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02姓氏宗族家室 1： 序 一、姓 -- 桥上

（二）家

在西周金文中，贵族家族称“家”，王族亦可称“王家”，此亦于上文论及。在春秋时期，诸侯之家族亦有称“家”者，如《左传》僖公九年及齐临淄故城所出叔尸镈铭亦均见有“公家”之称。此外，“家”还有其他几种用法，如偶亦可以指庶民家户（《左传》定公九年：“以五家免”）、指奴仆家户（齐器叔尸镈“釐仆三百又五十家”）、指家财（《左传》文公十四年：“尽其家”）、指丈夫（《左传）桓公十八年：“女有家”）、指妻子（《左传》僖公十五年：“弃其家”）。但在《左传》、《国语》中所记春秋人话语中的“家”，更多的情况下是指卿大夫家族，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吴公子季札适晋，说于晋三卿，曰：“晋国其萃于三族乎！”将行谓叔向曰：“……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家。”杜预释其所言“萃于三族”曰：“言晋国之政，将集于三家。”是径将“三族”释为“三家”，联系季札前后两句话的含义，前既言晋政萃于三族，下继言大夫富而晋政将在家。可知杜注是正确的，所谓“家”即指卿大夫家族。又如《左传》桓公二年记师服所言：“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也讲过类似的话，只是将前两句说成“天子有公，诸侯有卿”，故而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解释“诸侯立家”言：“诸侯分采邑与卿大夫，卿大夫曰家。”

以上二例言“政将在家”、“诸侯立家”，皆单言“家”，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如晋叔向感叹晋国情况曰：“政在家门”（《左传》昭公三年），女叔齐讲鲁国情况时说“今政令在家”（《左传》昭公五年）亦皆单言“家”，均不会引起语义混淆。可见虽然如上述“家”尚有他种用法，还不能认为其是卿大夫家族之专称，但一般情况下“家”已确是当时人们对卿大夫家族之称的惯用词语，已有专用语的倾向。对于“家”的这种特定含义，古代为典籍作注的学者是清楚的，如《国语鲁语上》记子叔声伯所言“其君（按：指晋厉公）骄而多私，胜敌而归，必立新家”。韦昭注即曰：“大夫称家，即新家，谓立所幸胥僮之属为大夫也。”所以，当时人们言及“国家”一词（如《左传》桓公二年师服所言“吾闻国家之立也”）亦是指诸侯之国与卿大夫之家，而不同于今日国家的概念。

“家”虽然是指卿大夫家族，但由于“家族”一词内涵的广泛，对“家”所指卿大夫家族组织的具体规模，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从文献资料看，这种“家”的含义可作两个范围的理解。

“家”的第一个范围，是指包含大宗、小宗家族在内的诸卿大夫宗族整体。例如上述所谓“诸侯立家”以及列国诸侯势力衰弱，以致政权落在家门之“家”。这类“家”皆指列国中一些卿大夫宗族，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所讲“政将在家”，家是指赵、韩、魏三家，通称为赵氏、韩氏、魏氏，昭公五年女叔齐所言鲁国“政令在家”之家是指鲁三桓，即季孙、叔孙、孟孙氏。这些族氏多属于比较显要的卿族，有的虽已分化出另立新氏的小宗家族，但在《左传》、《国语》中相对公室而称其为“家”时，“家”应该是指其整个宗族（包括小宗分支），不会仅指大宗本家。“家”的此种含义，亦可以从文献中找到直接证据，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齐庆封攻崔氏，“遂灭崔氏，杀成与强，而尽俘其家，其妻缢”。这里所言“家”当不仅含有家族成员，亦含有家财在内，但“灭崔氏”、“而尽俘其家”并言，可见崔氏与其亲属组织意义上的“家”在实体上是同一的。而崔氏系齐丁公后，至崔成、强一代已是十代，其族无疑是包括大小宗在内的强宗。但自此时被灭后，其族人即再不见于《左传》，知已皆沦为庶人奴仆，则以上所谓被灭之氏与“俘其家”之家当不仅指其大宗，亦包括诸小宗。

下面说“家”的第二个范围。请看以下诸例：

《左传》昭公十二年：“季悼子之卒也。叔孙昭子以再命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构二家……”二家指季孙氏与叔孙氏。杜预注：“欲构使相憎。”构即离间[13]。叔仲氏是自叔孙氏分化出来的小宗分支，已别立氏，而且由这段文字看，叔仲氏与叔孙氏已不同家。

又如《左传》成公十四年：“卫侯飨苦成叔……宁子曰：‘苦成叔家其亡乎！”《国语鲁语上》子叔声伯曰：“……夫苦成叔家欲任两国而无大德……苦成氏有三亡……”苦成，晋地名，郤犨以之为采邑。郤犨虽仍以郤为氏，但又称作“苦成叔”。是已以苦成为氏，即以邑为氏，是从郤氏宗族中分化出来的小宗家族，可见其虽仍隶属于郤氏宗族（故（左传》成公十七年、《国语晋语六》皆将之与郤至、郤锜并称为“三邵”），但因已别立氏，故可独称一家。

《国语鲁语下》：“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绩，文伯曰：‘以歜（按：即文伯名）之家而主犹绩，惧忓季孙之怒也，其以歜为不能事主乎！”韦昭注“季孙”曰：“季孙，康子也。位尊，又为大宗也。”公父文伯是季悼子孙。季康子之庶叔父。其父公父穆伯。公父氏是自季孙氏分化出来的小宗族氏[14]，因为与季孙仍有宗族关系，奉季孙为大宗而惧其谴责。但由公父文伯自称己之家族为“家”，称其母为“主”（即家主，实即主母），说明公父氏虽与季孙氏有宗族关系，但在家族存在形式上已是独立之家。与季孙氏亦已不同家。公父氏起于公父文伯之父公父穆伯（季平子庶兄弟），文伯为该氏第二代，所以此时该氏之规模不会很大，当穆伯在世时（或如《鲁语下》所述，穆伯虽去世而其配偶即公父文伯之母犹在时），可能仅包括父母与子两代，至多包括三代人，亦即是说属于核心家族或小型伸展家族中的直系家族。

由以上诸例可证，一个大的宗族如已分化出若干另立氏名的小宗分族，则此宗族大宗与小宗的家族皆各自为“家”。这种含义的“家”当然与上述统称整个宗族的“家”不同，故称之为“家”的第二个范围。但如进一步分析，此类所谓低层次的“家”指称的家族，所以可以称“家”，是与其有独立氏名相关的，有了一个独立的氏名，实际上即是为了从名称上表示与大宗主干家族相区分，按现在的话说，即是“另立门户”。所以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在当时只要一个家族组织有某种独立性，而立为一氏，有了一个专用的氏名（前文已说明这是氏组织的特征），即可以称为“家”。

这里应该提到的是，以此种结论来解释《左传》昭公五年的一段文字似有些困难，需要进一步讨论。其文曰：韩襄、韩须、箕襄、邢带、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羊舌四族（杜注：“四族，铜辊伯华、叔向、叔鱼、叔虎兄弟”），皆强家也。”韩襄，据杜注为韩无忌子，韩须是韩起（宣子）门子（即嫡子），时韩起是宗主，韩襄属小宗。箕襄、邢带，杜注：“二人韩氏族。”孔颖达疏指出，箕襄、邢带食邑于箕、邢，故各以其采邑名为氏名。既已另立氏，当然可以各自成一家。叔禽、叔椒、子羽，杜注：“皆韩起庶子”，从字面上看，难以断定是否已另立别氏，同年传文言“韩赋七邑，皆成县也”，七邑当即是以上七家之采邑，各在邑中聚其近亲家族为生。箕襄、邢带已各立氏，则不能排斥韩襄、叔禽、叔椒、子羽或亦各另立新氏以发展势力之可能，这样才符合传文所谓“皆大家也”，如各子均没有另立氏，附属于韩起、韩须家族中，何各谓“大家”？惟资料有阙，难能确知。此外，羊舌四族中铜鞮伯华，孔疏已指出其食邑于铜鞮，实已是以邑为氏，故亦可称家。叔向、叔鱼、叔虎中，叔虎是时已卒（见《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孔疏解释曰：“（叔虎）虽身死其族犹在。”[15]此三人在《左传》中皆见以羊舌为氏，称羊舌肸（叔向）、羊舌鲋（叔鱼）、羊舌虎，但亦不能排斥其各自已立新氏之可能。因为铜辊伯华虽以铜辊为氏，但在《左传》中则又称羊舌赤。其中叔向氏见于《世本》[16]。叔鱼氏见于《元和姓纂》[17]。如不作此解释，则传文用通常称呼卿大夫氏族之“家”称之，且日“皆强家也”亦不太好理解。

总之，据比较可靠的反映春秋实情的典籍记载而言，凡独立为氏的卿大夫家族，皆可称“家”。即或偶有例外，似亦不致影响这一结论的成立。从“家”与氏的这种关系来看，“家”可以有两个范围，是因为此两个范围的家族都各有代表自己的氏名，故皆可称“家”。关于“家”与氏的关系，孔颖达为《左传》杜预注作疏即曾指出，如《左传》隐公八年“胙之土而命之氏”孔疏：“氏犹家也。传称盟于子皙氏，逐瘈狗入于华臣氏，如此之类皆谓家为氏。”又如《左传》宣公十一年：“（楚子）将讨于少西氏。”孔疏曰：“言少西氏者，氏犹家也，言将讨于少西之家。”这与上文通过分析《左传》、《国语》所得出的结论相合。家既是称亲属组织意义上的氏（即族氏），则其亦具有与氏相同的以下两点特征：其一，不仅在组织上相对独立，而且必须有一个独立的家名，亦即氏名；其二，在组织规模上可大可小。大者可以是宗族形态，一个主干统辖若干分支。不小于大型伸展家族。而小者可以只是核心家族或小型伸展家族。所以人数多少，规模大小不是家的必要条件。

最后，关于“家”的特征还有一点需附带说明，即称为“家”的家族组织不必非是同居的，家族成员只要同氏，并保持亲族关系，即使分居，在空间上相隔甚远，仍属于同“家”。《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记日：“初，臧宣叔娶于铸，生贾及为而死，继室以其侄，穆姜之姨子也，生纥，长于公宫，姜氏爱之，故立之。臧贾、臧为出在铸。”是年，季孙攻臧氏，臧孙纥出奔邾。自邾使告其嫡长兄臧贾，且致大蔡（即大龟），曰：“纥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吊。纥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纳请，其可。”而臧贾曰：“是家之祸也，非子之过也……”即是说，臧贾认为臧孙纥从鲁国逃亡至邾，以至于宗祧失守，并非其纥个人之过，而是“家”之灾祸。这里的“家”很明显是指整个臧氏，虽然自臧贾、臧为出居在铸时，这一家实已瓦解，但因为仍属同氏，故贾、为、纥彼此仍认作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