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02姓氏宗族家室 1： 序 一、姓 -- 桥上

三、两种“gens”与相关的四种“姓（生）”

不过，虽然有“迷信”的成分，但由于上述总结而产生的“gens”还是反映一部分古人类已经对自身所在群体的组织形式进行过比较，有相当深入的思考，总结了经验教训。所以，这是从猿到人的重要标志之一。

林耀华先生提到：“在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时，原始人类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发展到智人阶段。智人体质比直立人进步，智慧也比较发达，与智人体质发展相适应的是人类文化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由于智人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和开始实行外婚制，引起了社会结构的改变，导致了以母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组织的萌芽。”（《原始社会史》中华书局1984年 p 135）。

杨堃先生也曾提到：“到了古人阶段，即从猿人向新人阶段过渡时期，相当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约一二十万年至四、五万年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要求结成较为牢固和稳定的生产力共同体。加之，自然选择规律的作用，使人类不断改变其两性关系的形式，从群内婚逐渐演变为群外婚，最初是偶然的，最后成为传统，禁止群内两性关系，强迫在群外结婚。这就开始出现了氏族的萌芽。”（《民族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p 190）。

两位先生说的“氏族”，就是杨希枚先生与朱凤瀚先生建议的“姓族”，或可干脆称之为“gens”，其中的人们共同生产生活、财产共有。这种最初的“gens”很小，大约是一百人上下的规模，上限取决于自然条件。由于当时是“伙婚”，“只知有母不知有父”，只能以母系传承，子女和母亲共同生活，其中的男性到一定时间会离开。

而在古代中国，估计我们祖先根据“生”的意思把这种“gens”也叫做“生”，那时虽然已经有了语言（这也是从猿到人的重要标志之一），但还没有文字，从文字上把“生”变成“姓”是后来的事。

恐怕既叫了“gens”或“生”，这样的组织也就难免被下意识地与生殖、与婚姻、与“乱伦禁忌”、与血缘等联系起来。

这就是古代中国的第一种“gens”——母系“gens”，可以延续若干万年。而这也是古代中国的第一种“姓（生）”——小“生”，最开头和母系“gens”是一回事。

在这若干万年中间，这里的人口规模大大上升，“gens”——“生”也不会不发展，但人的主要活动范围也就是能够供养他们的地域范围必然有限，因为“gens”的规模受限于供养地域的资源，当“gens”规模太大以后，本来聚居在一起共同生产生活的“gens”就只能分开，在别的地域形成新“gens”。

在世界其它地方，分裂出去的新“gens”大都不再使用原有名称，也大都逐渐不再自认为属于原来的“gens”。同时，分裂后的各个“gens”可能还属于同一个上层组织，不叫“gens”，而为这种新兴的上层组织另起了新名称，例如“胞族”。

但在古代中国，分裂后的新“gens”现在看来大都自认为仍然属于原来的“姓（生）”，于是在这里，“生”就升级成了这些同出一源的各个“gens”的上层组织，类似于“胞族”，和原来的“gens”不再是一回事，不再是原始社会“基本单位”，不再是小“生”，但仍被称为“生”。而且升级后的“姓（生）”大概仍然沿用原来的名称，好比“姜、姬、嬀、姒、嬴、姞、姚、妘”等。

这可以说是古代中国的第二种“姓（生）”——大“姓（生）”——母系大“生”，已经与“gens”分离。

从“姓（生）”与“gens”分离这个微小差别出发，后来古代中国的社会形态和世界其他地方相比出现了明显差异。

在古代中国范围内，大“姓（生）”的规模后来发展得很大，最大的人口规模可大到百万的数量级，而能传下来的大“姓（生）”的数量则很有限，应该不到一百个。《春秋经》和《左传》所涉及的“姓（生）”，据我统计，不过二十个。谢维扬先生讨论“姓（生）”的起源，统计先秦的“姓（生）”，也不过三十几个（《周代家庭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p 125起）。那时的人夸称“百姓”，正反映“姓（生）”的数量当不足一百。

由于有了大“姓（生）”，而且这些大“姓（生）”后来往往发展成为某种政治军事势力，古代中国的这些大“姓（生）”在某些方面就不仅是与“胞族”相像，而是有些类似于世界其它地方的“部落”了，例如传说中的黄帝、炎帝，就可能主要是大“姓（生）”的首领（“黃帝為姬，炎帝為姜”——《晉語四》）。

而在“姓（生）”变成大“姓（生）”以后，古代中国原有的“gens”——小“生”就不会再被称为“生”，不过这样的组织显然还继续存在，我从《左传》中的称呼体会，这种聚居在一起的“基本单位”后来被称为“族”。这里，我姑且还称之为“gens”，或称之为“gens（族）”。这种“gens（族）”此时仍然是第一种“gens”——母系的“gens”。至于“族”，将来还会演变出各种形态，但大都没远离“聚”这个基本性质，不提。

随后，“gens（族）”这个概念也会发生一个重大转变，就是母系“gens”向父系“gens”的转变：

从母系“gens”向父系“gens”转变首先要形成固定配偶，改变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状态，为父系提供必要条件。其次得是男子在生产和战争中角色重要性有了提高，对于“gens（族）”而言是留下男子比留下女子更划算，对于个人而言则是父亲对遗产的传承有了不满：在“gens（族）”那种财产共有的条件下，只有儿子不离开，父亲的遗产才可能传到儿子身上，包括精神方面的遗产，都需要儿子留下来才可能继承。第三个偶然的推动力应该是战争的损耗，有了对战士乃至军事领袖的急切需要，于是成为要把男性留下来（拉回来）的最后一击。另外，所谓双首长制，可能最初也是母系“gens”为应付战争产生的，有男性当了军事首长。

其实我想，母系“gens”向父系“gens”的转变并非一个简单的改变，而是包含了一系列有关联但相互独立的改变，其中主要的应是下面几项改变（这些改变不一定是同时发生的，发生顺序也不一定依照下面的序号）：1. 产生了男性的军事首长；2. 成年男性留下； 3. （或经过族长由军事首长继承）族长变为男性；4. 成年女性在某一时间离开（有抢婚之类现象，反映女子不很情愿）；5. 族长不再推举，改按父系血缘传承；6. 也需要配合某种“迷信”。

最初可能只是把部分男子留下来（拉回来）而已，但这么干在战争环境下益处十分明显，久而久之，留下男子，以男性为族长的“gens（族）”越来越多，送出男子、以女性为族长的“gens（族）”越来越少，前者成为主流。

据谢维扬先生：“从考古上看，像张家坡、侯马、磁县那样的适合个体家庭和小型扩展家庭居住的小型房屋，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便已开始出现和逐渐流行了。如在郑州大河村遗址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地层上发现的九座房屋基址，面积大多在十到二十平方米左右。其中有两座先由两套间建筑而扩展成四间一体的房屋，一座仅两两相通，另一座有三间相通，每间面积都在十平方米以下。发掘者认为，这些房屋“是适应个体家庭为社会经济单位的需要而建筑的”。……意味深长的是，在进入夏代以后纪年的遗址中，像淅川下王岗那样的大型长屋基址就没有再发现过。所有这些材料都清楚地说明，我国自龙山文化时期以来，普通居民，尤其是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居民的家户规模都已大体越过了新石器时代的大房子阶段，而进入以个体家庭和简单扩展家庭为主的小型家户（有时甚至是微型家户）阶段。”（《周代家庭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p 258）。

而据林耀华先生：“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氏族部落，大约在五、六千年前先后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从现有具有代表性的考古资料看，黄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青莲岗文化和良渚文化，基本上就属于这个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存。”（《原始社会史》中华书局1984年 p 295）。

又据许宏先生统计，中国城邑的数量在龙山时期出现剧增，许先生认为这反映了当时战争增多，有了加强防御的需要。（《先秦城邑动态观察四题》）。

就是说，大约在五千年前，在古代中国，由于出现了对偶家庭，随之很快又出现了专偶家庭，在母系“gens”内部已经有了知其父的条件，加上其他条件包括战争的推动，“gens（族）”就变成主要以父系传承了。在文献方面，基本与此同时而稍后的、传说中的“禹传子”，也反映了这种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产生了父系“gens”，但在中国，母系“gens”也没有完全灭绝，甚至有的还一直延续到了近代，这也是中国的地缘状况造成的吧，自然地理条件的不平衡造成了中国社会状况的多样性。

这新形成的父系“gens”是古代中国的第二种“gens”，在中国，这父系“gens”也延续了几千年。

同时，由于所属“gens”的首领大都由女变男，原先的第二种“姓（生）”——母系大“生”的首领也就由女变男，而且由于所属“gens”大多改为男子留下，女子离开，原先的第二种“姓（生）”——母系大“生”的传承也只能变为父系的，于是产生了古代中国的第三种“姓（生）”——父系大“生”，在其存续期间产生了文字，其后从“生”字孳乳出“姓”字，于是有了父系大“姓”。

因为当时在中国地域范围内、甚至只在中原范围内就有多种文明共存并互相碰撞，那时的父系大“姓”恐怕不会只有一种形态。虽然，其后古代中国主流的“乱伦禁忌”是“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禁止父系大“姓”在内部通婚，但有很大可能还存在别的不一样的“乱伦禁忌”，也就可能有过例如内部可以互相通婚的父系大“姓”。

其实在商代乃至之前，占据了殷商上层的那个父系大“姓”——“子姓”以及当时与他们结盟的部分其他父系大“姓”或者还有另外一些父系大“姓”，恐怕就并不实行“同姓不婚”之制，王国维先生有云：“大传曰：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其庶姓别于上而戚单于下，婚姻可以通乎？又曰：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虽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然则商人六世以后，或可通婚。而同姓不婚之制，实自周始。女子称姓，亦自周人始矣。”（《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6月第1版1961年6月第3次印刷第二册p 473《殷商制度论》）。

因此，周代那种相对理性的“乱伦禁忌”形态——“男女同姓其生不蕃”，也就可能是在后期重新增强过的“迷信”，像是姬姓周人为扩张自家势力提出来的策略性规则，好让自家族人更好地控制并融合各地分属不同“姓（生）”的“gens（族）”，更好地控制并融合其他那些“姓（生）”。由于后来姬姓周人占了统治地位，这种相对理性的“迷信”也才扩散传播成为主流的“迷信”。

看来，“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这种相对理性的“迷信”也是那种在某些方面比其他形态的“乱伦禁忌”更正确一点的总结，用这种“迷信”指导自身行为的族群会得到某种好处（到底是什么样的乃至多大的好处另说），让他们在生存竞争中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

朱凤瀚先生亦曾比较过子姓与姬姓以及分别以他们为核心的其他“姓（生）”：

（商王国的）社会成员在组织上是比较单纯的，商民族的成员是商王国的公民，异族成员往往被充作奴隶或人牲；以子姓商族为核心的商民族诸宗族成为王朝统治主要的社会支柱，宗族组织同时也是经济的、行政的，以至于军事的组织单位。血缘关系的影响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尤为突出，造成了大面积的血缘聚居与对异族的排外心理等。

周族自形成之时起即与其他姓族组成民族共同体，以姬姓族为核心所建立起来的西周王朝统治下的社会，更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杂居共处的社会，……作为征服者的周民族诸贵族家族分散在各地，与被征服地的其他异族相杂居。……于是，在这样的各个政治区域内，种姓之间的隔阂，即那种排外的纯血缘的心理相对淡化了……

（《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 p 227《第二章：西周家族形态》）。

由于姬姓周人得了天下，“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成为主流的“乱伦禁忌”，这样一来，周代以降的父系大“姓”虽然早已不再一起居住，但在“别婚姻”功能上，却与世界其他地方作为社会基层组织的小“gens”相同，于是延长了“姓（生）”的寿命，其规模也逐渐扩大。而由于这些大“姓”不能在内部通婚，就加强了不同族群的通婚。

但同时，这里自然还会存在那种作为社会基层组织的、在一起聚居的小“gens（族）”，不过由于不需负担“别婚姻”的功能，对于聚居在一起的“gens（族）”成员的血缘要求就更不是那么严格，这虽然是个很小的影响因素，但中国古代社会演变得与其它地方类似社会的面貌不完全相同，可能就是这个因素起了重要作用。

朱凤瀚先生曾提到：“商周时代（按：这里主要指商代至春秋时期这一历史阶段，下同）虽已进入阶级社会，即恩格斯所谓组成国家的社会，代表少数贵族统治阶级利益的国家机器已建立，然而如我们在本书所要揭示的那样，社会的基层单位却并未立即转变为纯粹的地区性团体，而血缘性的家族组织仍长时期地作为社会的基层单位存在着。地区性组织虽在这种社会中缓慢地形成、发展，但直到春秋时期仍未能全部代替家族组织，这点显然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论的国家的基层单位已非血缘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不尽相合，因此这也可以认为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的特点。”（《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 p 02《绪论》）。

这样说来，在古代中国，由于不负担“别婚姻”的功能，这里的“gens（族）”首先并未演变成地区性团体，而是演变成了小型且灵活、能够吸收非血缘成员乃至族群但仍具血缘性质的家族组织，即朱先生所说的“家族共同体”。这种“家族共同体”一度与上层庞大的父系大“姓”相对，成为当时主流社会的“基本单位”，或者说是“基层单位”。

后来到周代，在当时基层以上的各层级也都采用了“家族共同体”这种组织形式，形成一种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乃至行政结构，让原本在上层组织形式中占一席之地的父系大“姓”也失了业。

我意，采用“家族共同体”制的当主要是周代的统治阶层，但从西周到至少春秋前期，“家族共同体”属下的农奴恐怕都是以农村公社形式聚族而居，在一定程度上仍保留着原有“gens（族）”。而财产共有的所谓“井田制”，可能就反映这些农奴是以整族方式接受周人统治的。《定四年传》提到“土田陪敦”（（p 1535）（11040104））（131）、《鲁颂?閟宫》提到“土田附庸”（《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517））、《召伯虎簋铭文》中的“僕庸土田”，可能说的也都是这种保持了原有族群形态而与土地附着在一起的农奴。

就是说，在当时，那些统治族群的组织形态是“家族共同体”，而下面基层单位“家族共同体”内部的被统治族群，其组织形态则是保留了“gens（族）”的公社，边远地区的社会状况可另论。

由于有了“家族共同体”，“gens（族）”逐渐被取代，退出古代中国上层主流社会的舞台。其后，在下层，农奴中的“gens（族）”也在小农出现后逐渐解体。这第二种“gens”——父系“gens”就在古代中国的核心地带消亡了。

同时，父系大“姓”在组织形态方面既已失业，其所以还能存留，除因为保守性，主要因为还有“别婚姻”的功能。而在实际上，到西周后期乃至春秋时期，这种父系大“姓”已经既无法追溯其真正的先祖，也不再有实际的组织，逐渐变成了虚拟的存在。

这就是古代中国的第四种“姓（生）”——虚拟的“姓”。《左传》中提到的当时的“姓”，就都是这种虚拟的“姓”，已经与“gens（族）”有很大距离了。

而到秦代以降，经过社会大动荡，多数人已不再清楚或不再在意自己的“姓（生）”身份，没有了“姓（生）”之间的竞争，是否“其生不蕃”难以考见，于是“姓（生）”之“别婚姻”功能逐渐退化，不再被人们当回事，“姓（生）”也就日渐枯萎，新的“姓氏”开始萌芽。

说到这里，再说说我理解的秦始皇大一统的意义，其实在我看来，秦始皇带来的最主要改变并非大一统，而是上面提到的“家族共同体”制度的崩溃，包括下层公社制的农奴转变为小农。因此，这也不是一代人的事。同时，也是到了这个阶段，在这数百年中，才发生了恩格斯所言的，“以血族團體為基礎的舊社會﹐由于新形成的各社會階級的沖突而被炸毀﹔代之而起的是組成為國家的新社會﹐而國家的基層單位已經不是血族團體﹐而是地區團體了。”（《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1884年第一版序言）。

这样，细究起来，如果说秦-汉以前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那这个“封建”社会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在本质上也不是一回事，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基层组织可不是血缘性团体而是地区性组织，他们那里也不流行“家族共同体”这种特别的血缘性团体。翻译之难，于此可见一斑。

一、姓、生、姓族、gens、氏族、甥

孔老先生云：必也正名乎。《左传》里“姓”这个字，也需要正名，不过前面已经有先生正好了，我就再摇晃摇晃。

“姓”这个字，在古代的意义和现在有很大区别，有位杨希枚先生早在1951年就总结过先秦时“姓”的含义：

（一）训子或子嗣。故分言之，曰子或姓；合言之，则为“子姓”；泛言之，则为百姓。如庶姓别姓某姓百姓，义即庶子别子某子众子，咳姓（晐姓——《吳語》），成子姓，备百姓，其义均指生子。姓字古文作生或????[亻生]，故子姓或作子????[亻生]，百姓或作百生。

（二）训族或族属。故分言之，曰族或姓；合言之，则为“族姓”；如姜姓，义即姜族，也即姜族的族属或其集团。同姓异姓，即同族异族，也即同族或异族的族属子姓。百姓即群族。

（三）训民或属民。故分言之，曰民或姓；合言之，则为“民姓”；如百姓群姓万姓，义即万民兆民，也即天子国君所统治的属民或各族族属。古文姓字作生，故或言百生群生万生朋生友生。

（《杨希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 046《姓字古义析证》，原载1951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页409—442）。

而朱凤瀚先生在1990年以后又总结如下：

其一，“姓”本义是女子所生的子女……

其二，“姓”既是子女，子女相为亲，相组为族，所以广其义，姓可作族属、族人解，亦可以进一步将之理解为泛称的“族”的意思……

其三，“姓”本义既为女子所生子嗣，则同一女子所生子嗣组成的亲族也可以称为“姓”以表示其同出于一个女性始祖的这种特殊的亲属关系，这是“姓”的另一引申义。此种亲族组织强调女性始祖，则当如许多学者所推拟的，其最初必形成于母系氏族社会中，即夫从妻居，子女属于母族，因此亦就与其母同姓，世系以母方计，对于这种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组织的名称，杨希枚先生主张即称为“姓族”，相当于人类学所谓clan或gens，此说可从。在母系氏族社会中，子女属于母族，世系按母方计，此种姓族可称母系姓族。典籍所记姬姓、姜姓，最初应皆属母系姓族，姬、姜则是此种母系姓族之名号。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妻从夫居，子女不再属母族而归于父族，世系以父方计，所以母系姓族遂转为父系姓族。此后，父系姓族似仍然使用着母系姓族的名号。今日所见古姓族名号如姬、姜、姒、妫等皆带女旁，虽造字时间不早，但从女可能表明其本原与母系姓族有关，父系姓族所以沿用之，则当是因为在母系向父系转变之初。子女虽已属父族，但仍以其母之姓族名号为族名，后延续下来作为父系姓族的名号，同于传说的黄帝诸子异姓之例。

其四，“姓”在东周文献中有时是指姓族之名号，……

（《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 p 14《绪论》）。

“姓族”，就对应的是杨希枚先生提出来的中国古代典籍中“姓”之第（二）义项，以及朱凤瀚先生总结的“姓”之“其三”义项，也对应人类学的相应概念。下面是杨希枚先生的说明：

然则中国古代的姓族组织，就人类学观点而论，究相当于一般原始民族的何种社会集团组织？这个问题，无论就人类学和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研究上，似乎都有说明的必要。

案，近代原始民族社会中，除有家族和部族组织的存在以外，更有所谓“gens”和“clan”组织的存在。而“gens”之定义，据美人类学家莫尔干氏（L. H. Morgan）《古代社会》一书云：

拉丁语“gens”，希腊语“gens”，梵语“ganas”，三个语词均具族属或亲嗣（kin）之义。同时这三个语词又分别含有“gigno”，“gignomai”和“ganamai”的语素，也即“生”（to be get）之义。因此这三个语词也就同寓有：“gens”的族属系出于同一世系的意义。于是所谓“gens”者，便系指同出一祖，以血缘相汇聚，且以族名相区别的一种社会集团。

显然的，莫氏所说的“gens”，其组织恰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姓族。尤其就中文“姓”字和西文“gens”一词含义的演变而论，可说完全一致，两者都是由“生”之义衍为子嗣族属，更由子嗣族属之义衍为社会集团的统称。这一事实足可有助于说明：人类之种族与文化，纵然在形态上互有不同，但在基本心理的想法上却可以有着意外的巧合。因此，“gens”或“clan”在国人论著上虽素译为“氏族”，但作者却改译为“姓族”。

（《先秦文化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 050《姓字古义析证》。原载1951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页409—442）。

上面杨希枚先生提到的人类学家莫尔干，更常见的译法是摩尔根，是人类学中进化论一派的开创者，他的《古代社会》一书，有不止一个中文译本，本来其中“gens”一词的译法是“氏族”，但新版译者已经将这个词改译为“姓族”了。

“gens”——“姓”——“姓族”是在中国远古就存在的血缘世系组织，林耀华先生认为“氏族是原始社会的基本单位”（《原始社会史》中华书局1984年 p 188），他说的“氏族”就是指的“姓族”，“氏族”是中国学术界最常采用的叫法，但杨希枚先生指出：

事实上，中国古代不但原有姓族、氏族的分别，素来“氏族”的译名在分析古代社会史时容易陷于混淆不辨，而且无论就中国史实和“gens”之定义而论，姓族或“gens”也绝非氏族。（《先秦文化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 050《姓字古义析证》）。

因此所谓“女子称姓，男子称氏”所反映的是两件事：“女子称姓”是说女子都要确定其族属，以免要娶她们的男子娶了与自己同一“姓”族的女子，但“称姓”不是必需的，这才有那些男子要“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而当男子真娶了同姓女子时，还会避免对那位女子称姓，《春秋经》称“孟子卒”即其例（《哀十二年经》（p 1669）（12120002））（135）。至于“男子称氏”，则因为“氏”是荣誉，只属于男子，能称“氏”的男子自然要把这个荣誉顶在脑袋上，荣誉可以不止一个，于是有些男子就有不止一个“氏”，好比“延州来季子”。

为避免混淆，我在前面和以后的帖子里一般把杨希枚先生所称的“姓族”和“氏族”分别写为“姓”族和“氏”族，或单写为“姓”和“氏”。

“gens”虽可译为“姓”或“姓族”，但在现代英语里，“gens”却是偏男性的，是以男性计的世系，是“男生”，与“姓”字的“女生”并不完全一致。我们常见的“generation”（世代），就是手机4G、5G的G，当即出自这个“gens”。汉语“生”这个词与拉丁语的“gens”读音相近，说不定在更远的远古时就是一个词。

说到“女生”和“男生”，中文里有另一个字正是“男生”——“甥”，“甥”字与“姓”字同从“生”字孳乳而来，杨希枚先生亦曾讨论到这个字：

明乎母系与父系姓族组织，可进而讨论姓甥二字形义之演变与姓族组织之相应关系。案，就造字而言，姓、甥二字仅有从女从男之别，因而均自生字衍生，自不待烦言。如《释名》云：“舅谓姊妹之子曰甥。甥亦生也；出配他男而生，故其制字，男傍作甥也。”这里，刘熙显然就是从父系姓族的观点来解释姓字的形义。但正是这样，就母系姓族而言，他的解释因而也不再适用。因为在后者的情况下，姊妹之子并非是“出配他男而生”，而是由于夫从妻居，他男“入配我女”而生。因此，在母系姓族社会，男子称姊妹之子应不是甥，而是姓，故其制字应从女作姓。（《先秦文化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 175《论先秦所谓姓及其相关问题》）。

由此看来，“甥”字这个“男生”与“姓”字那个“女生”就产生而言虽然有点对称，但“甥”字后来没像上面两位先生提到的“姓”字那样发展出更多义项，因此二者也就不那么对称了。不过姊妹“出配他男而生”的“甥”在古代中国还另有其特殊意义，下面会讨论。

二、gens的产生：乱伦禁忌与迷信

“gens”曾是“原始社会的基本单位”（林耀华《原始社会史》中华书局1984年 p 188），而在更古的猿人时期，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社会的“基本单位”是群内杂交的“原始群”。但“原始群”的婚姻状况到底啥样，严格说来，所有的描述都只能是推测。因为等人类明白过来时，所有“原始群”都已经寿终正寝了。所以，群内杂交这一推测才有很大争议。但这个推测仍是目前最合理的推测，有高级猿类的类似情景为证（珍妮?古道尔（简?古多尔） Jane van Lawick-goodall）。

“gens”的产生，一般认为是由于所谓“乱伦禁忌”，据基辛(Keesing,M.R.) 先生：“乱伦禁忌禁止家族群体内部交配，从而奠定了人类社会的形成。”（《当代文化人类学概要》；北晨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年p019）。在共同生活的有血缘关系的“原始群”之中，因为这种“乱伦禁忌”，绝大多数人都心生恐惧，不愿、不敢亦或被强迫不能再在内部发生性的关系，因而产生了所谓“外婚”的团体，这就是“gens”了。

由于“外婚”恐怕确实有一定的好处（到底是什么样的乃至多大的好处另说），因此在生存竞争中采用“gens”制度的族群逐渐对采用“原始群”制度的其他族群占了优势，成为其后很长时间世界各地的主流人群。

按杨堃先生的说法：

到了原始群末期阶段，由于自然选择的原则仍起作用，人类非常缓慢地、逐渐地意识到群外婚的好处和近亲通婚的害处，这才慢慢地由群外婚代替了群内婚。这在考古学上相当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和古人时期。如果在这一时期没有出现群外婚，那人类的体质形态就不可能从古人发展成为新人。而当群外婚附上了原始宗教的色彩后，才正式发展为氏族外婚制，也才正式进入母系氏族社会阶段。在考古学上，这是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以及新人时期。（《民族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p 061）。

由于“乱伦禁忌”的意识是各地方各时代之各族群各自根据本身经验产生的（不排除有些是通过近邻传播所致），而且会因新的经验或者互相学习而另外产生内容不同但功能类似的新意识、或者对原有意识增益改动。

所以，在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不同族群中，“乱伦禁忌”的内容其实并不相同：

从禁忌的方向上，有简单禁忌“gens”以内人群的，有禁忌所有堂表兄弟或姐妹的，有只禁忌父母系某一方亲属的，甚至有时会禁忌与某些禁忌对象见面。

而在当时人认为之所以需要禁忌的原因上，则同样多种多样，大都是上天或鬼神会降下各种不同的灾难，惩罚犯禁者本人乃至殃及他们不同方面的族人。

至于古代中国，主流的“乱伦禁忌”一度是相对理性的“男女同姓其生不蕃”，与世界其他地方、其他族群也都不同。

因此，哈维兰先生才说：“长期以来，人类学家一直对乱伦禁忌有兴趣，但是还没有提出对禁忌的真正令人信服的解释。”（《文化人类学》第十版 瞿铁鹏 张钰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p256）。

不过，其实有位人类学家弗雷泽先生已经给出明显的线索，可以完满解释“乱伦禁忌”的多样性及其起作用的方式：“在一些特定的种族和特定的进化阶段中，我们大家，或是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认为有益的社会制度部分的是建筑在迷信这一基础之上的。”（J.G.弗雷泽《魔鬼的律师——为迷信辩护》东方出版社p 001《1.导言》）。

我们人类的头脑都是有限的，认识也不可能完美无缺，往往只能在大量杂乱无章且不完整的信息中总结出当时看来尚有道理的结论以应对迫在眉睫的挑战，其中一个显例就是古代的中医。这样得来的结论虽然不会全错，却往往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不过这样的总结自有其“历史”作用，或者说阶段作用。说得极端些，在这种总结指导下的行动，只要其正确的部分多那么一小点，就可能把那些在行动中错误部分多一点的人群淘汰掉。有时候，这种总结得来的结论就是弗雷泽先生所说的迷信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绝大多数人的认识都难免有“迷”信的成分，例如牛顿，我不是说第一推动，只是牛顿力学与爱因斯坦力学的差异，就显然出于牛顿先生当时认识上的不完善、前提的不完备，导致牛顿力学的总结不够完满。当然，即使这种不完满的总结也是人类认识的一大进步。

其实，大多数人乃至人群依照其行动的结论远没有牛顿老先生的总结完善，可以说大都是在错误前提下得出的更正确一点的结论，或者说是有益的迷信，但这一类迷信“曾经为大量人的正确行为提供了动机”（J.G.弗雷泽《魔鬼的律师——为迷信辩护》东方出版社p 149《6.结论》）。

而“乱伦禁忌”，正是“通过灌输对逆反性道德和传统规范的恐惧”，使得“迷信成为婚姻制度的支柱”（J.G.弗雷泽《魔鬼的律师——为迷信辩护》东方出版社p 2《目录》），这里的“迷信”，严格地说，也不全是“迷”信，只是认识的不完备吧。

由于人（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不可能是完善的，因此指导人们（族群）如何面对外部世界的观念也不可能是完美的，甚至可能根本就是错误的（例如迷信的观念，例如神话），但他们在此观念指导下的行为（采取的行动），有些可能是正确的（或者部分正确的，只要能使他们强过竞争者）。由于这样的行为（采取了这些行动），这些人们（他们的族群）会在与他人（别的族群）的竞争中胜出，因此这些观念就会流传下来。尽管可能是错误的，尽管是神话、是迷信。

进一步说，经由这些错误的观念（迷信、神话）来进步，可能是人类的常态，这也是一种必然性通过偶然性来实现吧。

因此，由于其支柱是“迷信”，是对于未知事物的粗糙总结，由于其细节和那些人群所掌握的那一部分不完整的事实相关联，则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不同人群所得出的这类只是在某些乃至某一方面更正确一点的总结就难免各不相同，根据这些总结而产生的结果其具体形态如何，也会有很大偶然性。

所以，这样的总结得来的结论，例如“乱伦禁忌”，乃至其结果，例如“gens”或“姓”，当然很难有完全一致的面貌。就是说，因“乱伦禁忌”的各不相同，“gens”或“姓”的形态也可能会有所不同。对此，也就不必有某种单一的解释。

姓氏的建立取决于宗法制度。

举例来说。孔子的父亲一般称为“叔梁纥”。这里“叔梁”是字，“纥”是名。“孔”是他的氏。孔氏是宋国国君后裔，宋国公室又来自商朝王室。所以孔子的姓应当是“子”。但是孔子的直系祖先离商朝王室实在太远，甚至离宋国的大宗也太远。当时宗法制度规定一旦旁支的传承超过五代就不再算是一个家族（即所谓五世亲尽，后世的说法叫做出了五服），要另立氏族。

孔子祖先在宋国的传承是“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让弟厉公。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姓孔氏。”而孔氏传到第四代防叔的时候为了逃避华氏之祸迁到鲁国。再传两代（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到叔梁纥。

这里孔子已经是孔氏第七代，但孔子并未改氏。为何如此？在宗法制度下，氏是由大宗继承的。孔子的前几代祖先估计又一代甚至几代都是大宗（即嫡系）。所以传到他这里还没出五服。

这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孔子的后裔都以孔为姓，不再有另立氏族的做法。不但孔氏家族如此，与其时代相近的历史人物也如此，例如孙武的子孙叫孙膑，甘茂的子孙叫做甘罗等等。这反映到春秋晚期，姓氏已经开始合一。

上古到春秋早期，姓是部族，氏是贵族表示父系传承的称号。而氏的获得可以有多种方式。可以地为氏，以官为氏，以职业为氏，以姓变化为氏（例如“孔”从“子”姓变化而来），还可以是赐氏，甚至把祖先或自己的字作为氏也可以。所以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氏很多。而平民一般最多有姓但无氏。

但到了春秋晚期，封国数量大大减少，平民地位上升。所以姓氏开始合一。战国把商周遗留的几百个小国合并为几个大国。这就打断了大多数的贵族传承。而秦灭六国又把六国的贵族传承打断。所以到汉朝一帮平民再灭了秦的传承，这时姓氏就真正合一了。

关于姓，华夏最古老的是上古八姓（姬、姜、姚、嬴、姒、妘、妫、姞，或者姬、姜、姚、嬴、姒、妘、妫、妊），后来的姓，有分化出来的，应该也有外族加入华夏后产生的新姓（当然，也有可能上古华夏不只八姓，只是那八姓势力最大）。

有意思的事情是虽然姓来自于母系社会，从母亲的族那里继承，但似乎在某个时间段之后就是从父亲的族那里继承了，而在这个时间段中，则是两种情况都有，跟地域也有关系。如，按传说，大禹是颛顼的后代，按父系应该是姬姓，但实际上大禹是姒姓，很可能继承的是他母亲的族，而他的儿子启却跟从其父，也是姒姓，这是否意味着对夏人来说，即使到了夏禹的时候母系社会的影响也仍然很强呢。类似的情况还有之前的舜，据说也是颛顼后代，但也不姓姬而姓姚（也有说姓妫），虽然百度百科上说是父系社会氏族领袖，但从其姓氏来看，恐怕其统治的社会里母系的影响也是很强的。帝尧姓伊祁，这个姓据记载是他外祖父家的姓，这个有点意思，到底是外祖父还是外祖母呢，若按年代来看，恐怕是外祖母才对。帝喾据说是子姓的开端，这是殷商国姓，史书说其为蟜极的儿子，颛顼的侄子，若是如此，那么很可能这个子姓实际上也来自他的母族而不是来自于后世书上说的分封而来。

当然，我们也知道禅让制在那个时代的存在，因此五帝虽号称血统相连，但姓却大多数不一样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实际上根本就来自不同的部族，父系封建社会的史官很可能无法理解母系社会的传承统序，或者出于王统观念，把很多东西跟后世强行类比，例如黄帝有很多妃子之类，很多时候也不提这些上古帝王的母族，很可能其中不少人的父亲是捏造的，只是被后世史官加工成了一家而已。

一、姓与氏

关于春秋时期同时存在的“姓”与“氏”，有各种说法，一种常见的说法为：“氏是姓的分支。”但我觉得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忽略了“姓”与“氏”的本质不同，很容易引起误解。

在我看来，“姓”是远古的社会组织在春秋当时的孑遗，西周至春秋中期以前，虽然“姓”这类部族已经消散，但当时的人还是认为所有人都属于某个“姓”，“姓”还在发挥着“别婚姻”的功能，只不过“姓”这种过去部族的名号当时并不包含在日常对男子的称呼（人名）之中而已。在《昭元年传》中大名人子产曾引用“故《志》”说：“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p 1217）（10011201））。这里地位低贱、能够买卖的“妾”也有“姓”，亦可佐证当时应该所有人都有“姓”，但有人已不知自己“姓”什么了。

而当时的“氏”族虽然有家族的形态，但并不单纯是家族而已，按朱凤瀚先生的说法是“共同体”，其中还包含了家族外的成员。而且这些“氏”族还同时是当时顶层的政治组织，是这些有“氏”的家族统治其它家族的政治组织，因此就同时还有行政机构的功能。

当时的政治是与家族分不开的，甚至连当时刚出现不久的“公”与“私”的概念，也脱胎于“公家”与“私家”的分野，这里的“公家”也就是各诸侯国的国君家（当时诸侯均可称“公”），而“私家”则是相应各诸侯国的其他有“氏”的家族，二者都是当时的“氏”族。

因此，“姓”和“氏”是在社会形态完全不同的时代所产生的本质完全不同的社会组织，虽然都有血缘关系的背景，但在成员组成、成员间关系、与周围其他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的关系等等都大不一样，即使在对血缘关系的处理上也有重大不同。

下面是抄书：

在西周以前之所谓氏，与由周初起之所谓氏，其意义是完全不同的。（《两汉思想史》第一卷 徐复观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p 180）

姓氏的关系，镶入到周初所建立的宗法制度中而情形便有很大的变化。（《两汉思想史》第一卷 徐复观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p 180）

《春秋》所记之赐姓，似仅此一事。然分封建国时，赐土即同时赐姓；即同属周之宗室，亦不例外。此则与其宗法制度有不可分的关系。把姓氏改变为宗法制度的重要环节，甚至可以说，以姓氏形成宗法制度的骨干，这是姓氏在历史上的重大演变。（《两汉思想史》第一卷 徐复观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p 181）（桥注：分封建国时，与赐土同时所赐的当为“氏”，并非“姓”。有些先秦典籍包括《左传》中把当时的有些“姓”也说成是由古帝王颁赐的，但我觉得那都只是后起的“层累”的体现。）

虽说“氏以明贵贱”未必是自周代才有（此前应称之为“族氏名号”），但氏的这种区分社会等级的功能，在周代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命氏的前提是胙土，唯有那些有土的贵族宗族才可能拥有宗族名号，至于一般的庶民，由于没有土地所有权，根本不可能形成自己的宗族组织，所以也就无氏可言。应该说，庶民无氏是周代社会的一大特色（笔者以为，商代的一般平民是生活在贵族族氏组织之内的，所以也有族氏名号。详参本书第一部分的相关论述）。与商代姓氏制度比较，由族氏名号转化而来的氏的拥有权愈发集中，完全成了贵族的专利品。氏在周代社会的这种功能，我们可称之为“贵贵”。（《商周姓氏制度研究》 陈絜 商务印书馆 p 230）

以上各段中两位先生的论述说明“姓”与“氏”都是在不断改变的。我体会这些改变是以实际社会生活的改变为基础的。如朱凤瀚先生所指出的，春秋当时的“氏”族下面还统领着大量与族长没有血缘关系的成员（家臣、庶民等），就是这种改变的一个重要方面。

另外，虽然古代“姓”和“氏”的名号有很多流传下来，成为后来“姓氏”的名号，例如原来有“姜姓”，现在也有“姜”这个“姓氏”，原来有“陈氏”，现在也有“陈”这个“姓氏”，但现在的“姓氏”只是家族延续的标志而已，已经没有古代的“姓”或“氏”所代表的“部族”或“氏”族的意义，现在以“姜”或“陈”为“姓氏”的人也未必都是当初“姜姓”或“陈氏”的后裔。现在的“姓氏”之中有很多都是后起的，未必真与古代的“姓”或“氏”有血缘上的联系，一个“姓氏”有多个起源是非常普遍的事。

二、氏与姓氏

朱凤瀚先生曾讨论所谓“复合氏名”，即在殷商青铜彝器上发现的“两个乃至两个以上的族氏名号相组合，而且在不同器物中有不同的组合形式”的铭文，朱先生指出：“复合氏名确是表示某一族氏的分支，此分支在铭其自身名号同时还铭其所从出的族氏名号，不仅为了表示与之相区别，也是为了标明自己的出身”（《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第一章 商代家族形态第二节 商人家族的亲属组织结构二、商与周初金文中的复合氏名与商人家族结构》 朱凤瀚 （p 099））。

根据《左传》的记述，春秋时的“氏”族也存在一家同时有几个不同“氏名”的现象，例如“荀”与“中行”，“荀”与“知”，“士”与“范”等等，后者代表的“氏”族亦可认为是前者所代表“氏”族的分支，与朱先生提到的“复合氏名”很相像。至于朱先生所说“标明自己的出身”，则说明殷商时的这些“氏名”也是某种荣誉的象征，这就说明作为荣誉称号的“氏名”并非始自周人，而是“古”已有之，当然“复合氏名”本身就说明“氏”这种荣耀称号不会是固定不变的，与固定不变的“姓”的名号不是一回事，也与现在的“姓氏”不是一回事。

李学勤先生也讲到过“姓”与“氏”的演变：

井田制代表的社会基层组织，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从商代到西周前期，青铜器和少数其他器物上常见族氏铭文，其族氏常写得比较象形，因而被一些学者称做“族徽”。族氏铭文的器物很多，占到已发现的有铭青铜器的一半左右，而且不但见于贵族的重器，也在不少小墓的随葬品间出现。这表明，血缘的族氏组织在那时是非常普遍的。西周中期以后，这种族氏铭文逐渐罕见，最晚的例子是在河南郏县太仆乡的春秋初年青铜器上见到的。族氏铭文的消失，体现出血缘纽带的松弛，不过在春秋时期，传统的“姓”、“氏”仍然维持着，如“同姓不婚”依旧是严格遵守的原则。金文中所见的女子名，都标明了“姓”，如“姬”、“姜”、“姒”、“子”之类，就是明证。“姓”的观念，到战国时渐归淡薄，及至秦代竟基本消灭了。后世中国所说的“姓”，其实是古代的“氏”，而实质上只是家庭的标志。“姓”的消失非常彻底，以致司马迁在《史记》中有时竟把“姓”、“氏”二者混淆了，可知他已不能通晓其间的差异。（《中国古代文明十讲第二讲 古代文明的发展过程2、东周至秦代文明概观》 原载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 文物出版社 1991年）

李先生提到的司马迁的混淆，也反映出当时新“姓氏”正在形成的社会民情基础。

三、姓氏的普及

我在前面的帖子中曾发问，延续到现在的“姓氏”是何时、如何形成的，并猜测也可能其实没有某种革命性的变化，只是因为一个人有“姓氏”会显得高贵，慢慢的大家就都有“姓氏”了。但其实我孤陋寡闻，陈絜先生早有巨著《商周姓氏制度研究》（《商周姓氏制度研究》 陈絜 商务印书馆 2007，下面会摘抄陈先生这部大作中的一些段落，并在每段后面的括号中给出该段所在的页码），其中通过对新郑出土的郑韩兵器铭文（p 428）、齐国临淄所出陶文材料（p 433）、陕西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所发掘的秦刑徒墓中出瓦志刻文（p 438）、《秦代陶文》一书所收各种秦代陶文（p 440）、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墓所出的、属于西汉文景时期的简牍文字（p 442）、居延汉简（p 446）、河南偃师岗上刑徒墓地中所出的刑徒砖资料（p 447）等大量材料进行的研究已经得出明确结论：

西周至春秋中期以前，庶民肯定没有姓与氏，这是周初赐姓命氏的实施所决定的。至于春秋中期以后，随着宗法等级制度的崩溃，贵族之姓氏流入民间，庶民阶层中也就逐渐拥有了姓氏。姓氏普及渐露端倪。（p 428）。（桥注：愚以为“姓”还是有的，见前。所以李学勤先生才说：后世中国所说的“姓”，其实是古代的“氏”。）

从现有材料看，姓氏的普及一直要到西汉末年或两汉之际才得以完成。（p 428）

就笔者所见材料而言，秦国的民营制陶者主要集中在咸阳故城，他们应该是秦国土生土长平民阶层之代表，其名号应该是颇能说明关中平民的姓氏情况的。故不妨由此认定，当时秦国的平民阶层是没有或者极少拥有姓氏的。与此同时，我从秦代官营徭役性的制陶作坊类陶文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关东六国之遗民，其中的平民阶层也是很少有姓氏。（p 441）

西汉早期的情形，与秦代比较，已有所区别。但总体上看，平民名号中带姓氏的现象也不是很普遍。（p 442）

通过对凤凰山十号墓竹简文字中的人名资料的综合考察，笔者认为，在西汉文景之世，虽说很多庶民已经拥有了姓氏，但没有姓氏的庶民也大量存在。同时，我们在汉简中所常见的姓氏，诸如王、李、孙、黄、张等等，也很少与《潜夫论》等书籍中所罗列的姓氏相同。（p 445）

西汉中晚期以降，属于一般庶民的、系统的姓氏材料不是很多见，可依然有种种迹象能够证明当时庶民有姓氏这样的事实。这个结论可以从当时罪犯与奴隶的名号资料中得到印证。（p 445）

从出土文献看，西汉中晚期以后的罪犯与奴隶，其名号中无疑是带有姓氏的，这与殷商及两周时期已有天壤之别了……（p 445）

至于东汉时期，奴隶名号系以姓氏的材料，已比比皆是……（p 447）

从上引材料可以看出，时至两汉之际，刑徒、奴隶都拥有了自己的姓氏。而由此类推，则当时的庶民也必定拥有了自己的姓氏。（p 450）

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两汉之际姓氏已经十分普及，它们不再是贵族身份等级的标志。（p 450）

随着姓、氏合一及其别贵贱的社会功能的丧失，姓氏普及也成为了可能。所以，随着在社会等级流动性的增强，礼学的兴起，编户齐民的出现等等，个人从宗族的樊篱中挣脱出来，其社会作用得以凸显，个人在社会交往中对姓氏的渴求等众多因素的促进下，姓氏的普及在两汉之际最终得以完成。而姓氏全民化又成了平民宗族形成与崛起的一个契机。（p 472）

种种迹象表明，春秋晚期以降至秦汉之际，普通的平民阶层其居住形式是以异姓杂处的状态出现的，既不同于殷商时期墓葬资料中所揭示的情状，也有别于以后历史中所能见到的宗族聚落形态，他们没有自己的严密的宗族组织。……（p 459）

西汉以后，编户齐民之制日臻完善，平民安居重迁，被紧紧地捆绑在土地之上。由于迁徙不易，原来异姓杂居的乡里组织之中又渐渐露出了血缘之端倪。人口在不断繁衍，支系又日渐繁复，这时候就需要借助姓氏来标识血统，对姓氏的拥有成了一种普遍的要求。同时，由于姓氏的普及，又为平民宗族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可以凭藉的凝聚内核。（p 464）

当然，两汉以来形成的平民宗族组织与西周、春秋封建时代的贵族宗族组织是截然不同的，它是一种平行的结构，没有了贵族宗族组织的大小宗之分，当然也不存在多级形态下的等级之别。（p 464）

总之，两汉以来的平民宗族组织是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但姓氏的普及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必要条件之一，如果没有姓氏作为宗族凝聚的内核，就不可能有平民宗族的形成与崛起，中国社会历史的演进过程很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p 464）

随着姓、氏合一及其别贵贱的社会功能的丧失，姓氏普及也成为了可能。所以，随着在社会等级流动性的增强，礼学的兴起，编户齐民的出现等等，个人从宗族的樊篱中挣脱出来，其社会作用得以凸显，个人在社会交往中对姓氏的渴求等众多因素的促进下，姓氏的普及在两汉之际最终得以完成。（p 466）

如上所列，陈絜先生非常彻底地证明了新的“姓”、“氏”合一的“姓氏”是逐渐普及的（我推测，普及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可能是在名字的前面加上“姓氏”会显得高贵，可以用来炫耀“自己的出身”，可以显示我的祖上先前阔过），由于“姓氏”的普及并没有经过某种革命性的变化，所以需要几百年来完成。

姓氏代表部族名字，如郊狼部落，棕熊部落。

一个人既继承自己父亲的部落，也继承自己母亲的部落名字

继续往下传怎么传，似乎规则还比较复杂，但和上古传说，姓氏本来一个是父系的，一个是母系的这个说法一致。

姓在前，名在后，这点和中国人一样。

三、 宗

继续抄书：《汉语大字典》：“《说文》：‘宗，尊祖庙也。从宀，从示。’按：于省吾谓‘示’象神主，‘宗’当是屋中立神主之形。一说‘宗’是地祇之‘祇’的初文。古人认为生命来源于土地，人死要归土，用‘示’表示祖先和神灵。”“祖庙，祭祀祖先的地方。”“祖先；祖宗。”“同一祖先的家族。《尔雅释亲》：‘父之党为宗族。’”“宗子，即嫡长子。”“神庙，祭社稷之神的地方。”（p385）

在《春秋经》中，“宗”字出现了三次，其中一次为“戊寅大夫宗妇觌用币”（《庄二十四年经》（p 0228）（03240006）），这里“宗”字的意义应是“宗族”。其他两次是在“陈宗竖”这个人名中。

在《左传》中，“宗”字共出现112次。作为名字一部分的有17次，其中最多的是“伯宗”，有11次。作为地名中一字的有5次，作为国名的有1次。取“宗”的原义作根本解的1次（卑让礼之宗也）。除以上24次外，还有88次：

首先，作为本义“祖庙”的有，称“宗庙”的5次，称“宗祧”的7次，称“宗祊”的1次，单称“宗”但义为“宗庙”的5次，称“宗祏”的1次，称“宗器”的4次，称“宗邑”的3次以及称“宗”义为“宗邑”的1次（宗邑实义为祖庙所在之邑），称“宗室”的1次（“置诸宗室季兰尸之”，似可解为祖庙中之室），称“陈宗”的1次（义为陈氏的祖先），以及称“宗周”的4次，称“宗盟”的1次，则作“祖庙”解的共34次，这些祖庙主要是指“氏”族的祖庙。

其次，称“宗族”的2次，“宗”作“宗族”解而合成词的有：称“同宗”的1次，称“大宗”的1次，称“宗妇”的3次，称“宗氏”的1次，称“九宗五正”的2次，称“贰宗”的2次，称“陈宗”的1次（义为陈氏宗族所在），称“赵宗”的1次，称“宗室”的2次（义近于“宗族”，亦为同义词连用），称“宗国”的2次，单称“宗”作“宗族”解的11次。则作“宗族”解的共29次，这里的“宗族”大体上与“氏”族的含义相近。考虑到前面提到的得“氏”者才有单独祭祀祖宗的权利，所以“氏”族亦称“宗族”是很自然的，但“宗族”也可用于称有共同祖宗的若干“氏”族的集合。

还有，称“宗子”的3次，称“宗主”的2次，称“宗职”的1次，称“宗卿”的3次，其实都是从各个侧面描述宗族的族长，还有1次称“陈宗”亦指奔齐的“陈”氏“氏”族的族长。则作宗族（“氏”族）的族长解的共10次。

以及，称“宗人”的2次，称“宗伯”的1次，称“祝宗”的5次，称“宗司”的1次，单称“宗”但为某种职位的1次，还有1次称“宗区”，虽是人名，但其中的“宗”实是某种世传职务，以上都指某种类似的，主持宗族祭祀等事务的职务，共11次。

单称“宗”作“姓”这一级的“部族”解的3次，称“周宗”的1次亦指整个“姬姓”族，共4次。

综上所述，“宗”最主要的含义是作为“氏”这个标志称号所对应的“氏”族，后世常常“宗”、“族”并称或对称。由于“命氏”后必可单独立祀，所以说“宗，尊祖庙也”。而且由于立“氏”的首要权利是“单独祭祀祖宗”的权利，所以“氏”族的族长称为“宗子”或“宗主”，所以与“宗”并称或对称的“族”是由于“命氏”给予祭祀权利而产生的“氏”族。但“宗”的含义更偏于祭祀祖先，因此从“父之党为宗族”的含义出发，“宗”有时也用作与“姓”相应的“部族”。

四、 族

还抄，《汉语大字典》：“《说文》：‘族，矢锋也，束之族族也。从 （左方右人），从矢。’”“同镞。”“丛聚；集合。《尔雅释木》：‘木族生为灌。’”“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合称。”“姓氏，表明家族、宗族系统的称号。”（p913）

在《春秋经》中未出现“族”这个字。

在《左传》中“族”这个字共出现124次：

称“宗族”者2次，称“官族”者1次，称“卿族”者1次，称“他族”者1次，称“故族”者1次，称“族党”者1次，称“王族”者3次，称“同族”者1次，称“陈颛顼之族也”者1次，以上各词中的“族”主要义为与“氏”相应的“氏”族，计有12次。称“公族”者18次，“公族”本义应为“公”之亲族，或引申为统辖部分“公”之子孙的官职。称“旄车之族”者1次，“旄车之族”也是官职，所辖包括部分公之余子。称“九族”者1次，或与后世之九族相类，亲戚也。以上各词中的“族”其义亦近似于与“氏”相应的“氏”族，计有20次。加上单称“族”而义为与“氏”相应的“氏”族者68次，共100次。

单称“族”而义为以某一君王的“谥”为称号、包括其所有旁系子孙者的有19次。称“姜族”者1次，称“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者1次，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者1次，其中“族”字义为与“姓”相应的“部族”，共3次。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者1次，称“楚虽大非吾族也”者1次，其中“族”字或近似于今之“民族”，共2次。

可见在《左传》中“族”字的主要义项为与“氏”相应的“氏”族，在《左传》的当时，同“姓”者已不聚居在一起，而同“氏”者倒往往是聚族而居的，合于“族”字“丛聚；集合”的意思。关于这种由于“命氏”而产生的“族”，《隐八年传》中有“无骇卒，羽父请谥与族。”（（p 0060）（01080901））所谓“请族”即“请氏”。所以“氏”之称亦“族”之称（见《隐八年传注》（p 0060）（01080901））。前面已经提到，“氏”与“族”有时意义相近，是可以互换的。“族”与“氏”的比较，“氏”的意义似乎更偏向于代表“族”的那个名称，偏向于那个荣誉称号（如“羊舌氏之族”《襄二十一年传》（p 1061）（09210505））。在《襄十二年传》中有 “凡诸侯之丧异姓临于外同姓于宗庙同宗于祖庙同族于祢庙”（（p 0996）（09120301）），可见“同姓”的范围有时可能大于“同宗”，而“同宗”的范围有时可能大于“同族”，亦表明“氏”作为“氏”族时的意义与“族”的意义更接近。与同宗相比，同族更像是指聚居在一起的那些亲族。不过，当族类连言时其含义有变，其所指范围比单称“族”要大很多。

五、 家

《汉语大字典》：“《说文》：‘家，居也。从宀，豭省声。’按：甲骨文金文多作 （牡豕，即豭。象形）在宀下之形，后省去牡器变为豕，《颂鼎》（见上海博物馆藏颂鼎铭文）家字，一作家，一作 （牡豕，即豭。象形）可证。”“住所。”“家庭。”“古称夫或妻。《字汇宀部》：‘妇谓夫为家。’”“娶妻成家。《易蒙》：‘子克家。’”（p391）

在《春秋经》中，“家”字只出现了两次，都是在“家父”这个人名中。

在《左传》中共出现134次，其中除在人名中者49次外，还出现85次。

这85次中称“国家”的30次，引《诗》“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称“家邦”者1次（邦即国也），引《诗》“乐只君子邦家之基”称“邦家”者2次（邦家即国家），以上都可算是“国”、“家”连言，称“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者1次，称“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者1次，称“逃归其国而弃其家”者1次，称“在国必乱在家必亡”者1次，称“晋国贰则子之家坏”者1次，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晋国无隐情”者1次，称“子为郑国我为吾家”者1次，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晋国竭情无私”者1次，以上是“国”、“家”对称，还有单称“家”而其义与“国”相对的4次，称“政在家门”者1次，称“政令在家”者1次，称“家施不及国”者1次，其中“家”亦有与“国”相对之义，所以，称“家”时与“国”有联系者共计48次。这里的“家”其实都义为与“氏”相应的“氏”族，“国”则是指当时的诸侯国。

称“夏家”者1次，称“王家”者1次，称“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者1次，称“家众”者2次，称“家臣”者5次，称“家隶”者1次，称“家器”者1次，称“家备”者1次；称“善哉保家之主也”者1次，称“皆亡家之主也”者1次，称“非保家之主也”者1次，称“保族宜家”者1次，这些“家”其含义皆为与“氏”相应的“氏”族，加上单称“家”其义为与“氏”相应的“氏”族者15次，则共有32次。

称“女有家男有室”者1次，“家”、“室”对言。称引“心苟无瑕何恤乎无家”者1次，此“家”亦有男女室家之意，与前面有相似之处。到了春秋晚期，定哀之时称“以五家免”者1次，称“卫贡五百家”者1次，称“入于家人而卒”者1次，其中“家”的含义似已更近于今日的“家”，或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变迁。

总之，看起来当时“家”的主要义项也有近似于上面“氏”、“宗”、“族”之处，应该是从“住所”之义衍生而来，所以常与“国”连言或对称，当时“国”之含义仍未脱一圈城墙之本义，而与之相对的“家”也不是今天的小家，而是指“聚族而居”之处，也就是某“氏”所在之地（前面提到过，有时“氏”字会当某家所在之地讲）。当时各“家”的居处也都有院墙，所以“家”、“国”对称是大圈子与小圈子的对称，“国”是一圈城墙所围之大圈子，而那些“家”是（在“国”这个大圈子里）由院墙围起来的一个个小圈子，也是大“氏”族（指诸侯国）之下的一个个小“氏”族。

六、 室

《汉语大字典》：“《说文》：‘室，宝也。从宀，从至。至，所止也。’徐锴系传：‘室，宝也。从宀，至声。室、屋皆从至，所止也。’按：‘至’从倒矢，从一，象矢着地形，有到达意。室本意为居室，为会意兼形声字。”“房间；内室。”“房屋；住宅。”“家；户。”“家人。”“家产；家财。”“妻子。”（p389）

在《春秋经》中，“室”字出现了两次，一次记载了“大室屋坏”（《文十三年经》（p 0593）（06130005）），另一次记载说“王室乱”（《昭二十二年经》（p 1431）（10220006））。

在《左传》中“室”字共出现174次：

称“室如县罄野无青草”者1次，称“执卫侯归之于京师置诸深室”者1次，称“筑室反耕者宋必听命”者1次，称“宋向戌来聘且寻盟见孟献子尤其室曰子有令闻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室”字共出现2次，称“乃毁之而为里室皆如其旧”者1次，称“司墓之室有当道者”者1次，称“书焚室而宽其征与之材”者1次，称“美哉室其谁有此乎”者1次，称“为公期筑室于门外”者1次，称“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者1次，称“为地室而县焉”者1次，称“郑伯有耆酒为窟室而夜饮酒击钟焉”者1次，称“堀室”者2次，称“大室”者2次，称“宗室”的1次（“置诸宗室季兰尸之”，可解为祖庙中之室），称“坏大门及寝门而入公惧入于室又坏户”者1次，称“姜入于室与崔子自侧户出”者1次，称“宫室”者7次，共计27次，都是作为房屋或房间解的。

称“是谓近女室疾如蛊”者1次，称“卫人立遗使室孔姞”者1次，称“继室”者4次，称“受室”者1次，称“卫人以为成劳复室其子使复其位”者1次，称“建可室矣”者1次，称“敝无存之父将室之”者1次，称“女有家男有室”者1次，称“浞因羿室生浇及豷”者1次，称“昆弟争室”者1次，称“晋祁胜与邬臧通室”者1次，共计14次，都是与婚配有关的。

称“王室”者42次，称“宗室”的2次（义近于“宗族”，亦为义近词连用），称“周室”者8次，称“公室”者33次，称“谓围将使丰氏抚有而室”者1次，称“鲁之群室众于齐之兵车一室敌车优矣子何患”“室”字共出现2次，称“孟氏鲁之敝室也”者1次，称“公思展与公鸟之臣申夜姑相其室”者1次，称“挥在朝使吏遣诸其室”者1次，称“雍氏舍其室而将享子于郊”者1次，称“司徒孔实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室”字共出现2次，称“竖牛欲乱其室而有之”者1次，称“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者1次，称“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者1次，称“华臣弱皋比之室”者1次，称“子立后而行吾室亦不亡”者1次，称“栾祁与其老州宾通几亡室矣”者1次，称“齐侯吊诸其室”者1次，称“室老”者2次，称“侧室”者3次，称“百室之邑”者1次，“赏桓子狄臣千室”者1次，称“禳之则彼其室也”者1次，称“谚所谓室于怒市于色者楚之谓矣”者1次，共计110次，以上的这些“室”字大体上为“家”的意思，但这些“家”既包括王室，也包括狄臣千室，大小悬殊。不过这些义与“家”相近的“室”多数其含义接近与“氏”相应的“氏”族，或偏于家的所在。

称“若有之则分室以行”者1次，称“以其为大子之室与潘崇”者1次，称“三年而尽室以复适莒”者1次，称“巫臣尽室以行”者1次，称“子重子反杀巫臣之族子阎子荡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阎之室使沈尹与王子罢分子荡之室子反取黑要与清尹之室”，其中“室”字共出现4次，称“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者1次，称“崔杼杀高厚于洒蓝而兼其室”者1次，称“杀子孔而分其室”者1次，称“尽室将行”者1次，称“杀大司马蒍掩而取其室”者2次，称“孺子长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者1次，称“陈鲍分其室”者1次，称“吾出季氏而归其室于公”者1次，称“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与之”者1次，称“子分室以与猎也”者1次，共计19次，义为家产，“家”之财，包括土地人民和子女玉帛。

其余4次，称“鬻拳葬诸夕室”者1次，称“明日舍于蚕室”者1次，称“大室”者2次，则为地名。

“室”的本义是房子，或曰“所止也”，细分成了“房间”，甚至特定的房间；再转义成为在房间内所做之事，成为婚配，再成为婚配对象。另一个方向的转义则成为“家”，多数接近于与“氏”相应的“氏”族，这是在《左传》中的主要用法。又进一步演化成为“家财”，包括土地人民和子女玉帛。

总而言之，春秋时的“姓”与“氏”和现在“姓氏”的概念是不同的，是和当时的“宗”、“族”、“家”、“室”的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及这种结构的变迁。

一年前，第一次讲这个故事，今天发出来作为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