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诗文独立古今间”的狂士金堡 -- 古城老农

明朝捐纳盛行，从明英宗正统年间开始举办捐纳。“监捐”取得监生身份的，称为“例监”。捐纳“贡捐”取得贡生身份的，称为“例贡”。明末，上述比例最高能占生员总数的70%，也就是捐出来的比考上去的几乎多一倍。清的捐纳，部分沿袭明制，部分有变化。

明末捐纳总额有时居然能占全国正赋的1/3。

至于明朝科举是否有世家，答案是有。既然讨论东林党，就以东林党的科举世家为例：《桃花扇》那个才子侯朝宗，真实的名字是侯方域，他是东林党侯恂的儿子。侯方域的爷爷是侯执蒲，明万历十六年21岁时中举，万历二十六年31岁中进士。初任守津（今山东省宁津县）令，后官至太常寺卿。

侯恂十七岁时受知于提学使梅之焕，补博士弟子员；五年后受知于郡守郑三俊。与弟侯恪两人一起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中举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两人一起中进士。

因与阉党魏忠贤存心作对，侯家父子三人都遭罢官。老爷子侯执蒲厌倦了官场，就不再出仕，就留在家里教孙子们读书，崇祯14年病逝。

侯恂在崇祯元年(1628)再次启用任河南道御史。次年任太仆少卿。崇祯三年(1630)任兵部右侍郎督治昌平。崇祯六年(1633)任户部尚书。

崇祯九年（1636年）温体仁打击东林党，奏劾侯恂靡饷误国。侯恂被削职、入狱。崇祯十四年（1641年）夏，侯执蒲去世，侯恂戴罪出狱，回家奔丧。第二年春，又回到京师监狱。

后来崇祯又把他放出来戴罪立功。李自成攻破开封后，以按兵不救之罪又入狱，关进死牢。1644年，李自成破北京，因侯恂有清廉之名，就把他从死牢中救了出来，但侯恂谢绝任官大顺，归家隐居（和排队等候大顺朝任命的明朝官员相比，还是有气节的，侯先后主持财政部和国防部工作，家里未听说抄出什么金银出来，算是相对清廉的）。

侯恪则在翰林院任编修。

侯方域少有才名，是明末四公子之一。他加入了复社（东林党）。史可法《复多尔衮书》就是他起草的。南明失败后，他娶李香君回家归隐，立志做明之遗臣。清朝逼他参加科举，否则就要治其家族之罪。侯方域被迫参加科举，中了个副榜。而他的兄弟侯方夏中了顺治朝进士。

身为明臣，侯方域对参加清朝科举耿耿于怀，把自己的书屋改名“壮 悔堂”。3年之后，于37岁壮年病逝。他的好朋友，复社的东林党人吴梅村也被迫于顺治十年（1653）出仕清朝，很快升迁至国子监祭酒（相当于中央党校校长）。但吴梅村很悔恨入仕清朝，说误尽平生。他于1657年辞职归故里，后死于康熙十年（1671年），终身未再出仕。临死言：“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死后殓以僧装，葬我邓尉、灵岩之侧，坟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起祠堂，勿乞铭。

吴梅村有《怀古兼吊侯朝宗》七律一首：

“河洛风尘万里昏，百年心事向夷门。

气倾市侠收奇用，策动宫娥报旧恩；

多见摄衣称上客，几人刎颈送王孙？

死生总负侯赢诺，欲滴椒浆泪满樽。”

梅村自注：“朝宗归德人，贻当约终隐不出；余为世所逼，有负夙诺，故及之。”两人相约共做明朝的遗民，吴梅村却违约出仕，不能象侯嬴刎颈送信陵君那样，履行自己的承诺，深愧于心。

侯方域和吴梅村被迫应举和出仕，是被冯铨之流的“推荐”逼的。冯铨先当阉党、后当汉奸。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魏忠贤进香涿州，冯铨跪谒道左，得复官。他嗾使魏忠贤廷杖杨涟以立威。后来升至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冯铨因贪渎太厉害，连魏忠贤的党羽都看不下去，在天启七年被排挤给诰致仕。此人后来投靠了多尔衮，自己当汉奸不算还四处给清廷物色“人才”，他的荐举是以满门抄斩为威胁的，侯方域和吴梅村被迫敷衍而致一生名节有亏。

东林党谈不上好，但也谈不上坏。不能为了证明东林党坏而故意扭曲历史。东林党身处末世，没有成事，也不可能成事。他们中有贪污腐化的，有失去气节，投降清朝的。但他们始终没有勾结外敌，主动危害自己的国家。这和今天认异族为父的公知是截然不同的。

中国历史上，商贾和资本的地位始终很低。魏忠贤尚且威胁、收买不了侯执蒲、侯恂、侯恪父子。侯恂掌权之时，数以百万银计的财政拨款和军费经手而过，他都没有往家里搬。几个商人有何德何能控制这样耕读出身的东林党世家？说东林党是资本的代言人岂不是太滑稽了？

现在抨击东林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有些人欲行非常，欲亡其国，先灭其史，诱惑中国人抛弃传统的历史观？象秦桧这样臭了街跪了千年的，都有人处心积虑为之平反，攻击本来就颇有瑕疵的东林党岂不更容易？

然而，中国人的历史观是辨善恶、重气节的。

关公和岳飞是中国人心中的英雄，秦桧汪精卫之流是永远的汉奸，魏忠贤之流是多数人公认的内贼。把东林党指责为资产党的代言人，诬陷东林党是明朝的主要颠覆者，乃至到了反向证明阉党是进步力量的程度，岂不滑稽？到底是东林党近于今天的公知呢，还是东林党至少口头上坚持气节，那些潜行的欲为秦桧翻案的力量就决心在笔尖上置之于死地？

中国是一棵不易撼动的大树，公知们往一个方向摇，公知幕后的主子们或许往另外一个方向摇，其目的都是要让中国这棵大树的根基动摇。

爱这个国家，就要正视这个国家的历史。既不夸大，也不缩小，才是爱这个国家的人应持的态度。把东林党捏造成十恶不赦的伪君子、败类，那么我们读顾宪成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是不是该说：东林党伪君子又在诱导屁民、屌丝瞎折腾呢？天下事本身就是天下人的事，战争年代如此，和平年代也如此。天道与民心，短期说不清楚。但长期不顺民心，则天道必还。普通百姓也关心天下事是中国不同于印度的地方，更是中国有希望之处。

明朝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老祖宗留下的政权合法性太强，不肖子孙不计后果地可劲造，即便如此，在张居正时代居然还能救得过来。

但张居正挽救皇权的举措被皇帝本人弃之如敝屣的时候，这说明皇帝本人不把自己的江山当回事，这个政权只有灭亡一条路了。随后的历史，不过是亡于流贼和亡于异族的区别而已。

泛泛而言，一个朝代开国之初打天下的人才，能干但过于狡诈，好斗又熟悉军事，故而闹派系斗争的时候，继任君主根本压不住，会危及政权。所以强势的开国君主要么除之，要么以厚禄高爵削其实权。

随即，既有才干，又有操守的人才会出现（三杨）。

之后，腐败蔓延，能力操守皆佳的的社稷臣率先被精英淘汰，剩下的是有志向有抱负有手腕，但不惜手段打击政敌往上爬的能臣。这些人略有贪腐，但以实现自己的事业目标为主（张居正和太监结为盟友、戚继光以金钱美女贿赂张居正）。

当这样的人都被打击的时候（张居正被封门抄家，许多家属被活活饿死），头脑灵活的官僚就不会再为皇上冒任何险，做任何事，一心贪污。这些人太尸位素餐了，一批头脑一根筋、没有政治手腕但有道德操守的官员就会凸显出来（如史可法）。

1644年崇祯及儿子皆未逃出京城。福王至亲，又近在咫尺，应当继统。但东林党和福王之母前朝就有夙怨，因此不希望福王即位。史可法未能摈弃东林党的意气之争，就和凤阳总督马士英商量该立谁，两人都同意迎立数千里外的桂王。但这对福王就是生死威胁了（无处可去了呀），福王家里很有钱，立即贿赂拉拢几个总兵，几个总兵威逼马士英。马士英一看势头不对，立即顺水推舟成了拥立派。史可法若立即改变态度，是可以保住权的，如此他仍是总兵们的上级，可以皇帝名义压服他们。但一根筋的忠臣史可法远没马士英这么机灵，他居然又写给马士英一封信，列举福王几个短处，结论不应立。人家立即把这封信交给福王邀功了。马士英和总兵们乘机攫取了南京六部的大权。南明一开局，就因为史可法缺乏政治手腕，就失去文官对军队的控制。军队在几个总兵手里，扰民有余而畏敌如鼠，却颇能干涉朝政。南明事很快就败坏不可问了。史可法不过是在事不可为的时候选择在扬州殉难而已。

所以过程是：功臣（如蓝玉）-社稷臣（如三杨)-能臣(如张居正）-忠臣（如史可法）。一个朝代到了忠臣时代，就差不多要完蛋了。

东林党是这个过程中的一段小插曲而已。东林党多为纯文人，为文才有余，为政力不足。

明末，国之栋梁不是东林党而是类似于卢象升、孙传庭这样科举出身而掌兵的大臣。吴梅村诗写孙传庭：“雁门尚书受专征，登坛盼顾三军惊.身长八尺左右射，坐上咄叱风云生.”这样有勇有谋的英雄人物，却先被崇祯抓进监狱，后来又逼死了。明朝不亡何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