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浩然——一位伟大作家和他的作品——《金光大道》 -- 俺老孫

张金发因为在洪水围困天门镇政府想办法解决粮食困难时给粮商沈义仁送信儿被查处，加上他自己也囤积了不少粮食放在沈义仁的粮店里，所以对国家制定的“统购统销”政策心怀抵触，与在沈义仁的粮店参有股份的冯少怀、沈义仁以及另一个别有用心、一心破坏共产党政府政策的范克明一起商量把粮店里的粮食全部运到村里藏在“滚刀肉”张金寿家的白薯窖里，以对抗“统购统销”政策。结果运粮食的大车被其他村的民兵发现，整个事情暴露出来，张金发丢了村长和党员的衔头，冯少怀被重新定成分为富农，范克明被发现原来是冒被他杀死的长工的名字潜伏下来的逃亡地主、反革命。

面对“统购统销”政策，应该如何卖粮，高大泉又与区委书记王友清产生了分歧，王友清希望芳草地这个先进村尽可能快地报出销售余粮的数量来支援国家建设，好给其他村带个好头。高大泉却要实际研究分析，应该留多少口粮，多少种子等等，然后再各家各户报数量，由村民评议各家各户所报卖粮数能否通过。

这个办法实行起来真的需要村民有较高的觉悟和水平，特别要有无私的公心。（在文学作品中当然好实现，在现实中就怕没那么容易。）中农苏存义报的数，有的人说少了，可朱铁汉提出他在水困天门镇时已经卖了两百斤麦子了，于是大家就很公道的给他又减了一百斤的量；“小算盘”秦富报的数大家都认为少，可高大泉给大家算帐，秦富家的大儿子秦文吉参与冯少怀、张金发他们倒卖粮食亏了些，水困天门镇时秦文吉赶大车征沈义仁的粮店里送粮，路上从被洪水冲坏的桥上掉了下去，大车、牲口和粮食全没了（秦文吉自己也是被高大泉救上来的，所以他出于感激，开始坚定的跟高大泉走了），高大泉这样一算帐，大家就认可了“小算盘”秦富报的数量。

这种办法不但需要有高水平的、一腔公心的好的基层领导，还需要通情达理的支持领导的村民才行得通，如果换一种情况，基层领导借机打击报复对人不对事，村民拉帮结伙挟旧怨算小帐，哄抬别人的卖粮数量，会是什么结果？

还有上级领导呢！上级领导是通情达理，支持农民量力而行，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卖余粮；还是不顾农民的死活，搜刮干净农民的粮食囤，以求拿出一个好看的数字为自己的政绩和前途描绘灿烂的一笔？

共和国历史上饿死一百多万人的“徐水事件”是怎么发生的？

是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在1959夏，“……强迫命令河南省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完成秋季粮食征购任务。哪个农民交不够粮食，就吊打追逼，关压拘留，拆毁房屋。……吴芝圃还吹牛皮，说：今年全省粮食放了卫星，人均粮食超千斤，已向中央报了数，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所以要下大力搞好粮食征购，在征购粮食中要大放‘卫星’，书记动手，政治挂帅。……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信阳地区在反右倾追逼粮食中被公安机关逮捕一千七百七十四人，三十多人死在狱中，拘留上万人，死在拘留所的六百多人，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一天竟拷打四十多个农民，一个被他活活踢死。（逃荒也要被抓回来）……张树蕃后来回忆说，那时并不是没有粮食，一边是大小官仓堆满粮，一边是抓人、关人，一边是一百多万人成饿殍、尸横于野。……两年后，吴芝圃才在给中南局的检查中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惩得很，罪恶也大得很……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摘自《共和国粮食报告》陈启文 著，湘潭大学出版社 第117、118、122、129、131、132页

当粮食被官员们当成炫耀政绩的工具，农民们就只能成为官员们往上爬的垫脚石。

吴芝圃的下场不知如何，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被逮捕，判了个死缓（俺老孫曰：俺对死缓这种量刑深恶痛绝，因为按刑律死缓算死刑，但其实死缓根本不会死，闹好了还能提前释放，前不久在云南不是就有个死缓犯提前释放又杀人的案件发生吗？）。但前苏联有个类似的官员，是个州第一书记，当年赫鲁晓夫心血来潮发起了一场超越美国的运动，要在人均肉食上超过美国，这个第一书记弄虚做假，把州里的所有牲畜都杀了充数，甚至还从其他州和加盟共和国高价购买各种肉类运回本州冒充本州产出，受到赫鲁晓夫的表彰，后来事情败露，饮弹自杀。

官员是党和政府的代表，官员所犯的所有错误都要算在党和政府头上。但不应算在集体化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