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桂林抗日保卫战 -- 梦秋

十二.张发奎举棋不定

从战争史的角度来说，广西虽然多山，但并不是一块易守难攻之地。历史上曾经先后有外敌从至少五个战略方向进攻广西。第一个战略方向是东北的湘桂走廊；第二个战略方向是东南的西江水道。这两个是传统路径；第三个战略方向是西方向，滇军曾经在军阀战争当中从百色一直向东打到南宁城下；第四个战略方向是西南方面的越南；第五个战略方向则是北部湾沿海一带。1939年的桂南会战，日军就是从钦州、防城一带登陆，入寇广西的。既然有五个以上可能的进攻方向，因此防守广西的要务，首先是确认日军会从哪个战略方向进攻。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新桂系领导人认为桂林深入华南腹地，相对近海近边的南宁要安全，便将省会从南宁迁到李宗仁、白崇禧的老家桂林。但是在一号作战当中，桂林也不能例外地成为日军的战略目标。

实际上，日军早在1944年2月8日，在南京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就确认了“一号作战”当中桂柳会战的进攻战略：“1944年6月前后，第11军从武汉地区发起攻势……7月末，第23军从广东地区开始作战，与第11军相呼应，击溃重庆军攻占桂林及柳州附近后，扫荡湘桂、粤汉两铁路沿线残敌，占领并确保之。” 对于这个计划，第23军确立了自己的作战设想大纲，当中明确：“命第104、第22两师团向柳州，独立混成第22旅团向柳州西南进击。命独立混成第23旅团在来宾、迁江（均在柳州南100公里）地区，掩护我军侧翼。”

这样，日军的进攻方向基本上可以明确，那就是东北沿湘桂走廊进攻，东南沿西江水道上溯，南集团到达桂平一带之后折向西北。两个攻击的矛头将在柳州平原会师。但是这是我们这些后人才知道的内容。当时张发奎不可能如此清楚日军的部署，因此如何将自己手中珍贵的两个军（后来增加到9个军和两个绥靖公署纵队）部署到应有的战略方向，这是一个很伤脑筋的问题。张发奎后来回忆说：“如欲拒敌人与战区境外，以黄沙河附近地带为对北之正面，加以西江和广州湾及对越边各方面，其正面约达150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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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战线过长兵力不敷使用是一回事。军队的训练和战斗力也有问题。长衡会战期间，第四战区的部队以31军为主力，为了对付越南方向的日军入侵，长期驻守在南宁一带。连作战训练都是针对越南日军的。1944年春，“一号作战”快要乌云压顶之际，张发奎还组织第四战区部队的主要指挥官、幕僚以及后勤指挥人员进行了一次模拟攻击越南北部日军的参谋旅行演习。 而此刻广西北部因为有湖南的薛岳大名鼎鼎的“天炉战法”扛着，疏于防备，国防工事做得很差。等到1944年6月日军占领长沙，并南下衡阳之后，桂林才开始震动。当时张发奎做出用31军守桂林，46军守柳州的决定。这种部署一看就知道，在优势敌军面前，非但城市守不住，这两个军也迟早都给填进去。所以变更部署是预计之中。

最迟在9月下旬，张发奎已经基本判明日军对于广西的进攻方向，是传统的东北和东南夹攻路线。于是，他赶紧操办两件事。一件是立刻修筑桂林和全县的城防工事。另外一件是向蒋介石要援兵。蒋介石只派了93军过来。另有97军（军长陈素农，与93军军长陈牧农无亲属关系）和汤恩伯所部在贵州南部和广西西北部徘徊。第四战区兵力稀薄，新增一个军亦不足抵挡日军的攻势。万般无奈之下，张发奎做出将主力部署在东北方向的决定，将从湖南战场上撤回来的62军残部用来布防柳州。东南方向只有前出在广东西部邓龙光的64军。张发奎的判断是，东南方向并非日军的主攻方向。但是如果日军南北两个集团一起动手，那么东南防线“亦只有忍痛放弃了”。

虽然判明日军的基本进攻路线，张发奎仍旧无法判断两路日军入侵广西之后的明确的攻击方向。他曾经以为日军南集团占领平南之后，会北上蒙山、荔浦一带与北集团回合。然后从荔浦向西，直捣柳州。对此，张发奎曾经与白崇禧合计，试图待日军从平乐度过桂江（平乐以北称为漓江）之后在荔浦一带进行伏击，使之面临背水一战的绝境，以击溃之。白崇禧对于这个计划津津乐道，因为在1930年的蒋桂大战中，他曾经用类似的方式在荔浦、平乐一带击败过自广东入境的中央军朱绍良、毛炳文部。但是过去毕竟是过去。用现在的眼光看，张发奎的部署也很匪夷所思。南北两集团的日军加起来有十余万人。要在荔浦一带阻击并消灭他们，需要集结大量兵力物力，无异于打一场中国版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以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在此时不足以完成围歼十几万日军。两个日军集团最好不要会师，才有可能各个击破，这才是应有之计。

天幸直到十月中旬，日军北集团一直停留在兴安恭城一线，并未急于南下。两个战略方向并没有如预计那样在荔浦会师。这可能是因为后勤的原因。假如两集团会师，荔浦距离两集团的补给线过远，就地补给人数又过多，搜掠也不足供全军所用。再者此地背水面山，亦不利于大兵团作战。

虽然如此，日军南集团却纠集了两个师团和两个独立旅团的部队作一个单独战略方向进攻。其用兵之多，远出指挥者意料。第23军军势浩大，一路向西势如破竹，一直将邓龙光集团逼退至广西东南部。本来打算“忍痛放弃”的西江防线让如被突破，日寇将直接威胁柳州。如果此时桂林坚守不退，柳州却又失陷，东北防线将陷入战略包围。不得已，张发奎只得变更部署。

这样，第四战区的战略重心因为日军北集团在攻击上逐渐稳定，便从东北方向转移到东南方向。张发奎将手上的预备队又从东北调到东南，试图先击破南集团日军。与此同时，杨森集团从湖南南部撤入广西，归第四战区建制。张发奎曾想让杨森部队加入西江防线，与邓龙光集团并31军135师和两个桂绥纵队对日军南集团构成夹击态势。但是杨森的3个军损失太大，内耗又多，战斗力聊胜于无。最后张发奎只是使用其中的部分军力作为牵制力量。

10月上旬，张发奎与前来广西的白崇禧以及军令部作战厅长张秉均共同商量对策。得到的结论是“以内线作战的战法对敌人攻势作战”。张发奎在武宣经荔浦到桂林划了一道弧线，作为“战略上的利害转换线”。

对于这条“利害转换线”的设置确有其道理。这条战线的背后就是湘桂铁路，经桂林到柳州再到来宾一路畅通，非常有利于中国军队在铁路上实现灵活部署和及时的后勤供应。如果日军占领柳州，湘桂铁路被一分为二，广西东部的战场也将因为被分割而处于失败的境地。因此，“利害转换线”的核心就是保卫柳州。为了守卫这条“利害转换线”，张发奎、白崇禧将守军分为三个集团，即夏威集团，杨森集团以及邓龙光集团分别扼守广西东北、东部以及东南三个战略方向。最后，以62军守卫柳州，以31军188师和46军175师作为战略预备队，归46军军长黎行恕指挥，是为黎行恕集团。这些在上文中曾经提到过。

张发奎的部署当中，战略预备队的安排可以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这或许隐藏着某种权力斗争关系。在前文中，我曾经提到175师和188师师长与白崇禧和夏威非亲即故。因此9月中旬全县失守之后，白崇禧和夏威不仅不去加强桂林的守卫，反而将这两个师部撤出桂林，部署在城市外围，避免参加桂林的城市防守战斗。张发奎将黎行恕集团编入战略预备队，可能并非己愿。这两个师先是部署在桂林东北的海洋山。未几就被调到荔浦方面。不久就被张发奎用于西江反击战。但是这场反击战当中最吊诡的是，张弛的64军在桂平一带血战。而黎行恕竟然被部署在64军身后，未发动攻击。全世界都知道进攻的时候需要使足全力。将部队逐次投入战场是添油战术，更是兵家大忌。实际上，张发奎刚开始制定的战术是64军沿郁江左岸进攻，黎行恕沿郁江右岸进攻。夹江进攻方案将手上所有部队全部展开，对日军造成猛攻态势，是个很正确的进攻方案。但是后来第四战区指挥作战人员一致回忆称，白崇禧修改了张发奎的作战方案，把齐头并进生生改成了添油战术。这个问题将会在下一章当中详细说起。

张发奎在自己的回忆录当中并没有说自己做错什么。他当然也丝毫不去责备白崇禧试图保存这两个师的实力。但是张发奎的参谋处长李汉冲在批评自己的老长官和白崇禧的时候，很不客气地指出了这一点：“桂平战斗（即西江反击战）部署上的错误……都是白（崇禧）所导演的把戏。” 他的意思就是，白崇禧为了保存实力，有意避免175师和188师投入战斗。在日寇大兵压境的时候，白崇禧竟然想利用日军寇桂的机会大肆扩张桂系正规军的力量。李汉冲说：“他（白崇禧）提议向蒋要求，由第31、第46两军各扩编一个补充师，另成立两个两团制纵队。” 蒋介石答应了白崇禧的请求。不过，因为桂柳战场迅速恶化，白崇禧的扩军想法完全没来得及实现。既然不能扩军，保存基本力量便成为小诸葛打的另外一个小算盘。

而张发奎虽然看透了白崇禧的小算盘，却没有阻止白崇禧实现他的意图。对于李汉冲的批评，张发奎在回忆当中圆滑地做出回应。他并未指责白崇禧修改作战方案。而是说：“我的一部分参谋人员，则以为我不将两军并列使用（指没有进行夹江攻击），以泰山压卵之势对敌之攻击为失当……见仁见智，（上述观点）在战术上确有耐人寻味之处。”张发奎的回忆中不太愿意指责同僚，推卸责任。虽然貌似大度，打落门牙肚里咽的滋味恐怕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以当时的战场情况来看，无论是在哪个战略方向投入黎行恕集团的部队，其结果都很难说是否可以改变桂柳战场上的局势，其结果最多只是迟滞敌军的进攻而已。在西江反击战当中，如果张发奎能够迅速投入这两个齐装满员的师，很可能会粉碎南集团进攻的矛头。即便不能消灭前出的独立混成第23旅团，至少也能使之大部被歼灭。日军将陷入西江流域的争夺战当中。但是即便在西江反击战当中中国守军获得胜利，也丝毫不能改变日军北集团占领桂林和柳州的趋势。同理，将这两个师投入到对日军北集团的作战当中，日军南集团一样会打败兵力严重不足的邓龙光集团，直逼柳州城下。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张发奎只能将这支预备队从北战场调到南战场，进行武装大巡逻，去补救燃眉之急。因此，桂柳失陷，会战失败，其本质上的原因并不能归咎于张发奎排兵布阵无方，兵力不足、军阀保全实力导致内斗以及军官和战士的战斗素质不高才是关键原因。

李汉冲一直说张发奎过于懦弱，此言虽然有理，但张发奎基本上已经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做到了最大程度的努力。而且两个师两万兵力在十余万日军面前，也并不足以构成能够导致战争天平倾斜的决定性因素。孙子兵法说“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敌则能分之，少则能守之，不若则能避之”。张发奎甚至连“避之”的本钱都没有。退出广西，他就什么都不是了。如果说他在指挥方面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那就是他可以不用太过于迁就白崇禧。其实依靠张发奎手上的兵力，是可以将桂柳会战延长一定时间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实现两个条件：首先，白崇禧交给他桂军的绝对指挥权；其次，陈牧农在全县认真布防，下死功夫抵抗。

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桂军部队听白崇禧指挥，陈牧农听蒋介石的，杨森听自己的。张发奎手上只有老粤军部队，62军和64军是听他的。于是他就用64军打了一场挽回面子的反击战。这将是桂柳会战当中唯一的闪光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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