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红朝惊魂诡案（1）--又到一年两会时 -- 海峰

红朝惊魂诡案（9）—历史有伪证，证据辨真伪

前一篇“智擒王光美”中，有读者怀疑，幕后黑手也可能是周总理。这篇文章，就是对这个疑点的回复。

中国的左右之分，是一个最奇怪的事情。现在终于明白过来了：

中国的左右，分成伪左伪右；傻左傻右和真左真右。伪左伪右，有共同的主子。受主子指使，伪左负责给傻左领路，抹黑邓小平；伪右负责给傻右领路，抹黑老毛。傻左傻右，互相喷来喷去，傻左天天糟蹋邓小平；傻右天天糟蹋老毛。大家打得不亦乐乎。

于是有君子剑岳不群出面，貌似公平的安抚大家：我们要“非毛非邓”。呵呵，反正老毛小邓代表的GCD，那就是洪洞县里无好人。

傻左看到邓小平被否定了，心里非常高兴；傻右看到老毛被否定了，心里也非常高兴。傻左傻右于是皆大欢喜，和谐社会进入了更高的一层境界。

真左和真右，关注的是历史的真相。真左有自己真相，并且能从历史记录中寻找到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真右也有自己的真相，并且也能从历史记录中寻找到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

真左和真右，都真诚的相信自己对历史的看法是正确的，而觉得对方是一群偏执的疯子。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why)？

因为我们今天，仍然处于红朝的历史中。红朝文革的历史惨剧，对于卞仲耘等人的肆意屠杀，如果真相曝光，相关凶手，必然在红朝没有立足之地。

幕后凶手，为了栽赃陷害，必然要选择性的遗忘；伪造历史，伪造口供；含沙射影，血口喷人。你如果在研究红朝历史的时候，被伪证所误导，必然会被误导，而得出错误的结论。

因此，无论是真左，还是真右，我们在研究红朝历史的时候，不仅要找出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而且要找出对立观点所依赖的证据，相互比对，进行证伪。

历史有伪证。红朝史的研究人员，必须要像律师一样，把读者当作陪审团，不仅要提供支持自己的证据，而且要向陪审团证明，对立观点的所谓证据，是故意的伪证，或者不值得采信的证据。

在卞仲耘死亡及后续的细节上，不同人的回忆，有相互矛盾的地方。有些细节是人的记忆产生的差错，而有些细节，则是故意掩盖真相的伪证。

在卞仲耘之死里，有一个人：吴德，成为解开文革黑幕的一把关键的钥匙。

炎黄春秋多次吹捧吴德，“吴德有德”。炎黄春秋所谓的文革新发现，大量引用吴德的讲话。

那么，吴德的证词，是否值得采信？

在郎钧《伫视王晶垚-宋彬彬对簿历史的公堂》一文中，提到师大女附中学生刘进在1966年8月6日广播内容：

“昨天发生了武斗，是为了杀卞仲耘的威风。因为她有心脏病，高血压，死了。毛主席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大家不要因为发生这件事，就缩手缩脚，不敢干了。这件事，任何人都不许向外面讲，否则就按破坏文化大革命处理。”

根据刘进宋彬彬的说法，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以后，当天晚上，刘进宋彬彬等人，来到北京饭店，他们立即见到了“中共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她们向吴德报告了卞仲耘被打死的事情。据说，吴德告诉她们，人死了就死了，不要外传。

郎钧质疑刘进和宋彬彬证词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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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刘进和宋彬彬将这个“死了就死了！”的版权送给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德同志。为了减弱这句话的非人性度，刘进和宋彬彬对吴德的口气进行了文学的修饰。

　　刘进说：“吴德听完我们的汇报，半天没有说话，后来才慢慢说：……死了就死了。”

　　宋彬彬说：“吴德听了汇报后半天都没有说话，后来才慢慢说的。……人死了就死了”。

　　显然，经过上述口径统一的修饰后，“死了就死了”这句话似乎好像真的变得有那么点儿人情味儿了。

　　“死了就死了！”的发明权现已无法勘定，因为吴德已死，死无对证。红卫兵选择文革后46年后说话的好处也在于此，重要的证人都死光了，吴德死了，王任重也死了，所以可以肆无忌惮地纵情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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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钧在文章中，随后又写到：

卞仲耘是文革中在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中学校长。北京市委和其它主管部门都曾派人到学校调查。作为主管治安的公安部长谢富治对8.5事件肯定一清二楚。但是，吴德、李雪峰和谢富治是否如实上报中共最高层毛泽东本人？

　1966年8月5日——卞仲耘死亡之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在举行。大约在8月6日左右，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向毛泽东通报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及其夫人李敬仪夫妇8月3日被斗死的情况。江渭清的这个通报的直接结果就是在8月8日通过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上写明“要文斗，不要武斗”。《江渭清回忆录》中对此情节有详细的描述。

　　而吴德回忆录和李雪峰有关回忆文章中对师大女附中的8.5事件均无记载。其它文革资料也无卞仲耘之死被上报的记录。说明当年吴德、李雪峰和谢富治可能根本没有将卞仲耘的死亡报告上报毛泽东。因为，当年如果上报过卞仲耘死亡的情况，无论结果如何都是一件值得在回忆录中书写的事情，如同江渭清及其自传。在文革中，向毛泽东隐瞒红卫兵暴力案件不是没有发生过，陈伯达就将《解放军报》记者反应红卫兵施暴情况的报告压了下来，理由是“太阴暗，不能送”。

　　《十六条》中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规定形同虚设，对红卫兵根本没有约束力。如果李雪峰（北京市委）、谢富治（公安部）能够像江渭清一样，向毛泽东呈报北京市已经出现打死人的情况，或许会导致在《十六条》中出现比“要文斗、不要武斗”更加严厉的措辞，对即将出现的红八月杀人潮起到一些遏制作用。

从吴德回忆录中透露，毛泽东在红八月的23日抱怨北京乱得不厉害，太文明了。林彪为“乱”的程度定下了一个上限，即不要打死人。毛泽东和林彪的话表明，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8月17日北京第101中学陈葆昆老师被打死、8月19日外国语学校张辅仁张福臻老师被打死、8月22日女三中校长沙坪、八中校长华锦被打死等信息或许根本没有被报告到毛泽东和林彪那里，所以毛认定北京太文明了，林认为“打死人”可以成为一个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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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芳的卞仲耘之死里，也提到了吴德对1966年8月的回忆：

在九十年代党史工作者对吴德进行口述采访时，他没有提到卞仲耘的死，不过他说1966年夏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他记不清了。

据吴德讲，66年8月底时连谢富治也对暴力的规模担心起来，想以北京市公安局的名义发一个布告制止暴力。但当布告的拟稿拿给毛看时，毛批评了谢，要他不要像救火队员那样去镇压群众运动。吴德说，因此“没有人敢对动乱的形势加以干预。”

http://www.edubridge.com/letter/baifang.htm

(马勒隔壁，链接的内容又消失了。不过，白芳的《卞仲耘之死》，在网上应该还可以搜索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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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德关于谢富治的这段话，可信度有多少？

我们先看一下谢富治是什么样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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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事件

https://zh.wikipedia.org/zh-cn/%E5%A4%A7%E5%85%B4%E4%BA%8B%E4%BB%B6

背景

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发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同年8月，以高干子弟为骨干的北京市部分中学红卫兵在北京市进行大规模抄家、殴打、屠杀活动，1966年8月下旬在北京市各城区造成上千人死亡，酿成了所谓“红八月”。[1]

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的讲话。此后，自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人民公社共48个生产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家庭被杀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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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德讲，66年8月底时连谢富治也对暴力的规模担心起来。

有证据证明，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的讲话。此后，自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人民公社共48个生产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家庭被杀绝。

作为陪审团的读者，你们相信吴德的话吗？

再看一下谢富治的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90870.htm

文革期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谢富治卖身投靠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同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7年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1969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71年，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此外，他还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成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央军委委员等职。

在“文化大革命”中，谢富治追随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迫害老干部，镇压革命群众，参与一系列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谢富治

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带头诽谤邓小平；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又追随林彪、江青，诬陷国家主席刘少奇。1967年2月，谢富治和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等勾结在一起，制造了所谓“二月逆流”事件，企图打倒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军委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8月，他提出要把公安机关“彻底打碎”，煽动“砸烂公、检、法”。

1968年，谢富治参与炮制《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将刘少奇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将他迫害致死。他利用公安部部长的职权，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随意抓人、捕人，大搞逼供信。

1972年3月26日，谢富治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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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百科本身就是一个洗脑的工具。漏掉了谢富治在大兴屠杀中的罪责。称谢富治卖身投靠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实在是污蔑。

不过有一点还是可以看到的：

谢富治一直是刘少奇邓小平的政治对手。

再看吴德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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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ranslation.sensagent.com/%E5%90%B4%E5%BE%B7/zh-zh/

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毛泽东认为北京市市委不配合其发动文革，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将北京市和北京军区的主要领导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6月4日，吴德被任命为北京市委第二书记。

7月23日，毛泽东批评北京市委压制学生运动，要求北京市立即撤回派驻各高校的工作组。7月29日，北京市委根据中央指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宣布北京各大高校停课闹革命。此后，北京市委各主要领导均被各造反派组织轮流揪斗，陷入瘫痪。在此期间，吴德与李雪峰失去联系，开始单独向中央汇报北京市委工作。之后，吴德被任命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70年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以批判陈伯达为名着手对付林彪，吴德在此时表态：“这次路线斗争不同于刘少奇那一次，这次是军队方面的，而且，如果处理不及时、不得力可能在人民军队内部产生离心力，所以，必须主席亲自出面，相信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统一号召之下，很多人是会觉悟的。”这个表态深得毛泽东之心。1971年林彪发动政变未遂，在出逃途中坠机死于蒙古国温都尔汗，处理林彪事件时，吴德处事镇静，毛泽东说：“吴德有德。”在事发后，毛泽东称赞吴德“一鸣惊人”。从此，吴德开始步入中央领导行列。

在1973年召开的十大上，吴德进入中央政治局，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會主任。1973年，吴德参加批林批孔运动，作为“中央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小组”的成员，他多次向周恩来发难。在这次运动中，吴德同李先念发生矛盾，江青认为他混淆了运动的方向，批评了他。自此之后，吴德同四人帮逐渐产生分歧，与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等人成为了周恩来和四人帮之外的第三股势力。

1975年，吴德参与发动了针对邓小平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毛泽东在这次运动中，确立华国锋为其接班人。吴德等人即迅速投靠华国锋，成为其主要支持者之一。

於1976年四五天安門事件時，吴德主张严厉镇压，因此在北京市民中口碑极坏，被讽刺为「无德」。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与叶剑英等联手拘捕了四人帮，吴德积极参与了全程。

1982年，根据胡耀邦等人的提议，鉴于吳德在抓捕四人帮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吳德被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995年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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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一篇洗脑文。吴德自称毛泽东说：“吴德有德。”，可惜没有任何旁证。

1973年，吴德参加批林批孔运动，作为“中央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小组”的成员，他多次向周恩来发难。

1975年，吴德参与发动了针对邓小平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与叶剑英等联手拘捕了四人帮，吴德积极参与了全程

从这个短短的介绍，可以看到，吴德一直是周总理、邓小平的对手。

1966年5月16日文革开始后，南霸天干掉原北京市委，用吴德、李雪峰把持北京市委；南霸天干掉原北京市公安局，抓了8个正副局长，安排谢富治把持北京市公安局。

有多少人知道，是谢富治喊出的砸烂公检法，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人是南霸天的党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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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签署了遇罗克的处决令 ——为遇罗克遇难四十周年而作 2010-4-7 作者：王锐

在此文中，王锐论证了吴德是遇罗克的处决令的签署人。

还是这个吴德，吴德回忆抓“五一六”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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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5688138/2713/51/34/9_1.html

吴德回忆他自己主持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经历（书摘和评论）

首发工农之声网站（http://gnzs.cn）

老田按： 文革期间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在全国造反派中间抓出反革命分子一千多万人，这是文革期间最大的冤案，受残害的无辜者数量惊人，占文革期间冤案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由于吴德等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仍然把持中央专案组，胡耀邦等人在甄别冤案时对此也不闻不问。今天国史党史研究中间，对五一六冤案问题还设置禁区，很多关键问题仍然是云遮雾障。

胡耀邦等人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对文革期间受审查干部的案件，基本上无论对错都予以平反了，但对于涉及大量群众受残害 的五一六冤案，即便是掌握了大量专案材料，且明知是重大冤案，却不闻不问。更为奇特的是，武汉文革期间制造的五一六冤案涉及到六十多万人，胡耀邦单单为宋洛一个人作了平反处理（有人说这是因为宋洛有一个亲戚在中组部工作，跟胡耀邦讲得上话），胡耀邦甚至让中组部违反组织原则单独下文件为宋平反（宋洛本不是 中组部管理的干部），而对于武汉存在的数十万件五一六冤案，则听之任之。中央五一六专案小组的组长，六八年是陈伯达担任，七○年陈倒台之后由吴德接任。五 一六冤案的扩大化，正是从七○年“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升级和全面铺开的，吴德还说他借着周总理“批极左”的指示，也作了很多的努力。

前北京市高官吴德曾经是最核心圈子的决策人之一，他还借周总理之口说这些不清理就“稳定不了、工作不了”，

按照吴德的说法是定性扩大，反总理固然 “好像”是五一六，揪军内一小撮也是五一六，把矛头指向新生革委会的也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

吴德轻飘飘把清查五一六的责任转嫁到毛泽东身上去了，他说清查五一六不仅有毛泽东的批示，而是还是江青和谢富治开了动员会的结果，似乎吴德先生多么真诚地执行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指示似的。根据吴德的回忆，周总理在落实毛泽东批示的时候，非常明确，就是针对外国语学院的情况提出三条具体意见。但吴德不是这样，毛泽东的批示本来是针对外国语学院、北师大等几个具体单位的，吴德先生接过这一“指示”之后，就进行广泛延伸，无限扩大，来落实自己的意愿，实现他的三大目标；等到毛泽东进行批评的时候，吴德先生又极端精明地大事化小了，甚至以“抓也抓不到”为依据，以没有事实为依据，拒绝制订具体的政策进行甄别落实，甚至连向上级写报告都免了。按照吴德自己的说法，他本人不是决策抓五一六分子的人，但是这个执行者是多么高明，真值得一切政客和阴谋家学习，以便提高“阳奉阴违”水平。对照一下周总理的执行方法与吴德先生执行方法的不同，可以看到吴德先生的高明和创意。

二○○七年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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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吴德，一边迫害周总理，一边还轻飘飘的说，他制造五一六事件冤案，是受周总理指示。

炎黄春秋吹捧吴德“吴德有德”，接吴德的口，编造了很多文革的新发现。从上面所提供的种种证据，你如果相信吴德的话，毛泽东就会是一个嗜血的侩子手；周总理是一个制造五一六冤案的阴谋家。

吴德的种种伪证，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吴德是阴谋小团体中的一员。为了掩盖这个阴谋小团体的罪恶，吴德在历史问题上撒谎、伪证。也正因为如此，吴德成为解开文革黑手集团的一把关键性的钥匙。

今天，为什么不厌其烦的写吴德，因为在前一篇“智擒王光美”中，有读者怀疑，幕后黑手也可能是周总理。

我之前也看到过这个说法，因此做了一番考证。

就目前我所见，智擒王光美，最初的谣言说幕后指使人是江青。但是这个谣言，破绽太多，圆不了了。

后来，炎黄春秋借吴德的口，说周总理是清华红卫兵的蒯大富的后台。

然后有一批有狼心有狗肺，就是没有良心的历史学家，根据炎黄所提供的吴德的口供，大肆宣传，清华红卫兵抓了王光美，周总理是蒯大富的后台，所以有狼心的历史学家，考证出原来周总理才是智擒王光美的幕后黑手。

这就是我不厌其烦提到重庆劳教村官的事情。重庆劳教委劳教了村官，重庆公安局是重庆劳教委的主管单位，所以南方系考证出：王立军劳教了村官。

对于薄熙来的栽赃，跟杀害卞之后的栽赃，凶手的犯罪手法也都是一样的。

文革史是一场案件的审理。这场审判，有人证物证。证人证言，有可能是目击者，也有可能是犯罪团伙的伪证。我希望能作为律师，指出犯罪团伙的用于伪证的口供。读者是陪审团，证据可以反复核实。真伪自在人心。

历史的真相都在档案之中。推理和旁证，毕竟都是软证据，不能等同于正式档案的硬证据。只要犯罪凶手，还有能力继续操作历史档案，掩盖真相，用谎言给民众洗脑，一旦红朝覆灭，犯罪凶手破坏掉国家档案，无论是毛泽东，邓小平，还是周恩来，从此都将以嗜血暴君、杀人凶手的形象，永远留存于历史之上。

我们普通民众，与其争民主，不如争取真相，争取突破洗脑的控制，这才是我们要走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