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康藏路迢迢】之【男人们的康定】（下） -- 京华烟云AMIP

前面说过，尽管康定是民国西康省的法定省会，但省主席刘文辉将军待在这里的时间却相当有限，事实上，他几乎不来康定办公。

（民国摄影家拍摄的刘文辉，长衫团面如富家翁，丝毫不露叱咤风云的枭雄峥嵘。）

这个表字自乾的地方实力派并非西康本地人，他出生在离成都不算太远的大邑县安仁镇。刘文辉在兄弟六人里是老幺，但其中的老五也许比这位省主席本人更为中国百姓所知，他就是凭借现代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而“一举成名”、号称“旧社会地主恶霸典型”的刘文彩，据说刘文辉从小便由这位五哥带大，因此兄弟两人的感情特别好。

尽管在清朝一直以务农为生，但这个刘氏家族后来却大举弃农从军，并在民国军界取得了显赫地位，产生了包括一个战区司令长官、一个省主席、三个军长、八个师长、十五个旅长在内的高级军官，因此四川民间对其有“三军九旅十八团，营长连长数不清”的顺口溜。

而其中的佼佼者，无疑就是西康省主席、陆军二级上将刘文辉和抗战时的第七战区司令长官、死后追赠陆军一级上将的刘湘。尽管前者是后者的堂叔，但刘文辉早年的宦途却不得不依赖这位比自己还大七岁的侄儿，他1916年军校毕业后经由已是旅长的刘湘介绍，从而加入了川军。

在侄儿及家族的暗中支持下，刘文辉仅七年时间便升到了川军第9师师长兼成都卫戌司令，1926年转投国民政府的他当上了国民革命军第24军军长，到1928年更是成为国民政府首任四川省主席，已经完全可以与担任21军军长的刘湘分庭抗礼，甚至势力还要更大——叔叔控制了四川的七十多个县，而侄儿的地盘只有二十余县。

一山难容二虎，1932年秋，曾经合作无间的刘家叔侄终于火并，这就是民国四川史上著名的“二刘之战”。但战争结果令人大跌眼镜，力量更强并得到桂系支持的刘文辉，却被宣称效忠凯申公的刘湘打得丢盔卸甲，不但部下纷纷倒戈，就连其铁杆盟友邓锡侯也中途反水，最后，几乎丧失关外全部地盘的刘文辉不得不逃到西康避难。

肥水不流外人田，别让外人看笑话，在亲族们的调停下，刘湘终于答应放叔叔一马：“我幺爸腰杆不能硬，硬就要出事。我不是要搞垮他，主要是压压他的气焰。一笔写不出两个刘字，总是一家人嘛。”那个腰杆硬了就出事的“幺爸”，指的自然就是他的小叔叔刘文辉，刘湘还承诺：“我还是让他保留部分军队，以待西康建省由他任省主席。”

这一等就是六年。到了1939年1月，西康省终于正式成立，刘文辉也当上了第一任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此前，他一直以雅安为基地经营川边残局，期间三心二意地参加过对长征红军的围剿，泸定桥畔被击败的就是他的守军，在国军与西藏方面及川边藏族地方武装的冲突如“甘孜事变”中也多能看到他属下24军的身影。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官方公布的西康全省面积45万1521平方公里，但实际控制区域远并有那么大，大概在东部与四川省以雅安金鸡关分界，在西部与西藏地方政权以金沙江分界，北部在今天四川石渠县与青海省分界，南部在会理、盐边与云南省分界。尽管名义上辖有三十二个县，实际仅有十一个县在省府控制之下，其中，法定省会设在了康定县。

在康定成为西康省会之前，古老的明正土司统治当时还叫打箭炉的这个城市已经有数百年了。

明正土司的全称是长长的“四川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使司”，他是清朝川边四大土司（名正、理塘、巴塘和德格）之一，传说起源与孔明有关——其始祖阿南曾帮着七擒孟获，于是被孔明封为土司，一直延续下来。当然这故事明显不是真的，蜀国攻打孟获的路线距这儿千里之外，二者几乎不可能有交集，专家研究这个土司应该是元朝开始才册封的。

根据藏学家任新建先生考证，“明正”其实就是“明代的正土司”之意，如此称呼他主要是因为“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这一名称太长太拗口，若简称“长河西土司”，又不能确切代表其身份，加之打箭炉地处川藏交通要道，来往公务繁忙，公文力求简洁，所以凡提到该土司之处，为了省事，故简称为“明正土司”。据说最开始是康熙帝这样称呼他，于是这一称号就被正式使用起来，年代久远后，人们习以为常，反不明其本义。

（明代康定土司碑，民国照片。）

历史上，明正土司对中央王朝一向恭顺，甚至被朝廷称为“内土司”，大概是说这个土司尽管在外面把门，但朝廷把他当自家人看待，他甚至还有一个汉族姓氏——“甲”，这个姓在藏语里与“茶叶”的读音相同。

到了清初，西藏地方政府派兵驻在跑马山，对明正土司屡加欺凌，侵占了他大片领地，土司只得向朝廷投诉。当时恰赶上西藏摄政桑结嘉措隐瞒五世达赖死讯并勾结准噶尔的秘密被揭穿，康熙皇帝正在气头，于是立即下旨派清军攻上跑马山，杀死西藏派来管理这里的营官，恢复了明正土司的领地。

清朝末年，边务大臣赵尔丰和其二哥四川总督赵尔巽一起上奏朝廷，建议把打箭炉厅改为康定府，随后赵尔丰要求明正土司上缴印信改土归流，末代明正土司甲宜斋不愿意，他还唆使附近的道孚土司叛乱，叛军被镇压后明正土司按律当斩，赵尔丰却为甲宜斋求情，说他以前对朝廷还比较恭顺，参与叛乱是被坏人诱入歧途，情有可原，建议免其一死，于是朝廷只命令土司上缴大印了事，他的领地当然被没收，延续了几百年的明正土司自此结束。

这位末代土司的最后结局颇让人哭笑不得。民国六年（1917年）藏军东侵，康定地方官员怕甲宜斋叛乱，就将他抓了关进监狱，土司家人想劫狱救他，没想到他们在翻墙进入监狱的时候手枪走火，监狱里被囚禁的土司听到后却以为政府派人杀他来了，于是决心自我了断，遂服毒身亡。

（抗战时康定街上的康巴汉子，电线杆上‘前方大量消耗，后方加紧生产’的标语，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现在的康定县城里几乎找不到穿着传统民族服饰的藏族人了，街上几乎所有行人的服装看上去都与内地没什么不同，偶尔有几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姑娘小伙，一问之后却让人更感失望——他们都是当地歌舞演出机构里的工作人员。但在当年这里却不是这样，那时候康定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浑身穿戴鲜艳、珠光宝气的各地藏民。

关于民国时期康定藏族的服饰，当年经过这里的邢肃芝是这样描述的：

“康藏男人女人的装束最为引人注目。男人的装束就像中古时代的骑士，头上盘了一条大辫子，两耳戴了很大的松儿石耳环，.身上穿的是很宽大的或红或黑的氆氇袍子，脚踏长筒牛皮靴，腰间佩一把长柄宝刀。雄赳赳地在街上大摇大摆地走动。

“至于女人的装束也很特别，头上盘绕一条大辫子，辫尾用红绿丝线绑牢。或将头发分打成多条小辫子，披在脑后。脖子上佩着项链及金或银制的尕乌小佛盒。内穿粉红色或大红色府绸衬衫，以及布质内裙甲外罩呢子或氆氇制的长袍，腰上扎红或黄的各色绸带。”

（民国时期康定藏族上层社会的一位康巴姑娘）

任乃强先生则说，康定汉人的服装，商人多穿长衫，公教人员则多穿中山装，一般汉人妇女则多着旗袍，形成了康定的又一特色。

任乃强先生曾形容康巴藏族“有内地汉人不及的四种美德，即仁爱、节俭、从容、有礼。”关于康巴人如何豪爽、守信、奔放甚至“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的性格描述，人们早已耳熟能详，这里不再赘述。说一点儿不一样的吧，比如谈谈当年康巴牧人中曾衍生出来的一类特殊群体——强盗。

《强盗歌》是一首当年曾在康巴地区流传甚广的民歌，以主人公强盗的口吻说出，许多文章或书籍都引用过其片段，可惜笔者一直未见全豹，直到后来才终于在著名作家马丽华女士的一篇文章里看到，特地引在这里。

第一段民歌中，主人公洋洋得意地描述了自己无牵无挂的生活状态，看后也许勾起了许多人对那种自由的向往：

“我骑在马上无忧无愁，宝座上头人可曾享受；

我漂泊无定浪迹天涯，蓝天下大地便是我家。

我两袖清风从不痛苦，早跟财神爷交上朋友；

从不计较命长或命短，世上没什么可以留恋。

岩石山洞是我的帐篷，从不必学会拉扯帐绳；

凶猛野牛是我的家畜，也不必拴牛羊在家门。

强盗们蔑视礼法和规矩的态度，在第二段中表露无疑：

“因独自喝惯了大碗酒，对头人从不会用敬语；

因独自吃惯了大块肉，从不会用指甲扯肉丝。

我虽不是喇嘛和头人，谁的宝座都想去坐坐；

我虽不是高飞大鹏鸟，哪有高山都想落落脚。”

第三段里，他们宣称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快马快刀比谁都可靠：

“我强盗从不想找靠山，双角长枪为我壮了胆；

我强盗是没有帮手的，快马快刀是我好伙伴。

我强盗从不愿拜头人，高高蓝天是我的主宰；

我强盗从不去点香火，太阳月亮是我的神佛。”

......

康定西行，自由野性、视规则如无物的康巴人遇到秩序至上、崇尚礼教的赵尔丰大人，将会碰撞出怎样的激情与惨烈呢？

康定过后，现代川藏路变得越来越崎岖，汽车要翻越弯多拐急的折多山。有趣的是，“折多”在藏语中就是“弯弯曲曲”，与它的汉语字面异曲同工。

如果说二郎山是川西的气候分界线，折多山就是川西的地理分界线，它的东面是汉族人聚居的山区峡谷，而西面则是藏族人聚居的青藏高原边缘，也就是真正的藏区。

天气好的话，在折多山垭口可以眺望蜀山之王——主峰海拔超过七千五百米的贡噶雪山的雄姿。贡噶山全称为“木雅贡噶”，藏语意思是“木雅地区的雪山”，藏族古代地理中的“木雅”指现在康定县折多山以西、道孚县以南、雅江县以东、九龙县以北这一片区域，而“贡噶”则是“雪山”之意。

由于贡噶山顶峰和山脚之间超过六千米的巨大落差，当年曾被误认为是是除喜马拉雅山脉珠穆朗玛、道拉吉里等几座山峰外的世界第四高峰，甚至还有人认为它就是世界第一高峰！

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奇怪，尤其在当年大地科学测量技术还没有普及的时代更是如此，而且，这个宣称木雅贡噶为世界第一高峰的人还大名鼎鼎，让人不敢轻易反驳，他就是美国著名探险家约瑟夫.洛克。

（约瑟夫.洛克的照片及签名。）

洛克于1884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这位男仆的儿子是自学成才的典型范例，他年轻时曾做过邮轮服务员、餐馆临时工、拉丁语老师等差异颇大的各种工作，直到1911年才因在植物学研究方面的优异表现，终于被美国夏威夷大学聘为植物学教授。1920年洛克被美国农业部聘为农业考察员并被派往远东，1922年他来到中国西南，先后考察过云南、四川、青海、甘肃等地。

（身穿藏族服饰的约瑟夫.洛克）

洛克是较早知道贡噶山存在的西方人。1928年，他从现在的四川凉山州木里县前往稻城考察“贡噶日松贡布”（即仙乃日、央迈勇和夏诺多吉三座神山），途中宿营时突然看到一座巍峨的雪山屹立东方，他记述道：

“回首东面，天气晴朗，可以清楚地看到200里以外的地方耸立着两条雪山带，有一座巨大的雪峰巍然耸立，刺破青天。我查看了一些地图，试图在地图上那个方向寻找它的标识，但却一无所获。当时，我就决定下一年去考察那些壮观的雪山，揭开它们的秘密，后来证实我当时看到的就是从未有人探险过的木雅贡嘎山。”

显然，洛克心目中的“人”只包括他们西方人自己，而当地藏民早已经在神山下生活不知道多少年了。

（民国时的木雅贡嘎及山下的贡嘎寺，该寺是一座白教嘎玛嘎举派寺院。）

1929年，洛克终于来到了木雅贡嘎山下，开始着手测量贡噶山主峰的高度，但做为一名从未受过大地测量科学训练的新手，他的测量方法和结果都实在令人怀疑，这从他随后发给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电报中可见一斑，其内容为：

“木雅贡嘎山主峰是地球最高峰，海拔30250英尺（按：即高达9220米！），发现和测量者——洛克。”

收到电报后，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当然震惊不已，因为在此之前几十年，英国人已比较精确地测量出珠穆朗玛峰的海拔并得到世人认可，而这些年中人们一直没有发现超过它的高峰。出于谨慎起见，国家地理学会并没有承认洛克的这个“成果”，后来专家们用更准确的方法勘测后得出结论，贡噶山高度的数值应该是24900英尺（即7590米）——比之前洛克的测量结果足足低了1英里还多！

据说从那以后，木雅贡嘎山成了洛克的忌讳，每当人们与他谈及木雅贡嘎时，洛克就立即转换话题。

（约瑟夫.洛克所拍摄的贡嘎山）

也许，做为一名充满激情的人文学者和勇往直前的探险家，严谨精密的自然科学确实不是约瑟夫.洛克的特长，除了采集到大量动植物标本外，他在这方面一直成就寥寥。

贡噶山的雄伟令人难忘。但是，如果是从成都当天赶到折多山上，时间往往已经日暮黄昏，恐怕神山早已隐藏在黑暗里了，而且折多山上经常风雪交加，让人很难看清几公里外的景观。

走下折多山后，现代川藏线上的重要路口新都桥就要到了。

在巴郎山公路开通前，新都桥一直是现代川藏公路南北线的分岔口，向北经塔公草原、八美可到达丹巴或道孚并与川藏北线公路会合，向南可到达风光秀丽的九龙伍须海，继续沿川藏南线公路向西则可到达雅江和理塘，直至进入西藏。

但在清朝时，传统的川藏南北线却并不是在新都桥分开，而是在离康定更近一些的地方，具体就在康定出来以后翻越折多山之前的折多塘，一个因当地的温泉至今仍小有名气的村落。

关于由折多塘南北分开的这两条入藏道路，陈渠珍曾这样这样描述：

“其入藏大道，至巴、里塘、昌都、恩达、硕板多、丹达、拉里、江达，至拉萨，这是川藏大路，逐站人户甚多，是为康藏南路驿传大道。……由折多塘北向，经长坝春、霍尔章谷、甘孜、曾科、岗拖，至昌都，或绕岗拖趋类乌齐，三十九族，至拉里，为北路。道路荒僻，往往一二日无人烟。”

邢肃芝则在《雪域求法记》中写道：

“出关前方第一站叫折多塘，坐落在折多山麓，是出关要道。有居民十多户，并有一个热水塘，距康定城约二十公里，旅客经过都在这里打尖。因为从此向西有两条路可以前往关外：一条是翻山到泰宁、道孚、炉霍、甘孜、德格、邓柯，这是北路，路较平坦，水草丰盛，很少有土匪滋扰。另一条是翻山经雅江、理化、巴塘，到宁静，这是南路，山路崎岖而且有土匪出没。两条路都在折多山项分道，使折多塘成了控制南北两路的咽喉。”

从中可以看出，这两人的说法颇有出入，尤其是关于川藏南北路的环境描述，似乎根本无法匹配。其实仔细研究后不难发现，陈渠珍入藏是1909年，而邢肃芝进藏则是1937年，中间相差近二十年时间，而在这二十年间，川藏的政治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二十年来，川藏南路早已被土匪阻断，他们成帮结伙，啸聚一方，装备着步枪、手枪甚至大炮，终日以抢劫和绑架为业，不仅让理塘、巴塘一线彻底失去了贸易运输作用，而且向南一直殃及到滇藏茶马古道重镇、现在已经改叫“香格里拉县”的中甸，使得整个康巴南部藏区几乎再无宁日。

如此糟糕的局面，应该由谁来负责呢？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川藏南路枢纽理塘附近的木里土司曾对来拜访他的美国探险家约瑟夫.洛克抱怨说，二十年的无法无天是由于赵尔丰废黜了理塘土司造成的，无人管束的当地人成为武装匪徒，最终导致了通过巴塘、理塘和打箭炉的汉藏商贸的中断，任何人要通过理塘这条交通干线，都要自已和藏族匪帮交涉。

这又究竟是怎样的来龙去脉呢？等以后如果机会再说吧。

【恭祝各位河友春节快乐，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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