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就这样，耶稣会进入了一个可以真正称为“反宗教改革”的时代，这是特伦特会议最后阶段的结果。保罗四世教皇拒绝召开会议，不愿意与他人共同决策，所以在1552年到1562年之间始终没有召开特伦特会议，此时保罗四世已经踏踏实实地去世了三年。到1563年底，特伦特会议已经完成了预定工作，并且形成了一套条理分明的天主教方案。人们很方便地用特伦特的拉丁语拼法将这套方案贴上了“特伦特路线”（Tridentine）的标签。特伦特路线的收官之作是一整套统一口径的天主教教义问答：这种崇拜行为的统一化在西方历史中或任何其他基督教分支的历史当中都没有先例，最近也仅仅在英格兰地区以及少数路德宗地区有过少见却意义重大的特例。当然，特伦特路线的礼拜仪式使用拉丁语，而不像新教崇拜活动那样使用各国本土语言。但这里有一个显著的问题：希腊，东欧或亚美尼亚等地隶属于罗马的教会长期以来一直在使用各种当地语言进行礼拜仪式。因此特伦特会议对这个问题仅仅一笔带过，并未积极支持拉丁语弥撒，只是否定了弥撒始终应当用地方语言进行的主张。如此节制的口吻并不是为了照顾新教徒的情绪，而是为了体现教皇对于东正教边境日渐加强的关注。这次会议在神职人员强制单身的问题上同样缄口不语，恐怕在这方面也有照顾东方教会的外交动机，因为东方教会的神职人员素来有可以结婚的传统。在推行单身要求的时候采取更大的灵活性和想象力将大大有助于教会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教工作，因为在许多社会当中坚持独身的做法与主流文化背道而驰，纯粹是不通情理。*16*

有一个问题几乎导致了会议的全盘崩溃：教会当中的最终权威究竟在谁的手里。这场纷争的起始来自两方面，首先有人试图强迫各位主教居住在他们的教区之内，其次则是一场很有必要的关于圣职本质的一般性辩论——主教职位是基督设立的呢，还是教会在早期发展当中设立的呢？如果是后者，那就暗示着主教的权威来自教皇，因为教皇是彼得的继任者，而基督又将自己的教会建在了彼得这块磬石上（马太福音16.18 ），而不是说每一位主教都能直接代表基督的权柄。主教群体对此普遍热情不高，帝国境内的采邑主教们尤其不乐意把教皇的地位捧得这么高。这个问题的杀伤力太强了，实在不好解决。最后全靠决议起草人的生花妙笔才没有将绝对的神圣权力交付到教皇或者全体主教任何一方手中。在实践当中，十六世纪后期的许多集中化宗教改革都将优势交到了教皇手里，尤其是因为这些改革赋予了教皇及其手下官员诠释特伦特会议决议与原则的责任。在十九世纪大相径庭的情况下，1870年的第一届梵蒂冈会议正式作出了有利于教皇至高地位的决议，这样的决议在十六世纪六十年代根本不可能出现。

特伦特会议为教会留下了一套1553年玛丽女王出人意料地登上英格兰王座之后在其治下首次得到尝试的项目。人们并不经常将玛丽的统治视作特伦特路线实验，部分原因在于当时玛丽女王只剩下了五年阳寿，实在没有时间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因此英格兰的新教史学著作一直都认为英格兰新教改革始终平稳推进，而玛丽女王的执政时期只是一段毫无影响力的插曲。玛丽一度曾经热切地渴望自己能生下子嗣并继续自己的事业，但这份渴望最终还是破灭了，从这一点来说她很值得同情。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她都坚信自己怀有身孕，直到最后她身边的所有人都悲哀地意识到这不过是镜花水月而已。此外她还大张旗鼓地以异端罪名烧死了许多新教徒，这种与欧洲其他地区相比整整落伍十到二十年的行径也极大地抹黑了她的历史遗产，除了为英格兰新教留下一份值得骄傲的殉教者清单之外没能起到任何效果。与此同时保罗四世教皇也没有给玛丽女王帮忙。因为他继位之后急于清算旧账，一心要搞掉早已形同陌路的红衣主教博勒，铲除神修派的残存祸根。当时博勒已经返回了故乡，接替遭受处刑的托马斯.克莱默担任了坎特伯雷大主教。之前的尤利乌斯三世教皇曾经非常明智地将博勒作为教皇特使派驻到了新近皈依天主教的英格兰，但现在保罗四世却要将他传唤回罗马面对异端指控。此外保罗还与玛丽的丈夫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宣战。可怜的玛丽，天主教会的忠诚女儿，如今却走到了里外不是人的地步，不得不反对教皇的意旨，禁止博勒出境，以免他在罗马沦为异端而死（这简直就是一定的）。保罗的偏执同样也使得天主教波兰国王十分难做。*17*

然而如果我们不仅仅盯着玛丽火烧新教徒的可怖失策以及她与教皇之间的惨淡关系，并且对于这段历史进行富有创造性的重新检视，就会意识到玛丽的教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践行特伦特路线的先驱，而领导这座教会的博勒毕竟是一位献出整个职业生涯思索教会改革问题的大主教。*18* 英格兰卓有成效地训诫了在爱德华六世治下娶妻成家的教士，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让他们与各自的妻子分离并成功地将他们重新部署到了新的教区；相比之下罗马在接下来五十年里一直操心费力地试图在欧洲中部确立统一化的教士独身政策。身为教皇特使的博勒利用职权召开了多次国教会会议，借此清理整顿了几十年的教会财政恶化局面，并且开拓了圣餐礼敬拜活动的新实践。他的主教鼓励讲道并出版了官方布道词来与新教徒一争高低。最关键的是，他还实施了在每个教区都建立神职人员培训学校与神学院的计划；这还是天主教教会第一次认真着手解决教区神职人员培训问题，从而使他们拥有足以与新教牧师相媲美的口才。

在玛丽女王的五年统治时期，耶稣会尚未在英格兰开展工作。当时他们将这项任务留给了腓力国王引入英格兰的杰出西班牙语多明我会修士，因为此时他们还有很多其他工作要做，而且也没有足量受过训练的英语耶稣会士——但依纳爵的《神操》的英语译本已经出现在了市面上，而且耶稣会士在1558年已经来到到了英格兰准备大干一番，但是玛丽女王的骤然离世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19* 英语天主教现在面临着一场灾难，因为根据1554年签订的严格婚姻条款，腓力国王只有在玛丽为他生育子嗣的前提下才能继承英国王位。当初敲定这项条款的英国政客对于哈布斯堡王朝的贪得无厌很不放心，以至于让这份疑虑压倒了自己身为天主教徒的感情。结果到头来，新任女王兼都铎王朝最后一位君主是信奉新教的伊丽莎白。她那位同父异母的姐姐的鳏夫对她大献殷勤，但她并不为所动。现在耶稣会以及所有在国外接受培训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全都在英格兰遭到了取缔。如果他们在英格兰遭到逮捕就将会面临死刑。但天主教徒仍然感到迫切需要维护英格兰境内依旧愿意忠于罗马的少数群体。面对虽然时断时续但总是十分野蛮的打压（以及关于未来策略的严重内部分歧），耶稣会士与其他非耶稣会天主教神职人员一起耐心而英勇地在英格兰建立起了一个天主教群体，由当地士绅家族领导，分散在整个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这个群体挺过了1603年的伊丽莎白逝世以及通过强大歧视性立法体现出来的十七世纪迫害以及十八世纪边缘化，一直坚持到了现代。

在伊丽莎白时期的爱尔兰，方济会修士发动了另一场遥相呼应的传教活动并取得了远比耶稣会更为广泛的成功，部分原因在于新教改革很快就与威斯敏斯特对于爱尔兰岛的掠夺剥削画上了要命的等号，而且改革活动懒得用当地大多数人的通用语言盖尔语来表达自己。整整一个多世纪以来，英国君主们一直试图在爱尔兰臣民当中推行一条从未动摇的宗教路线但始终没有成功，这种事在宗教改革时期的欧洲可谓绝无仅有：对于都铎王朝和斯图尔特王朝来说，这场失败实在是非同小可。然而在这个非凡的故事当中有一点很讽刺的因素。信奉天主教的玛丽女王曾经推行过一项政策，在莱伊什郡与奥法莱郡设立定居点安置英格兰移民，直到1918年至1922年革命之前，这些地方都被人们称作国王和女王的郡县。这是为了纪念玛丽女王和她的丈夫西班牙的腓力国王。此时腓力国王已经已经在中南美洲地区非常成功拥有了大片西班牙殖民地。换句话说，如果英国君主一直信奉天主教，也许爱尔兰反而会改信新教，正如荷兰共和国对付外来殖民占领的反应一样。但由于玛丽早亡，信奉新教伊丽莎白又匆匆登基，使用盖尔语与英语的爱尔兰人都越来越容易将天主教作为爱尔兰不同于英格兰的象征。

此时天主教已经失去了英格兰，而北欧大部分地区也落入了新教手中，于是特伦特路线天主教转而向哈布斯堡家族求助。查理五世于1556年逊位，治理如此庞大的帝国耗尽了他的精力。逊位之前他将家族遗产一分为二：他的弟弟当选成为了下一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一世并且接管了中欧地区的其他其他哈布斯堡王朝领土，而他的儿子腓力则继承了西班牙的所有海外自治领。虽然家族的两大分支都决心匡扶教皇天主教，但具体的侧重点却有所不同，这样一来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哈布斯堡王朝最近刚刚在路德宗帝国王公手里吃了败仗，致使斐迪南一世被迫出面签订了《奥格斯堡和约》（他的哥哥实在放不下身段），这件事始终令他耿耿于怀。斐迪南一世统治着三个强大的西方基督教分支：罗马天主教，路德宗以及波西米亚胡斯主义圣杯派。斐迪南一世和他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二世都曾经试图迎合路德宗，他们哄骗一位十分勉强的教皇允许天主教教友按照胡斯派的方式饼酒同领，并且在维也纳维持了一座庇护多种信仰的宫廷。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弟弟斐迪南二世大公对此很有看法。年享高寿的他长期统治了多个家族领地，并且在领地当中推行了激进的天主教路线。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另一个弟弟查理二世大公也像斐迪南大公一样强硬，并且与帝国当中依旧信奉天主教的望族巴伐利亚的维特巴哈大公结成了姻亲。*21* 此外他们也鼓励耶稣会士在自己控制的城市与乡镇设立机构，他们也极力确保了重要的主教职位不会落入路德宗的手里，就像从前霍亨索伦家族条顿骑士团大团长的所作所为那样。

腓力二世与玛丽的婚姻可谓乏善可陈而且最终导致了十分尴尬的结局。玛丽的去世终于把他从这桩婚姻当中解脱了出来。他于1559年返回了西班牙，着手应对越发高涨的动荡局势和金融混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将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当成了最重要的盟友。腓力的统治地点是一座体量庞大但气象惨淡的修道院制式新宫殿，名叫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他未来的墓穴也修建在这里。腓力二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工作狂气质，一心要在上帝的计划当中成为像他父亲那样重要的角色——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的网格状布局正是以耶路撒冷的所罗门圣殿为基础，尽管参观者往往会以为这一结构象征了杀死修道院主保圣人圣劳伦斯的火刑铁架。腓力和他的政府致力推行以下主张，即维持西班牙人身份的方法只有一种：成为一个传统天主教徒，不与外来思想发生任何未经监督的接触，以免受到沾染。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国王很乐意地成为了宗教裁判所的支持者。

有些意料之外的人物也成为了宗教裁判所实施国王政策的受害者。耶稣会仍然是怀疑的对象，就像年轻的依纳爵.罗耀拉本人一样。他本人以及许多率先推行耶稣公众教育计划的贵族耶稣会士都被赶出了西班牙，这些贵族当中就包括加泰罗尼亚前任总督，甘迪亚公爵弗朗西斯科.德.博尔哈。去国之后他在耶稣会内部成为了一位优秀的总会长。*23* 宗教裁判所甚至还断送了托雷多大主教、杰出的多明我会神学家巴托洛梅.卡兰萨的职业生涯。在英格兰的玛丽女王宗教实验期间，他一直是博勒的重要助手。但他犯了一个错误：为了驳斥新教异端，他十分认真地下大力气学习研究了新教异端，结果不慎学得太多了。结果卡兰萨在监狱里度过了将近十七年，甚至连弥撒都无权参加。尽管一度得到平反，但这位原本可能成为西班牙反宗教改革理想领袖的人物最终还是困顿潦倒地去世了。更有甚者，卡兰萨遭到逮捕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他在玛丽女王治下的英格兰起草了一份教义问答，而宗教裁判所却怀疑书中的内容。罗马和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最终都将这本书列为了禁书。然而卡兰萨的教义问答终究还是在特伦特会议之后得到了教皇的批准，成为了特伦特路线教义问答的基础，为这出凄惨的黑色喜剧平添了最后一笔润色。

此外还有两位遭到西班牙教会官方骚扰的人物，他们后来成为了基督教神秘主义历史上最著名的名人，他们分别是阿维拉的德列萨和胡安.德.耶佩斯（十字若望）。根据宗教裁判所的说法，这二位的的家人都是所谓的“新基督徒”，因此他们也就理所应当地遭到了怀疑。我们可以认为这二人都是从十五世纪九十年代西班牙宗教大洗牌造成的能量漩涡当中跳出来的人物。他们都加入了加尔默罗会（两人之间的密切私人关系也招来了官方的忧虑）。德列萨试图让加尔默罗会更加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出身于旷野。她的方法则是重建加尔默罗会，要求新建修会（Discalced）的男女会众一律赤足往来。她努力说服教会当局在想象层面上迈出一大步，允许跟随她的女性会众在修身冥想与积极行动之间寻求平衡。灵魂旅程一直是过去几百年来神秘主义的特征，现在物质世界当中的旅程也成为了神秘主义的必要组成部分。经过许多麻烦与挫折之后，德列萨培养成了一套特殊的才能。按照她的一位仰慕者的说法，她能“让男人们下达她愿意遵守的命令”。*25*

今天的人们一想起德列萨往往会想到乔凡尼.洛伦佐.贝尔尼尼为罗马圣母胜利教堂创作的那尊张力十足且极其性感的雕塑。她对此恐怕不会太高兴，因为（根据她手下一位修女的供述），德列萨在临终之前专门请来画师描绘自己离世的场景，并且本着一贯的精准风格与远胜平时的端庄做派，按照当时绘画当中的常见范式，摆出了抹大拉的玛利亚悔罪的姿势。她总是说大白话，并告诉追随她的苦修者们要同样行事：

“他们必须小心自己说话的方式。说话应当简单，直率并且虔敬。他们应当效仿隐士与避世者的风格。他们不应该使用通行于俗世的新造词汇与做作口吻——我想这应当是他们对于此类词汇的称呼——因为在俗世之中总会有新的风尚。在这方面他们应该为言语粗陋而非咬文嚼字而感到骄傲。”*27*

德列萨肯定曾经以激情洋溢的口吻谈到过自己与神性的亲密接触。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的神秘主义者（主要但不完全是女性）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她谈到了自己的心脏如何遭到刺穿，自己如何与神性结为奥妙难测的眷侣，尽管她并不像当年的阿格尼丝.布兰比肯那样纵情于肉感描写。她很清楚，在她所处时代的西班牙，任何一位胆敢在属灵问题上发言的女性都无异于行走在钢丝之上。但她仍然坚韧不拔地一口咬定，女性在灵修问题上有独到见解，而且让她们开口说话的正是救主本人：“我的灵魂之主啊，当你行走人世之际并不憎恨女性，你总是更加同情并青睐她们，她们内心的爱与男性无二，信仰坚定则更有过之。”*28*

对于德肋撒与胡安来说，情色气息浓厚的雅歌成为了神性启示的关键圣经文本。胡安不惮反复将自己描绘为基督的情人与新娘（后者的出现频率相当高）。根据传统，基督的新娘这一意象通常用于体制化教会或者女性信徒，不过他却满不在乎地将这个意象套在了自己身上。因此他的自我表达方式在今天听起来简直基情四溢，令人瞠目：

“哦，良人与爱人交会之夜。爱人在良人之内变化！我那如花的胸房只为他而存在。他在胸房上休憩，我轻柔地抚摸着他，穿过一排排雪松的清风在身边流过。”

“清风吹过角楼。我打开他的锁，他轻柔的手挽住我的颈项，我一切的感官都暂停了。”

“我失落在无知无识之中，我的脸颊贴在爱人身上。一切都停止了，我弃绝了我自己。我一切的忧惧都遗忘在了百合花从。”*29*

胡安发现，即使是451年卡尔西顿信经这样的古老技术性神学语言也能启发他对于雅歌含义的理解

“自从灵魂成为神子的未婚妻，投入温柔而完全的爱以来，上帝就召唤了她，让她进入祂那百花盛开的花园，与神子圆房并同登至上喜乐之境。在这一境界当中，人性与神性的结合以及神与人的沟通如此完满，以至于尽管灵魂与神子都未改变，但两者看似都成为了神。”*30*

胡安不仅以极其肉感的模式来谈论爱，还入骨三分地探讨了人类最终极的孤独——遭受排斥与贬低之后所感到的孤独。他本人就曾经被这种孤独感淹没过。1577年至1578年间，他自己所属的加尔默罗会的领导层将他监禁了九个月。在监禁期间他达成了一场激动人心的出逃。他的残本沉思录《灵魂暗夜》（Dark Night of the Soul）是针对此前另一篇论文的总结。他将这篇论文称为《攀登迦密山》（The Ascent of Mount Carmel）。根据《攀登》的描述，在最初的感官刺激与随后的纯化净化之后，所谓的“暗夜”是灵魂体验的第三阶段，“更晦涩黑暗且可怖的涤罪”。*31* 这篇论文的体例是八节情诗，后面的诗节已经在前文当中引用过了。在《灵魂暗夜》当中，胡安还没来得及严密检视几行诗句，行文就中断了：从现存部分来看，这篇文章详细而耐心地解释了诗句向读者体现的众多含义，揭示了这些肉感十足的诗句当中包含着怎样深刻的神秘主义思想，足以使当代世俗读者目瞪口呆。通读诗篇的旅程就是胡安所谓的涤罪沉思，这个过程将会被动地在灵魂当中引发灵魂对自身以及上述事物的否定。良人与爱人的相互爱慕会通过上文提到的黑暗沉思为读者提供完成这段旅程所需的力量与激情。《灵魂暗夜》颂扬穿越黑暗抵达上帝的旅程所能够带来的无上喜乐。这段旅程如此成功，以至于人世、魔鬼与肉体这三个拦路仇敌全都无法阻挡。*32*

德列萨与胡安经历了、并在一定程度上挑起了一系列的冲突，在他们身后是蓬勃发展的赤足加尔默罗会，这个教团得到了西班牙社会最高层次的支持。教团不仅决心要让罗马将自己的创始人奉为圣徒（在德列萨去世后仅仅过了三十年，这个愿望就在1612年得到了实现），而且还有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打算让德列萨取代圣地亚哥担任西班牙的主保圣人。这一行为既是虔敬之举，也是强硬的政治招数，旨在回击教会内部一直以来都在为难德列萨与胡安的各种势力：加尔默罗会很幸运地得到了西班牙王室的支持。1618年，得到卡斯蒂利亚国会（Cortes）鼎力支持的腓力三世国王说服教皇将德列萨指定为西班牙的另一位主保圣人，尽管反对声浪远未就此平息，而且还与西班牙高层政治更加密切地纠缠在了一起。*33* 至于胡安或者说十字若望不得不等得更久，直到1726年他才终于被教会正式册封为圣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