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正德五年：明武宗的失败之年。 -- 天煞穆珏

首先，我想先澄清一下“石”这个单位。事实上，“石”在古代是有二个意思的。一个是重量单位；一个是容量单位。所以在我们阅读古代文献的时候，就要注意看一下上下文，看看说的是重量单位，还是容量单位。

在我找到的关于明朝的一些涉及粮食方面的资料中，全部是容积单位。所以下文提到的“石”是一个容积单位。我在网上找了一下，米的比重大约是1升为1.25；明时的1石约等于107.4升，我折算一石大约为134.25斤。

我个人以为要想考察文官的俸禄是不是够花，是一个很动态的过程。这很好理解，如果我拿60年代的大学生一月工资50元来说现在大学生一个月拿2000还说不够花是矫情，大约会被板砖砸死。而且一样的工资，2000元在东北，西北，华中，华东，华南地区都有不同的生活品质，这种区域上的差异也是一直都存在，而且是不能予以忽视的一个影响俸禄是否够花的一个重大的因素。

以下来自于：《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黄仁宇，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4月第5次印刷

由此可以看出，这些折支对于文官的俸禄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个人以为可以这样说，朱元璋所规定的俸禄标准，并没有得到真实的贯彻。所以我以为不能用名义上的俸禄去考虑明代文官的生活。

以下来自于：《中国俸禄史》，黄惠贤，陈锋主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以下来源于：《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黄仁宇，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4月第5次印刷

由以上可以看出，到了万历年间，文官的俸禄中的很大一部分变成了折钞。而钞的价值则是一路下滑，几乎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所以我个人认为，到万历时，明朝文官的实际俸禄与名义上的俸禄相比有一个很大的鸿沟。这是一次事实上的减薪。特别是，“万历《明会典》载俸钞折色定例”，这种对俸禄折色的固定也是一种“好事”，因为在那之前，折色之混乱，甚至连这样的俸禄也拿不到。

以我个人理解，一个王朝，物价很难在二、三百年的漫长时间里，一直维持着开国时的水平，总是一个上升的趋势，一般的王朝都是在中期或是末期的时候，哪怕是象征性的加一点薪水，而如明朝这样进行减薪的，实属罕见。

下面，我想分析一下明末时期，大致的生活费用。以下来源于《沈氏农书》，大约成书于崇祯年间，可以认为体现了万历到崇祯时代的浙江归安（今浙江吴兴县）的生活：

我看这本书，个人觉得很有意思。看来，在明朝时，一个长工的生活标准是可以说几乎“合同”化的。这样的一个成人，要12两银一年，除去他的工银3两，即要9两一年，妇人减半，4.5两一年，小孩子比妇人再减半，一家有二个小孩子4.5两，这样就有18两一年。如果再加上父母的费用，算8两，就已经26两。如果还要再存钱做为给小孩子的娶嫁之用，差不多要加个8两左右。如果再加上2两做为亲眷之间的往来，那么差不多有36两一年。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很粗糙的想法，有什么不合理的，请大家多多指正。而经过减薪之后，一个正七品俸禄差不多40两左右，那么只能维持一个非常危险的平衡。

但是这是一个生活在鱼米之乡的七品官。如果是在京城的话，他的俸禄还要去买粮。那个粮价的变化，如果遇到荒年，不知道他的工资还能不能果腹。这并不是我危言耸听，在万历四十八年九月，辽东经略能廷弼《钦赏犒军户部抵饷疏》报告该地的情况说：“米粮踊贵异常。薥米每斗值二钱二分，粟米、黄豆每斗值二钱五分，稻米每斗值七钱，青草碗口大一束值一分，每五六束不得马一饱，且无处可买。”当时“月饷每日军五分，马三分”，但军人以白银1钱2分在饭铺食面，或用银5分买薥饭，皆不得一饱。而到了崇祯元年，则达到了“石米四两，其一石尚不及山东四斗”的情况。\r

当然，上述辽东是极端的例子，但是无论如何，在明朝时，粮价是根据收成、地区而变动的应无可疑。明朝的历年折色，都是针对京官的，对于外官则折色极少。大概是因为，粮食的征收由他们完成，很难做到，在征收时不把自己应得的俸禄留下。而京官则没有这样的好运了。他们的俸禄来自太仓。

以下资料来源于：《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黄仁宇，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4月第5次印刷

平均每一位在京文官每年能领银10两左右，这种收入水平已经无法赶上浙江的长工。甚至可以想见的是，有人连十两银也拿不到。这样的俸禄如果还不算薄，那我也无话可说。所以如黄仁宇先生所提到的，那些京官的生活不得不依靠那些外地官员的馈送。也就是说，虽然外官可以足支，但是他还是要把自己的部分俸禄分润给那些在京城里，对他的升迁有影响的官员。于是贪污的链条形成。这些银子最终还是要落到民众们的身上。

以下资料来源于：《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黄仁宇，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4月第5次印刷

至于您提到的那些退休待遇，我查到的内容是这样的，以下内容来自于：《中国俸禄史》，黄惠贤，陈锋主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可见，只有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得到一些岁米，而这些岁米也都是象征意义上的，大约可能维持致仕官员个人的口粮吧，还谈不到可以照顾家人。大部分退休的官员并没有退休之后的生活保证。您所罗列出的那些，属于特别的赏赐，唯其特殊所以才会被特意列出。我个人以为，在这个问题上您有点以偏概全了。

我个人以为，中国科举取士的时代，一个当官的父亲并不能保证他的子孙后代都能当官。因为科举考试，每三年一次，每一次只取三百多人为进士，无论您如何操作，这都是一个无比残酷的厮杀，所谓的万里挑一。所以这个制度多多少少还是保证了阶层的流动，甚至可以想像，在这样的厮杀中脱颖而出的贫寒子弟，绝对是天才中的天才。我个人以为，在扩招前的中国，一个当官的父亲也无法保证他的孩子当官，因为机关的“大学生”就足以把一大批人挡在门外。我从小生活在大学里，我知道，80年代的大学有多么难考，我周围的哥哥姐姐有考了四年才上大学的。只有在扩招之后，大学考试失去了他的门槛，现在不能上大学的才是百里挑一，那些当官的父亲、母亲们才可以运作自己的孩子去当官～～幸好还有独生子女政策，阿门。

前些日子看了严耕望先生的《治史三书》，里面有一段让我很有感慨，特别放在下面。

……研究一个问题，在最初期刚着手的时候，白己可能毫无意见；但到某一阶段，甚至刚刚开始不久，自己心中往住抱有一个想法，认为事实真相该是如何。此时以后，自不免特别留意与自己意见相契合的证据，也就是能支持自己意见的证据；但切要记着，同时更须注意与自己意见相反的证据。这点极其重要，不能忽略。换言之，要注意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各方面的史料，不能只留意有利于自己意见的史料，更不能任意的抽出几条有利于自己意见的史料。有些问题，史料很丰富，若只留意有利于自己意见的史料，那么几乎任何问题都可以照自己意见的方向去证明，这可说是抽样作证。

……我想任何人部不免有错误，更不免因为先有定见而发生偏差。但一旦看到反面的材料，就当自己推翻自己的看法，在所不惜。我写《 唐代交通图考》 诸篇，辩论之处极多，往往自己推翻自己的看法与结论，有时在起稿前有个看法，初稿完成又是一个看法，二稿三稿又往往推翻前面的结论，直到我所能见到的史料都能作合理的解释而后已。

……不但要随时勇于修正自已的意见与结论，对于别人反面的意见尤要能容忍，若人家证据确凿，优于自已的证据，更当决然放弃自己的意见，公开接受人家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