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文章大家毛泽东 -- 水草之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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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文章大家毛泽东

这是13年2月28日人民日报的文章,链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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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河规是不能全文转载,所以只能截取文章中的一些内容,全文在上链接中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他离开这个世界将近37年,对他的功过已有评说,但对作为文章家的他还研究不够,这笔财富有待挖掘。毛泽东说,革命夺权靠枪杆子和笔杆子,但他自己却从没拿过枪杆子,笔杆子倒是须臾不离手,毛笔、钢笔、铅笔,笔走龙蛇惊风雨,白纸黑字写春秋。那种风格、那种语言、那种气派,是浸到骨子里,溢于字表、穿透纸背的,只有他才会有。中国是个文章的国度,青史不绝,佳作迭出。向来说文章有汉司马、唐韩柳、宋东坡、清康梁,群峰逶迤,比肩竞秀。毛泽东算一个,是历史群山中一座巍峨的高峰。

思想与气势

毛文的特点首在磅礴凌厉的气势。

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文章之势,是文章之外的功夫,是作者的胸中之气、行事之势。势是不能强造假为的,得有大思想、真见识。古今文章家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纯文人,一是政治家。纯文人之文情胜于理,政治家之文理胜于情。理者,思想也。写文章,说到底是在拼思想。只有政治家才能总结社会规律,借历史交替、风云际会、群雄逐鹿之势,纳雷霆于文字,排山倒海,摧枯拉朽,宣扬自己的政见。毛文属这一类。这种文字不是用笔写出来的,而是作者全身心社会实践的结晶。劳其心,履其险,砺其志,成其业,然后发而为文。文章只是他事业的一部分,如冰山之一角,是虎之须、凤之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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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理与用典

  毛文的第二个特点是知识渊博、用典丰富。

  我国传统的治学方法重在继承,小孩子从入私塾那一天起就背书,先背一车经典,宝贝入库,以后用时再一件一件拿出来。毛泽东青少年时正当五四前后、新旧之交,是受过这种训练的。他自述其学问,从孔夫子、梁启超到拿破仑,什么都读。作为党的领袖,他的使命是从外国借来马克思主义领导中国人民推翻旧中国。要让广大民众和党员干部懂得自己的思想,就需要用中国人熟悉的旧知识和人民的新实践去注解,这就是他常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一种真本事、大本事,需要革命理论、传统知识和革命实践三样皆通,缺一不可。特别需要对中国的典籍烂熟于心,还能结合当前实际翻新改造。在毛泽东的书中,几乎随处可见他恰到好处的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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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与幽默

  毛文的第三个特点是充满辛辣的讽刺和轻松的幽默。

  人一当官就易假,就爱端个架子,这是官场通病。越是大官,架子越大,越不会说话。毛泽东是在党政军都当过一把手的,却仍然嬉笑怒骂,这不容易。当然他的身份让他有权这样,但一些人就是洒脱不起来。权力不等于才华。毛泽东的文章虽然大都是严肃重要的指示、讲话、决定、社论等,又大都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生成的,却并不死板,并不压抑。透过硝烟,我们随处可见文章中对敌辛辣的讽刺和对自己人轻松的幽默。讽刺和幽默都是轻松的表现,是一种举重若轻的动作。我可以用十二分的力打倒你,但我不用,我只用一根银针轻刺你的穴道,你就酸痛难忍,哭笑不得,仆身倒地,这是讽刺;我可以长篇大论地阐述一个问题,但我不用,我只用一个笑话就妙解其理,让你在轻松愉快中茅塞顿开,这是幽默。总之,是四两拨千斤。这是一个领袖对自己的事业、力量和韬略有充分信心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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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与典雅

  毛文的第四个特点是通俗与典雅完美地结合。

  毛泽东是乡间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又是战火中锻炼出来的领袖。他在学生时期就受过严格的古文训练,后来在长期的斗争生涯中,一方面和工农兵在一起,学习他们的语言;一方面又手不释卷,和各种书包括文学书籍,小说、诗词、曲赋、笔记缠裹在一起,须臾不离。他写诗、写词、写赋、作对、写新闻稿和各种报告、电稿。如果抛开他的军事、政治活动不说,他完全够得上一个文人,就像中共的早期领袖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一样。毛泽东与他们的不同是多了与工农更密切的接触。所以,他的文章典雅与通俗共存、朴实与浪漫互见,时常既有乡间农民的口语,又能见到唐诗、宋词里的句子;忽如老者炕头说古、娓娓道来,又如诗人江边行吟、感天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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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五诀”形、事、情、理、典,毛文是典范。不管论文、讲话、电稿等何种文体,他都能随手抓来一个形象,借典说理或借事言情,深入浅出。毛文开创了政论文从未有的生动局面。毛泽东是有大志的人,他永远有追求不完的目标。其中一个目标就是放下身段,当一个行吟诗人,当一个作家。他多次说过要学徐霞客,顺着长江、黄河把祖国大地丈量一遍。他又是一个好斗争的人,他有一句名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其实,除了天、地、人,他的革命生涯中还有一个斗争对象,就是文风。他对群众语言、古典语言是那样热爱,对教条主义的语言、官僚主义的语言是那样憎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把文风与学风、党风并提,讨伐“党八股”,给它列了八大罪状,说它是对五四运动的反动,是不良党风的最后一个“防空洞”。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日报》发表长篇社论,号召正确使用祖国语言,他在改稿时特别加了一句:“我们的同志中,我们的党政军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中,我们的文学家教育家和新闻记者中,有许多是精通语法、会写文章、会写报告的人。这些人既然能够做到这一步,为什么我们大家不能做到呢?当然是能够的。”(《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后来,我们渐渐机关化了,文章中假、大、空的语言多了。他对此极为反感,甚至是愤怒,严厉要求领导干部亲自写文章,不要秘书代劳。他批评那些空洞的官样文字:“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1958年9月2日的一封信)他是一辈子都在与“党八股”的坏文风作斗争的。

  文章是一门独立的艺术。细读毛泽东的文章,特别是他独特的语言风格,足可自立为一门一派。在大力倡导改文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静下心来研究一下他的文章。这至少有两个用处:一是专门搞写作的人可以从中汲取营养,特别是补充一些文章外的功夫,好直起文章的腰杆;二是领导干部可以向他学一点写作,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能增加领导的魅力。须知:打天下要靠笔杆子,治天下更要靠笔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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