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桂林抗日保卫战 -- 梦秋

七．中国军队的人数以及后勤支援

虽然在第五章提到中国军队的番号，也说到中国军队人数问题，但是没有展开细说。这一节有必要讨论一下这个话题。中国军队跟日军相比，不占数量上的优势。中国军队的人数非但没有远远超过日军，反而可能少于日军。这是桂柳会战与其余抗日战争当中各次会战很不相同的一点。但是要统计究竟确切有多少人参加了这次会战则已经不太可能。

要弄清楚到底有多少中国军人参加广西会战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虽然各个部队当中都有固定的编制，但是考虑到在广西会战之前杨森李玉堂兵团都已经在湖南战场上鏖战数月，人员损失各不一样，也没有及时的补充数据反馈上来，因此只能依靠当事人大致的回忆猜测中方的人数。郭汝瑰的记录当中，曾经说27集团军下属各军因久战，实力已经不足编制的四分之一 。以27集团军下辖37军为例。这个军退入广西后下面仅辖95师一个师（一说为93师），另外两个师140师和60师已经在长衡会战和洪桥会战当中溃散，并未跟随95师撤入广西（原因有待查证）。时任第四战区司令部参谋处长的李汉冲回忆，当时95师因为久战，兵员不满5000。身为军长的罗奇，实际指挥着两个团而已 。不过罗奇的这个95师后来也算是小有名气，曾经在解放战争的辽沈战役当中参与对塔山的进攻。当时这个师号称“赵子龙师”。

在桂林陷落前夕，杨森所辖的27集团军号称有三军（20军，26军和37军），实际人数不足2万人 。在上文中已经说过62军人数大约只有7000人左右。79军是经历过衡阳保卫战和洪桥会战的部队，损失未明，但是肯定不会少。至于桂林绥靖公署下面编成的两个桂绥纵队，号称每个纵队有两个团，其实两纵队总人数也只有5000人左右 。据桂林绥靖公署独立第四团（属姚槐的桂绥第二纵队）团长周竞称，自己的部队是全美械装备，受过美国顾问训练。 但是在周竞的回忆当中，他的独立四团虽然有迫击炮连和高射炮连，却没有重炮部队，连山炮都没有，这个“全美械装备”恐怕要打个折扣。另外，关于中国军队的人数还有一个困扰已久的问题：由于在抗战中各地部队普遍存在吃空饷的情况，许多部队的实际人数根本无法弄清楚。

白崇禧在回忆录中说，当时驻守广西各军总人数为16万人，这还是将在贵州东南部观望的汤恩伯集团算进去之后的总人数 。汤恩伯集团直到最后才有一个军投入广西战场，还是在桂柳会战已经基本溃败的情况下才投进来的，没起到什么作用，因此可以忽略不计。何应钦则说中国军队的人数只有不到12万 ，这个数字可能偏小了一点。中方主要作战部队16集团军31军和46军6个师（不含93军两个师）的全部兵力大约只有5万余人。但是即便将93军两个师的兵力加入16集团军当中，该集团军的总人数也不到8万人。杨森集团不到2万人。79军、62军和64军加起来可能有4万余人，再加上5000人的桂绥纵队，第四战区的兵力往多里数，最多也不超过15万人。何况有些部队基本没有投入到作战当中，等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在前面我说过日军第11军大约有10万人。《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当中说日军第23军大约有3万余人。 这样的话，日军总兵力加起来有将近14万人，并不比中国军队少多少。

无论怎么说，中国守军的人数不太可能大幅度超过日军进攻广西的第11军以及第23军总人数，甚至有可能少于日军人数。日本方面的《一号作战》将所有参战的中国部队番号全部开列出来，总计有26个师的兵力。但是日方认为26个师大部分是被重创的部队，实际人数并不多。这个估计是正确的。

因此，无论是在哪个战略方向——广西东北部的桂林还是在东南部的平南、桂平一线，中国军队都很难对日军构成长期局部上的人数优势。唯一的一次构成绝对兵力多数的情况是在10月中下旬的西江反击战当中，张发奎利用地形和交通之便使中国军队和当面日军的人数比例推测变成大约4:1。但是这种优势只持续了七八天，很快就在日军的增援面前消失殆尽。

广西的守军兵力的窘迫也可以由第四战区对越南方向的防备看出来。由于所有兵力都集中在广西东北和东南，西南部的南宁方向很空虚。9月2日，张发奎密电蒋介石，声称驻越日军“五万余”有从越南西贡调兵北上的动向。作为应对措施，第四战区后来在战斗计划当中写道：“则以桂绥独三团（主力龙州，一部靖西）向田东逐次转进，阻击敌人” 。以地方绥靖部队一个团来抵抗日军进攻，恐怕也是聊胜于无。在9月2日同一则声称越南日军北调的密电当中，张发奎希望蒋介石即行调动在贵州的中央军97军“开驰河池、宜山间”。 河池、宜山位于柳州西部，距离中越边境直线距离在300公里上下，与其说是去保卫中越边境，不如说是张发奎用于拱卫柳州的部队。蒋介石的答复很有趣：“第九十七军先头部队，即可开拔，仍应在黔桂边境控置，归本会机动使用。” 这里的“本会”应当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之中央军就在第四战区的屁股后面，但是就是不归第四战区指挥。考虑到蒋介石的一贯作风，认定他依靠广西会战消耗消灭异己的这种想法并不算过分。

顺便说一下，张发奎在桂柳会战当中不止一次请求蒋介石立刻增派援军驰援广西。读着张发奎的求援电报，有时候真的让人觉得十分寒心。当然，有朋友会说，蒋介石已经无兵增援，贵州的汤恩伯集团也是拱卫重庆的最后兵力。郭汝瑰在《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亲历记》当中也谈到此事，认为蒋介石应该调动最后的预备队，陕西的胡宗南集团。作为战略层面，是否应该将胡宗南集团投入战场，会有不少讨论。有人认为这是最后一支预备队，如果过早投入战场，将会使重庆无兵守御。这个说法很荒唐。中国军队缺乏主动进攻的精神，不能在战场上消灭，或者至少牵制敌军，一味防守，最后的结局就是被敌军各个击破。1944年中国大陆战场，蒋介石并非手上无兵，乃至困窘到必须调动胡宗南兵团的地步。只不过军队因为疏于训练、怯于作战，将士不同心而难有胜绩。桂柳会战的教训不是应该不应该调动最后预备队的战略问题，而是如何提升军队作战力和协同作战的问题。

桂柳战场这边，既然正规军指望不上，当年让红军颇为头疼的民团和自卫队便构成作战力量之一。在广西进行的抗战有一特点，即民团和当地自卫队奋起抗日的情况较多，日方的《一号作战广西会战》多次提到民团抗战的情况，甚至有过一整个县（灌阳）没有正规军据守，民团依旧能够独立抵抗的情况。这与正规军不战而溃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民团守土既跟广西彪悍的民风有关，也跟新桂系在治理广西的过程当中采取的“自治、自卫、自给”的三自政策有关。1930年广西正式成立民团。1934年颁布《广西民团条例》。从1930年冬到1937年2月，广西总共训练壮丁158万。每个壮丁的平均受训时间超过180个小时。 新桂系不但鼓励地方自治，而且派遣正规军军人来到地方帮助训练民团，使民团士兵具有一定的战斗素质。政府方面也负责供应一定的武器。覃戈鸣回忆说，在桂林保卫战准备工作开始，韦云淞即令各仓库将各种旧枪散发给民间。新桂系自己也在民间私自建立了军火库。其中一个位于蒙山太平附近。白崇禧即担心日军袭扰，又怕有人告发，曾经亲自前往蒙山指挥抢运，但是依旧损失很重 。不过抗日战争开始，广西民团制度便告解体。即便在1939年桂南会战之后有一定恢复，但是当局从未声明已经重建。个人认为，桂柳会战当中的民团已经不具备太多官方意味，更像是本乡本土自发组织的自卫力量，装备和训练差异也十分悬殊。

从广西会战一开始，便有大量正规军溃散，许多有作战经验的散兵流落在民间。许多士兵本来就是广西人，熟悉地形，又有充足的弹药储备，遂对日军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以柳州西部的河池地区为例，这里的都街（宜山县下属乡镇）自卫中队便拥有200余人，人人有枪有手榴弹。还拥有轻重机枪各一挺。全队抽调20人组成手榴弹队，甚至拥有一名号兵 。桂林市恭城县抗日自卫队第三中队队长林敦党回忆说，当时第三中队在恭城自卫队当中武器装备最好，拥有轻机枪4挺，以及一门82迫击炮和两个掷弹筒，为此专门配了一个炮排 。日军在广西会战开始之初，即受到民团不断骚扰，以至于惊叹说“在长期的对华作战中，这样的经验（即遭遇民团抵抗）还是第一次。” 日军第23军在制订作战计划的时候也对民团袭扰极为担心，以至于说出“第23军所担心并不在于击败重庆军，倒是担心以广西自卫政策为基础的民众抵抗和乡村的自卫行动” 。但是，民团的作用在于守卫本乡本土，而非联合进行大兵团作战。而消灭日军的数量也需要日积月累。因此，在桂柳会战期间，民团对于日军的抵抗是有限的。但是民间反抗日军的战斗此起彼伏，培养了一批有经验的战斗人员。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桂北游击队，其成员当中有不少参与过1944-1945年广西抗日游击战。这支游击队一直活跃在桂林附近的崇山峻岭之间，直到1949年广西全境解放。

后勤方面，中国军队比日军的优势之处是内线作战，有足够的物资，交通也非常便利。9月到10月之间正是广西晚稻丰收季节，粮食供应基本不成问题。这一点对日军和中国军队来说都是公平的。不过，即便有足够的物资，中国军队物资输送系统运行却并不顺畅。这样的事情在衡阳保卫战期间曾经发生过。第九战区编写的《湖南会战战斗要报》上面说：“26A（即26军）由萍乡向耒阳转用时，后勤机关均告落伍，致粮食不济，医药无闻。又62A进至衡南（衡阳南部），两日不得饱食，影响战局极大。” 内线作战的桂柳会战让物资配送不畅问题稍缓。不过仍旧完全没有解决。覃戈鸣称桂林守城士兵没有蔬菜吃。因为蔬菜不容易保存，而战事逼近，周围的农民也不肯进城卖菜。最后中国守军只得到桂林郊外的农村购买。当桂林市被团团围住之后，连出去买菜的机会都没有了。不过这一点日军也并不比中国守军好。他们也非常缺乏副食。对比衡阳保卫战当中中国守军亦缺乏副食的情况，可见后勤当中如何解决副食确实是一个问题。

弹药和修筑城防工事的物资倒并不缺少。31军131师参谋长郭炳祺说：“当时广西绥靖公署寄存在桂林的武器弹药颇多，因疏散不去，大量拿来充实各防守部队。主副食按照部队直接供应，不足三个月。但桂林疏散后民间遗留下来的很多，各防守部队都自行搜掠囤积，足够有余。”170师副师长巢威则回忆桂林城防囤积的粮弹“不足一个月之用”。双方的回忆有所出入。桂林防守司令部副参谋长覃戈鸣认为守军炮弹奇缺，囤积炮弹大约只有三个基数。三个基数的弹药当然不足以守城三个月，甚至守一星期都有困难。但是《一号作战》当中说日军在占领桂林之后缴获到了3万余发炮弹，从某个角度证明了覃戈鸣的数据未必真实。当时城内守军有150毫米口径榴弹炮2门，以及100毫米口径加农炮4门，战防炮4门，迫击炮数目没有统计【注一】 。几万发炮弹，不论是大口径炮弹还是战防炮迫击炮炮弹，都足够中国军队打很长时间。这里我倾向于郭炳祺的“炮弹充足”一说。

为了坚守计囤积大批粮弹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行为。但是在囤积的过程中国军队当中腐败横流，层层克扣，使粮弹囤积成为某些人发财的现金牛，也导致物资配备效率低下。据覃戈鸣称，韦云淞领取了大批法币作为城防建设费用。170师副师长巢威说这笔钱有2500万元。 但是覃戈鸣说韦云淞将这笔钱和别的物资装了两个大卡车拉到后方去，归了自己。而有些必要的配备却始终没有得到落实。覃戈鸣到覃泽文的阵地上去视察，发现覃团的士兵没有配齐防毒面具，便叮嘱他要配齐，此后也并未进一步督促。覃团后来800战士和军官被日军毒气毒死在七星岩内，与此事不无相关。最让人感到遗憾的是800烈士当中还有一部分是防毒排的士兵，因为不具备基本的防毒面具，竟然也一同殉难。

后勤囤积物资导致了意想不到的一个问题发生。当93军弃守全县的时候，不得不遗弃或者焚烧了150万发子弹以及大批粮食和辎重。日军在攻克桂林、柳州 以及宜山等交通要道上也有大批物资缴获，甚至有缴获美国援助的新式反坦克火箭筒的记录 ，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后勤短缺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接下来的描述当中还会继续说到。总之，中国军队并不缺乏物资。虽然所有物资并未按照“三个月”的期限严格进行囤积，但是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军队不会像日军那样为后勤发愁。当然，要是倒过来说，如果没有中国军队的溃败，善于“就地补给”的日军，其后勤问题就会让第六方面军大为头疼了。

注一：关于桂林守军重炮数量有争议，在本文下集当中将有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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