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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系列是中国最好的长篇科幻小说

　　刘慈欣的《三体》系列长篇小说（包括第一部《三体》、第二部《黑暗森林》和第三部《死神永生》），我是用了一整天、20个小时一气读完的。刚读完的时候觉得一时不知道该如何评论，要想几天再说，结果这一想就是几十天。

　　之所以想了这么久，是因为读《三体》系列的时候，我一直有一种不太爽的感觉，但是我怎么也找不到这种感觉的根源。直到前不久，一份环保杂志的编辑约我写一篇关于转基因问题和“生物国防”的文章，我才茅塞顿开，找到了不爽的原因，于是终于可以写书评了。

　　首先我要申明一点：我对《三体》系列的总体评价是很高的。我认为这是中国最好的长篇科幻小说。其实严格地说，尽管科幻小说是一种类型文学，但是也有很多相互独立的评价维度；不顾这些评价维度的不同，漫言某一部作品是“最好”，也是一种“降维攻击”，对“最好”之外的其他小说往往是不公平的。然而在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的情况下，我仍然要这样评价《三体》系列，足见我对它的评价之高。

　　关于我对《三体》的评价，还有一段有趣的小插曲：2012年中国第一位女航天员刘洋上天后，宣传部门发表了一篇反映她的日常生活的图片报道，其中有她和丈夫共同读一本金庸武侠小说、背后的书柜里摆着《余秋雨全集》（显然是盗版）和各种礼品书（什么唐诗宋词选集、《菜根谭》之类）的场景。我当时在新浪微博上评论说，宣传部门实在太笨，如果在书柜里摆一套《三体》，境界立即全出。为此，我还和别人发生了争吵。（当然，有一点我要说明：当时我还没有看过《三体》系列，只零星了解这套书的一些基本情况。）

　　如果分语言、人物、情节和思想四项来说的话，《三体》系列的语言比较一般，在《黑暗森林》中我甚至还发现了“这其中”这样的常见病词（“其”的意思就是“这”，“这”和“其”是无必要的同义反复），在一向对语词比较敏感的我看来，这都是降低小说语言优雅性的“硬伤”。《三体》系列的人物，则像刘慈欣的很多作品一样，都是非正常人类（刘慈欣本来就有塑造“科学怪叔叔”的趣味）——虽然正是这些非正常人类决定了地球的命运。

　　但是，比起语言和人物来，情节是大部分类型小说最重要的要素，而《三体》系列的情节实在太出色了。像《黑暗森林》中的“面壁／破壁”这样的构思自不必说（下面我还会分析这一构思背后体现的思维），我最佩服的是作者避免描写远未来的具体科技水平的方法。几百年之后，人类的科技水平会是什么样子？谁也无法预测。这就给刘慈欣这样的硬科幻作者摆了一道难题：如果他完全从人类现在掌握的科技水平外推，虽然稳妥，但很容易被质疑缺乏想象力——难道人类就再不能创造像相对论和量子物理这样的革命性科学知识，从而发明更神奇的技术不成？但如果凭空幻想新的科学知识，又太容易被“挑硬伤”。对一般的科幻作家而言，往往宁可冒着被挑硬伤的风险去幻想新的革命性科学知识；但是刘慈欣在《三体》系列中另辟蹊径：他就是要完全从人类现在掌握的科技水平外推。为了给这条进路找到合理性，刘慈欣巧妙地设计了“智子封锁”的办法——“三体”文明用“智子”干扰了人类探索新物理规律的设备，封死了人类的科学之路，从而使人类只能利用已有的科学知识发展技术。这实在是个令人拍案叫绝的情节设计。

　　同样，远未来的人类语言和心理都会发生重大变化（何况是在即将“亡球灭种”的威胁之下），但是如果以他们为主角，就不免让读者多少觉得隔膜。而刘慈欣以通过冬眠技术到未来苏醒的21世纪人类为主角，既让主人公的语言和心理仍然保持读者可以充分理解的水平，又避免了时代错位感。

　　然而《三体》系列绝非只想以情节见长，作者有更大的野心。正是这种野心，引发了人们对《三体》系列的激烈争论，也引发了本文下面的评价。

《三体》系列反映了国防思维

　　《三体》系列的主要情节是这样的：由于“文革”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导致身为知识分子后代的叶文洁向在离太阳系最近的恒星半人马座α星（中国星名为“南门二”）周围发展起来的“三体”文明发去表明人类存在的信号，渴望“三体”文明来拯救地球文明，从而引发久受行星系统不稳定之苦的“三体”文明向太阳系大举入侵，打算夺取太阳系这个稳定的行星系统。

　　为了避免地球文明沦陷，人类利用“三体”文明不能探知人类心理活动的弱点，任命了四位“面壁者”（这一名称是来自周恩来早年的诗句“面壁十年图破壁”）在内心中筹划应对之策。最终，“面壁者”之一的罗辑通过同归于尽的威胁成功震慑住了“三体”文明，使它们达成了和地球文明的暂时和平。这种同归于尽的威胁来自于“黑暗森林”法则——由于无法知道外星文明对自己是善意或恶意，因此为防万一，宇宙中那些发展出了恒星际攻击能力的文明对于能够确定具体位置的外星文明将采取一概消灭的态度，而不管其科技水平是高是低。因此，如果人类向宇宙深处发去能够确定太阳系具体位置的信息，太阳系就会被具备恒星际攻击能力的外星文明毁灭，从而使“三体”文明也失去它们所觊觎的新家园。

　　然而最终由于地球人的软弱，“三体”文明重新取得对地球文明的战略优势。人类被迫向宇宙发出了通报太阳系位置信息的信号。“三体”文明被迫放弃太阳系另觅生存空间，而太阳系也终于被外星文明所毁灭，仅剩下最后两个人类在宇宙中漂流，等待着“宇宙的复兴”。

　　毫无疑问，《三体》系列是有很强现实隐喻性的科幻小说。作者以“文革”作为整个故事的时间起点，以“文革”中的受迫害者充当侵略者的“带路人”作为人类文明陷入灭亡危机的导火索，很容易就能让人体会到一位温和爱国主义人士对“文革”和“带路党”同时否定的理性观点。至于地球文明和“三体”文明的尔虞我诈，更是不能不让人联想起“冷战”时期尖锐对立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及现在也在逐步走向军事对立的中国和美国。

　　既然如此，《三体》系列就不免会在国防问题的应对上给人启迪。通过精心设计的细节，《三体》系列传达了以下三条应对外星文明的重要方法论：

　　1. 永远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敌人。“黑暗森林”法则本身就是这一信条的体现。此外，在《黑暗森林》中，“三体”人发射的武器几乎摧毁了地球文明的整个太空舰队，但来自21世纪的章北海却率领几艘飞船死里逃生，靠的也是在那个时代的军队中培养的基于这一信条的直觉。

　　2. 任何应对方案，不管成功的可能性有多低，都值得一试。“面壁计划”就是这样的匪夷所思的应对方案，在实施之后没多久就引发了广泛的质疑。其中两位“面壁者”的先后失败似乎更突现了这一方案的不可行性。然而最终恰恰是其中最不被看好的“面壁者”罗辑以绝无仅有的方式暂时拯救了地球文明。

　　3. 大众的道德在文明生死存亡的关头无效。包括罗辑在内的三位“面壁者”都采用了与敌人同归于尽这一思路来试图威慑“三体”文明，其中一位（委内瑞拉总统）甚至因此被原先爱戴他的国民群殴至死。然而最终暂时拯救地球文明的恰恰就是这一思路。

　　实际上，这三条方法论都是国防思维的体现。《三体》系列（特别是《黑暗森林》）最大的特色，就是通过非常极端的故事传达了这种国防思维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半引导、半强迫读者去思考大国竞争的战略问题。坊间有关《三体》系列的争论，大多都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从这一点来看，说《三体》系列是“国防科幻”，也大致不差。

科学思维、技术思维和国防思维

　　《三体》系列在中国科幻市场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科幻迷以外的人群中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力。《三体》小说中提出的很多新概念都被人编辑成“百度百科”；《人民文学》专门刊发刘慈欣小说专辑；中国科技大学物理学教授李淼也写了讨论《三体》系列中的物理学问题的科普文章，这些现象都是不寻常的。

　　然而也正因为《三体》系列有这样的影响力，我认为对于书中传达的国防思维需要做进一步的解释，否则，在《三体》系列“超越主流文学”、“生动地传达了时代精神”（这都是我的一位研究科幻的朋友对《三体》系列的激赞）的同时，它也可能对读者造成误导。

　　首先我们要明白，国防是一种大型工程，因此国防思维是一种工程思维、技术思维。技术思维的特点是有非常明确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应该尽可能采取各种方法（所谓“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而不应该让自己的思路受到某一教条的束缚。为什么国防思维会强调，不管某一应对方案成功的可能有多低都值得一试？为什么国防思维会认为，大众的道德在文明生死存亡的关头无效？原因都不外乎如此。

　　明白了技术思维的本质和特点，我们就能看出它和科学思维的区别（也就是工科思维和理科思维的区别）。和技术不同，科学的目的在于发现世界的客观规律，并以最俭省的方式把这些客观规律表达出来。因此，科学家非常重视已经充分建立的科学定律，因为它们是前代科学家奋斗的智慧结晶，沿着这些科学定律继续向前探索，又是后代科学家的本职工作。

　　由于世界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由于科学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还很不充分，所以在实践中，科学思维和技术思维有时候会发生冲突。最大的冲突在于，有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在科学思维看来违反已知的科学规律，是不太可行的，因此不应该尝试；但在技术思维看来，只要是有可能解决问题的方案就值得一试，如果它看来违反已知的科学规律，那为什么不能是科学规律本身有问题呢？

　　比如说，社会科学在当下就处在这样一个尴尬的位置。社会科学家通过标准的科学方法得出的结论，很多都不能在现实中直接套用。在现实中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方法，很多都是违反某一种社会科学理论的。再比如说，尽管在医学上已经建立了大量诊断治疗疾病的标准化方法，但是在具体的诊治过程中，医生仍然要大量依赖于个人的经验，而这些经验有时候是违反这些标准化方法的。每个医生的业务知识都由教科书上的可以言传的知识和个人实践中的不可言传的知识组成。

　　容易看出，这种冲突会造成两种极端思路。一个极端是坚守已有的科学定律、排斥一切违反原则做法的科学教条主义；另一个极端是连已经充分建立的科学定律也高度不信任的技术教条主义。不过，在20世纪以后，科学和技术的结合越来越紧密，科学家越来越重视从技术实践中发现重要现象、提取科学理论，而工程师也越来越重视日益完善的科学定律在技术实践中的应用（像莱特兄弟那样几乎不懂流体力学就敢于造飞机的工程师越来越少了）。因此，在一般的技术领域，科学教条主义和技术教条主义倾向都不太严重。

　　但是在国防工程这里，情况就不同了。国防的目的是坚决保证本国不遭受敌人的任何毁灭性打击，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目的。一般技术并不要求必须实现目的（因此失败的技术探索也有很多），因为即使任务失败，实践者的损失往往不是致命的。但国防则不同，它坚决要求实现其目的，因为一旦目的不能实现，国家就可能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这就正如大多数人都坚决不能允许导致自己生命终止的事件发生一样——因为生命对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

　　这种极端的目的，导致科学思维和国防思维特别容易产生冲突。以转基因作物为例，主流科学界认为转基因作物没有食品安全问题，因为从19世纪以来建立的消化生理学定律已经充分表明，只要一种蛋白质的组分没有特异之处，又没有即时的毒性和过敏性，而且可以被消化，那么这种蛋白质在消化系统中就一定会被分解为氨基酸和小分子肽，从而丧失其原先的特异性。但是，在国防界看来，不管转基因作物有食品安全问题的可能性是多么小，一旦真实存在，就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特别是在把转基因作物作为主粮的情况下），因此在目前坚决不能允许主粮转基因化，有的人甚至反对一切转基因食品上市。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包括一些“红二代”）会打着“战略”“国防”的旗号反转基因，而他们的观点又的确能够引起国防部门注意的原因。

《三体》系列没有反映国防思维的弱点

　　国防工程的极端性目的，造就了国防思维的极端性，也就造就了这种思维的弱点。

　　按科学哲学的看法，没有一条科学定律是永远真实的，它的真实概率总是小于1（尽管可以非常接近于1），因此在用科学定律预测未来时，就不可避免会出现漏警（也叫拒真错误，指预测一个事件不发生，但该事件却发生的错误）和虚警（也叫纳伪错误，指预测一个事件发生，但该事件却未发生的错误）两种错误。一般的科学思维是同等对待漏警和虚警错误的，因为按照数理统计原理，强调不漏警，就容易导致虚警，而强调不虚警，就容易导致漏警，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国防思维则不同，它把漏警看得特别致命。举例来说，二战时的苏联因为没有估计到德国的入侵，结果在战争初期被打得猝不及防，遭受了极为惨重的损失；而美国也因为没有正确对待日本偷袭珍珠港的预警，而导致了其舰队的巨大损失。正因为历史上有如此多的教训，所以国防思维总是倾向于宁可虚警，也不漏警，也就是“宁可错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

　　但是，这样虽然降低了漏警率，却大大提高了虚警率。虚警虽然不如漏警那么致命，但是也能够造成严重的后果。（以地震预测为例，没有预测对一次大地震，会造成大量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但是因为现阶段的地震预测精度严重不足，为了预测准确，就不可避免会报出大量的“假地震”，这又会引发社会骚动，人们无心工作，一样会造成大量财产损失。）此外，多次的虚警还会产生“狼来了”效应，让人们对真实的警告也失去重视。

　　因此，我认为《三体》系列的最大问题，就是丝毫没有反映国防思维这种虚警率高的弱点。无论是章北海的直觉预警，还是罗辑的“面壁”生涯，都是那么充满了传奇性和正确性（显然，从四位“面壁者”亮相完毕的那一刻起，读者们就能猜到最终完成伟大使命的人肯定是罗辑。结局既定，故事吸引人的地方不过是罗辑具体如何成功，而另外三个人又如何失败而已），再加上小说中刻意营造的英雄主义，就在潜移默化中给读者造成了一种错觉：国防思维是不会错的，把问题想得严重一点、“凡事左三分”总是好的。我很担心被作者用高超的讲故事技能灌输到读者脑子中的这种错觉，难于被读者自己打破。

　　如果允许我评价得再尖刻一点：既然刘慈欣能够在洋洋九十万字中表现出“爱心”、“责任”和“环保”这样的大众道德的双面性，他为什么就不能让书中重点表达的国防思维也充分展现出双面性呢？由于作者对国防思维的纯粹正面肯定态度，小说的篇幅虽然浩大，但在思想深度上却仍然显得苍白，这种苍白不是靠“黑暗森林”理论本身的出彩所能弥补的。

　　《三体》系列让作为科研人员的我感到不爽的原因，主要就在这里。

有没有融合了科学思维的国防思维？

　　写到这里，我还没有回答一个关键问题：既然科学思维和国防思维有如此不同的本质，那么凭什么信仰国防思维的人要转而信仰科学思维？就让《三体》系列成为民间战略家们的科幻“圣经”好了，何必批评？

　　我的答案是：正因为我希望构建一种融合了科学思维的国防思维，我才写了这么长的评论《三体》系列的文章。

　　尽管国防思维和科学思维在根本上具有不可调和的冲突，但也并非不能相互借鉴。有一个显著的规律是：国家的境况越危急，国防思维的极端性越明显；而当国家的境况有所好转时，国防思维也便可以体现得温和一些。在冷战期间，美国执行了麦卡锡主义，对共产党人士多加迫害，其情报部门又对人体特异功能十分着迷，企图比苏联先行一步训练出可以用意念控制导弹、卫星改道或坠毁的神奇特工。在冷战结束之后，这些都成为美国社会上的笑谈。虽然从国防的角度来看，不能说冷战时期美国国防部门的做法有误；但如果在局势相对缓和的后冷战时期还贯彻这么极端的冷战思维，那就是刻舟求剑、不合时宜了。

　　现在中国和美国是否陷入互相完全不信任的冷战？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尽管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和美国的对立不断加剧，今后肯定也会继续加剧，但是我认为，在可预计的将来，中国和美国不会陷入冷战式的对立，因此中国的国防压力并没有上世纪60年代在被西方国家孤立的局面下又要防备苏联进攻的时候那么大。在这种情况之下，国防思维对漏警的强调就应该比极端状况下小一些，应该多重视一些虚警的危害，也因此应该多尊重一下科学界对国防问题中的科学问题（比如转基因）的意见。

　　更何况，虽然国防人人有责，但是在现在这个追求稳定和发展的时代，极端的国防精神却不是人人都要有。“文革”时期社会上使劲宣传苏联意图侵略中国的预警，几乎使全民都养成了国防思维。其中有些并不具备战略研究能力的人活到现在已经是40－60岁左右，仍然不能意识到时代已经转变，时代精神也有变化，仍然以极端的、冷战式的国防思维看待一切国内国际政治，又特别具有发言的欲望，于是就以“战略家”或“爱国者”的身份在社会上妖言惑众，搅乱视听。因此，“文革”的后果不仅是培养了“带路党”，也培养了冷战式的民间“战略家”。现在的网络舆论乱相，与其说是“带路党”单方面造成的，不如说是这极右和极左的两派共同造成的。

　　我对《三体》系列的另一个有些尖刻的评价就是：这部小说明明是从反“文革”开端，但是在书中却贯彻了绝对光荣正确的国防思维，以此来影响广大年轻读者，而这种对国防思维的纯正面歌颂，太容易让人想到“文革”时期对全民的国防思维灌输，这就产生了一种吊诡的张力。如果说《三体》系列在启迪读者认识国际斗争、把握时代精神方面有很大的功劳，这种作者应该是始料未及的负面影响，是不是也应该引起大家的注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