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血色嘉绒：两征金川，十全老人的荒诞武功》 -- 京华烟云AMIP

　　金川战争开始的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西藏郡王颇罗鼐病逝，他的次子珠尔墨特那木札勒（藏文史料通常称他的蒙古名字即达赖巴图尔）继承了王位。

　　满清皇室尽管自己并不搞嫡长子继承制——统观清朝的十二个皇帝，只有尚处于蛮族时期的努尔哈赤以及后来的道光是嫡长子——但清廷对于臣下却是高标准严要求，帝国在自己所能控制的疆域内包括内外蒙古各部等，一般都严格按照封建宗法制度推行嫡长子继承，即明太祖朱元璋所谓“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大老婆生的最年长的儿子是法定继承人，只有大老婆没有儿子，才从其他妻妾儿子中选最年长的继承。

　　但是，当时颇罗鼐的长子珠尔墨特策布登（藏文史料通常称其藏名益喜策丹）尚在，而这两个兄弟是同母也就都是颇罗鼐的大老婆所生，显然按照宗法制度，哥哥比弟弟更具有继承权上的优先级，那为什么反而是弟弟继位了呢？如果参看相关的藏族史料，我们会发现，这简直就是扶苏与胡亥故事的翻版。

　　颇罗鼐的长子珠尔墨特策布登其实相当有能力，早在颇罗鼐与阿尔布巴争夺西藏主导权的卫藏战争中，他就是父亲的左右手，为颇罗鼐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战后，珠尔墨特策布登率军镇守阿里地区——该地是康济鼐、颇罗鼐系统的老巢，无论是康济鼐反抗准噶尔占领军，还是颇罗鼐发动卫藏战争，都是从这里起兵的。清廷迅速认可了这一任命，珠尔墨特策布登被皇帝赐予札萨克台吉的头衔，这是清朝为蒙古贵族设立的爵位，虽然位在辅国公之下，但已经属于正一品以上的超品大官。

　　珠尔墨特策布登在任内的表现很好，最突出的成绩是他成功解决了西藏与近邻不丹的争端。从桑结嘉措以及拉藏汗时代起，西藏与不丹就一直处于时断时续的战争之中，到了公元1730年左右，珠尔墨特策布登率藏军越过边界大举进攻，不丹连战连败，最后被迫与西藏签署合约，承认了西藏对不丹的宗主权，西藏当局从此有权干涉不丹内部事务甚至任命摄政王。这项权力延续了近两个世纪，一直到公元1910年，不丹政府在英印当局的压力下进行改组，西藏的宗主权才逐渐成了空有虚名，但即使到那以后，不丹的使者还是照常在藏历新年前后，来拉萨向达赖喇嘛朝贺。

　　因为儿子在不丹的战功，颇罗鼐在公元1731年被雍正皇帝由贝子提升为贝勒，而珠尔墨特策布登则被提升为阿里公爵，该爵虽位于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和镇国公之下，但已经属于辅国公级别，当然是超品大官。珠尔墨特策布登镇守边疆达十多年之久，直到公元1744年才从阿里回到拉萨，这是因为环境恶劣的阿里高原严重影响了其健康，迫使他不得不回来养病。

　　对于珠尔墨特策布登和颇罗鼐来说，长期的分离无疑使得父子间的感情逐渐淡漠，而由于其弟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的存在并深得父亲喜爱，继承权的天平已经偏向了后者，后世西方藏学家对此评论道：“我们将会看到，由于他长期不在拉萨，使他失去了如期继承他父亲位置的机会。”

　　在颇罗鼐的晚年，为了表彰其十多年如一日的恭顺服务，乾隆允许他自己指定继承人。也许在皇帝看来，这位西藏郡王会按照朝廷约定俗成的惯例让长子珠尔墨特策布登继位，自己的恩典不过是走个形式而已，但没想到的是，弥留之际的颇罗鼐竟然宣称长子的身体太差，提出由他的二儿子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继承自己的统治权和爵位，金口玉言的皇帝不好反悔，只好答应了这个将死的老人。

　　如此违反惯例的安排无疑让世人议论纷纷，甚至一位当时正在西藏的欧洲传教士也写道：“中国皇帝指定益喜策丹（珠尔墨特策布登的藏名）为其父死后的继承人，但颇罗鼐却比较喜欢他的次子。”在这位神父看来，颇罗鼐所谓长子身体不好只是个借口，更主要的原因是，珠尔墨特策布登是个虔诚的黄教徒，他经常身披袈裟念经拜佛，“对僧人至少表现出是表面上的热情”。

　　但是与珠尔墨特策布登不同，尽管号称藏传佛教格鲁派即黄教的护教法王，颇罗鼐私下里信仰藏传佛教宁玛派（现在俗称红教）早已是个公开的秘密，这就注定了父子二人不会同念一本经。除了个人偏好之外，更由于权力分配的原因，颇罗鼐晚年与黄教僧侣阶层的关系极为糟糕，七世达赖喇嘛成了他玩弄于股掌的政治傀儡，各大寺院也被他打压得抬不起头来，甚至一直有谣言认为，颇罗鼐之死正是达赖喇嘛率领黄教僧侣们恶毒诅咒的结果。就是说，无论从信仰角度还是统治角度来看，颇罗鼐都和自己的长子格格不入。

　　与崇佛的哥哥恰恰相反，颇罗鼐的次子珠尔墨特那木札勒不仅在个人信仰方面表现得很无所谓，而且刻意将自己的形像塑造成一个强有力的、对黄教毫不妥协的王子。对此，在藏的欧洲传教士认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颇罗鼐不仅非常喜欢他的次子，而且坚信珠尔墨特那木札勒掌权，会比可能成为僧侣手中工具的哥哥更有出息”，因为前者是个“尚武的、坚决的、傲慢的人”。

　　果然，颇罗鼐刚刚去世，继任藏王珠尔墨特那木札勒就与七世达赖喇嘛闹得水火不容，前者甚至拒绝后者到父亲葬礼上念经祈福，只是在驻藏大臣傅清的强烈干预下，藏王才不得不撤销反对意见。

　　乾隆也意识到了西藏局势的复杂性，他对珠尔墨特的行政管理能力表示担忧，写信要傅清务必留心观察，尽量缓和藏王与达赖的关系，同时要求他引导新藏王继承其父的施政纲领：“颇罗鼐更事多，黾勉事中国。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幼，傅清宜留意。如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思虑所未至，当为指示。”

　　这位傅清，正是乾隆孝贤皇后和傅恒的二哥，当时以满洲正黄旗副都统的身份担任驻藏大臣。此人在历任驻藏大臣中属于干练的能员，接到皇帝的指示后，他立即进行部署。

　　首先，傅清请颇罗鼐的长子珠尔墨特策布登返回边境主持工作。这位阿里公爵此前一直在拉萨养病，具体症状是大腿疼痛（现在看来极有可能是严重的痛风病），目前已有所好转，公爵答应返回，于是他再度承担起西藏西部的防务大任。

　　其次，西藏北部也就是靠近新疆青海边界的那曲一带，与清帝国的死对头准噶尔汗国接壤，位置十分敏感。颇罗鼐再世时，这里一直由珠尔墨特那木札勒掌管，此时傅清便借口他已经担任藏王不便负责具体事务，随即让两名蒙古将领接管了兵权。

　　不久以后，我们前面说过的那支准噶尔使团进入西藏朝圣，此时正值金川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屡屡损兵折将的清廷自然怀疑准噶尔人此时进藏，纯粹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神经过敏的乾隆于是要求大舅子傅清对使团要严加监控，一定不能让准噶尔人私下里和叛军接触。

　　西方藏学家写道：“因此，当有报告说准噶尔使团回去的路上突然出现上千名可疑人员游荡，北京方面自然大吃一惊，于是大批公文来来往往，大规模地进行调查。”但最后，帝国政府却尴尬地发现，此事查无实据，完全是无稽之谈，虚惊一场之后只得悻悻罢手。

　　为了防微杜渐，乾隆干脆下令，此后严禁帝国臣民与准噶尔人往来，并指示驻藏大臣傅清和藏王珠尔墨特那木札勒合作监视，再不让准噶尔人进入西藏。此举其实就是变相的闭关锁国，它有利有弊，一方面确实断绝了准噶尔人对帝国内部尤其是蒙古和西藏的影响，而另一方面，清廷从此对准噶尔两眼抹黑，一直到乾隆十九年即公元1754年，准噶尔汗国下属的杜尔伯特部三个名字都带策凌的首领即所谓“三策凌”叛逃清朝，乾隆才知道这个曾经强大的对手陷入内乱已达十年之久，早已外强中干不堪一击。

　　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国舅爷傅清在拉萨任期到了，返回内地改任京畿附近的天津镇总兵，后来又升任为固原提督，暂且不表。他留下的驻藏大臣之职，则由前四川巡抚纪山接替——由于与川陕总督张广泗不和，老张参劾他组织后勤不利，皇帝便将他调到了西藏。也就在同一年，藏王珠尔墨特那木札勒在藏北举行大规模狩猎活动，肆无忌惮地屠杀野生动物，此举引发以“不杀生”为信条的正统佛教徒们的强烈不满。

　　大约也就在这时候，乾隆被新任藏王的甜言蜜语所蒙骗，采取了一个非常愚蠢的措施——他采纳了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的建议，同意撤走帝国在拉萨的驻军，尽管当时拉萨仅有五百名清军驻扎，但皇帝仍将其中四百人撤了回去，只给后任驻藏大臣留下一百人的单薄卫队。

　　甚至连西方藏学家都认为此举极其不妥，他们对此评论道：“这无论从哪个观点看都是极其严重的错误。经验告诉我们，在拉萨只有足够的即便是小规模的驻军才能做驻藏大臣的有力后盾。此外，皇帝本来应该记住1723年雍正下令大规模撤走军政人员造成的严重恶果。”

　　的确，就在那一年即公元1723年，趁着帝国在青藏高原兵力空虚的时机，和硕特蒙古首领罗布藏丹津在青海突然发难，大西北陷入血雨腥风，清廷最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这场变乱平息下来。

　　为了扶持自己的亲信，珠尔墨特那木札勒故意边缘化父亲的老臣，双方的矛盾迅速激化。后者的代表是噶伦（噶厦即西藏敌方政府的行政首脑，通常有四到五人）班第达公爵，他娶了颇罗鼐的女儿，因此实际上也是新藏王的内兄。为了控制这位公爵，珠尔墨特那木札勒将班第达的幼子也就是自己的外甥扣留为人质，这自然激起了老臣集团的强烈不满。

　　他与其他噶伦的关系也相当糟糕，有一次甚至在与他们争吵中暴跳如雷，举起长矛投出试图杀死对方，搞得两边势同水火。对此，西方藏学家评论道：“像许多继承了绝对权力的娇生惯养的王子一样，这个西藏的卡利古拉（古罗马暴君）渐渐地疯狂起来。”

　　很快，新任藏王的行为也引起了乾隆的警觉，因为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突然提出由帝国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那部分藏区——即四川、云南临近西藏的康巴藏族地区——的敏感问题，此前乾隆的父亲雍正在位时，为了更有效控制藏区，皇帝下令沿金沙江为界，将金沙江东岸的康巴藏区，包括今天的四川甘孜州、云南迪庆州等地，分别划给四川省和云南省，而此前这些地方通常由西藏地方政府委任土司管理，处在西藏的势力范围之内。

　　珠尔墨特那木札勒希望，朝廷同意他派西藏的黄教喇嘛前往这些地方传教，他的理由冠冕堂皇，因为黄教在康区并不是一家独大，而是面临着红教（藏传佛教宁玛派）、花教（藏传佛教萨迦派）、白教（藏传佛教噶举派）甚至黑教（苯波教）的强烈竞争，身为黄教的保护者，大皇帝有义务为黄教在康区的传播提供帮助。

　　但敏感的乾隆立即意识到，这恐怕是西藏当局企图恢复自己在康区的政治影响而借题发挥，更何况，这些地方就在激战正酣的大小金川周围，如果让西藏势力插手进去，本来对清军就不利的金川战局将更加恶化。

　　对于藏王的提议，西方藏学家写道：“皇帝不予答复，而是下令调查，这是一种不拒自止的办法。但既然有了警觉，皇帝的疑心也就更大了。”为此，乾隆将被张广泗弹劾的纪山调到了西藏，因为他此前曾担任过驻藏大臣，“被认为对处理藏事有更丰富的经验”。

　　但是到西藏后，也许是被旷日持久的金川战争消磨了意志，也许对再次调到这个没人愿意来的苦寒之地带有不满情绪，总之纪山的表现简直可以用尸位素餐来形容，完全辜负了乾隆的期望。

　　与他强势的前任傅清截然不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纪山对藏王珠尔墨特那木札勒一味迎合，基本成了后者的传声筒，尤其是在阿里公爵珠尔墨特策布登被杀一事上，不做为的驻藏大臣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继位后，很快就向皇帝控告自己的兄长意图不轨，理由是后者的一支部队占据了后藏和阿里边界上的一个城镇。乾隆则答复藏王，不要逼得其兄走投无路，以免逃到准噶尔去，这样大家都不好看。皇帝随即宣布，为了对兄弟俩进行调解，自己将派一名官员前往西藏调查，而七世达赖喇嘛也趁机露脸，利用地理优势抢先派人去调解这对兄弟的关系，但神王的这名使者却被藏王的部队阻挡在后藏，根本无法前往阿里。

　　朝廷调查的官员还没有到达西藏，一个惊人的消息已经传来，珠尔墨特策布登公爵在阿里暴卒！公爵之死一直是个谜，长期笼罩在神秘的气氛之中，藏王企图让人相信自己的哥哥是病死的，而不愿惹麻烦的驻藏大臣纪山也相信或假装相信了这个说法，按照常规程序向朝廷报了丧。

　　直到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的叛乱被平定之后，阿里公爵横死的真相才逐渐被揭示出来：竟然是他弟弟派刺客干的！为了维持这个闹剧，真正的凶手藏王一直在进行猫哭耗子的表演，他甚至软硬兼施，诱骗达赖和班禅两尊大佛参加了自己兄长的追悼会，“他厚颜无耻地在拉萨主持这个仪式，会后还举行了丧宴”。

　　藏王企图斩草除根，再清除掉自己的两个侄子，为此他不惜亲自出马追杀。最后，阿里公爵的大儿子死于叔叔之手，但小儿子却逃了出来，跑到班禅驻锡的扎什伦布寺避难。班禅为了保护他，宣布已经为其剃度出家，如果藏王再不依不饶，那就是与整个僧侣集团为敌，珠尔墨特那木札勒才不得不悻悻罢手。

　　这位班禅名叫巴丹益喜，当时虽然只有二十多岁，但已经表现出了足够的政治手腕，在未来的岁月里，他将成为乾隆后期黄教无可争议的第一人，其光芒甚至盖住了达赖喇嘛。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其实，藏王当时已经在与黄教集团为敌了。此前，珠尔墨特那木札勒曾要求甘丹赤巴念咒诅咒死自己的哥哥——所谓“甘丹赤巴”，就是黄教祖寺甘丹寺的主持，人们认为甘丹赤巴继承了黄教祖师宗喀巴的道统，因此在名义上他是黄教的教主，尽管其实际权力上远远无法和达赖、班禅两尊大佛相比——后来在公爵惨遭杀害后又要求他出席葬礼，但都被这位高僧断然拒绝。

　　珠尔墨特那木札勒大怒，宣布将甘丹赤巴革职，但其实他并没有这个权力，因为甘丹赤巴并非藏王任命而是通过教内推选产生，一般都由黄教中学识最渊博的僧人担任，可以说德高望重。藏王的决定引起黄教上下激烈反应，许多喇嘛已经准备武力对抗，但甘丹赤巴怕引起流血事件，遂提出主动退位。隐退后不久，这位可敬的高僧就与阿里公爵类似，不明不白地突然死亡，人们同样认为他“不太可能是寿终正寝的”。

　　阿里公爵死后，随之而来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他那一大片地盘究竟归谁。这无疑有两个方案，一是子承父业，由公爵的小儿子继承；二是完全取消这个半独立的行政区，纳入西藏地方政府。藏王强烈支持后一种解决办法，他宣称侄子既然出家，那就意味着他已经丧失了继承权，而身为侄子的监护人，自己有权代管阿里。皇帝对此不置可否，认为还要认真研究一下才能决定。

　　其实，对于珠尔墨特策布登的突然死亡，在给军机处的密令里，乾隆已经对纪山所谓阿里公爵“寿终正寝”的说法提出了疑问，但却苦于没有证据无法确认。与此同时，对于纪山在西藏期间的颟顸表现，皇帝越来越无法忍受了，西方藏学家分析道：

　　“至于纪山，他周围都是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的同伙，皇帝宽恕这个老驻藏大臣，完全理解他得不到确实的情报，但不能让他的动摇与懦弱继续下去了。可以肯定，获得确切的情报是当务之急，而纪山显然是不能提供确切的情况了。”

　　最后，乾隆不得不做出决定，将前任大臣傅清和现任大臣纪山再次调换，希望自己的大舅子“到西藏后会使情况好转起来”。皇帝很可能已经明白，一场越来越大的风暴正在西藏酝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他不得不考虑，是否将地当川藏要冲的金川战争继续下去，因为一旦西藏发生不测，陷入金川泥潭的清军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提供支援，显然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如果按照事后诸葛亮的说法，乾隆的顾虑完全成立，因为事实证明，皇帝的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农历二月初五，金川的战事正式宣告结束——尽管后来证明这只是中场休息——大批官兵终于从这个泥潭开始抽身，而仅仅一年之后的公元1750年，拉萨便爆发了藏王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策划的大叛乱，包括傅清在内的两位驻藏大臣及其僚属被杀。此时，经过一年的修整，四川清军已经恢复元气，他们砺兵秣马准备停当，立即出发进藏平叛。

　　但是，如果回到乾隆十三年底就事论事而言，清军主帅傅恒却并没有这么多顾虑，对他来说，与战争胜利无关的一切事情都要靠边站，为此他甚至发出了“如不成功，无颜以见众人”的狠话，这让一心想尽快了解此事的乾隆颇为担心，生怕金川贼寇未定，西藏那边又祸起萧墙。

　　前面我们说过，傅恒幼年丧父，他其实是由姐姐孝贤皇后带大的，因此对于姐夫乾隆来说，这个小舅子犹如自己的半个子侄，关系远非普通臣子可比，小伙子现在正热情高涨，实在不好直接批评，况且如果照实说的话，也会泄了前线大军的士气，这可怎么办才好？

　　思来想去，乾隆计上心来，有了！既然我不方便直接说，那就让我娘出马吧！于是，皇帝给帝国首相去了一道很有意思的圣旨。信的开头写道，今天早上朕去额娘老太后那里请安，把你的事情也和她唠了唠，下面就是她老人家的指示：

　　“经略大学士傅恒，此见实为太过！”我说小春子（傅恒字春和），你这话说得可太过分了哦，什么叫“如果不成功，我就没脸回来见人”啊？

　　“经略大学士此行，原为国家效力，非为一己成名。如为成名起见，岂有国家费如许帑项，用如许生命，专供一己成名之理？”你这次出征，目的是为国效力，可不是为了你一人成名立腕。哪有国家花了这么多军费，牺牲了这么多官兵，专供你自己拉风的道理？

　　——无论这话是不是真出于太后之口，反正听上去颇有些诛心了，乾隆显然深谙此道，上来就先扣个大帽子，让你辩无可辨，然后就只有听他教训的份儿了。

　　“况退缩贻误者，朝廷既治其罪，而经略大学士傅恒忠勇奋发，勤劳任事如此，何不可见众人之有？”所谓打一巴掌揉三揉，乾隆随即又夸奖道，凡是临阵退缩贻误战机的，朝廷自然都严加惩处，可你忠心耿耿热情高涨，操劳办差到了这个程度，怎么能说没脸见人呢？

　　“且人事既尽，成功与否，则当听命于天。若天意不欲殄灭丑类，人力何能强违！”借老妈之口，皇帝再次表达了自己对战争的悲观态度，现在这个情形啊，咱们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如果天意真不让金川人灭亡，咱们人类的胳膊怎么能拗过老天的大腿呢！

　　“经略大学士傅恒之出力，期于国事有益也，必谓不能成功，即不可见众人。试思果如所见，于国事有益乎？否乎？自宜遵奉朝廷前旨为是。”朕想啊，你说不成功就没脸见人，初中肯定是为了国家好，可是如果真地这样，那究竟是对国家有好处呢？还是没好处呢？所以啊，你还是好好遵照朝廷之前的命令行事才妥当。

　　以老太太的名义表演完了，乾隆开始悄悄说出自己的底线：“万一不能擒丑虏，得巢穴，而有所斩获，亦得谓之成功。”他再次强调，即使不能抓获莎罗奔攻破勒乌围，但我军只要能搞出一点点战绩来砌个台阶下，那就可以说是成功了。

　　在具体目标上，皇帝给宰相设定了高低两个选择：“果能克取贼巢，擒获渠首，固为全胜。否，亦必歼其逆党，躏其要地，夺其坚碉，彼必籄惧乞命，乘此机会，因而抚纳，亦足以振军威而全国体。在蛮夷绝徼，控制之方，只宜如此。”

　　如果能全胜更好，如果不能，那就想法多歼灭一些敌人，将主要敌区烧杀抢三光，再搞掉几个战碉，让敌人感到害怕，没准就会向我们请降，到时候咱们再半推半就地接受，这样既能振作下军队的精神，同时也算给国人一个交待。要知道对付蛮族只能如此，咱们犯不着跟他们这些野蛮人较劲。

　　不久之后，鉴于壮志未酬的帝国首相仍坚持扫庭犁穴彻底歼灭金川军的积极求战态度，为避免再生枝节，皇帝干脆直接做出安排，下旨道：

　　“傅恒自奉命以至抵军，忠诚劳积，超出等伦。办事则巨细周祥，锄奸则番蛮慑服，整顿营伍纪律严明，鼓励戎行则士气踊跃。且终宵督战，不避风雪，大著声威，诚克仰副委任。经略大学士傅恒乃朝中第一宣力大臣，岂可因荒微小丑久稽于外？朕心实为不忍，即使擒获渠魁，扫荡穴巢，亦不足以偿劳。此旨到日，傅恒着即驰驿还朝。”

　　这道圣旨充分肯定了傅恒的成绩，表示我让你回来并非是对你的工作不满意，而实在是太满意了，但那么一个鸟不拉屎的小地方却耽误了你所有的时间，朝中还有许多事情需要你处理，我实在于心不忍，长此以往即使彻底荡平金川，对朝廷也是得不偿失，怎么能因小失大呢？所以你还是赶紧回来吧。这种说法让君臣双方都有了台阶下。

　　但没想到的是，深感辜负了姐夫信任的傅恒竟然抗旨不遵，苦苦哀求皇帝收回成命，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不仅如此他还恳求道，今后如果撤兵的话一定要和自己商量：“将来若下班师之诏，请先降旨询问，容臣覆奏到日，然后撤兵。”

　　最后，无可奈何的乾隆只好答应傅恒暂时留任，但皇帝并没有给宰相做出关于撤军问题的明确承诺，他认为金川战争决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遂与国舅约法三章，如果到了乾隆十四年农历三月还不能取胜，那大军就无论如何都要班师了：“若过三月，应允许其求降，以省帑费，以惜人力。”

　　随后乾隆又宣布，傅恒一人身兼数职太辛苦了，为了金川战争的胜利，他的川陕总督就由别人来干吧，而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朝廷派来接任这个位置的，竟然是前首相讷亲的哥哥策楞！策楞此前担任两江总督，讷亲被逮捕后，世袭的公爵也被剥夺，皇帝下令改由讷亲的这个兄长袭爵，不过爵位虽然没降档次却低了，一等公爵成了二等公爵。

　　此公爵与前面所说的镇国公、辅国公不是一回事，后者是宗室爵位，通常只赐予爱新觉罗子孙，有时也封给蒙藏首脑，而前者则是封给功臣的爵位或称“世爵”，又细分为一二三等。雍正之前，世爵通常没有封号，多只是简单的三等公一等侯之类，雍正以后开始有了爵名，比如傅恒就是一等忠勇公。

　　刚刚宣布这个调令不久，乾隆又改了主意，认为川陕总督的辖区——包括四川、陕西、山西、甘肃四省——太大了，一个人不好管理，于是将其一分为二，分别设置陕甘总督和四川总督，“旋以川、陕辖地广，析置二督，策楞专领四川”。

　　四川总督的全称为“总督四川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兼巡抚事”，尽管此前也有过该职位的设置，比如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年羹尧便由四川巡抚改任总督，但这都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情况，川督在那时只是临时性的。而从乾隆十三年策楞任职起，四川总督终于正式成为一个固定职位，从此不再单设巡抚而由总督兼理，“以金川用兵，始定为专缺，兼管巡抚事”。

　　此时的经略大学士傅恒，可以说内外交困，外边的战事举步维艰，无论卡撒方向还是党坝方向，清军都在坚固的战碉下进展缓慢，短期内大获全胜似乎是天方夜谭；内部的压力更是越来越大，不仅皇帝限期撤兵，而且朝廷新派来的那位四川总督策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过来给自己收尾擦屁股的，一个头两个大的帝国首相无计可施，只能硬着头皮死扛。

　　但正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此时，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及其侄子郎卡突然派使者求见傅恒，很快一个消息在清军大营炸了锅，这伙金川人竟然是来求降的！

　　但是更加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傅恒竟然不答应！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