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秦无衣:梁山泊好汉排座次 前言 -- AleaJacta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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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梁山泊好汉排座次 30 双鞭呼延灼

  想说呼延灼,首先得提一下在水浒中只被提及一次的他的先人呼延瓒(赞?)。

  据《宋史》记载:“呼延赞,并州太原人。父琮,周淄州马步都指挥使。赞少为骁骑卒,太祖以其材勇,补东班长,入承旨,迁骁雄军使。从王全斌讨西川,身当前锋,中数创,以功补副指挥使。太平兴国初,太宗亲选军校,以赞为铁骑军指挥使。从征太原,先登乘城,及堞而坠者数四,面赐金帛奖之。七年,从崔翰戍定州,翰言其勇,擢为马军副都军头,稍迁内员寮直都虞候。”

  他应该算是宋太祖赵匡胤到宋仁宗时代的名将。他使用的兵器,是铁鞭跟枣槊。中国民间通俗文学一贯具有浓厚的传承色彩,它的审美趣味,热衷追求的是角色甚至道具的认同,而不是求新,求异。这使他的文化群,在最简单的话语的鼓励与潜移默化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倔强的精神。这是任何高深的学问,都难以做到的事。也许,这一点看看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形象的根深蒂固的理解,就可以知道了。

  像呼延瓒的铁鞭,到了呼延灼手里时,摇身一变,成了竹节熟铜鞭。而他的枣木槊,则成了呼延灼力荐的“百胜将军”韩韬的贴身兵器。

  而在《说唐》中,尉迟恭的贴身兵器,便是双鞭加长枪。他与秦琼的著名的“三鞭换两锏”的故事,几乎成了《说唐》中的经典。秦琼跟尉迟恭的形象,后来成了民间的门神,祭灶那天,民间老百姓将两人贴在门板上,希望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在福州话中,“锏”与“钱”同音。福州话是古汉语的活化石,我胡乱猜测一下,想来大家也有发利市的意识吧。

  有趣的是,呼延家传的枣木槊,在《说唐》中却成了尉迟恭的死对头单雄信的得意兵器。这可以说是后来的话本先生的移花接木的举动吧。尉迟恭身高一丈,跟吕布差不多。但是他“腰大十围,面如锅底,一双虎眼,两道粗眉,腮边一排虎须。善使雌雄两条竹节鞭,有万夫不当之勇。”

  这是做门神的最好形象。然而,尉迟恭在《说唐》中,却不是十八条好汉之一。秦琼之后,王伯当和单雄信这帮贾柳店结拜出来的,总算忝居末位。后来秦琼的双锏,又在评书中,交到了牛皋的手上。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因袭心理,是如此的固执,就像律诗,一千多年过去了,大家还在按律抒怀,这于别的民族文化来说,实在是不可想象的事。

  怀旧,因袭,缅怀,认同,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固执特征。但是,既是文化,便没有好坏之分。文化跟文明的定义,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文明代表着进步,而文化,注重的则是独具的特色与影响魅力。倘若认识不到这一点,那么就没有了最起码的说话的理由。

  我以为,文化跟战争一样,都是一种生存认同的错觉。基于此,历史也有可能是一种错觉。

  扯远了,还是回到呼延灼吧。在五虎上将中,除了“霹雳火”秦明的狼牙棒有点突兀之外,其他四人的兵器,都是有源可本的。而呼延灼在投降上山前,他的职务跟秦明一样,都是统制使,有点像如今的武警支队司令。呼延瓒之所以能在《宋史》的列传中出现,除了战功外,还有他的家教。他在身上刺满了“赤心杀贼”的文绣,在四个儿子的耳后,刺上“出门忘家为国,临阵忘死为主。”

  《宋史》中又说:“(呼延瓒)及作破阵刀、降魔杵,铁折上巾,两旁有刃,皆重十数斤。绛帕首,乘骓马,服饰诡异。性复鄙诞不近理,盛冬以水沃孩幼,冀其长能寒而劲健。其子尝病,赞刲股为羹疗之。”

  呼延家的前身,是匈奴人的后裔。他们的这些生活习惯,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在上千年的文化的同化中,匈奴民族早已融入汉民族中。就像呼延灼,他的最精彩的表现,还是死在与金兀术对阵的战斗上。《说岳》中的他已经苍老了,体弱年迈,但雄风犹在,这使得他的铜鞭,能够和他的先人沟通起来。而不是像杨志去卖刀一样的窝囊。

  《宋史》中关于杨家的描述,也就是列传中杨业与其子延昭两人不多的笔墨。

  我觉得汉民族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的同化功能。中国人即便是在战争中,也是夹杂着文化因素的,因此胜败对于我们的民族而言,似乎都无关紧要。秦朝之后,中原一带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是由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但是到了最后,这些杂乱无章的民族,都被汉文化消融了。这便是文化的力量。

  我曾想,或许我的身上,也有着北方游牧民族的血统。但是这点似乎也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身上流着的是,我们汉文化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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