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简牍学 -- 夏商楚歌

感谢铁手的建议，您费心了。以后我会把单独的话题分开发上来，这样便于朋友们查看，请那位朋友稍候，我会慢慢把简牍这个话题讲完，这几日暂无时间回复大家问题，我需要时间准备这篇文章。谢谢，

简牍是单列的一门“简牍学”。属于专门学。按《大百科全书》说明；“中国古代以经过整治的竹 、 木为记录载体的文献”。

“简”是用竹、木削成的长条；“牍”是用木间或用竹剖成的板片。上面的文字是用毛笔书写的。简牍不象甲骨文字属于古文字学中一个学科，甲骨文绝大多数属于卜辞性质，仅有极少数为占卜以外的记事性质，学者把甲骨文卜辞称作“与神祗的对话”

这些作为与神对话的甲骨卜辞没能记录殷代国家的政令、典章制度、贝货税赋等。因此，甲骨卜辞从严格意义论，不能视为文献材料。仅仅提供从侧面了解三代历史情况。目前研究先秦史大量依靠甲骨文字实属无奈，夏，商的材料太少了。

而简牍属于实用学科。它的记载真实直白，是清晰的第一手文献材料。简牍上保存的资料是任何一种已有文献不能代替的。简牍没经过后人辗转传抄，保持着书写时的原始状态。

所以从书籍上理解，简牍是最古的版本，从其它方面的文书看，简牍上的资料是现有古书上没记载的。尤其是制度，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社会经济状况等记载，远比任何文献上资料都要丰富。因为简牍我们了解到以往完全不知道事情。

比如对汉简的研究为我们解决了以前解读古代的常识性错误。最基本的例子即“烽火制度”。中国古代烽火制度起源很早，西周时即已存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与我国封建社会相始终，由于以前文献记载的阙疑，各家观点不一。但是，1974年，居延破城子《塞上烽火品约》和敦煌马圈湾汉简的发现，给学界长期争议探讨汉代的烽火制度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初世宾说，以前人们把“烽火”看做一个事物，更理解为战争，但通过汉简研究专家们发现，其实“烽”和“火”是分开的，“烽”不是火，狭义地讲只是个信号，广义上则是白天各种信号的泛称。

白天从远处看火并不清楚，只能用烟，不同的颜色和形状代表不同的内容。而“火”是晚上看的，“火”又称为“燧”，“烽燧”合起来代表白天和黑夜。

还有古代的律条研究。我们今天说的“盗贼”，秦律中“盗”排在首位，汉律中“贼”放在前面，即“贼盗”。“没有任何道理就打人、伤人，这叫‘贼’，说明在汉代，‘贼’是思想罪、道德罪，是大逆不道。”

张德芳则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错误认识，即永昌县的“骊”。

从十九世纪末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一个“罗马军团”被收容安置在甘肃境内的说法在史学界蔓延。

其实，最早把克拉苏远征军与汉甘延寿和陈汤在郅支城击匈奴一役中出现的“罗马人”联系在一起的，是英国汉学家H·H·德效骞教授，1947年，德效骞撰写了《古代中国之骊城》，书中称，公元前53年，克拉苏越过幼发拉底河，在卡尔莱一战中全军覆没，近万人被俘，克拉苏及其子均死于安息人之手，近万俘虏被安置在马基亚纳安条克城；

公元前36年，汉将甘延寿和陈汤在郅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攻击匈奴，将这批“罗马人”俘获后安置在骊城，书中认为“骊”就是“大秦”(罗马)。

以往一些历史学家对这个观点持怀疑态度，却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张德芳依据悬泉遗址出土的汉简中有关“骊”的记述发现，

有准确时间的是“神雀三年”，证明“骊”这一地名早在甘延寿、陈汤出击匈奴之前就有了，“罗马军团”显然是无中生有。从汉简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与罗马战俘无关。”张德芳说。

由此可见简牍的重要性。可是掌握它非常困难。简牍上出土往往不是成卷，都是断简残编，首先需要耐心的整理。简牍上文句很多是古文献从没见过的，这就比一般古书难懂的多，所以别谈研究，弄懂都不容易，不仅需要古文字学基础，还必须具备古代史，考古，尤其是古代典章制度和古典文献方面的知识。

竹简是简牍的一种。简牍指的是古代遗留下来的写有文字的竹简和木牍。简牍是一门专门学问，目前尚无公认的正式名称。大家习惯称；简牍，竹牍，木简。或分别叫；秦简，汉简，汉晋木简。日本称；木简学。

目前发现的有秦汉时期的，和一魏晋和战国时期的竹简，所以使用简牍更合适。只有写在竹片上的才能称为简，牍是木质的。

从材料上看，古人不仅使用竹子，还有木片，因此，若在上述称谓中选一个做为本学科正式名称的话，简牍更贴切。

简牍的使用最早在殷商时期，目前发现的主要从战国到东汉末年{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后二世纪}从东汉开始，纸逐渐代替简牍，直到魏晋以后的公元四世纪，简牍才绝迹。从解放后简牍出土地区看，无论是边境还是内地都有简牍发现。这些简牍是怎么保存的？

以前认为边境沙漠地带，气候，土壤干燥是保存简牍的重要原因。然而随着发掘工作展开，内地许多简牍都是泡在水中却仍未腐朽。考古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也在毁坏文物，打开墓葬，很多竹简都烂了，这就有扰乱现象，在常光下就变黑，我们目前掌握的技术几乎是无法还原的。

比如上博简，我引用上海博物館濮茅左先生2007年12月3日，

在日本大東文化大學所作《上海博物館楚竹書概述》報告让大家详细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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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如下；

第一批竹书保存比第二批好，第二批被水沖过，损坏情況相当严重。经化学分析竹简所含水份为中性水，一定程度上还保持了墓中埋藏高含水量的情况，實驗室專家首先把簡放於玻璃管中冷凍，以防竹簡變形變色。

然後，進行全國各科研、文物單位調研，尋求最佳處理方案。

二十世紀末，我國湖北、湖南、安徽等地出土了大批竹簡。大家都在尋求最佳處理方法方案。因此，也有許多竹簡都被泡在水中，等待解救。高含水率的竹簡脫水定型，常用醇醚樹脂脫水法，但風險大，時間長。

上海博物館實驗室專家小組决定采用真空冷凍乾燥法處理這批竹簡。真空冷凍乾燥法原理是：水經冷凍成固體，在真空條件下，由固體轉化氣體，消除毛細管表面張力使物體保持原有形狀。但其應用於這批嚴重朽蝕飽水竹簡的脫水乾燥處理，還有許多問題需要研究。

專家小組介紹：“這些竹簡軟若麵條，不能整支提起，竹材質地相當疲弱，若稍施外力即會折斷（尤其是竹節部位）；還有些是損壞程度十分嚴重，散成竹絲狀的竹簡。

此外，有的竹簡還因受擠壓而被扭曲變形，竹簡上少見的朱砂標記很容易消失。”為了陳列或考古需要,通常需將這類文物脫水並保存在乾燥的環境中。

由於文物材質已相當疲弱,為了支撑結構防止乾燥時因乾燥應力作用而出現收縮和龜裂,通常在乾燥前需用填充劑浸漬,通過溶液的自然擴散,讓填充劑置換出部分水以改善乾燥過程中的內部孔穴塌陷現象。

防收縮變形的處理 竹簡顏色深黃，見光後變黑。首先蒸餾水清洗；然後蒸氣軟化。但要常態下保存、展覽竹簡，首要問題是脫水、定型。

這批竹簡的相對含水率超出了百分之八十，高含水率說明瞭細胞壁被腐蝕，大量竹材成分被流失。因此，要防止細胞壁收縮，細胞腔崩塌、變形、開裂，必須采用填充材料，置換出其中的水分，以保持竹簡形狀的穩定，增强纖維細胞的强度，抵禦乾燥過程中的收縮應力。

上海博物館實驗室專家對多種填充材料進行了飽水滲透的大量實驗，尋求置換材料。最後，找到了一種ＧＸ的理想溶液。它能與水相混溶，取代飽水竹簡中的水分；分子量低，分子體積小，粘度低；材料的溶液不僅低濃度且較高濃度的狀態時呈中性，亦容易滲透入細胞腔，細胞壁中；填充後能有一定的強度；色澤淺淡，使處理後能接近原物本色。\r

使處理前壁厚在１－３微米，在處理後壁厚超過５微米，孔壁增厚，增强了纖維結構的作用。處理後的竹簡，其收縮率寬度方向在０．７—１．９％。竹簡的色澤近似竹材本色。扭曲、分裂竹簡的整形 竹簡扭曲、分裂情況頗為嚴重。

對分裂成絲狀的竹簡在飽水竹簡填充滲透處理後，在粘合液中浸滲24小時後，將絲狀整理成形，真空冷凍乾燥。扭曲變形的竹簡作了軟化校正處理。竹簡標記的保存對竹簡上的黑色、紅色標記、編縄很容易漂落，尤其是《周易》中的紅色，當時，我們特擔心，常去實驗室觀看現狀。

後來采用一種熱溶性樹脂薄薄地覆蓋其上，不受外界環境侵蝕，才保住了竹簡的標記、編縄。竹簡脫色處理 搶救回歸的竹簡在流傳過程中氧化變色了，有的變黑了，根據氧化的原因不同，

采取了相應的褪色處理。

充氮氣，最後，竹簡背襯紙，夾于玻璃條中，為了防止氧化，密封于有機玻璃盒，幷充以氮氣。單質氮在常况下是一種無色無臭的氣體，是已知的雙原子分子中最穩定的。氧化數爲0，目前人們還沒有找到在常溫常壓下能使N2分子活化。

為了防止竹書暴露于空氣時被氧化，用氮氣填充不黴爛、可長期保存。簡貭分析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日，中國科學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采用6MV串列加速器質譜計作竹簡年代測定，報告竹簡年代距今：2200±600年；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中國科學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又采用超靈敏小型迴旋加速器質譜計作竹簡年代測定，報告竹簡年代距今：2257±65年。第一次測試的數據上下有600年，

第二次測試的數據上下僅65年，目前我們使用的是第二次測試的數據。二○○○年四月八日至二十八日，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木材工業研究所對竹簡作了質地分析，鑒定結果為：毛竹 (Phyllostachys Pubecens) 隸禾本科 (Gramineae) 。

墨蹟分析 上海博物館實驗室專家對墨迹作了二萬倍的放大，墨粒球形，墨粒直徑旁證了竹書非現代人所為，以科學方法認定了竹簡上的墨色為古墨。

墨粒分析，是鑑定竹書的一個突破。現在可以通過墨蹟成份分析來鑒定竹書。凡墨書于竹簡後，墨的成分暴露在常態環境中就會不斷地揮發、氧化。

古墨與現代墨的某些元素(如K、Ca)含量有很大的差異。上海博物館曾與復旦大學合作，采用核技術對中國古墨進行了研究，采用螢光分析法或質子x螢光分析法測定中國古墨、現代墨的常量與微量元素種類和含量。

另外，還有一種熱化學方法，能斷定筆跡是否近期所為。差熱法能够計算出分期偽造竹書寫的竹簡時日。這些科學手段為我們鑒定贋品提供了有利條件。有關內容可以參考《中國古墨與現代墨元素成分研究》等文。

經過三年的努力，嚴重腐朽的竹簡，經過精心處理，竹簡的顏色變淡，字跡變得清晰可辨。經上海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採用人工、光盤、網絡等查證這項成果屬國內首創，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九日，中國國家文物局專家小組作了鑒定，對竹簡脫水處理成果給予了高度評價。嚴重朽蝕的竹簡脫水處理，在真空冷凍千燥方法上有所突破，居國際領先水準。

這一方法成功地處理了九四年、二○○○年搶救回歸的竹簡。

這是我國出土飽水竹簡大批量脫水保護的首例。

嚴重朽蝕飽水竹簡的真空冷凍乾燥的成果獲１９９８年中國文物局文物科進步一等獎、２０００年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竹簡經受了陳列展出，日常的研究提看的考驗，在庫房保存了十餘年，至今狀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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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今天科技时代保存简牍比较好的单位情况，那么几千年前的古人在那样的条件下是怎么做到的？

古代，从皇帝诏令到普通人的书信，帐薄都是记载在这些竹片和木板上。毕竟这些材料比帛坚固的多，在西汉武帝末年时期我国境内就有简牍被发现，这以后两千多年简牍不断出土。

但实物大多不存在了。大家熟悉的孔宅壁用古文写的战国竹简是最早的一批。书写在这批简上的古文是秦以前的文字，汉代已不通用，经孔安国整理，辨识，得知这批简中有《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数十种古代数籍。

这批简中的《尚书》后称《古文尚书》，当时还有部《今文尚书》正在流行，称为今文是因为那部尚书是用当时的通行文字书写。但《今文尚书》只有二十九篇，《古文尚书》多出十六篇，在出土时整理简牍时分合不同，整理成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

东汉时古文尚书遗失了。东晋时期梅颐自称得到这部书。并附有孔安国的传，这就成了五十八篇。这部书在清代被证伪。不过简牍最早的学者是孔安国无疑。

晋武帝时期，司马炎太康二年在河南汲郡出土了《汲冢书》，这是魏襄王墓的简，其中带字的简有数十车，这是大批简的第一次出土。简牍上的文字是古蝌蚪文，可想而知释读有多么艰难。

而且因盗墓着在盗宝时烧简取明，毁了不少，整理后得古书七十五篇。计有；《纪年》十三篇，是魏国史书，其中对夏以来的史事大略都有记载，不少内容可与《春秋》对应，也有不少内容是其它史书没有的。

到隋唐时期还在流传，后来也遗失了，传到现在的只有《穆天子传》，后有一部《竹本纪年》，经王国维考证，不是《汲冢书》原本。是元明时期的汇集。最迟当在南宋时期出现，这个本子称《今本竹书纪年》好在南北朝到北宋不少学者，在一些古书的注释，以及一些类书中引用了比较多的原本《竹书纪年》原文。

清代朱右曾将这些零散的材料汇集整理成《汲冢纪年存真》，后又经王国维在其基础上重新编辑为《古本竹书纪年輯校》，这就是大家熟悉的《古本竹书纪年》。

此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还纠正了《史记》中一些记载错误。

如《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和《六国年表》所记齐桓公午在位年数为六年。

但《竹书纪年》记载为十八年。青铜器铭文记载有齐桓公十四年时的事情，如此，足证《纪年》是正确的。在《汲冢书》出土后，到了晋元康年间，【公元291年】有人在河南嵩高山下又发现少量简牍，同样是蝌蚪文，当时很多人都不认识蝌蚪文。

司空张华拿去问束皙，束皙告诉他这是汉明帝显节陵中的策文。汉明帝死于公元75年。距离发现简牍时不过一百余年，当时人已不认识蝌蚪文了。可见汉晋之间正是简牍迅速绝迹的时期。

公元479至480年，南齐初年，襄阳有一古墓被盗，此墓是楚王冢，盗墓者同样烧简照明，仅发现十余支简，简大约五十厘米，还是蝌蚪文，这仅于的十几支简正是《考工记》，而且是《周礼》缺失的那部分。

唐代李德裕著的《玄怪录》中记载；北周静帝时，居延部落的勃都骨氏在一间古屋的遗址中，发掘出带字的简，字已磨的看不清楚了。这是居延简的最早记录。

其后不断有发现，有意思的是，北宋政和年间，陕西人挖古窖，里面居然装的简牍，遗憾的是，简牍已朽烂了，很多根本无法连句成篇。仅有东汉永初二年，公元108年的一篇讨羌檄文还算完整。这回不是蝌蚪文，而是章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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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如下；

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得车骑将军莫府文书；上郡属国都中二千石守，丞，廷义县令三水，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绶发夫讨畔羌，急急如律令。

这篇檄文据《后汉书。邓寇列传》，简牍中的车骑将军是；邓骘，畔羌是先零羌，这道檄文是邓骘受命讨羌后给地方发的军令。这也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一道简牍檄书。

敦煌出土的简牍，竹简比较少，大部分是我国本地产木材制成的牍。1931你朝鲜在平壤大同江面南井里第116号坟出土木牍一枚。此牍被称为；乐浪汉简。

总体论，这个时期大多是无意发现，发现者目的不在此，因此没作记载。实物业没保存。解放前开始有目的的挖掘，此时出土简牍数量大，有详细记录，损失比较少。

遗憾的是这批材料大多被外国人掌握，实物保存在台湾，大陆学者无法接触。解放后出土的战国简牍大部分在湖南，湖北，河南等省。这是楚简。

后期的秦简也在这一地区出土。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西汉初期侯夫人墓和江陵168好墓汉代男尸{名；婴遂}也在这片地区。

这种情况反映本地区古人的墓葬方法很值得研究。还有个共同点，此地出土战国简牍几乎都是竹简，很少木质的。

战国时期的文字是一大难点，特别是楚文字，秦始皇统一天下前，文字并没统一，楚系文字更是自成体系，同音字一般可通用，楚的方言与中原很不一样，因此，研究楚简，楚文字比其它各国更难认，同样，楚国金文，帛书字体也有这样问题，这属于古文字学，在此不谈。

简牍的形状，有很大差别，有的呈条形，有的吴方板形，有的呈棱柱形，有的楔形，且长短不一，厚薄不一，甚至有的薄如纸，还有的空白无字。

古人根据这些简牍的不同形制，称之“方”、“觚”、“檄”、“ 笺”、“札”、“牍”；或者根据其用途，称之为“检”、“符”等等.

如；“检”；是指文书信件表面上的一片简，牍。在检的上面写下收件人的地址，姓名，同时防止他人看到内容，所以“检”有禁止的意义。

从目前考古发现看，“检”就是覆盖在本文上的一片简，牍。在这片检上用绳子拴住，再写上收信人姓名，地址，这片简，牍要比一般的宽，如已发现的甲渠侯官检，中间一行是收信人，“甲渠”，右侧是“高弘”。左侧是小字何时到达。收到信后在简侧签名。

那么，简牍是如何传送。秦统一后，修驰道，统一车轨，用以咸阳为中心的交通网将全国联系在一起。同时配备，建立驿传制。各县府所在地一般建传，传有“传舍”，“传马”，官的官吏出差可使用。

府在传之间设“驿”，三十里一驿，备有驿马，驿，传之间一站继一站的传送，中间有“邮”和“亭”。

五里一邮，十里一亭，通过它们传送的文书很方便，邮和亭之间的距离以及要走的时间都有规定，每次递送情况需要在简上记录。目前已发现记录这些的简牍。

汉代记录某文书递送情况的“检”，分为上，中，下三段文字，

上段为；“北书三封合檄板檄各一”，

这是记载所传递的文书去向，数量和种类。“北书”是指向北传送，“合檄”是密件，“板檄”即公开的文件，相当后来的露布。

中段是发信者和收信者地址，

“其三封板檄张掖太守诣府

合檄牛骏印诣张掖太守牛椽在所”。

简牍中的诣何处，是指送往何处。

“合檄牛骏印”是指在合檄上盖有“牛骏”的封泥。

下面一段是递送情况；

九月庚午下餔十分临木卒副受卅井卒

弘鸡鸣时当曲

卒昌付收降卒福界中九十五里定行

八时三分实行七时二分

九月庚午；日期，

下餔是时称，秦汉时期还没有二十四小时记时法，西汉时期是十八个时辰，这十八个时辰名称是；

一；夜半，

二；夜太半，

三；鸡鸣，

四；晨时，

五；平旦，

六；日出，

七；蚤时，

八；食时。

九；东中，

十；日中，

十一；西中，

十二；餔时，

十三；下餔，

十四；日入，

十五；昏时。

十六；夜时，

十七；人定，

十八；夜少半。

到东汉时期民间或已将十八个时辰简化为；十二个时辰，与十二地支配合，这十二时辰是；

子夜半，

丑鸡鸣，

寅平旦，

卯日出，

辰食时，

巳禺中，

午日中，

未日昳，、

申餔时，、

酉日入，

戌昏时，

亥人定

虽然目前尚未确定十二时辰何时完全代替十八分法，仅从出土简牍看，东汉时期已出现十二时分法。但十八时分法也在继续使用，十简所记“下餔十分”，“八时三分”，“七时二分”中的“分”，是古代每个时辰以下时间的划分单位。

目前不能准确说清秦汉时期一个时辰之下分为多少分，陈梦家的解释是；汉历每记一小时最高为七分，{平旦，日出，下餔，夜食}

八分{下餔}，所以，一时至少为八分，很可能是十分，如这个例子就是十分，“下餔十分”的记载证明每一个时辰至少有十分以上，如果是十分或者十分以下，就不会出现“十分”了。

“临木”和“卅井”“收降”都是居延汉简出土地区范围内汉代邮书传递的站名。这些驿站多为；亭燧名。最下面以段是某亭燧的某卒，在何时收到该公文，何时送给某亭燧某人，用多长时间，规定需等多长时间等等。

这是公文的传递记录。部分“检”上面还特指递送方法，比如“行者走”；指的是定送文书者走路，“吏马驰行”；指定骑马，当然还有规定；“以邮行”，“以亭行”。这是指通过邮或者亭传送。“检”的下端一般有凹处，用以绑绳子，然后在上面盖上封泥，

“楬”；

相当今天的标签，楬用来书写某种物品的数量，名称，放置于该物品之上，类似今天铁路运中所用的货签，大部分楬用于随葬品上，将它缚在随葬物上，标明该物名称，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竹简，上面就有标明简内物品的楬。

有的楬是两块合在一起的简组成，其头部画以网状纹，楬文内容有的记燧名，帐薄封面等。楬是做为标志的一种简牍，有的人简单称为“木牍”，这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