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勃艮第的克吕尼是一个只有四千余户居民的法国偏远小镇，但是这里却拥有着与其自身规模不相称的大量精美石质中世纪建筑。一道气派的围墙围绕着小镇，墙边上遍布塔楼，还有三座尖顶教堂。但是这里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缺失感。想要搞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人们必须去看看村镇中心最为高耸的教堂塔楼。在这座塔楼之下是一栋相当古怪的罗马风格穹顶大厅，从外面看气势雄伟，四面墙壁朝天拔升，乍一看难免觉得墙壁高度与地面面积有些不成比例。走进这座中世纪的太空电梯时，人们应当意识到它原本是规模远比其更大的建筑的一部分。从十一世纪到十六世纪之间，这里矗立过一座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教堂，现在我们看到的部分就是教堂的耳堂（transept）。这座悠久辉煌的教堂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沦为了一切革命者厌憎之物的象征。1790年暴民们将教堂内的陈设抢夺一空之后，空留一副躯壳的教堂被卖给了一位建筑商。此人花了三十年时间将教堂主体拆成了平地，只剩下了眼前这座高耸而悲哀的建筑残存于世。拿破仑称帝之后将这里改建成了种马场。在这些凄惨年月之前，这座恢宏壮丽的教堂一直在彰显着创造了这座教堂的修道院的重要地位。

起初，克吕尼修道院并不特别。修道院修建于909-910年，西方修道生活的恒久革新诉求恰恰在此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是这座修道院的特质与加洛林催生的修道院没有多少区别。主教与贵族们依然认为抗击修道生活中自满情绪与腐败作风的最佳方式就是投入大量土地与财富资源来修建更加华丽的本笃修会。同一时期的英格兰也爆发了与此相对的活动，活动背后的支持者是一个正在扩张的王朝。英格兰曾经将传教活动引入北欧，因此现在人们或许会认为英格兰将会再次引领欧洲修道生活改革。此时的英格兰人人已经不甚稳固地统一在了一位国王手下。从虔诚且精力充沛的阿尔弗雷德大帝开始，威塞克斯的历任国王们就一直在竭尽所能地抗击维京与丹麦军队的入侵与占领，借以创建他们自己的加洛林王朝，此时真正的加洛林王朝却陷入了内耗与失败当中。就像奥古斯丁传教团与彼得著作所预期的那样，阿尔弗雷德大帝的继位者埃塞尔斯坦（924-939年在位）与埃德加（959-975年在位）最终统一了英格兰的所有王国。英格兰的统一激起了自豪情绪的爆发，将其称之为民族主义恐怕也不为过。这股情绪对于英格兰教会也起到了打马扬鞭的激励效果。

英格兰的修道改革出自一小群伟大改革家之手，当初这些人在埃德加国王时期都曾受封为主教或者大主教。埃塞尔斯坦国王手下有一位廷臣名叫艾道活，此人后来成为了修士，并于963年在埃德加国王的皇城温彻斯特担任了主教。此人既是学者又是活力四射的教师，他激励了众多衰败的修道院接受本笃圣规作为生活规范，还将拉丁语的《修院圣规》翻译成了古英语。他对于英格兰教会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这股影响使得英格兰教会具有了一个在欧洲其他地区都见不到的特色，在1066年的诺曼征服之后这一特色甚至还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英格兰教会创建了兼有修道院功能的大教堂，这项特色一直保留到十六世纪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为止，这些机构里管事的是院长与修士，而非座堂牧师与教士。当时的首都温彻斯特就遵循了这种做法，伍斯特与坎特伯雷也是如此，尽管约克“事工区”的教堂人员从来没有接受修道生活。

埃塞尔斯坦国王还在格拉斯顿伯里的时候，当地修道院院长名叫邓斯坦。自959年起他成为了坎特伯雷大主教。此人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他曾经在973年的巴斯为埃塞尔斯坦主持过一场半皇帝化的加冕仪式。同时他还狂热地支持埃塞尔斯坦推行本笃圣规的计划并且在王国境内四处宣传（此外他还办过一件既吸引人又令人意外的事情：他曾经亲自注释过一篇出自拉丁语诗人奥维德之手的露骨艳诗，诗稿至今依旧保存在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丹麦人出身的修士伍斯特的奥斯瓦尔德，此人同样热衷于在伍斯特到拉姆西之间的英格兰中部推动修道生活的建立与重建；971年埃德加将他提拔成了约克大主教。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学者不仅注重拉丁语写作，同时也不放松英语写作。他们充满骄傲地发展起来了一套口语文学传统。培育这一传统的基础也极为不同寻常，居然是一位国王的作品，这位国王就是阿尔弗雷德大帝。假如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主导基督教变革的龙头不是克吕尼而是英格兰，这种对于口语的强调很可能改变北欧地区基督教的模式。

克吕尼的光辉岁月比英格兰的复兴还要晚一些。此时克吕尼修道院已经羽翼丰满，任何单独一位世俗君主或者贵族都无法向其提供庇护了，它的影响力也不再局限于单独一个王国之内了。修道院的创建者是阿基坦的纪尧姆公爵，他向修道院赠送了大量财富，但同时却很不寻常地并没有提出多少要求。为了回馈此等慷慨之举，修道院后来感激地赠与了他“虔诚者”的头衔。在修道院建成后一个世纪期间，一连串特别精明能干的院长不断加强了修道院经营运作方面的自由。他们主要得到了两方面的提示：一方面纪尧姆公爵的修道院建成文书当中有一项条款专门将其置于了教皇的特别保护之下，另一方面历史远远更为悠久的弗罗莱修道院也为他们做出了榜样，这座修道院在很早以前就以非凡而不懈的干劲率先与罗马建立了特殊关系。994至1049年间克吕尼修道院的院长名叫欧帝乐。1024年，他也效仿弗罗莱修道院的先例，获得了直接与教皇交涉的特权；此外他还启动了修道院大规模重建以及扩建计划。到了十一世纪末，这座恢弘教堂的最终版本终于问世了。*2*

人们永远不应当低估建筑对于基督教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目前这个改革时代。此时出现了大量教堂兴建项目，原因恰恰就在于重建教堂建筑被人们视为教会体制与信仰革新的神圣象征。每一座新建教堂都是一场以石块为形体的改革。克吕尼修道院的一位史官记录道，随着基督教世界平安度过了公元1000年这个分水岭，整个基督教世界为自己披上了一件“教堂织就的纯白披风”。当时有人认为世界末日将会在1000年到来（克吕尼对于千禧年很是大惊小怪了一通，至于其他修道院有没有跟风就不得而知了）。*3* 克吕尼教堂的崇拜活动也在建筑工人的手脚架当中得到了气派非凡的革新。身兼修士的教士们举办了一轮全无间断的弥撒与法事。不过这些活动尽管的确相当精彩，但是只能算是热场节目。真正的压轴大戏是一场大弥撒，其宏大规模与肃穆气氛在当时可谓无与伦比。这份敬献给上帝的重量级供物令整个西欧为之惊叹，并且纷纷通过打造各自版本的克吕尼修道院急赶慢赶地加以效仿。而克吕尼修道院的院长们则将这股热情引向了新的方向。他们并没有简单地为每一座新建的传统本笃式独立修道院送上自己的祝福，而是要求每一座此类修道院都要成为一个全新国际组织的组成部分，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将会领导该组织，其他各家修道院都是克吕尼修道院的附属或者说“小修道院”（priory）。他们将会组成一个克吕尼“教团”（Order）——这也是第一个使用该头衔的修道组织。在这个组织当中，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将会定期巡视各个小修道院，而各个小修道院的院长们也要定期到总部碰头。

除此之外，克吕尼修道院的院长们还为他们迅速扩张的属灵帝国找到了一个特别且适宜的国际性目的。对于一座规模如此之大的修道院来说，院长们采取了一项很少见也很令人讶异的做法：他们并没有将自己的教堂当做任何著名圣徒的崇拜中心，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公教会基督教世界的西南边境。在西班牙西北部的大西洋沿岸有一座名叫孔波斯特拉的城市。从九世纪开始，孔波斯特拉大教堂宣称自己在圣地亚哥保存着十二使徒之一雅各的遗体。这样一来整个欧洲的虔诚信徒们都踏上了漫长而艰苦的朝圣之旅，向着这个偏远的伊比利亚城市进发。于是位于勃艮第附近，享有八方通衢之便的克吕尼抓住机会开始在欧洲各地的道路上组织人流。克吕尼修道院的下属小修道院成为了接济朝圣者的中转站。十一世纪的欧洲出现了朝圣之旅的大繁荣，孔波斯特拉朝圣仅仅是这个大规模行业的领头羊而已。这一时期规模最大的现存教堂当中，绝大多数都是作为朝圣之旅的中转站或者目的地而修建的。它们的营造制式也很有克吕尼的风格。比方说圣埃塞德丽达的伊利大教堂，抹大拉的玛利亚的韦兹莱修院教堂，临近孔波斯特拉朝圣路线的图卢兹的圣赛宁教堂，或者孔波斯特拉大教堂，走进这些教堂的正门也就相当于参观了如今已然不复存在的克吕尼大教堂。本堂（nave）是一条漫长的通路，上覆穹顶，如同洞窟一般。这条路引领者朝圣者们走向最远端的圣餐台，圣餐台四周是一圈回廊（ambulatory），围着整座教堂转了一圈。此类教堂的入口顶部一般都有浮雕装饰，题材要么是基督显圣，要么是圣父上帝审判所有造物。这是对于任何朝圣旅程最终目标的强有力提醒：最终的目的地是遥远的天堂。这些浮雕算得上是中世纪造像艺术最伟大最动人的样本。

朝圣活动的扩张仅仅是表面现象，背后则是克吕尼修道院所体现的教会与社会深远变化。十一世纪发生了一场改革，但是与今天人们更加熟悉的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不同，这场改革并不是自下而上的叛乱，而是自上而下的号令，产生了基督教历史上最宏伟的单一政府结构。无论我们对这一成果认同与否，事件本身都很能担当得起改革之名，正如日后马丁.路德与约翰.加尔文发动的运动一样。如果我们也像后来的新教徒那样将这件事看做自私教士的蓄意阴谋，难免有失公允。在这个西方教会所照管的社会当中，权力与财富的本质正在发生变化，而教会则以创造性的方式作出了反应。在中世纪早期，聚敛财富的主要方式是战争，因为战争能带来战利品与奴隶。正如前文所见，直到加洛林时期，国王们还要依靠赏赐手下军阀来维持统治。到了十一世纪，这套体系已经走到了尽头。此前一个世纪，统御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加洛林中央权力分崩离析，标志了形势的变化。无论这起事件在短期内造成了怎样的混乱，最终都导致了西方社会新秩序的建立。此外，在九世纪与十世纪期间，来自北方与东方的非基督教民族的入侵一直是社会动荡的根源。现在入侵活动的逐渐结束也促进了新秩序。

但是尽管如此，大多数人在面对新体制时恐怕都不会感到如释重负。新体制的特点是全新形式的剥削。寻找着财富新来源的贵族们意识到自己的领土将会比从前更加稳定，于是就开始通过提升农作产量从自己控制的土地当中榨取利益。他们的一部分进取心指向了可耕地的扩张——排干沼泽，砍倒森林——但是在新旧农作集体当中，贵族对于土地以及农民的控制都越发牢固了。从十世纪开始，欧洲许多地区都出现了有目的的新村镇定居点网络，其中新近聚集起来的居民必须遵守比从前更多的法律法规。相当一部分农村人口沦为了农奴，农民变成了地主的私产，不得不从事刚刚兴起的密集化农业生产。*4*

经济生产力由此得到了显著提升。粮食供应得到了改善，财富也比以前更多了。盈余财富以及转移财富所需要的便捷兑换手段使得货币在经济体系当中获得了与之前几百年相比更加重要的地位。新一轮社会繁荣很自然地促进了贸易，基督教欧洲边缘地区民众的统治者们也在这张贸易之网里越陷越深。通过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平行式发展，他们意识到了接纳邻居的信仰能够带来怎样的好处。*5* 在东方，波兰人、匈牙利人以及捷克人都开始臣服于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尽管他们的君主还要花一点时间在东西方基督教之间做出选择。在1000年左右基督教开始重新向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推进。首先是丹麦国王蓝牙哈罗德在奥斯曼帝国皇帝的压力之下与960年左右号令全国皈依了基督教，接下来基督教又在今天的挪威瑞典等地乃至更加遥远的冰岛得到了较为渐进的扩张。与此同时，德国的基督教贵族们开始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东北部巴尔干地区的非基督教土地。就像欧洲大陆另一端的拉丁语基督教西班牙一样，这些德国贵族们也发动了自己的失地征讨战争。

农业生产的转型也改变了西方教会事工活动的性质，促使教会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地位低下且相对较穷的群体的需求与义务。中世纪早期教会的骨干组成是君主与贵族组成的精英团体，他们为本笃修会提供资金支持，并且一般而言得以掌管教会事务。或许是对新近涌现的定居模式做出的回应，每一个新兴村镇都要建一座教堂，教会通过一张密集的网络将教牧工作在整个欧洲推广开来，这张网络的基本单位名叫parochiae，也就是教区（parish）。教区的面积不会太大，一名教区牧师花一两个小时就能在其中步行走一圈。我小时候生活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萨福克教区。此地小的很，想要做到这一点也很容易。我父亲继承了一系列当地教区牧师的衣钵，这条传承谱系向上至少能追溯到这场十一世纪的教会生活革命。从十一世纪到二十世纪，在基督教历史至今为止的后半部分当中，教区一直都是大部分基督徒体验信仰生活的基本单元。直到今天情况才有所不同

随着教区的成型，人们意识到神职人员与世俗地主一样也可以获取新的财富来源。覆盖广大农村地区的教区体系使得教会有机会向欧洲新兴的农作来源征税。教会要求教区内的农民按照圣经要求上缴收成的十分之一，这就是什一税（tithe）。什一税的纳税人主要是普通信徒而不是贵族精英，这也成了教会进一步推广教牧工作的动机。这一举动造成了诸多后果，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点就是教会对于罪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就像在古时候教会从未挑战过奴隶制一样，此时的教会也不会认为将一大部分人口沦为农奴是值得应当谴责的行为。这也不奇怪，因为克吕尼这样的大型修道院往往会率先垂范地在自己的佃农头上推行农奴制度。但是教士们同样也更加警觉地意识到了财富产生罪孽的可能性，并且试图保护民众免受伤害。在十二世纪期间，贪婪以及放贷生息成为了教会人员道德说教的主题之一，他们将其与另一项最基本的人类罪孽相提并论，也就是骄傲。*6* 随着罪孽的增生，赎罪的方法也是层出不穷。伟大的中世纪社会史学家理查德.萨兹恩认为，教士在教区体系当中教牧工作范围的扩张导致了西方教会救恩神学与往生神学的深刻变化。

萨兹恩论点的本质如下：在本笃时代早期，救恩系统专门为教士与富人服务。富人有足够的财力来资助修士为他们祈祷并承受赎罪所必须的惩罚性苦行，借此逃脱地狱的煎熬。随着教区与什一税体系的发展，旧的做法也不管用了。大量身负罪孽的贫民无力承担此类支出，因此必须另辟蹊径来应对他们的希望与恐惧。于是一个最初由亚历山德拉派神学家克雷芒与奥利金设想出来的理念就有了宽心解忧的用武之地。该理念认为在天堂与地狱之间还存在一个中间区域。从奥利金到艾瓦格利欧斯再到约翰.卡西安一脉相承的思想就这样再次与奥古斯丁的唯救恩论狭路相逢了。很少有人认为自己活该因为那点枯燥乏味的罪孽而承受地狱的烈火。但是大多数人都承认，尘世的生命过于短暂，很难及时赎清自己的全部罪孽并进入天堂，因此死后的进一步净化也就很有必要了。人们可以在这个中间区域当中进行限时苦修，而且这个中间区域只有一个出口，指向天堂而非地狱。到了十二世纪七十年代，神学家们注意到了这种倍受欢迎的往生神学的发展，并将其称之为炼狱（Purgatory）。类似的理念从来没能在东方教会流行开来，尽管该理念的雏形最早就是希腊语神学家提出来的。总之，炼狱成为了西方拉丁语教会最重要以及后来最具争议性的教条之一。*7*

当然，这绝非教会应对新经济体制的唯一手法。社会财富重新组织的症状之一是大量局部战争的爆发，因为相互作对的地方豪强们要为了确立自己的地位与财产权而竞争，此外他们还要依靠暴力来压榨贫民为他们纳贡服役。在这个时期，欧洲大陆一下子冒出来了大量的城堡。城堡既是仅是行动的中心，也是贵族们的庇护所。法兰克教会为了阻止针对教众（更不用说教会人员以及地产）的暴力行为而采取了有力的反制措施，诉诸于当地居民的良心，试图借此恢复和平。为了做到这一点，教士们召开了大规模集会。第一次有记载的此类活动发生在975年，由勒布伊主教召开。在集会上主教威胁要将滥施暴力之人逐出教会，还强令在场者全体发誓维护和平。很快其他地区的主教也纷纷效仿，并且请出了教堂里珍藏的圣徒遗骸，借助圣徒的怒火来强化自己的威胁。

就这样，一场“上帝和平”运动在法兰克属地发展起来，向东扩展到了莱茵河对岸，向南则越过了比利牛斯山。到头来这场活动甚至包括了一套协议，规定了可以合法作战的日期。各方面都能从中受益：有心的军阀们可能会像贫民一样如释重负，因为教会提供了一套不依靠暴力解决争端的调解机制。值得注意的是，教会在诉诸良心时面向了社会的全部阶层，尽管最终结果巩固了新的社会秩序。这场运动的关键特点就在于民众们身临其境地目睹了整个过程。就像圣徒的遗骨一样，他们的人数与一致意见同样对蛮横的豪强们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不过属灵层面与世俗层面的要人们也扮演了自己的角色。历任克吕尼院长中精力最充沛的欧帝乐就是和平运动的主要拥护者之一。很快国王乃至主教也开始插手此类集会与协定的管理。教皇的干预尤其对未来意义重大，因为这一点指向了不可回避的结论：假如同一个问题在欧洲各地反复发作，那最好还是由单一的权威来处理。*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