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商榷】鄂豫皖苏区肃反问题新探 -- 朝三暮四郎

　　四、 白雀园肃反被杀者可能是被捕800人中的小部分，而非2500人

　　肃反被杀人数是关于肃反历史的基本史实，但是鄂豫皖苏区范围很大，肃反先后几次，延续时间很长，完整搞清被杀人数相当困难。比较容易着手的是1931年9-11月红四军白雀园肃反被杀人数，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白雀园’大肃反‘，是鄂豫皖根据地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页。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 据此，许多研究者认为白雀园肃反有2500多人被杀。

　　但是，主管肃反的是政治委员陈昌浩，军长徐向前当时无权过问，陈昌浩才是最直接的见证人。陈昌浩提到整肃人数的主要有三份材料：

　　材料一：1931年13期《红军周刊》有署名“昌浩”日期1931年11月的文章《肃清改组派、第三党、AB团》，其中提到：“我们的胜利，不仅是逮捕了八百个改组派、AB团、第三党的分子，不仅是摧残了反革命的几乎全部干部，不仅是捉了许继慎、周维炯、肖方、姜镜堂这般反革命的首领，而且是根本破坏改组派、AB团、第三党的反革命组织，而且是淘汰了大批反革命的分子--富农（约二千人）”。

　　材料二：《列宁报》63期有署名“陈昌浩”的文章《红四军中反对反革命的伟大胜利》，其中有：“我们的胜利，不仅是逮捕了一千个改组派、AB团、第三党分子，不仅是一般消灭了反革命组织，不仅是擒住了反革命的首领周维炯、许继慎、萧方、姜镜堂，不仅是铲除了一千以上的富农、流氓、地痞”。

　　材料三：1931年11月22日《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中前面提到：“这次共计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后面又说：“我们的胜利，不仅是肃清了一千个改逆、AB团、第三党分子和将近两千个富农”。

　　分析上面三份材料，我们可以看出，三份材料都涉及两个数字，一个是作为反革命组织成员的人数，一个是作为富农等异己分子的人数。陈昌浩有时用准确数字，有时用大概数字。八百人、一千五六百人应该是准确数字，一千、两千这样的大概数字是从准确数字衍生出来的，据此红四军白雀园肃反应该是查出了反革命组织成员约八百人和富农等异己分子一千五六百人。

　　作为富农等异己分子的一千五六百人是否被杀了呢？我认为在此处以往存在对史料的误读，这一千五六百人是被驱逐出红军队伍，回到地方，当时并未被杀。实际上，即使在政策最偏激的时期，也没有仅仅因为是富农就要杀掉的政策，1927年暴动时期有些地方曾经出现过杀地主的阶级灭绝行为，但是短期的、局部的，后来最多不过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1931年10月在中央分局关于红四军的决议中明确提出要“彻底淘汰红军中的富农分子。富农出身的分子，除对政治上特别坚定作战特别勇敢，有长期革命斗争历史的以外，一概洗刷出去。”“被淘汰的分子，一概须交军委会发给各县苏维埃，送回原籍，并通知各红军组织以后不再吸收。” 11月8日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23号通知规定：“对红军淘汰出来的富农分子的好土地，在本政府通知二十二号已说明了，应当收回另给以坏的土地”，“各县苏维埃要严格的防止这些富农分子再混入红军中去”。 12月2日又发出24号通知：“如发现富农、被淘汰的富农和反动嫌疑份子再混入到我们的组织中去时，即唯县苏是问，即应予以革命纪律制裁。” 很显然，红四军中查出的富农分子是被送回原籍了，并未被杀。

　　那么，约八百人作为反革命组织成员是否全部被杀了呢？也不一定。1931年11月鄂豫皖苏区制定了《改组派自首条例》，其中规定：“改组派的首领，除潘皈佛、程新山、丁超等外，其余改组派的群众，一律准其自首，绝对保障其生命的安全，并予以政治上的出路。” 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中笼统说“这次共计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 ，既然富农并未被杀，那么“肃清”并不等于“杀”是很明显的。由此可见，被定为改组派、第三党群众的被捕人员也并未全部被杀，所以红四军白雀园肃反被杀的人数应该少于800人。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关于白雀园肃反是这样说的：“这次的肃反案，被捕者约六百人，军人占三分之一；实际被整肃的有许继盛（慎）等百余人，其中判死刑者约三十人，判处各种刑期的徒刑者约百人。” 张国焘的回忆录是多年之后凭记忆在香港写的，当时并没有多少参考资料，而且他有开脱自己责任的倾向，所以这些数字未必准确。但是，他提到“被捕者约六百人”和实际被捕者八百人相比，误差并不算很大，所以他说法也并非完全没有史料价值，至少这和《改组派自首条例》规定的惩办首领、准许改组派群众自首的政策是相吻合的。根据《改组派自首条例》，并参考重要当事人张国焘的回忆，白雀园肃反被杀者很可能是被捕八百人中的少数，但是要确定具体人数在现有的史料基础上还比较困难，有待于新史料的发现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五、中下层干部在肃反扩大化中起了重要作用

　　肃反的机器一旦开动起来，似乎就总是难免扩大化的结果，这里面中下层干部的作用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这又是常常被忽视的。以往人们往往把肃反归因于高级领导人打击异己，比如鄂豫皖苏区的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对红四军领导人的不满。

　　但是，能够对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的领导构成挑战的无非是几十个军、师、团级的高级干部而已，肃反在基层和地方铺开后，数以千计的人被杀，这显然不是发动肃反的高级领导人希望看到的，而且对抗中央分局的主要人物曾中生当时只是被当成犯错误的同志，在白雀园肃反中并未被杀。实际上，肃反扩大化的一种重要动力是中下级干部，也就是说在中下层也存在着一批小张国焘、小沈泽民、小陈昌浩，他们或者由于个人恩怨，或者由于思想偏狭，或者为了整顿纪律，也很热衷于肃反；还有很多人因为文化和政治素质不足，作风简单粗暴，缺乏最基本的判断力，很容易在狂热中失控滥杀。

　　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之一戴季英就很喜欢搞肃反，当红四方面军突围西进以后，他在新组建的红25军担任74师政委，当时师长是徐海东。在徐海东的《生平自述》中提到：“师政委戴季英亲自下手，把220团的政委、参谋长等49名党团干部捆起来”，“把79团特务连指导员吊起来，拷打逼供不成，又绑在板凳上用刑。那个指导员曾任过皖西北少共道委宣传部长，参加革命只有17岁，聪明活泼，能力很强，他怎么是反革命呢？当政委百般拷打问不出口供时，叫他的警卫员拉出去杀。我急了，忙说：’政委，一点儿口供没有，为什么杀人家？‘他说：’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这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49个人，被杀了，我知道以后，落下泪来”，“越想越难过，一夜没睡，两个眼泡都哭肿了。” 在25军进入陕北苏区后，戴季英又积极参与了针对陕北地方领导人刘志丹等的肃反，直到中央红军到达才被制止。

　　地方干部在肃反中的扩大化倾向常常是因为文化和政治素质不足，作风简单粗暴。鄂豫边特委综合报告谈到：“在破坏改组派方面，开始决定的原则是：解决改组派的活动分子及首领，夺取其群众”，“但在执行上，一般同志因为没有在城市内过惯复杂生活，对农村加入改组派稍有一点能力的，即认为活动分子不敢释放，因此造成过分的屠杀”。 鄂豫边特委还提到，地方党部“同一师的关系不好，关系不好的原因，大概是为反改组派、反富农的问题。当地方党部反富最激烈的时候，大批富农和动摇的群众，往红军中跑，红军说地方党乱杀人”。 1945年徐向前、倪志亮《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也提到：“六安独立团的肃反中，有一次班长以上的干部一律以反革命罪名逮捕了，这一次一下子就捕了二百余人。这说明在地方武装中肃反逮人杀人也是很厉害的”。

　　英山中心县委领导下9个县的党组织在肃反中几乎垮台，大部分干部都被当成“反动分子”，中心县委甚至粗暴地提出整个党组织都要推倒重来，这和夏曦在湘鄂西苏区解散党组织的做法已经很类似了。曹大骏代签的英山中心县委在1932年1月的报告中说：“反动分子充满了各级领导机关”，“如皖西整个特委会剩下方英同志、一二事务人员；少共特委军事委员会几乎完全是的；英山党团中委会只剩下党团书记、党团妇委书记、交通、火夫，其余完全是的；各县如六安、霍山、商城只剩下少数同志，其余全盘是的。英山的苏区八区区委只剩下一个区书（记），非苏区三区书（记）完全皆是。”英山中心县委领导下有英山、罗田、太湖、蕲水、蕲春、宿松、黄梅、广济、潜山九个县，“整个党组织完全被第三党破坏了”，“八个区书记同时是第三党书记，支部书记有半数以上是第三党，甚至整个是第三党的支部”，最后的结论竟然是 “英山领导下之各县，皖西北的各县也是如此，整个的党还要在群众中重新创造。”

　　在黄安县政治保卫局的高压之下，仙居区还曾经爆发过反抗肃反的群众暴动，最后被血腥镇压。“政治保卫局在仙区首先逮捕了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祝凤阶和熊海峰、秦国珍等人；接着又抓走了10余名乡干部，进而捉到村苏一级。新提拔的干部，有的到职不足半月即被杀掉。”这激起了仙居区干部和群众的极大愤怒，“1932年2月20日，县保卫局一行9人携带手枪、绳索到仙区抓人。当他们进入王家冲时，周围各村几百名男女老少手持冲担、锄头、扁担，’呵吙‘喧天跑了出来”，“大家一涌齐山，解除了保卫局人员的武装，并将他们捆绑起来。”虽然在区委书记徐德聪等的劝说下，群众放了保卫局人员、还了枪，但是3月8日黄安县保卫局还是在禹王城召开群众大会，将徐德聪等63人以“改组派”罪名一次性集体处决。

　　中央分局1931年11月24日曾写信给鄂豫边特委，制止乱杀人的行为，信中指出：“你们党内用枪毙来做执行党的纪律的一种方法，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方法。”“在党内有死刑，结果一定要引到消灭自我批评与党内民主，民主集中制要转到成为家长统治与寡头专制。”“一旦以如此严峻的纪律相绳，必然人人自危造成党内恐怖，一旦形成党内恐怖，党的分崩瓦解就不远了。” 从这封信也可以映射出当时地方干部在推动肃反扩大化中所起的作用。

　　六、 余论

　　肃反是中国革命历史中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重建史实已有相当的难度，寻求理解更是难上加难。在敌强我弱的残酷斗争中，革命力量原本不足，而1930年代各个苏区的革命队伍却几乎都发生了大规模自相残杀的惨剧，造成革命力量的严重损伤，这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

　　以往的研究往往把肃反归结为个人的缺点或路线的错误，笔者以为这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历史是丰富的，也是复杂的，任何一个重大事实都往往不是简单因素的结果，而是多种内因与外因交错编织而成。在鄂豫皖苏区肃反的惨烈历史中，我们约略可以看到一支成长于野蛮环境的农民队伍，在错综复杂的内外矛盾中向有纪律的革命军队的艰难痛苦的蜕变。由此我们也可以联想到，1931年初六届四中全会后上台掌权的留苏派，虽然由于他们的经验不足和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很大损失，但是他们在严密党的组织纪律和加强红军的正规化建设上，还是做出了相当的努力，而组织严密的党和军队正是革命得以成功的最重要条件，因此留苏派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作用，很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