：“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效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效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效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效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从这个体系观察，四个阶段的祖源都是同一的，区别只在于对最近的先祖排位进行一些调整。

《左传》僖公10年、30年中有所谓“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典”的记载，也让我们明白所谓虞夏商周间的关系原本不是异类的打破和掠夺，而是同根同脉。按古人的说法，夏之代虞、商之代夏、周之代商，都是同根分支之间的时期替换。

新出的考古资料越多，夏便更无落脚之处。商朝史中的这些种种混乱之处都难于自圆其说。商从契起算才是正理，也可说夏是从此算起，而从成汤起算问题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