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湘南暴动时我的二爷爷 -- 衡阳回雁

前言

过去我总感到个人的经历像是大河里的一滴水，融入大海之中，没有什么可写的。我江西的儿子和孙女曾向我提过希望我写回忆录，我当时心想“懒得劳神”，没有动笔。1979年后，按照何长工等同志的嘱咐，我整理了《王展程与我》、《朱德与伍若兰》、《杨志成与伍道清》的婚恋等情况；接着，耒阳县委、湖南省妇联、井冈山市委、江西省委等有关部门先后要我写了一些自己和别人的回忆材料；1981年，湖南省委党史办公室通知我写回忆录。这时我才意识到这是组织上交给我的一项任务，认识到个人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个时代的演变。因此，我有责任把我一生的所见所闻，尽自己的记忆如实地记录下来，留给后人，藉以缅怀先烈，鞭策自己，激励来者。

为了把革命先烈为人民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而英勇牺牲的精神传给后代，让人们懂得革命胜利来之不易，从中受到一些教育。这样一想，我虽然对党的事业贡献不大，没有突出事迹，但是做了几十年艰苦而平凡的革命工作，知道许多老革命者的革命故事。整理出来，也许会起一定作用。我现在虽然长期住在医院，我想人活着应该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我这一身的病是无可奈何，要增加组织上的麻烦，用国家那么多医疗费，我想只有完成组织上交给我写回忆录的任务，才对得起党组织，于是我就在病床上动起笔来。可是身体硬是不争气，到了1999年下半年，我解放前的经历尚未写完，病魔使得我无法执笔了。唉！让后人去处理吧。

我在童年和学生时期，看到社会上劳苦大众的悲惨生活，加上我二哥等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的思想影响，阅读了进步书刊和马克思主义著作，使我憎恨邪恶，同情弱小，反对压迫剥削，渴望平等自由，不断追求人生价值。进而参加革命，在革命斗争中，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经受人生考验。

1926年我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冬转入中国共产党。在那时，我参加了耒阳县农民革命运动，担任县苏维埃政府特派员，并负责县女界联合会的领导工作；1928年春，调中国工农革命军宣传队任宣传员，随后一边宣传，一边打仗，参加过五斗江、龙源口、黄洋界战斗。1929年春，在井冈山突围不久被捕，身陷逆境六年。经过八年艰难曲折的找党，终于在1937年春重新接上党组织关系，此后，长期坚持党的地下工作，直至1949年耒阳解放。在解放前的革命斗争中，我先后三次以共产党嫌疑被捕坐牢。对此，1956年，经组织审查结论：“未暴露组织，无变节行为，并保护过革命同志。”从解放起到离休时，我主要从事人事和妇、幼工作。享受科级干部待遇，做日常具体工作。1965年我主动离开办公室承担筹建本厅幼儿园，并具体负责幼儿生活方面的事情。“文革”期间，我被关押审查批斗达三年之久。1971年办理退休，后改为离休。

几十年来，我为党所做的工作真的是微不足道。怎么也未想到在我晚年而且是长期住医院治病的情况下，来写自己经历的一生。平时我就很少积累资料，仅有过的一点资料在“文革”时也被抄走或烧掉了。现在只靠自己脑子里的记忆，一点一滴的把它记录下来。为了重新拥有资料，我从1981年起，先后请过去和我相处过的知情者帮助回忆，他们之中有何长工、谷子元、谢竹峰、张启宜、郑效峰、段士昌、张登第、伍德能、伍道清、伍飞霞、谷芝英、刘含章、黎宗任、谭十一、赖绍尧、陈绍盛、陈崇达、徐景皆、龚发香、李嗣立等同志。此外在写作过程中，还借鉴了部分文史资料。经过八年断断续续的笔耕，初稿总算勉强草成。这份“革命纪实”属于自传体，采取纪实写法。记述与原用语难免会有出入，但我相信无损原意。因事涉80多年，记错或遗漏肯定是有的，盼读者予以教正。更希望我的子孙后代能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和教益，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段子英

1999年秋于湖南省人民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