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泰西英雄传 -- 丁男

　　敌后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条战线全面进行的总体战斗，特别是日寇推行“强化治安运动”以来，无所不用其极，各条战线的斗争更加尖锐、更加残酷--除了在军事、政治、文化上采取五花八门的手段，更为恶毒的是对于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使得根据地变成一片焦土; 日寇对于根据地的人力掠夺更为残暴，见到青壮年就抓捕，不是杀害，就是驱赶至东北或者日本本土做苦役; 此外，日寇对于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医药、布匹、食盐、电讯器材等物资一律禁运，还派遣讨伐队到根据地疯狂侵扰，甚至掘地三尺，其险恶目的就在于摧毁根据地军民赖以生存的物资基础。

　　其时，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除了面对日寇、汉奸、特务等的猖狂进攻、围困，还面临30多股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骚扰、破坏，他们多则上万、少则千余，盘踞在各个地区，修碉堡、挖壕沟，不断到根据地抓丁抢粮，更是加重了人民的灾难，使得人民群众十室九空、苦不堪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除了人为的灾难，天灾肆虐，也给抗日军民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从1942年起，连续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旱、飓风、蝗虫的侵袭，田地裂开了一道又一道口子，大小河流都干涸了，黄河故道到处可以徒涉，东平湖、微山湖几乎见了底。雨水短少，田地无法播种，有的勉强种上也是颗粒无收，许多地方人畜饮水成了很大困难，尤其是山区，要跑二、三十里山路挑一担水，缺粮断炊严重威胁着根据地的军民，部队指战员的粮食定量一减再减。到1943年春荒，人们就只能依靠野菜、树叶搀和杂面熬糊糊吃，没有多久，连野菜、树叶、树皮也没有了，有的地方就吃观音土，饿死人的尸骨到处可见，人们愁得连觉也没法睡。

　　频繁的行军作战，指战员们经常饿得头昏眼花，只好束紧腰带，喝口水、提提神，继续坚持。有的战士，走着走着就昏倒在地，其实没有什么病，就是饥饿所致; 有的战士在战斗中牺牲了，抬下战场检点遗物，挎包里只有一个干巴巴、舍不得吃的野菜团，群众见了都感动得泪流满面; 我们的指战员就是这样，为了民族解放，为了人民幸福而忍饥挨饿、英勇战斗，直至壮烈牺牲没有吃上一顿饱饭。

　　严重的饥荒带来无法抗拒的瘟疫，疾病传染仿佛无形的幽灵迅速蔓延，没有医药，更加谈不上营养，不少人就无声无息地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有的村庄，没有感染瘟疫的人，纷纷外出逃荒，病死的人都没有人掩埋，野狗涨满着肚腹，瞪着血红的眼睛……

　　忠厚善良的父老乡亲，本来最热恋自己的家园故土; 但是为了活命，只能流着眼泪抛家舍业，一家一队，扶老携幼，推车挑担，大人小孩每人一个饭篮、一根打狗棍，随走随乞讨。他们在滚滚风沙中，流浪于荒凉的旷野，有的往山西，有的往东北，谁也说不准去哪好。那些个体力衰竭的老年人，也怀着最后一线希望外流，走着走着就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就此结束了苦难的一生，埋葬在异地他乡。听吧，看吧，哭泣、叹息、哀怨之声，绝望之面，充满逃难的人群之中。他们没有奢望，只有求生的本能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

　　指战员们曾亲眼目睹过多少卖儿鬻女的悲惨情景啊! 人世间骨肉分离、伤痛欲绝、哭天号地的景象，镂骨铭心，永世不会忘却! “谁要孩子，一斤换一斤粮食! ”“行行好吧，救救这可怜的孩子吧! ”“不要钱、不要粮，您把这可怜的闺女领走吧! ”听了这些饱含血泪、痛彻心扉的呼喊，仿佛尖刀剜心，使人潸然泪下。在灾荒年月，人们自顾不暇，哪有人家会买人添一张嘴吃饭啊! 还有年青的大姑娘、小媳妇，垂头跪在路旁，头插草标，自卖自身。她们衣不遮体，有气无力，哀求过往之人行行好，将病、饿死的爹妈埋葬，便以身相许跟了你走……那满面泪水，死去活来地疯叫声; 那泣不成声，连连向人磕头求救的悲愤状态; 铁石心肠也为之心碎!

　　部队驻村期间，饥饿的人们明知道指战员的粮食定量，已经一减再减，每人每天半斤粮也不能保证供应，把节减的粮食全都救济了灾民; 但他们更知道人民的军队爱人民，便把最后求生的希望寄托在子弟兵身上--每逢部队、机关吃饭之时，老人、小孩都蜷缩在一边，以乞怜的目光注视着大家的饭碗，同志们经常分出一半给这些饿昏的老人和孩子，逐渐变为不成文的规矩，不这样做，实在是难以下咽啊! 部队就是这样与冀鲁豫的父老兄弟血肉相连，共同苦渡艰难岁月。

　　自古以来就有这样一句箴言: “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要生存，要发展，要战斗，要打开一条生路。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英雄的军队，绝不能坐以待毙! 我们靠的是两手政策: 一手是军民携手、同心同德、广开门路、生产自救，组织农副业生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先解决吃饭、穿衣的问题，互济互助、咬紧牙关，度过最困难的时期; 另一手就是积极组织小部队向敌占区进军，多打胜仗，以敌之物资济我之所需，坚决保护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命根子--粮食，打击敌寇抢粮、毁粮，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

　　在根据地军民面临严重困难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指示大家: “咬紧牙关度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斗争，同时准备一切条件，迎接全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与新的伟大时期的到来。”要求大家: “把战斗与生产结合起来，把武力与劳力结合起来，开展大生产运动，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既可以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又可以保障部队供应，彻底粉碎敌人的‘三光’政策。”中共中央在延安、359旅在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给广大军民作出了光辉榜样，给予了部队希望，也给了巨大的鼓舞。

　　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是从1943年开始的，1944年达到了高潮。起初部队只是抓了点农业生产，规模很小--在道沟两旁种植玉米、芝麻、大豆，在黄河沙滩上种植花生、红薯，在平毁敌人的封锁沟上种植粮食作物，在队伍常驻的颜村铺、马口、龙王庄一带种植蔬菜、南瓜，当年就有了收益。同志们吃上自己的劳动果实时，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到了1944年，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心区较为巩固，根据地日益扩大，日寇大规模“扫荡”减少，全区军民大生产运动规模就越来越大，劲头是越来越高，除去扩大耕种面积，部队还创办了副业、手工业和运输业。

　　分区特务连是一支老红军部队，红军改编八路军时为115师特务营2连，随师部东进时被杨勇同志留在鲁西，曾参加过樊坝、梁山独山庄、潘溪渡等战斗，是一个战功卓著的英雄连队。连长赵林、副连长王国新和三个排长都是老红军，还有几个班长也是红军战士，全连兵员200余人，配备有6挺轻机枪、3个掷弹筒，弹药充足，指战员的军政素质都比较好，能打硬仗，是分区的主力连队之一。孙连捷参加完朝南战役之后，于1943年8月，调任该连政委。

　　为了搞好大生产，特务连专门抽出30多名年纪较大、身体较差，但有一定生产技能的战士，组成生产队，种了70多亩地，养了10多头牛、30多口猪、100多只羊，还陆续开设了粉房、豆腐房、油坊（榨油）、纸坊（做土纸）、酒坊（蒸酒）等农副业基地。

　　多少个日日夜夜辛勤的劳动，汗水的浇灌，换来了丰收的果实。1944年，特务连蔬菜、猪肉、食油等生活物资，不仅基本上自给自足了，还可以供给分区司令部、政治部以及地委领导机关。从1942年开始每人每天减少4两粮食的定量又恢复了，伤病员甚至可以喝上羊奶、吃上鸡蛋，逢年过节和部队作战回来能够会餐，有几大盆菜，还有自己蒸的酒。指战员们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摆脱了面黄肌瘦、体弱多病的困境。

　　部队粮食供应的解决是从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之后开始的--建立了公粮征收制度，实行合理负担--部队从政府粮站领来粮食分给官兵携带，无论干部、战士每人一条米袋，背负5至7斤粮食，这种办法一直持续到解放战争。八路军的供应标准是每人每天1斤2两（旧制1斤16两）粮食，5分钱的油、盐、菜钱; 到1942年闹灾荒，部队节衣缩食，每天每人节约4两粮，虽然菜钱没有消减，但已经买不到什么菜了。

　　在鲁西坚持抗战的8年（包括泰西2年多）时间，主粮是小米、高粱和红薯，逢年过节和麦收后能够吃到白面。小米做稀饭或者干饭是上等饮食，平时最常吃的是高粱面窝窝头，大家戏称“钢盔”，红色，一个足有4两重，坚硬如铁，不易消化--部队有句顺口溜: “窝窝头蘸辣椒，越吃越上膘。”其实，窝窝头蘸辣椒，是火上浇油; 所以，指战员多害胃病。炊事班就想了个办法: 将窝窝头切成片，和白菜、萝卜一块煮，放上点油、盐，连菜加饭和汤就都有了。高粱本是大户人家蒸酒、喂牲口用的; 部队人多，粮食需求量大，加上高粱长起后成为青纱帐，对于抗日军民活动大为有利，而且高粱秆子既是建房材料又是主要燃料，所以，当地高粱种植面积越来越大。至于红薯，则是鲁西特产，1亩地能收二、三千斤，5斤红薯顶1斤公粮，秋收以后到冬天，供应部队的粮食就搭配红薯。

　　吃菜就靠司务长、上士的本领--每人每天只有5分钱，油、盐、柴、菜等都包括在内，每人每天1斤菜，一个连队就是100多斤，买到什么吃什么。敌人“扫荡”时，部队连续行军作战，夜以继日地转移，菜就没有了，只能吃点咸菜、喝点开水。平常也没有肉吃，有时十天半个月打一次牙祭改善生活。连队伙食有经济委员会监督，每个月清算一次公布帐目，杜绝了贪污浪费。其时，指战员们都愿意打仗，打起仗来伙食好，而且打了胜仗，既有缴获的战利品，又有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送的慰劳品（猪、羊、鸡、大白菜，夏天还有西瓜）。1944年以后，部队搞大生产运动，自己种粮食、蔬菜、养猪，收获归单位，生活更是大大改善了。

　　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条件下，战斗胜利品成为部队供应补充的重要来源--从游击队开始，就严格执行“一切缴获须归公”的纪律，任何人不准将战利品据为个人或者单位所有，也不准隐匿不报，就是枪支、弹药也必须如实上报，不能打埋伏。对于发洋财、本位主义、隐瞒私分，都认真追查、执行纪律，战争缴获物品统一由后勤部门负责安排。部队一直保持着严格的节约，建立了收旧换新的制度: 要求每个指战员将手榴弹丝绳和铜圈以及子弹壳都要拾回上交，然后才能补充手榴弹和子弹。

　　由于部队的武器，主要依靠从敌人手中夺取，所以种类杂乱: 长枪中有七九步枪（中正式、捷克式、汉阳造、德造套筒等等），六五步枪，日本造“三八”式，也有阎锡山仿造的以及俄造的水连珠等等; 短枪中有驳壳枪、左轮、白朗宁、五音子等等; 还有冲锋枪（亦称花机关）; 以后又有了各种型号的轻重机枪。这些武器有不少老掉牙的，战斗中也有损坏，建设武器修理工作便刻不容缓。

　　1940年开始，鲁西军区在东平湖西戴庙、安山一带创建后方基地，由后勤部长吴机章（湖南平江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建国后，曾任贵州省工商接管部部长，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政委廖亨禄（福建永定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牺牲）领导。医院、被服厂、修械厂、手榴弹厂等等，都用土办法制造。

　　1942年以后，这个地区为敌“蚕食”，后方就转移到黄河沙滩旧范县、田堌堆、尖堌堆一带，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地下挖掘成一个个房间大小的隐蔽所，分散多处坚持生产。遇到敌人大“扫荡”就坚壁清野，把机器设备埋在地下，人员分散打游击。

　　1943年以后，分区的后方转移到马口、高菜园、宋楼一带，这时各厂的设备得到明显改善，有了一些机床，工人数量也增长了，不仅能修枪、翻砂造手榴弹，还能造迫击炮弹和九二式步兵炮弹。

　　1944年以后，本部军工生产规模更大、产品质量更高，基本满足了部队作战需要。

　　部队的办公费用，开始没有明文规定，1940年以后才规定: 团每月50元、营30元、连10元钱。1939年以前，指战员没有发过任何津贴，以后每人每月发放1元钱津贴; 1943年以后，干部津贴有所提高: 排级1元5角、连级2元、营级2元5角、团以上3元。

　　在最艰苦的1942、1943年，冀鲁豫人民遭受着巨大的天灾人祸，民不聊生、饿殍满地，人民子弟兵咬紧牙关、勒紧腰带，节约粮食、菜金和被服鞋袜、津贴，用于救济灾民、扶持人民渡过难关，真正做到了生死与共、血肉相连，因此，得到人民群众衷心爱戴，始终与之并肩战斗，一直到战争的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