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深翻》一书中的彩色照片（一） -- 王树

说明：朱永嘉的这篇文章中的土改部分，主要根据谭其骧先生参加土改时的日记写成。与《翻身》中张庄的土改可互相参照。当时参与土改的知识分子留下的关于土改的文字应该不少，若能搜集起来，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基层记录，至少也反映了这一群体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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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皖北参加土改

谭先生来复旦后遇到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去皖北参加土地改革，据华东教育部的要求，复旦文法学院部分教师和二、三、四年级的同学共656人去皖北参加土改，组成土改工作队，由周予同任大队长，朱伯康与余开祥任副大队长，于五一年十月七日浩浩荡荡奔赴皖北，先后在五河、灵璧参加两期土改运动，接受阶级斗争的实际锻炼，学校的土改工作队乘火车自上海到皖北，乘船经临淮到了五河县便与已在当地的华东土改工作团汇合，混合编组，第一期土改在五河，谭先生被分在乔集镇参加土改，工作队的组长是华东土改工作团的陶惠，当时县以下的行政区划是区，区以下是乡，乡以下是村，由四个村搞联防，土改时大体上由四个自然村构成的联防为一个片，由一个土改工作组掌握这个片的土地改革。当时，在村里的组织设有农会，民兵，妇女会；村有村长，乡设置乡公所，区设置区政府，工作队进村以后由乡干部事先安排好去住宿的农户家，与农民同吃同住。整个土改的过程大体上有整顿和扩大农会，宣传土改的政策，调查农村状况，发动贫雇农诉苦，先参加区乡斗争地主富农的大会，然后在村里召开斗争地主富农的会议，然后是查勘土地，分配作为斗争胜利果实的地富财产，包括土地、房屋、牲畜、农具和粮食，张榜公布分配的办法，胜利果实要在贫雇农中依照人口进行调剂，要做到各物归户，片与片之间，地少人多，地多人少的则要互相调剂，账目要公开，土地要丈量，最后选举新的村干部，并在乡里召开庆功大会，焚烧旧的土地契约，宣告土改结束。乔集镇是一个只有一百四十户的小集镇，乔集的土改自十月二十八日起至十二月五日便宣告结束。整个土改工作团便转移到灵壁县，谭其骧被任命为工作队的副组长，要具体去负责城厢区西叶村的四联防村的土改，正组长姓孙，是华东土改工作团的人。自十二月十九日进村起到一月二十二日便完成了第二期土改的全部过程，在这三个半月的土改历程中，谭先生在日记中给我们留下了详尽而又生动的描述以及他对土改的思考。

小儿参杂其间，鸡鸭游行会场

在乔集土改时，他在日记中说：乔集于全乡最为贫瘠，居民每值水灾，十之八九皆逃荒，故全村鲜有未尝至南方者。其中有的人还到上海要过饭，在复旦大学德莊学生食堂那儿要过饭，还说学校的伙食好，同学们听了，一脸惭愧。在发动群众阶段，他在日记中说：“连日工作困难，群众对地主仇恨心不高，而对顽干（指解放前的村干部）与二流子反痛恨，贫雇农中间闹小纠纷，诉苦对象多非地主。”可见在农村基层，干群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往往就是官民之间的矛盾，这个问题由来已久，迄今为止，始终是如何保持基层政权稳定的大问题，否则的话，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在召开农会会员大会时，他在日记中说：“场上秩序乱极，或笑或谈，小儿参杂其间，鸡鸭游行会场，当主席对一意见提付表决时，请同意者举手，寥寥一二人；请不同意者举手，仍止一二人；非重复表决数次无法得到结果，而群众举手与否又与陶（惠）之意见为转移。”他还说：“如何使民主能集中，思过半矣。”民主制的建立，特别是在农村，不是一朝一夕一蹴便成的呀。如今喜欢讲宪政的朋友，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们太迷信选举了，在农村搞直选，现在也难，何况乡县一级搞直选更难，他们只会从西方书本上搬，对中国的国情一无所知。十一月二十日在乔集镇斗争地主时，他在日记中说：“上午斗王振国、王安国、张学申三人，学申父为恶霸，管公堂去年已死，学申好人，现家中仅有薄田四十亩，内四亩水浇，生活不及贫雇农，斗争中群众皆发笑，余为之莞尔。”言下之意为怎能以家庭出身来区划本人的成分呢？所谓管公堂，就是管理地方上的一些公共事务，也就是解放前的乡村干部，乡公所或者保甲长之类，只要有权利在手，公共事务，要过他的手，他就能称霸一方，……（待续）

从恼怒之日到为之泫然泪下

第一期土改结束，十二月三日下午在乔集镇召开庆功会，群众姗姗来迟，“四时许开成，到会者不多，焚地方老契，晚召开全乡干部与工作队联席会议，互相检讨，检讨集中于（乡干部）几松，热烈有过于斗争地主，几松贪污腐化，包庇地富威逼群众，新恶霸也。贾湖、武圩、罗庄三村干部及工作队群起揭发其恶迹，几一一反扑，颇狡黠，几为区政委蔡之亲信，先前群众屡次告发无下文，此次会议上有区委某出席，亦作左坦言，可慨也。夜一时许始散会。补：二日晚有贾湖群众百余人，罗庄群众十余人来集找陶，亦为几松事。”由此可见乡干部的贪污腐败，在群众心目中的痛恨，甚于地主，然迫于区政府的包庇而无可奈何。谭在主持第二期西叶村土改结束时，亦遇一使其恼怒之事，“一月十四日，王荣英闹出叶凤领、叶玉品（三人皆土改积极分子）贪污斗争果实，终日扰攘。粮帐既不请，没收板片数亦不符，粮材经双方对质改正，板片亦经王荣英在玉品家查出，晚召开群众会，检讨领、品二人，二人受打击，至躲于桌子下不敢抬头，是日为余下乡后最恼怒之日。”看来只要经手人事和钱物没有群众的监督，没有制度的约束，即便是好人，也必然会产生各种弊端，即便只有几片木板几斤粮食尚且如此，以小见大，何况是掌握着人事任免，过手大量钱财物的大佬呢，所以干部的贪污腐化，包庇恶人，长期以来实在是我国难治之顽疾，一旦让群众起来揭发，便成为干部下不了台，只能“躲于桌子下不敢抬头”的恼人之事。官民之间的对立，本质上是干群之间的矛盾引起的，治官是主要的，要治好官，那民就要刁。过一定时期要让群众说说话，在会上吐出一口闷在心中的恶气，干部改进一下作风问题，官民之间的对立自然就缓和了。虽然叶凤领与叶玉品都是谭先生在西叶村土改中培养起来的积极分子，而谭先生还是让群众出了一口恶气，伸张了正义。所以，谭先生在西叶村的土改是成功的，同时却出现了另一个奇特少见的现象，土改结束，谭先生即将离开西叶村时，村里的干部和群众一致恳切要求挽留谭先生在该村，日记中载：“一月十五日，得知定于二十一日进城，二十二日回沪，回村午餐群众得知此事即发动挽留。一月十五日，群众知余将走，全体干代签名盖章，去函乡公所挽留，被驳回，中午又去一函，下午驳回。晚上又去一函。晚填表，群众来着太多，心乱、不就，一月十七日，上午填表格，陈有净来，向群众解释不能留之理，无结果而回。一月十八日，上午进乡开总结会，晚饭后，定爱国公约，群众仍欲留余，一月十九日，晨，返乡开庆功会，会后西叶群众包围孙组长，挽留余，辩难数小时，虽理屈词穷，不肯散去，最后答允进区要求，乃散，下午在张巷休息，转觉空暇无聊。黄昏王维兰、王荣英（皆西叶村之村民）送背包之乡公所，余在庄家未值，维兰归途竟大喊。一月二十日，余自乡返村，再向群众解释，群众至是知已不可留，允放余。收拾行李，凤鸣家以咸鸡相饷，却之不情，只得进少许，连日来凤鸣家相待情谊，实无可言喻，下午王维兰赶集回，据云在城晤及孙，区批不准留余，惟已与孙谈妥，留余在西叶值一宵，俾叙离情，余不得已从所请，晚在凤鸣家长谈，深夜始睡。一月二十一日，晨，村人以牛车送余，王村长及凤鸣一家皆哭，余为之泫然。抵城，凤鸣送余至大队部辞出。”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到西叶村农民及村干部与谭先生在这期土改中建立的感情是那么情真意切，谭先生也真为之动容。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历史系参加土改的师生中绝无仅有，在复旦师生参加土改的整个大队中仅此一例，在五河、灵壁的土改工作团的工作队员中也没有听说过。它既反映了他真诚待人踏实做事的风范，又反映了那时基层乡村干部队伍中清官好官太少。这一期土改，他有了当一个多月清官、好官的切身体验。难怪以后他在讨论《海瑞罢官》的时候，一再写文章为清官好官们说话，此已是后话了。……。

艰苦历练下的衣食住行

从日记中，可以看到这三个多月的土改工作使他在生活上经受了饥寒交迫的考验，在常人难以忍受的艰难条件下，坚持工作并刻苦地磨练自己。这一切，在他的日记中用极其简练的文字，表述得那么逼真而动人，至今读来仍感亲切。十月二十七日，师生们是自临淮乘船进入五河的，日记中说，“衣单、冷极，原料下午可到，只备午餐一顿，至是皆饥，饥寒交迫，较之自临淮至五河一夜更苦，睡时已三点多矣。”刚到五河乔集镇，他便被安排住在农民家，十月二十八日，他住进农民张斌家，日记云：“今晚之屋，满屋烟尘，普遍情形也，因居民做饭皆用灶，无烟突，地少木植，一切用具皆以土代之，或用芦苇，床则木架之中缠草绳而已。堂屋长案亦用土，亦用土床砖则晒而未烧。”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去区里刘集开会，在大车集用晚餐，那时，天已黑，“在队部前有粥一缸，无碗筷，用漱口杯盛粥，昏黑中立饮，衣襟尽粥，后借得一付筷，领得萝卜少许，饭后归刘集，半途而雨，本乡工作队代表四十余人，寓所不及三方丈，无法展卧，出找殿卧处，地已湿，脚穿布鞋，狼狈甚，旋觅得一屋，颇宽，用高粱杆席地，上铺被单而睡，夜雪，冷极，以带来仅薄被一条也。”“十一月二十二日，晨起满天大雪，满路泥泞，无法出门，幸开会即择此地，休会至对门茶食铺，进茶食二千元（折合今人民币二角）早餐，无开水，仅穿行一路，而脚已湿，旋又开会，余冷极，心不在焉，下午二时又休会，进午茶，在对门买得饼一张，芋头一碗，又本村所煮面条一碗。继续开会，至晚七时闭会，下午段遂鑫差人自村送胶鞋雨衣，如得至宝，闭会后出门，至近处百姓家觅得面饼一块，水一碗作晚餐，夜睡原处，找得绳床一，睡得较上日为暖。”“十一月二十三日晨起打包至对门索得粥二碗，两日未洗脸，未正式吃饭，又睡得冷，参加工作以来第一苦事也，急至寄膳处洗脸，买得公鸡一只，嘱白烧，回寓休息，午餐有鸡，又沽酒半斤，饱餐一顿，痛快有逾吃酒席矣。饭后即午睡，气候奇寒，未能熟睡，起身绕室而转，未能工作。”从这两三天的文字记载中，既可以见他生活上的艰难，还可以看到那些大知识分子间如何在艰难中寻找乐趣，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五河县城，“值周予同、陈子展、鲍正鹄等自蒙城返五河，与共进午餐吃野鸭。牙刷在刘集失去，展翁以己用者见赠。”十二月五日，他自乔集至濠城，四十里路程，一路步行。“渡一水沟（马沟），失足陷泥潭中，雨鞋皆脱落，双足皆染泥，登岸脱袜，赤足穿鞋大寒，穿湿鞋颇狼狈。旋登车，足奇冻，昏黑始抵濠城。旋到代饭处，（胡）厚宣、（赵）宋庆来访。饭后，潘（洛基）公到住所见访。潘公已于是日上午到濠城借一饭店后间，拉余同寓，并市酒四两，鱼一条，花生一大包共饮。”而潘洛基先生在土改中的遭遇又更不同一些，他的岳父是大土豪，办过团防，杀人甚多，土改时，他舅家有三人被镇压，他在五河参加土改，进村以后病了一个星期，其后什么事情都不管，没有讲过一次话，写过一个字，算过一次帐，也实在难为他了，第一期土改，他说自己只是参观而已，灵壁那期土改，他就因病回上海了，那时，他确实有很严重的糖尿病，这次他俩的同寓共饮，潘先生或许会在谭先生面前倾吐了他极其复杂的内心感受。十二月的十三日、十四日，他在灵壁县城听报告，“中间与刘大杰偷出洗澡。”这些都是当时复旦文学院著名的学者教授，他们毕竟一起在土改这极其艰难的生活环境中挺熬过来了，尽管谭先生与他们有同样的学术声望，表现与他们不同的地方是他在基层土改第一线，真刀真枪地实干过来的，这更不容易，如周予同、朱伯康诸老先生毕竟在大队部，生活在县城，即便如胡厚宣先生则在中队部，生活在区政府乡公所的所在地，那里的集镇还比较大一些，生活条件也好一些。那时谭先生作为中青年教师就要与同学一起放到斗争的最前沿，在最艰苦的地方去磨练，从性格上讲他又与那些年老的学者更意气相投，所以他们只要有相聚的机会，便一起喝酒打牙祭，改善一下生活，无休无止地神聊了。看来，在一定时期，让我们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到工农群众中去一段时间，即便如土改那样二、三个月也好，让他们一起同劳动，共呼吸，培养他们对工农的感情，接触一些社会底层的实情，从而树立以民为本的观念还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