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参观中世纪博物馆，居然有水龙头 -- 莫无非

我专门去查了下社科院最近新出的《商代史》，找到了一些资料，可以解释一二。这套丛书共十一卷，其中第六卷《商代的经济与科技》、第九卷《商代的战争与军制》两本跟我们讨论的内容关联较大。

总结相关资料，我列出如下既有认识：

第一，商代农业劳动力的组成。

商代农业经济为国家经济的基础，而在第六卷《商代的经济与科技》书中，这一章的题目就是“作为经济基础的农业”。第五节“农业劳动者”中，作者指出，从事农业劳动的人群，分成三种。

第一种叫做“众”或者“众人”，这些人乃是农业劳动者的主体，其特点是“1、集体劳动；2、劳动地点不固定——也就是要听从朝廷指挥；3、在朝廷官员的监督和管理下劳动；4、一有机会就逃走”。

我们从这些特点中可以看出，这些“众”，根本就是被暴力控制下的附庸，用书中的话，叫做“附属民”。但是书中没有提到杀戮问题，据此，我认为，这些“众人”，最接近于所谓“债务奴隶”的范畴——没有人身自由，但是不能随意杀戮。

第二个人群，叫做“仆”。书中直截了当指出，这个集群就是奴隶，而且，甲骨文中有记载，除了被迫劳动外，“仆”还会被杀戮，比如最有证据的一条甲骨文记载就是“癸丑卜，？，贞五百仆用。旬壬申，又用仆百。三月”，也就是说，在十天之内，分两次，杀了六百名“仆”。当然，作者指出，“仆”参加农业生产的记载，在甲骨文中仅仅出现过一次。

这些所谓的“仆”，没有任何人身自由，还会被杀戮，自然属于连债务奴隶都比不上的、最底层的战争奴隶。按照作者的说法，“仆”并非参加农业生产的主力。

第三种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乃是“邑人”。这个群体，耕作的乃是王田，也就是国家的土地，但是收获归己。代价，则是服兵役，为商王提供武装力量的支持。很显然，这个人群，乃是商王朝的基本支持力量，其服兵役的义务，商王以无偿耕种国家的土地为代价交换之。这个阶层，像极了罗马帝国的“罗马公民”。

综上所述，我前贴所说的，“战争获取奴隶、继而用于生产”之商代扩大再生产循环的说法，是有问题的。至少在农业方面，从事耕种的主力，乃是身份地位类似于“债务奴隶”的所谓“众人”，而疑似的“战争奴隶”（仆）仅仅算是补充（至少根据当前的资料显示，是如此）。

第二，畜牧业劳动力的组成。书中提到，畜牧业的劳动力，叫做“刍”。这个“刍”，又叫做“羌刍”，也就是说，“刍”都是羌人。

羌人，乃是当日西戎中的一支。其人擅长游牧，因此，商人就用武力将其绑架，充当国家畜牧业的主要劳动力。甲骨文中有条记载“令戉、光又获羌刍五十”，也就是说，畜牧业有五十个劳动力的缺口，需要“戉、光”两位去捉五十个羌人来充数。而又有一条记载，当日有个叫做“即”的贵族，一次性向商王进献了506个羌刍——足以见当日畜牧业规模之大。

从畜牧业来看，其劳动力应该主要来自于战争奴隶。卜辞中也说明了这一点，羌刍是会被杀掉祭祀的。

第三，手工业者——工。

书中明确说明，手工业者，亦即甲骨文中所说的“工”的阶层，乃是来源于“众”，也就是我们上文中提到的类似于“债务奴隶”的阶层。同从事农业的“众”相同，“工”没有劳动积极性，，会逃走，被捉回来的，还可能被杀死祭神——这点很像战争奴隶，个人觉得可能是对逃跑行为的惩罚，而对普通的“工”，则并未见到杀死的叙述。

第四，关于战争的问题。

JJ说，所谓战争和俘获大量战俘的记载，多是武丁时期的记载，这个没错。我查过第九卷《商代的战争和军制》，里面给出了答案——目前的甲骨文，所记载的信息，多是武丁及其后面的商王，武丁之前的事迹，记载较少。客观条件如此，实在是无法可想。

商代战争规模庞大，据记载，多次出动三千、五千之类的兵力，甚至，最多一次，商王武丁动用王师“一旅”，也就是一万人，加上妇好私兵（邑人——妇好部落的“公民”成军）三千，总兵力一万三千人。所获奴隶亦多，最多一次，俘获三万人。

按照甲骨文的记载，这些人并非都被杀死了。因为既有记载以及考古发现，从来没有看到过用“人殉”“人牲”上万的情况。这些人只会被转为奴隶，变成商王朝的国家财富。

这些奴隶，可能是“仆”、可能是“羌刍”，当然，也可能是“工”（就上述描述，可能性较小）。

个人认为，农业乃是商王朝的经济基础，这些战争奴隶转为“仆”，进入农业领域，才是最大的可能。

在作为国家经济主体的农业领域，应该存在着三种劳动力。

一种是“邑人”，其身份是自由民，或者“公民”，收获归己，但是要为国家和商王提供军事义务。

一种是“众人”，其身份是债务奴隶，其没有人身自由，但是却具有生命保障，而且，依据契约，在服役期满后会重新获得自由。但是其劳动艰苦，故而经常逃走。这种情况下，可能，偶尔会被捉回来杀死以儆效尤，但是比较少见（据前所述，杀死的记载见于作为“工”的“众人”，而且，记载较少）

最后一种，应该是战争奴隶，也就是“仆”。他们的数量应该是巨大的，就武丁及其后的战争规模和俘虏敌方人员的人数来看，其数量应该以万人甚至十万人计算——依照《商代史》丛书第一卷《商代史论纲》第三章“人口”中的推算，商代人口初期约在400——500万人，末期在780万人。照此推算，奴隶人口在商人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应当是极其重要的。

我在写前贴“中华文明有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之时，接触的资料并不多，我据以立论的依据，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中学教科书中关于“奴隶社会”描述：我们的教科书，是以马克思人类社会“五段论”、亦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为指导编撰的，而马克思的研究对象，又绝对是以古罗马、古希腊为标的的，绝对不涉及中国商代。

第二，近来多看罗马史方面的东西，不自觉就将欧洲奴隶社会的模式套在了商代社会经济情况之上。

第三，我所看过的、建国初期，以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等人建筑的中国古代史。

郭老的书，是我自小便看过的，书中提到商代情况时，只讲过奴隶，对于平民的描述没有。而且，郭老用了极为煽情的描述，我大致记得如下“奴隶们白天拼命劳作，夜晚确被镣铐铐住，锁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他们只能诅咒着奴隶主……”云云，这样给我的印象，就是商代经济以奴隶劳动为主。

这个史观的框架，依然是以马克思“五段论”为指导的，换言之，有些将欧洲古罗马古希腊的情况向商代情况套的嫌疑。我自小看这些书，自然将这些观点直接套上了。

就古罗马来说，奴隶经济的重要性，恐怕尚在中国商代之上，这点跟JJ是一致的。史载当日凯撒北征高卢，杀掉一百万人，并且将另外的一百万人卖为奴隶。考虑到当日罗马帝国规模，人口至多在千万。这个数字殊为震撼。

综合起来看，我得到如下结论：古罗马为代表的古代欧洲，奴隶制的重要性应当强过中国商代。以奴隶、尤其是战争奴隶为主体的强迫劳动，在商代占据重要地位，但是是否占据主导地位，尚待商榷。

JJ是方家，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