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即将到来的美中大战 -- 晨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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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即将到来的美中大战

当然,即将到来的美中大战只是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任何负责任的分析报告都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事实上,这恰恰是兰德公司最新报告中开宗明义指出的。在这份题为《与中国的冲突:前景,后果与威慑策略》的报告中,作者在一开始就刻意强调:“我们不相信中国-美国军事冲突在下列讨论的任何情况中可能发生”,作者所指的“下列任何情况”指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印度等地的冲突。

即使在冷战高峰,谈论美中大战也不是军事科幻小说家的热门题材,更不在美国战略研究圈子的眼界之中。尽管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第一次在没有打赢战争的情况下签订了停战条约,尽管美国在越南灰溜溜地撤走,冷战时代的中国依然不成为美国值得认真考虑的对手,美国的眼光锁定在苏联。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兰德报告的第一句话就是:“在未来二十年里,中国的GDP和国防预算可能超过美国。对于美国来说,如果中国愿意,中国可以成为超过顶峰时期的苏联和纳粹德国的强大对手。”但兰德报告并没有刻意渲染中国威胁,而是紧接着指出,“但中国并不寻求领土扩张或意识形态输出。中国对在军事上匹敌美国、达到和美国相当的全球实力或承担超越国境的防务承诺没有兴趣。”在后面的分析中,兰德报告也直截了当地否定了中国非理性、赤裸裸侵略邻国的可能性。

但是,美国的战略分析一直是以能力而不是意图为基础的。美国的战略理论认为,意图是可以误判的,意图也是可以改变的,而能力则是实打实的。只有意图没有能力,这样的对手不足虑。具有能力但没有意图,这样的对手一旦改主意了,就是实质性的极大威胁。所以中国的意图不重要,美国对中国意图的正确判断也不重要,只要中国具有威胁美国的能力,美国就要研究威慑乃至反制中国的策略。就这么简单。

兰德报告估计,按照中美经济发展速度和国防预算占GDP的比例,到2025年时,中国的国防预算可以达到美国的一半。但美国军力要全球部署,而中国只需要考虑西太平洋,所以在西太平洋对军力的投入对比不是简单的美中国防预算那么简单。这还是用汇率计算,如果用购买力等价计算,中国的等价国防预算赶上美国的速度更快。同时,兰德报告判断,至少在未来30年内,中国还不具有全球野心,可能的冲突都集中在中国周边。具体来说:

1、朝鲜经济崩盘、领导人接班失败或者与韩国爆发战争,可能导致中国出兵朝鲜,既控制难民局势,也阻止美韩联军全盘控制朝鲜。美军的主要使命是夺取朝鲜的核生化武器设施,必要的时候也要压制可以威胁汉城的朝鲜远程炮兵,与入朝中国军队发生冲突和升级的可能性很高。美军的最大难题是美国的战略目标:是支持韩国主导的朝鲜半岛统一,还是默认中国势力范围而保持继续分裂。

2、如果台独问题爆发,大陆可能采取包括封锁、轰炸直至登陆的各种军事措施。美军如果干预,使命将限制在阻止大陆的武力统一,并减少战争对台湾军事、经济和社会的损害。美军战术重点在于阻止大陆获得制空权和制海权,削弱大陆导弹攻击的效果,必要时可以攻击和进攻台湾有关的大陆目标,但这要承担战争升级的风险,甚至可能招致中国主动攻击战区内外的美军目标。最重要的是,直接协防台湾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挑战,将成为更大的挑战。

3、信息战是另一个美中可能发生冲突的方式,这可能是实质性军事冲突的前奏,但报告只考虑局限在信息领域的情况。如果中国军方黑客攻击美军的情报、预警和指挥系统,美军反击以示警告和报复,双方冲突会升级到通信、侦察、预警卫星领域,切断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侦察(简称C4ISR)体系。冲突不至于导致热战,但可能点燃世界上其他热点,并导致双方的高度敌对和巨大的经济损失,冲突将没有赢家。

4、南海是另一个热点。如果出现中国武力攻击的情况,美菲、美泰条约规定美国有协防义务,美国也可能帮助越南。由于中国的航母和空中加油能力不足,在未来20年里美国有信心直接协防南海国家。

5、中日的历史恩怨和东海争议可能升级为海空军事冲突。美国由于美日安保条约规定,有义务协防日本,并借此再次确认美国在亚太安全承诺的可信性。美军的战术重点依然在于控制海空,减少战争对日本的军事、经济和社会损害。作战行动可能包括美日联合对中国本土目标的攻击,风险是中国的反击。在未来20-30年里,直接协防日本是可行的,但会越来越艰难。

6、中印之间的军事冲突可以由于边境争议或者对缅甸崩盘的反应而引起。中印都是核国家,冲突具有极大的升级危险。对于美国来说,除了外交和情报支持,或许还有武器装备方面的支持,美国将不会军事介入。美国的战略将集中于防止战争在地理上扩大化和防止升级到核战争。

兰德报告认为,除了朝鲜的情况,美军都会不卷入地面作战。但朝鲜一旦崩盘,即使与中国的军事冲突可以避免,美军地面力量也将大量卷入,用于控制局面。美军对于直接协防南海很有信心,因为这可以充分发挥美军的海空优势,但对直接协防朝鲜半岛只有中等信心,对台湾则只有中下的信心。这是地理位置和中国军力发展的综合结果。目前中国的远程打击能力还集中在东南沿海,对朝鲜半岛的威胁有限,对南海深远海域更是鞭长莫及。但假以时日,中国的这种局限将消失。

兰德报告认为,除非出现现在还不可预见但足以保障美军和C4ISR生存力的奇迹技术,美国要阻止中国军力和影响的扩展,要么在技术上不可能,要么在经济上不可负担。美国要武力保卫台湾已经很成问题,但假以时日,美军在朝鲜半岛和南海的战术选择也越来越狭窄。美军只有拉开距离,从更远、更安全的距离发动攻击,避免前进基地在中国打击下的脆弱性。美军的决策基点被迫从局部的直接防御转向有限升级。也就是说,局限于冲突地区的直接军事行动已经不足以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只有把军事行动扩大到冲突地区之外。在有限升级也不管用的时候,全面升级的威慑就成为最后的防线。换句话说,美国将失去控制冲突规模和时间的能力,只能用大规模升级来威慑。这使得美国只有在两个极端之间选择:要么不惜主动升级,要么避免和中国冲突。在台海将最先发生这种情况,接下来是朝鲜半岛,南海可能稍晚。

具体来说,当美军常规军力不足以抑制中国,或者美军面临战败,或者美国核心利益受损,美国只有动用核威慑了。美国对中国的核威慑一直是若隐若现地存在着,这和美国对苏联核威慑的明确性截然相反。在冷战时代,中国不是主要目标;现在,国际政治的微妙使得美国不愿主动触及这个敏感的话题。但核威慑最大的问题是,这是一个双输的战略,只有在核心利益再也保不住的时候,在美国退无可退的时候,才能祭出的最后法宝。台海、朝鲜、南海都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而中国是具有核反击能力的国家。中国的公路和坑道机动发射洲际导弹、潜射洲际导弹、多弹头技术和其他战略打击手段有能力突破在可预见的将来任何美国战略导弹防御系统的防御,为了非核心利益而招来中国的核报复显然不符合美国利益。

从中国的卫星、通信和网络下手是另一种升级手段,与核威慑的界限明显,不容易导致核升级。问题是中国也有能力在空间和网络反击,足以阻断美军C4ISR,严重危及美军的行动自由,而美军对计算机网络和基于卫星的C4ISR的依赖远远超过中国,双方信息战和空间战的结果只能是美军受害更大。更大的问题是升级容易,收场就难了。卫星、通信和网络作为美中冲突的主要层面的话,很难界定冲突的结束,而无限期的冲突肯定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此外,卫星和网络在本质上都是易攻难守的领域,双方很难抵制主动升级以夺回主动的诱惑,把冲突引向交替升级。

远程常规精确打击或许是风险最低的升级手段,这是美军依然享有的技术优势,但中国经济和技术的高速发展使中国自身的ISR能力迅速提高,这个窗口正在迅速关闭。从长远来说,美军已经不能指望靠远程常规精确打击的有效性,更无法指望中国不会用自身的远程常规精确打击来反升级。在最坏情况下,可能导致中国首先进入核升级。

军事打击不好用,经济战更成问题。美中经济已经高度交织,这种主要潜在对手之间在经济上互相高度依存是历史上没有先例的,经济战只能两败俱伤。中国将损失出口、外资、进口原料和设备,美国的消费市场、金融市场、就业也将遭到惨重打击,而且会很持久。美中经济战的结果可能导致比2008-2009年糟糕得多的全球经济萧条。美国或许损失会小于中国,但这难说是不是一厢情愿。美国可以通过切断中国海上交通线来伤害中国,但整个西太平洋(包括日本、韩国)都难幸免。如果美国海军试图切断中国海上交通线,一方面中国已经通过中亚和其他途径获得能源,另一方面可能会采取不可预测的报复手段反击美国及盟国。

如果美中发生军事冲突,美国具有水平升级(在地理上扩大范围)和垂直升级(在性质上升级)的能力,但中国具有同样的能力。美国战略如果基于威慑,将在极大提高风险的同时,获得较少的利益。兰德报告认为,美国在亚太的利益不足以以命相搏,而应该转向软威慑,也就是用经济上确保互相摧毁作为威慑。事实上,美中之间任何层次的军事冲突最终都可能导致经济战,“中国制造”被拒之美国门外,美国债券则如同废纸,世界经济秩序会陷入极度混乱,但经济上确保互相摧毁至少可能避免核大战。不过中国经济正在迅速壮大,兰德报告估计,要不了几十年,中美经济就可能易势,美国市场不再构成对中国的经济威慑。不过兰德报告刻意指出,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不是办法,加强美国经济不仅是美国最好的防御,更是美国最好的进攻。外交也是重要的辅助手段,不过没有实力支持的外交是不能指望的,缺乏可信实力支持的承诺更不可取。在亚太扶植盟国是另一个手段,但面对中美易势,盟国的作用和可靠性可能成问题。美国既不能过度允诺,导致盟国的依赖心理;也不能鼓励军备竞赛,因为亚太盟国承担不起这个负担。兰德报告建议,美国应该是把中国拉进地区集体安全体制,但同时向中国邻国提供足够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支持,防止他们向中国一边倒。这样的美国策略可以促进地区安全,保障美国利益,至少可以止损。具体来说,美国可以提供亚太盟国缺乏的ISR能力和空间战威慑,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包括核保护伞。

兰德报告告诫:美中缺乏互信正在毒化美中关系,带来严重的安全难题。美中需要共同努力,改变思维定势,避免零和博弈。中国应该成为美国维护世界安全的合作伙伴,甚至为美国分担世界警察的职责。美国应该鼓励中国加入反海盗和联合国维和行动。最重要的是,美国应该乘还相对强势,主动推动美中安全合作,等到美中易势的时候再想起这一茬就晚了。

在美国的智库中,兰德是资格较老也是较有影响的一个。兰德的名字RAND原本来自Research ANd Development,这是1948年美国空军建立的同时组建的一个智库。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军政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原子弹、雷达、导弹、破译密码、运筹分析、战后的电子计算机,都给将军和政治家们带来了极大的震动,科技是战斗力的观念在美国军政界得到接受,尤其是技术至上的空军。由于核战争、导弹技术等超过了将军们的经验和政治家的见识,战后初期有关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战略战术及政策问题都由兰德的文职科学家们一手把持。今天兰德已经不再隶属于美国空军,但兰德对于美国军政界的影响依旧,这份报告就是美国陆军要求的。兰德的报告当然不会自动成为美国的政策,不过兰德的忠告很少被置之不理。这份报告里有多少忠告最终会变成美国国策,还有待观察。

兰德报告最重要的忠告有:

1、 台海、朝鲜、南海都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2、 美国武力保卫台湾的能力已经很成问题

3、 假以时日,美国介入朝鲜和南海也将成问题

4、 美国的常规军事和有限战争的选择越来越少,但核升级必然招致中国的核反击

5、 和中国的军事对抗不明智,经济上确保互相摧毁是最现实的威慑

6、 在所有冲突情况中,美国已经无法确保单赢

7、 美国应该寻求和中国的双赢,而不是围堵或者对抗

事实上,这些和中国的一贯主张是一致的,只是过去美国军政界对聆听中国主张和反思美国的霸权主义立场没有兴趣,或者自信具有足够的海空军事优势可以轻易击败中国。美国对台军售也毫无顾忌,里根可以为了联华反苏而拒绝向台湾出售F-16/79或F-20,老布什也可以为了后冷战时代的新的政治需要而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时间快进20年,2010年11月23日延坪岛炮击事件后,美韩计划在黄海举行大型军事演习,向朝鲜示威和警告,演习计划包括“华盛顿”号航母,但在中国强烈反应之后,“华盛顿”号的战斗群转移到日本海继续演习。小布什批准出售给台湾的8艘潜艇不了了之,台湾强烈要求的66架F-16也是泥牛入海。这反映了美国对华战略思维的转变。

如果说“华盛顿”号移师日本海演习、美国对台湾军售不再随心所欲还只是出于对中国的反应有所顾忌,兰德报告反映的则是更深层的战略思维的转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除了始终没有打起来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的外交越来越军事化,到处打仗,但美国打的都是可以控制自如的有限战争。格林纳达、巴拿马、科威特、科索沃,这些就不去说它了。就是战而不胜的朝鲜、越南,只要美国下决心,还是有脱身的主动性的。眼下伊拉克的撤军已经快完成了,阿富汗的问题复杂一些,但美国要是下定决定撒腿就撤,塔利班是没法追到美国去继续纠缠的。然而中国不一样,美国可以挑起与中国的冲突,也可以主动升级,但限定冲突等级、范围和终止冲突不是美国说了算的。美国既没有胃口主动挑起有控制的与中国的军事冲突,影响中国发展的走向和速度;也难在被动应对中用压倒优势一下子制服中国,控制冲突的水平和垂直升级,控制冲突的延续时间。在考虑与中国的冲突时,美国越来越依赖核威慑。

面对无核国家的时候,核威慑或许管用;但对于有核国家,核威慑实际上是弱势的做法,因为在核战争中,没有单赢,只有双输。美国是因为常规军力不足以制服中国才转向核威慑。历史上,美国最依赖核威慑的时代是艾森豪威尔时代,这也恰好是美国常规军力难以确保可靠抗衡苏联的时代。那时美国的军事承诺也相对简单:保卫欧洲。随着美国军事承诺的全球化和美国对常规军力信心的增长,美国对核威慑的依赖越来越低。到后冷战时代,美国对核威慑的依赖达到最低点。小布什的8年是美国国防预算几乎翻倍的8年,但美国用于核力量更新则是投资无几。奥巴马上台之初曾推动全球无核化,其基点就是对于美国常规军力绝对优势的信心。但现在美国关于核力量谈论得最多的是更新战略核潜艇,因为这是最可靠的核威慑和核反击力量,而“俄亥俄”级已经老旧了。

即使不诉诸核威慑,而是改用相对软性的空间和网络威慑,美国也无法确保单赢。经济战更是损人不利己。克林顿时代美国国会就叫嚣要对中国经济制裁,现在公然制裁的话不再提了,转而压人民币升值。但美国上下都明白,这只是政治游戏,谁也没有胃口真的打经济战。在经济强劲的时候,没有人会自找没趣,用美中经济战把美国拖入萧条;在经济萧条的时候,更没有人有胃口冒天下之大不韪,用美中经济战给美国经济落井下石。正如兰德报告所说,经济战像软性的核大战一样,只能保证双输,不能给美国带来单赢。

威慑战略不是无效,但极大地压缩了决策选择的空间。在1996年台海导弹危机期间,中国当然有决心、有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中国面临的是同样的缺乏决策选择的空间。如果美国军事介入,中国只有不惜核升级,而美国的选择则有从航母示威,到潜射、舰射、空射巡航导弹,到冲绳、关岛、航母作战飞机直接参战,一直到核升级。从决策自由度来说,美国占尽了主动。随着中国军力的扎实提高,中国的选择极大地增加,反过来压缩了美国在亚太的决策选择空间。兰德报告反映的正是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转变。

在传统上,美国的战略思维立足于对手的能力而不是动机,这起源于珍珠港的教训。这样的战略思维立足于最坏情况,如果可以有效地处理最坏情况,所有其它情况当然都不在话下了。但这是一个很昂贵的策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力强盛,苏联行为乖张,美国有能力也有必要采取立足于最坏情况的战略决策。但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尽管中国威胁论依然有市场,负责任的战略分析界已经对中国并不具有苏联式的扩展性没有异议。另一方面,美国正在深陷30年代以来最深重的经济萧条,而中国的崛起不可抑止,美中实力易势已经不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探讨话题,而是一个实际可能性,甚至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美国战略转向立足于最可能的情况而不是最坏情况,或许是一个可预见的战略转折,其对世界秩序和美国行为的影响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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