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泰西英雄传 -- 丁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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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44)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敌后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条战线全面进行的总体战斗,特别是日寇推行“强化治安运动”以来,无所不用其极,各条战线的斗争更加尖锐、更加残酷--除了在军事、政治、文化上采取五花八门的手段,更为恶毒的是对于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使得根据地变成一片焦土; 日寇对于根据地的人力掠夺更为残暴,见到青壮年就抓捕,不是杀害,就是驱赶至东北或者日本本土做苦役; 此外,日寇对于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医药、布匹、食盐、电讯器材等物资一律禁运,还派遣讨伐队到根据地疯狂侵扰,甚至掘地三尺,其险恶目的就在于摧毁根据地军民赖以生存的物资基础。

  其时,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除了面对日寇、汉奸、特务等的猖狂进攻、围困,还面临30多股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骚扰、破坏,他们多则上万、少则千余,盘踞在各个地区,修碉堡、挖壕沟,不断到根据地抓丁抢粮,更是加重了人民的灾难,使得人民群众十室九空、苦不堪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除了人为的灾难,天灾肆虐,也给抗日军民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从1942年起,连续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旱、飓风、蝗虫的侵袭,田地裂开了一道又一道口子,大小河流都干涸了,黄河故道到处可以徒涉,东平湖、微山湖几乎见了底。雨水短少,田地无法播种,有的勉强种上也是颗粒无收,许多地方人畜饮水成了很大困难,尤其是山区,要跑二、三十里山路挑一担水,缺粮断炊严重威胁着根据地的军民,部队指战员的粮食定量一减再减。到1943年春荒,人们就只能依靠野菜、树叶搀和杂面熬糊糊吃,没有多久,连野菜、树叶、树皮也没有了,有的地方就吃观音土,饿死人的尸骨到处可见,人们愁得连觉也没法睡。

  频繁的行军作战,指战员们经常饿得头昏眼花,只好束紧腰带,喝口水、提提神,继续坚持。有的战士,走着走着就昏倒在地,其实没有什么病,就是饥饿所致; 有的战士在战斗中牺牲了,抬下战场检点遗物,挎包里只有一个干巴巴、舍不得吃的野菜团,群众见了都感动得泪流满面; 我们的指战员就是这样,为了民族解放,为了人民幸福而忍饥挨饿、英勇战斗,直至壮烈牺牲没有吃上一顿饱饭。

  严重的饥荒带来无法抗拒的瘟疫,疾病传染仿佛无形的幽灵迅速蔓延,没有医药,更加谈不上营养,不少人就无声无息地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有的村庄,没有感染瘟疫的人,纷纷外出逃荒,病死的人都没有人掩埋,野狗涨满着肚腹,瞪着血红的眼睛……

  忠厚善良的父老乡亲,本来最热恋自己的家园故土; 但是为了活命,只能流着眼泪抛家舍业,一家一队,扶老携幼,推车挑担,大人小孩每人一个饭篮、一根打狗棍,随走随乞讨。他们在滚滚风沙中,流浪于荒凉的旷野,有的往山西,有的往东北,谁也说不准去哪好。那些个体力衰竭的老年人,也怀着最后一线希望外流,走着走着就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就此结束了苦难的一生,埋葬在异地他乡。听吧,看吧,哭泣、叹息、哀怨之声,绝望之面,充满逃难的人群之中。他们没有奢望,只有求生的本能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

  指战员们曾亲眼目睹过多少卖儿鬻女的悲惨情景啊! 人世间骨肉分离、伤痛欲绝、哭天号地的景象,镂骨铭心,永世不会忘却! “谁要孩子,一斤换一斤粮食! ”“行行好吧,救救这可怜的孩子吧! ”“不要钱、不要粮,您把这可怜的闺女领走吧! ”听了这些饱含血泪、痛彻心扉的呼喊,仿佛尖刀剜心,使人潸然泪下。在灾荒年月,人们自顾不暇,哪有人家会买人添一张嘴吃饭啊! 还有年青的大姑娘、小媳妇,垂头跪在路旁,头插草标,自卖自身。她们衣不遮体,有气无力,哀求过往之人行行好,将病、饿死的爹妈埋葬,便以身相许跟了你走……那满面泪水,死去活来地疯叫声; 那泣不成声,连连向人磕头求救的悲愤状态; 铁石心肠也为之心碎!

  部队驻村期间,饥饿的人们明知道指战员的粮食定量,已经一减再减,每人每天半斤粮也不能保证供应,把节减的粮食全都救济了灾民; 但他们更知道人民的军队爱人民,便把最后求生的希望寄托在子弟兵身上--每逢部队、机关吃饭之时,老人、小孩都蜷缩在一边,以乞怜的目光注视着大家的饭碗,同志们经常分出一半给这些饿昏的老人和孩子,逐渐变为不成文的规矩,不这样做,实在是难以下咽啊! 部队就是这样与冀鲁豫的父老兄弟血肉相连,共同苦渡艰难岁月。

  

  自古以来就有这样一句箴言: “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要生存,要发展,要战斗,要打开一条生路。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英雄的军队,绝不能坐以待毙! 我们靠的是两手政策: 一手是军民携手、同心同德、广开门路、生产自救,组织农副业生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先解决吃饭、穿衣的问题,互济互助、咬紧牙关,度过最困难的时期; 另一手就是积极组织小部队向敌占区进军,多打胜仗,以敌之物资济我之所需,坚决保护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命根子--粮食,打击敌寇抢粮、毁粮,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

  在根据地军民面临严重困难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指示大家: “咬紧牙关度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斗争,同时准备一切条件,迎接全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与新的伟大时期的到来。”要求大家: “把战斗与生产结合起来,把武力与劳力结合起来,开展大生产运动,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既可以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又可以保障部队供应,彻底粉碎敌人的‘三光’政策。”中共中央在延安、359旅在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给广大军民作出了光辉榜样,给予了部队希望,也给了巨大的鼓舞。

  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是从1943年开始的,1944年达到了高潮。起初部队只是抓了点农业生产,规模很小--在道沟两旁种植玉米、芝麻、大豆,在黄河沙滩上种植花生、红薯,在平毁敌人的封锁沟上种植粮食作物,在队伍常驻的颜村铺、马口、龙王庄一带种植蔬菜、南瓜,当年就有了收益。同志们吃上自己的劳动果实时,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到了1944年,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心区较为巩固,根据地日益扩大,日寇大规模“扫荡”减少,全区军民大生产运动规模就越来越大,劲头是越来越高,除去扩大耕种面积,部队还创办了副业、手工业和运输业。

  分区特务连是一支老红军部队,红军改编八路军时为115师特务营2连,随师部东进时被杨勇同志留在鲁西,曾参加过樊坝、梁山独山庄、潘溪渡等战斗,是一个战功卓著的英雄连队。连长赵林、副连长王国新和三个排长都是老红军,还有几个班长也是红军战士,全连兵员200余人,配备有6挺轻机枪、3个掷弹筒,弹药充足,指战员的军政素质都比较好,能打硬仗,是分区的主力连队之一。孙连捷参加完朝南战役之后,于1943年8月,调任该连政委。

  为了搞好大生产,特务连专门抽出30多名年纪较大、身体较差,但有一定生产技能的战士,组成生产队,种了70多亩地,养了10多头牛、30多口猪、100多只羊,还陆续开设了粉房、豆腐房、油坊(榨油)、纸坊(做土纸)、酒坊(蒸酒)等农副业基地。

  多少个日日夜夜辛勤的劳动,汗水的浇灌,换来了丰收的果实。1944年,特务连蔬菜、猪肉、食油等生活物资,不仅基本上自给自足了,还可以供给分区司令部、政治部以及地委领导机关。从1942年开始每人每天减少4两粮食的定量又恢复了,伤病员甚至可以喝上羊奶、吃上鸡蛋,逢年过节和部队作战回来能够会餐,有几大盆菜,还有自己蒸的酒。指战员们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摆脱了面黄肌瘦、体弱多病的困境。

  

  

  部队粮食供应的解决是从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之后开始的--建立了公粮征收制度,实行合理负担--部队从政府粮站领来粮食分给官兵携带,无论干部、战士每人一条米袋,背负5至7斤粮食,这种办法一直持续到解放战争。八路军的供应标准是每人每天1斤2两(旧制1斤16两)粮食,5分钱的油、盐、菜钱; 到1942年闹灾荒,部队节衣缩食,每天每人节约4两粮,虽然菜钱没有消减,但已经买不到什么菜了。

  在鲁西坚持抗战的8年(包括泰西2年多)时间,主粮是小米、高粱和红薯,逢年过节和麦收后能够吃到白面。小米做稀饭或者干饭是上等饮食,平时最常吃的是高粱面窝窝头,大家戏称“钢盔”,红色,一个足有4两重,坚硬如铁,不易消化--部队有句顺口溜: “窝窝头蘸辣椒,越吃越上膘。”其实,窝窝头蘸辣椒,是火上浇油; 所以,指战员多害胃病。炊事班就想了个办法: 将窝窝头切成片,和白菜、萝卜一块煮,放上点油、盐,连菜加饭和汤就都有了。高粱本是大户人家蒸酒、喂牲口用的; 部队人多,粮食需求量大,加上高粱长起后成为青纱帐,对于抗日军民活动大为有利,而且高粱秆子既是建房材料又是主要燃料,所以,当地高粱种植面积越来越大。至于红薯,则是鲁西特产,1亩地能收二、三千斤,5斤红薯顶1斤公粮,秋收以后到冬天,供应部队的粮食就搭配红薯。

  吃菜就靠司务长、上士的本领--每人每天只有5分钱,油、盐、柴、菜等都包括在内,每人每天1斤菜,一个连队就是100多斤,买到什么吃什么。敌人“扫荡”时,部队连续行军作战,夜以继日地转移,菜就没有了,只能吃点咸菜、喝点开水。平常也没有肉吃,有时十天半个月打一次牙祭改善生活。连队伙食有经济委员会监督,每个月清算一次公布帐目,杜绝了贪污浪费。其时,指战员们都愿意打仗,打起仗来伙食好,而且打了胜仗,既有缴获的战利品,又有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送的慰劳品(猪、羊、鸡、大白菜,夏天还有西瓜)。1944年以后,部队搞大生产运动,自己种粮食、蔬菜、养猪,收获归单位,生活更是大大改善了。

  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条件下,战斗胜利品成为部队供应补充的重要来源--从游击队开始,就严格执行“一切缴获须归公”的纪律,任何人不准将战利品据为个人或者单位所有,也不准隐匿不报,就是枪支、弹药也必须如实上报,不能打埋伏。对于发洋财、本位主义、隐瞒私分,都认真追查、执行纪律,战争缴获物品统一由后勤部门负责安排。部队一直保持着严格的节约,建立了收旧换新的制度: 要求每个指战员将手榴弹丝绳和铜圈以及子弹壳都要拾回上交,然后才能补充手榴弹和子弹。

  由于部队的武器,主要依靠从敌人手中夺取,所以种类杂乱: 长枪中有七九步枪(中正式、捷克式、汉阳造、德造套筒等等),六五步枪,日本造“三八”式,也有阎锡山仿造的以及俄造的水连珠等等; 短枪中有驳壳枪、左轮、白朗宁、五音子等等; 还有冲锋枪(亦称花机关); 以后又有了各种型号的轻重机枪。这些武器有不少老掉牙的,战斗中也有损坏,建设武器修理工作便刻不容缓。

  1940年开始,鲁西军区在东平湖西戴庙、安山一带创建后方基地,由后勤部长吴机章(湖南平江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建国后,曾任贵州省工商接管部部长,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政委廖亨禄(福建永定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牺牲)领导。医院、被服厂、修械厂、手榴弹厂等等,都用土办法制造。

  1942年以后,这个地区为敌“蚕食”,后方就转移到黄河沙滩旧范县、田堌堆、尖堌堆一带,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地下挖掘成一个个房间大小的隐蔽所,分散多处坚持生产。遇到敌人大“扫荡”就坚壁清野,把机器设备埋在地下,人员分散打游击。

  1943年以后,分区的后方转移到马口、高菜园、宋楼一带,这时各厂的设备得到明显改善,有了一些机床,工人数量也增长了,不仅能修枪、翻砂造手榴弹,还能造迫击炮弹和九二式步兵炮弹。

  1944年以后,本部军工生产规模更大、产品质量更高,基本满足了部队作战需要。

  部队的办公费用,开始没有明文规定,1940年以后才规定: 团每月50元、营30元、连10元钱。1939年以前,指战员没有发过任何津贴,以后每人每月发放1元钱津贴; 1943年以后,干部津贴有所提高: 排级1元5角、连级2元、营级2元5角、团以上3元。

  

  在最艰苦的1942、1943年,冀鲁豫人民遭受着巨大的天灾人祸,民不聊生、饿殍满地,人民子弟兵咬紧牙关、勒紧腰带,节约粮食、菜金和被服鞋袜、津贴,用于救济灾民、扶持人民渡过难关,真正做到了生死与共、血肉相连,因此,得到人民群众衷心爱戴,始终与之并肩战斗,一直到战争的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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