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浊浪淘沙尽 - 二十年前的事 -- 庄户人家

80年代的群众运动(中国工人网编辑)

　　对于80年代的群众运动，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左派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应当及早清理整顿；有的右派认为这是自由民主的体现，应当予以颂扬。针对左右种种不同认识，马克思主义者应当采取何种观点，始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本文从两种群众观的视角，对这一段历史进行分析。

一、两种群众观

　　毛泽东始终相信并重视群众在社会政治变革中的巨大作用，他认为：“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压不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1]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是历史进步的决定力量，“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高度重视有组织的群众的力量，“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2]革命战争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和平年代，“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3]“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4]不仅如此，毛泽东始终倡导、坚持和贯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的路线，将各种形式的群众运动作为克服官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最重要武器。对文革中群众运动的作用，毛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5]在文革中，“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它“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毛泽东非常重视群众运动的方式，认为只有利用群众运动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对于群众运动的盲目性和无序性，毛泽东并不推崇，他认为只有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来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意识，增强团结，才能克服群众运动这一弊端。群众运动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能够避免群众运动的盲目性和集体无序性，从而引导运动健康有序地发展。在具体实践中，毛泽东反对物质刺激和个人主义，坚持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集体主义思想来动员和武装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如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强大精神力量支持下，面临着罕见的、艰难的自然条件，人民群众战天斗地，如期修建完成成昆铁路和坦赞铁路，创造了人间奇迹。[6]

　　改革开放本身是以否定群众运动为前提和基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文革中的群众运动“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由于各级党团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少数“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得到可乘之机，利用文革的群众运动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因此，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邓小平早在1962年就指出：“过去我也讲过，我们的运动太多，统统是运动，而且统统是全国性的，看来这是搞不通的。”[7]文革后当权派坚决抛弃了群众运动的做法。邓小平在1980年说：“我们过去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仍然搞这个运动、那个运动，一次运动耽误多少事情，伤害多少人。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8]“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解决群众思想问题和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问题,同革命时期对反革命分子的打击和对反动制度的破坏,本来是原则上根本不同的两回事”[9]。

　　那么在不搞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情况下，如何有效防治腐败问题呢？改革派认为其根源在于“封建”传统，封建主义思想是滋生官僚主义和集权现象的历史根源，主要靠加强“民主与法制”才能解决问题。邓小平说：“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10]邓解决官僚主义和特权化的问题，主要靠思想教育和体制改革，“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但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对于反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1]“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中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现在从党的工作来说，重点是端正党风，但从全局来说是加强法制。”[12]在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廉政建设的同时，“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在强调法制化的同时，群众监督被架空，“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13]；同时，群众对党组织不再有监督的权力，“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来自党委会本身”[14]，监督体系中第一位的是“党的监督”，第二位是“群众的监督”，第三位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15]。改革派明确强调，社会主义“民主”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否则“只能助长动乱”、“只能妨碍民主和法制”，“‘文化大革命’时搞‘大民主’，以为把群众哄起来，就是民主，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一哄起来就打内战。”社会主义“民主”是服从于“秩序”的，“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16]。

　　69年“大联合”后，大规模群众运动结束，各类群众组织被整合、撤销。文革后期，老干部复出，旧有秩序逐步恢复。改革开放以后，群众组织和民主权力被进一步否定。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作出关于修改宪法的决议，在人大常委们一边倒的赞同声中取消了“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其理由是“四大”使少数坏人在法律上有了可乘之机，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利用来大搞派性，制造混乱，破坏正常的工作、生产、教学和生活秩序；容易泄露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等。1982年修订《宪法》，正式取消了工人罢工和“四大”的自由，强化法制秩序，加强对群众的纪律教育。

二、胡耀邦对几次学潮的处理

　　《中国青年》于1978年9月复刊，第一期《中国青年》由于刊登天安门民主运动的诗抄等问题，遭到主管宣传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的查禁。汪东兴下令把已经发出去的《中国青年》复刊号通通收回，禁止发售。有人把这一期杂志一页一页地张贴在西单一排矮墙上，成千上万的人们涌到西单墙去看大字报。自此，来这里贴大字报看大字报的人越来越多，一些青年还自发地出版了一些民间刊物，形成了“西单民主墙”现象。1979年3月，任畹町等人贴出《中国人权宣言》、魏京生在3月25日贴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的大字报后，引起当权派的不满。魏京生公然宣扬党中央是一个政治骗子大集团，还鼓动外地上访人员到新华门请愿，口号是“反饥饿、反迫害、要民主、要人权”，每次活动都给美国总统写信。在魏的大字报贴出后的第四天，邓就借故逮捕了魏京生。胡耀邦在1979年6月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表示了不同意见：“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或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对于逮捕魏京生，胡又说：“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变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胡绩伟在小组会上提出以民主公园代替民主墙的主张：“为了引导民主墙更加健康地发展，我们建议：把劳动人民文化宫改为民主公园，专设大字报区。还可以在劳动剧场举行民主讨论会，群众可以自由参加，自由发言。还可根据群众的要求，组织有关单位负责人同群众见面，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这样，党和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可以把有关情况、困难和目前打算告诉群众，使群众了解全面情况；群众有意见也可以当面表达，自然也就无须去包围党政机关了。”“英国资产阶级的政府有胆量搞海德公园，我国无产阶级的人民政府，难道反而不如他们，不敢搞民主公园吗？实现民主的方法很多，民主公园是一个好方法，通过这一方法听取群众意见，动员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有什么不好呢？”事后胡绩伟向胡耀邦介绍了想法，胡耀邦表示赞同，并在月坛公园进行试点。

　　胡耀邦等人的“民主观”同老左派之间既有共性，又有差别。胡认为“四大”是历次政治运动中整人的工具，所谓“四大”实际上是利用领导的权威，用歪曲夸大、栽赃诬陷、任意捏造、颠倒黑白、无限上纲等手法，煽动无知的群众打倒他所要打倒的人。这一点，在当权派中，无论左、中、右，都是毫无异议的。但在民主的具体实现形式上，双方观点尖锐对立，胡更倾向于西方的民主政治形式，而邓、老左派等人坚决反对。例如对于言论自由，胡等人认为不应取消，例如个人署名负责的、摆事实讲道理的大字报或小字报，应当允许在单位内部或指定的“民主公园”内张贴。而邓、老左派则将其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坚决取缔。邓说：“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因为他们搞的这一套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做法。不能让这股风刮起来。全国人大一九八O年专门做了决议，废除宪法中肯定‘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条款，这个条款是‘文化大革命’中写进宪法的。那些崇拜西方‘民主’的人总想搞这个‘四大’。中国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再不能那样干了。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理想是不行的，没有纪律也是不行的。”[17]

　　1985年9月，是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这一年，中日贸易逆差大增，加上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作风，一些日本商人乘机向中国倾销了一批过时淘汰的设备和劣质商品。对此群众中不满情绪在蔓延。8月15日，以日本首相中曾根为首的内阁成员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由此引发“九一八”学潮。北京大学的学生贴出大字报，要求到天安门广场游行。有的大字报措辞很激烈。中共北京市委要求学生在校内组织一些适当的纪念“九一八”的活动，坚决制止继续写大字报和到天安门。由于学校多方劝阻，加上门外有海淀公安分局的警察阻拦，大部分学生没有走出校门。数百名分散离校的北大学生和其它高校零散出来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结，高喊“爱国无罪”、“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等口号，并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了花圈。此后，北京一些高校里继续有大字报出现，或声援北大，或抗议日本对华贸易政策，或批评政府。10月1日，西安有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烧了几家商店门前的“日本照相器材展销”的横幅。10月17日，成都人民南路的游行队伍达万人以上。胡耀邦提出“对话”的方针，要求党委领导人要深入到学校和学生直接对话。孙平化、符浩等外交官员给学生讲中日关系，澄清一些被误解和被歪曲的问题。思想工作做通了，学潮平息了。没有动用军队，没有政治恐吓，领导干部和学生平等对话、疏导，这是胡耀邦处理学潮的指导思想。

　　自70年代后期起，否定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社会上、尤其在大学中逐渐泛滥。1984年《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理论与实际》，宣传马列主义过时。1985年12月2日，《工人日报》发表署名马丁的文章《当前我国经济研究的三个转变》，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归结为《资本论》，又把《资本论》归结为批判经济学，提出要从批判经济学转到建设经济学。1986年2月的一次企业管理会议上，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批评《工人日报》发表马丁的文章，认为这是“高层次的精神污染”，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秦柳方上书向中央揭发理论界自由化，材料送到胡乔木那里，胡乔木、薄一波批给胡耀邦、赵紫阳。1986年3月3日，赵紫阳、胡耀邦对秦柳方的这个报告作了批示。赵紫阳的批示是：“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现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胡耀邦批示：“同意紫阳同志意见。”在官方的鼓励和纵容下，80年代中后期以后，“洋教条”兴起，新自由主义通过各种出版物、讲坛或论坛、研究机构等开始大范围传播,否定马克思主义、鼓吹全盘西化成为大学校园中新的时尚。改革开放本身以政治冷淡主义为导向，鼓励关注个人与“自我”，西方各类政治学说正迎合了这一点，将精英思想灌输给积极关注政治的学生，由此形成80年代群众运动的特殊性，即历次学潮的领导者大都是由自由派分子领导的。在“九一八”学潮中，各地也出现了少数批评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大字报。这增强了保守派的担忧和疑虑。邓小平在学潮期间说：“究竟什么是我们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呢?这里当然包括独立自主、民主法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等内外政策，这些政策我们是不会改变的。而所有这些政策的基础，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对此我们更是不会改变，不会动摇的。不然的话，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一个混乱的社会，就谈不上安定团结，什么建设改革、振兴中华，都将成为空话。”[18]

　　学潮平息以后，改革舆论又开始升温。1986年4月，胡启立在上海同文艺界、理论界、教育界、科技界的知识分子座谈时传达了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组织手段来解决。我们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说服、引导，要鼓励大家真正讲心里话，不要一听到议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不能再搞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4月12日在中国音乐协会四届二次常务理事会上讲话，提出“宽松、宽容、宽厚”的政策；4月22日，朱厚泽在报刊理论工作负责人座谈会上说，要鼓励、提倡理论工作者开展创造性的理论研究工作。5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又使气氛进一步宽松。同时，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组织召开大文化战略讨论会，武汉也组织类似讨论会。在“三宽”方针下，各种自由化观点出笼，宣扬其他学说应当同和平竞争、百家争鸣。6月10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时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标志。……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19]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20]7月12日，一次规模很大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在中央党校结束，这次研讨会上提出了很多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7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在中央党校毕业典礼上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善、富有效率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7月31日，万里在全国软科学座谈会上发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经邓小平和陈云同意，8月15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后，邓小平在会见竹入义胜、雅鲁泽尔斯基、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谈话等多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整个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1986年有一个大升级，所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出来了。90年代以来有些人提出的东西，其实并不新，86年前后都能找到。温元凯、苏绍智、王若望、刘宾雁等到处散布谬论，要为资本主义平反，宣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已趋同”。这些人受到胡、赵等人的保护，到处作报告，畅通无阻。到各个院校作报告，受到热烈追捧，方励之被称为“中国的萨克洛夫”，刘宾雁被捧为“中国的良心”。有一次刘宾雁去天津大学作报告，可以容纳5000多人的求实礼堂，不仅椅子上座满了，两个椅子之间的扶手上也坐满了，在台上、在走廊，青年们都席地而坐，礼堂外面还挤满了人，不时有门窗玻璃被挤破的声音。在场的人说，国家元首也没有受到过这样热烈的欢迎。1986年10月到12月，清华、北大、师大共举办了演讲、研讨会20多场。在这些演讲中，以方励之最为尖锐。他毫无顾忌地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社会主义制度，认为现行的政治制度是“现代式的封建主义”制度，主张“全盘西化”即“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道德所有全部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政治体制、所有制”，还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上海老作家王若望提出实行多党政治。刘宾雁认为：“事实上，现行的社会制度是封建社会主义，中国的出路在于私有化，在于‘全盘西化’。”

　　1986年8月7日，万里在家里接见了刘宾雁，万里称赞刘宾雁提出的“第二种忠诚”：“我赞成你的观点，我们党不仅需要雷锋精神，需要第一种忠诚，也需要第二种忠诚。如果一个党不能听取批评，不接受群众的监督意见，非垮台不可。不管你是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自由党，还是基督教民主党，都要垮台。”知识界思想又活跃起来了，从1986年7月以后，全国各地召开了各种各样的学术讨论会，在这些会上不少发言或明或暗地批评“四项基本原则”。报纸的总编们胆子也大起来了，过去不能发表、不敢发表的东西也发表了。

　　政治体制改革的舆论热潮激发了青年学生的政治热情。86年11月下旬，区县人民代表选举中某些不民主的作法使学生强烈不满，12月1日，校园内贴出了《致科大选民的一封信》的大字报，批评人民代表大会是“少数人的橡皮图章”，号召大家“为真正的民主而斗争”。12月4日晚，在科大礼堂召开了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大会。8名学生登台演说，要求把科大办成“民主特区”。副校长方励之在会上讲话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讨论已经好久了。有好多人说突破口放在什么地方，我想群众通过这件事表明，我们会找到怎样来进行这场改革的办法的。”他强调说：“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到的。”12月5日下午,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医科大学等数千名学生汇合游行，一路高呼“不要恩赐的民主”、“真正的民主靠我们奋斗”、“打倒封建独裁”、“打倒官僚主义”、“孙中山万岁”、“要民主、民权、民生”等口号。12月9日，又进行了一次规模更大的游行，2000名学生冲进了市政府大楼。2000多名学生到《安徽日报》，要求如实报道学生的活动。这一天科大校园里出现了《一党专制是阻碍民主的主要障碍》的传单，其中写道：“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民主发展的主要障碍。”“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一个社会团体，绝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其地位只能与其它政党同等。”

　　北京在12月1O日就开始响应南方的学潮。清华、北大出现了介绍中国科技大学学潮的大字报。各校开始酝酿上街游行。23日，清华1000多人的游行队伍先进入北大，然后再进入人大。到人大时队伍发展到3000多人。为了制止游行，26日，北京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共10条，对游行示威作出了种种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