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血色嘉绒：两征金川，十全老人的荒诞武功》 -- 京华烟云AMIP

《序篇 南园故剑》

据说对于许多“官场成功男人”来讲，人生的三大乐事，莫过于“升官、发财、死老婆”，女士们肯定会愤怒地谴责这种说法的用心如何歹毒，不过那些官场得意的公仆们，大概也会弱弱地为自己辩上几句：早上醒来，首先映入眼帘的却是枕边人日渐老去的黄脸，岂非“是可忍孰不可忍”？况且她老占着坑儿不挪窝，其他MM还怎么追求进步啊？

乾隆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748年，一个最成功的官场男人死了老婆，这件事不大不小，但却影响了许多人的命运，甚至可能影响到了帝国的运行轨迹。

这一年的农历三月十一日，清高宗的皇后富察氏，在陪皇帝、太后东巡途中病逝于山东济南府，享年三十七岁。死后，她的尊号如同气吹似的一涨再涨，直至成为长长的“孝贤诚正敦穆仁惠徽恭康顺辅天昌圣纯皇后”，但后人一般都称她孝贤皇后，或者孝贤纯皇后。

尽管皇帝还有为数众多的小老婆，但从宗法的角度来看，她们都是“妾”而非“妻”，因此这个名叫爱新觉罗.弘历的将近中年的男人——此人时年三十八岁，不过听说朝廷已经将中年人的认定标准，由以前的40岁提升到了45岁——就成了一个真正的鳏夫。

两人于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七月十八日成亲，等到她病逝时，富察女士已经出嫁近二十二个年头，大概已成了黄脸婆。但很显然，那位在后世以花心著称的满清皇帝并不具有现代公仆的觉悟，起码他丝毫体会不到“三大乐事”之一的妙处——恰恰相反，面对亡妻的灵柩，悲伤的乾隆写下了通篇充斥着“信人生之如梦兮，了万世之皆虚”这样低落情绪的赋体文，并将其命名为光听名字就很哀的《述悲赋》。

而对于这位结发之妻的思念，让弘历终生都无法忘怀，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他又陆续作了许多充满感情的悼亡诗，这些诗尽管在文学上并没有完全突破乾隆本来就不怎么高的写作水准，但其中所体现的那些深入骨髓的哀伤和悲痛，已经足够令时人和后人有所触动，因此这些作品大概并不能——或者说并不完全能——归于皇帝刻意而为的矫情造作。

也正因如此，后人普遍把这些感情真挚的悼亡诗，放到那位号称史上最多产诗人——据说这家伙一生竟然写了近五万首诗，超过《全唐诗》所收录诗歌的总和——无数作品中数量极小的最上乘部分，也就可以理解了。

直到这位“老头子”——据说这是纪晓岚对乾隆的专门称谓——行将就木，当他某次路过亡妻的陵墓时，仍然无法抑制悲痛，挥笔写下了“齐年率归室，乔寿有何欢”的诗句，大概意思是说：老婆啊，自从你去了以后，我就了无生趣，虽然自己活了这么久，但与当年和你一起的欢乐相比，又有什么值得一提呢！

虽然身居正妻之位，但这位孝贤纯皇后大概并不是弘历的第一个女人，因为据史料记载，乾隆的长子永璜生于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五月二十八日，距离弘历与孝贤纯皇后成亲正好十个月左右，而他的母亲虽然也姓富察，但她的身份只是个侍妾，死后才被追封为皇贵妃。

当两人步入婚姻的时候，还是皇子的弘历只有十六岁，而后来的皇后富察氏更是年仅十五岁。据说这对小夫妻非常对脾气，弘历后来充满感情地回忆起两人“愁喜惟予共，寒暄无刻忘”以及“一日不见如三月”的情形，此情此景，不由得让人想起了贾宝玉与林黛玉。很可能，对于在政治这个大染缸中越陷越深的乾隆来说，早逝的皇后不仅是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兼知音，还代表着他登基之前那段相对单纯的快乐时光。

而对于自己的其他为数众多的女人，包括很可能对他起了类似宝玉之袭人作用的侍妾富察氏（皇长子的生母），以及继任皇后那拉氏（得知她死的消息，皇帝甚至还照常打猎），乾隆显然更多地是从“饮食男女”的角度来看待，大概从没有产生对皇后那样的感情，所谓“南园遗爱，故剑情深”，概莫如此。

从某种角度来看，皇帝其实是天底下最孤独的人，弘历少年时的伙伴们都与他渐行渐远，其中就包括他曾经最要好的同学平郡王福彭——就在皇后死后八个月的农历十一月，郁郁寡欢的福彭病逝于自己的王府，年仅四十岁。

福彭尽管按辈分是乾隆的侄孙，但年纪却比乾隆还要大三岁，而且封王的时间也更早——福彭于雍正四年袭平郡王爵，而弘历直到雍正十一年才封宝亲王。福彭从小就被康熙相中，与皇子皇孙们一起在宫中接受教育，到了雍正时期，他又被皇帝下令入宫，专门陪皇子弘历、弘昼读书。因此，福彭与乾隆是双料的同学。

到雍正十一年（1733）四月，二十五岁的福彭已经成了当时最年轻的军机大臣，同年，雍正任命他为定边大将军，赴西北指挥清军与准噶尔作战，出将入相似乎已经成了他的必然。但乾隆刚刚即位，就立刻召福彭回京，以后再没有让他入军机处，也没有掌握过兵权。

于是，本来年富力强的平郡王只能每天混吃等死，直至抑郁而终。据说闲得发慌的福彭不得不寄情于诗词小说解闷，从而与文人圈子交往甚密，尤其是，对于自己一个名叫曹雪芹的落魄表弟——福彭是其姑母曹佳氏的儿子——他曾多次予以经济帮助，因此后人认为，《红楼梦》中那位风姿卓绝的北静王，其原型很可能就是该书作者这位不得志的表哥。

乾隆显然对儿时好友的遭遇也颇感愧疚，得知福彭的死讯，他特意派遣大阿哥永璜前去祭奠，并辍朝两天以示哀悼，不仅如此，此后他还以圣旨的形式，正式确认了福彭家族“世袭罔替”的特殊身份，而在福彭的儿子死后绝嗣的情况下，乾隆又特意将福彭的一个侄子过继该家，使得这一“铁帽子”王族——平郡王即后来的克勤郡王——得以延续。

弘历当年对福彭的冷处理并非是针对个人，而是与他坚持的总体用人原则有关。事实上，就连对待兄弟以刻薄寡恩而著称的雍正，起码还有允祥这样能委以重任的手足，而终乾隆一朝，包括皇帝的亲弟弟弘昼和弘曕在内，几乎没有王爷担任过真正的要职，曾经与弘历最要好的福彭自然也不例外。

另一方面在乾隆朝，尽管宗室皇族都统统靠边站，但外戚也就是后妃家族却得到高度重用，尤其是，对于自己的亡妻，皇帝的特殊照顾几乎可以用明目张胆来形容，孝贤皇后的弟弟们——从史料看她应该是他们的大姐——多被委以重任，而乾隆也毫不掩饰自己任人唯亲的目的：

“朕之加恩傅谦兄弟者，乃因皇后加恩，并不因其为大学士公傅恒之兄弟也。即大学士公傅恒之加恩，亦由于皇后，而况其兄弟乎。”我就是因为老婆才提拔他们的，你能把我怎么着？

不过话说回来，皇后的几个兄弟的表现确实也还可以，起码没有给姐姐丢脸。比如她的二弟傅清于乾隆十五年到拉萨担任驻藏大臣，在得知藏王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联络准噶尔即将谋反的严峻局势下，他与另一位大臣拉布敦决定先发制人，而由于情况紧急，他们已来不及向皇帝请示了。

于是，两名驻藏大臣在几乎没有武装支持的情况下——当时清军已全部撤出西藏，仅给大臣留有极少数卫兵——毅然将藏王诱至大臣衙门，他们亲手将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杀死。可惜的是，二人随即都死于藏王余党的武装暴动，但他们的牺牲却争取了最宝贵的时间，群龙无首的叛党很快便被达赖喇嘛平定。事后，乾隆评价自己这个成为烈士的小舅子“揆几审势，决计定谋，心苦而功大”，并称其是“为国除凶”的表率。

而对于孝贤纯皇后最小的弟弟傅恒，皇帝更是青睐有加，清人对此记载道，“后临薨，以傅恒为托，故上欲骤贵恒，且令得建大功，有以服中外，廷臣窥见其指，故甚重其行。”也就是说，姐姐临终前将弟弟亲手托付给丈夫，丈夫则含泪做出了承诺。这位傅恒正是本文的主角，只不过，身为压轴的清方大BOSS，他的出场自然要再摆摆谱，还要再等上一等才行。

不少研究者认为，孝贤纯皇后逝世的乾隆十三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弘历从此性情大变——变得异常严苛起来，不仅脾气越来越暴躁，还动不动就找茬杀人。就在为皇后治丧期间，心情恶劣的乾隆大开杀戒，礼部尚书和湖广总督都因为小事而掉了脑袋，更多的大员受到严厉斥责和处分，其中就包括一向谨慎小心的宰相张廷玉，甚至连两名二十岁不到的皇子，都因为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哀伤，从而被父亲永远取消了竞争皇位的资格。而乾隆此前一直标榜爷爷康熙的所谓“宽仁”作风，处置臣下相当慎重。

有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认为这是一个痛苦鳏夫在失去家庭幸福后对外发泄情绪，但却因缺乏像皇后这样的安全阀，从而一发便不可收。类似的例子，还有朱重八在老婆死后肆无忌惮的杀人，而在那之前他还算比较克制，即使对胡惟庸案也没有追究到底（李善长等功臣大多是在马皇后逝世后被杀的）。也有人从生物学的角度提醒我们，可别忘记，乾隆不仅仅是康熙的孙子，他还是雍正的儿子，此前他没有表现出遗传自父亲的阴戾狠毒，只不过是刻意压制自己的真性情，装模作样地戴上虚伪的假面而已。

尽管以上说法各有片面，不过也可能都有几分道理。从史料记载来看，进入中年的乾隆，大概比他那个以不好伺候出名的父亲雍正，要更加的不好伺候，甚至简直可以用吹毛求疵来形容。也就是从乾隆十三年起，此前一直被皇帝以礼相待的大臣们，此后便成了他颐指气使、呼来骂去的真正奴才，就连在雍正面前混得如鱼得水的张廷玉，最后也被他百般折辱，几乎没有任何尊严可言。

为了暂时忘却丧妻之痛，乾隆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疯狂的工作之中。事实上，通过工作来压抑情绪，对清朝皇帝来说也许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他要处理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比如乾隆的工作狂父亲雍正在位十三年间的满汉文奏章，光是目前保存下来的就超过了四万件，其中至少两万两千件上有雍正的批语，有些批语甚至比奏章正文还要长不少。尽管不能和雍正想必，但中青年时期的乾隆还算勤政，尤其是皇后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更是成了父亲一样的加班狂。

乾隆疲惫的目光投向了远方的西南。大渡河的源头正在进行一场战争，战争的一方是朝廷官兵，另一方则是当地的土著嘉绒人。此时，这场仗已经打了两年，清军不仅进展缓慢，而且屡屡损兵折将，让一心想建立与爷爷康熙并肩武功的乾隆，感到越来越不耐烦。就在皇后去世前不久，帝国的国防部即兵部曾向皇帝上报说：

那个地方“地纵不过二三百里，横不过数十里，蛮口不满万人”，就是说对方无论土地还是人口其实并很有限。但就在这样的弹丸之地，我方“现在军营已集汉、土官兵及新调陕、甘、云、贵四省兵丁已至五万”，可以说形成了对敌军的绝对优势。不过嘛，兵部尚书话锋一转，反而认为情况极其不乐观，“乃闻将弁怯懦，兵心涣散，土番因此观望。”

就是说，清军的拙劣表现，真是丢尽了帝国的颜面，而灰头土脸就此撤兵的话，朝廷又心有不甘。

“派讷亲去！”乾隆十三年四月，忍无可忍的皇帝终于做了决定。当年，雍正以准备与准噶尔汗国的战争为借口，专门搞了个权力极大、类似于今天中央军委的新机构——即著名的军机处——从而架空了原来的宰相委员会即内阁，以及后金时期遗留下来的早已形同政治僵尸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彻底将军政大权牢牢掌握在皇帝自己手中。

而这位讷亲，此时正是首席军机大臣即军机处的首脑，也就是说，他是清政府事实上的首相。

除此之外，讷亲还有许多高贵头衔，比如宰相委员会常委（保和殿大学士），中央组织部部长（吏部尚书），帝国一等公爵等等，可以说是皇帝当时的第一宠臣，地位甚至在三朝元老张廷玉（军机大臣、大学士、三等伯爵）之上。而如果论与皇家的关系，讷亲则是康熙第二个皇后即孝昭仁皇后的亲侄子，因而算起亲戚来，他比乾隆还要大上一辈呢。

派这样一个重量级人物前往督战，前线将士敢不卖力？皇帝于是下旨：“谕：大学士讷亲前往金川军营，著军机处行走监察御史马璟、主事兼佐领常亮随往。照侍卫例，赏给整装银两，给与驿马。”

乾隆考虑得相当周全，不仅安排了随从，就连差旅费和交通工具都照顾到了。至于皇帝在这件事上到底有没有私心，比如趁机让这位首相挪坑儿，好给已经是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的国舅爷傅恒腾出位置来，以便实现自己对亡妻的承诺，那就不得而知了。

派出讷亲后，乾隆突然又想起来，尽管历来以“勤谨廉洁”著称，不过自己的这个亲信也有一处不足——他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虽然现在是军机处首脑，而且此前当过一年多的国防部长即兵部尚书，但却从来没有领兵打过仗。

一方面，皇帝对讷亲的办事能力相当满意，甚至评价他为“第一宣力大臣”（其实，如果再翻翻史书的话，您也许会发现这个“第一”并不是真的只有一个，比如此前的张廷玉，以及此后的傅恒，都获得过这一荣誉）；可另一方面，此人毕竟没有实战经验，为了稳妥起见，必须给他配一个经验丰富的助手才行。于是，一个熟悉的名字自然而然地涌上乾隆的心头。

岳钟琪，这位在康雍乾时期战功赫赫，后来被弘历写诗赞为“三朝武臣巨擘”的盖世名将，当时正以待罪之身在家闲居。此前在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岳钟琪因与准噶尔汗国作战不利，而被皇帝下令罢官治罪。岳钟琪被捕后，揣测上意的满朝文武乘机落井下石，弹劾他的奏章如雪片般飞来。

最后宰相们“奏拟岳钟琪斩决”，建议皇帝判处他死刑并立即执行，但一向刚猛果断的雍正此时却犹豫再三，始终没有舍得痛下杀手，还是下令“改监候”，也就是改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由于这种情况最后几乎都会因皇帝开恩而减刑一等，因此这一判决其实相当于无期徒刑。

乾隆登基以后，岳钟琪终于被特赦释放，这位昔日威风凛凛的大将军从此开始了十余年的闲居生活。鉴于之前他的政治生涯已经断送，今后肯定也会以平头百姓的身份终老一生，估计连岳自己对前途也不会有什么指望了，如果这时候让其戴罪立功，他能不感恩戴德？想到此，皇帝立即下令拟旨。

“谕：岳钟琪前在西陲用兵，以失机致罹重辟，久系囹圄，经朕宽恩，放还乡里。”

乾隆这是在提醒岳，你老小子是罪有应得，所以我爸当初才关着你不放，后来释放你回家，其实是出自我的特殊恩典，你可别搞混了。

“今当大金川用兵之际，因思伊久官西蜀，素为番众所服，若任以金川之事，自属人地相宜。”

这句倒是实话，岳钟琪在四川军界经营多年，史载他极其擅长以夷制夷之法，时不时就拉一派打一派，率领一拨土司以朝廷的名义去讨伐另一拨，而一旦前者坐大，他就立刻变脸，转过身又以朝廷的名义，带着后者去讨伐前者。因此四川各地土官无不被整治得服服帖帖，就连挑头带领嘉绒人与清军对着干的大金川土司，当年也是岳钟琪的得力部下，据说两人还交情匪浅。

“曾传旨班第、张广泗，令伊等酌量，如果应用，将岳钟琪调至军营，以总兵衔委用。今班第、张广泗，已遵旨调赴大金川军前，岳钟琪著加恩赏给提督衔，以统领听候调遣。”

班第时任兵部尚书，为了配合首相讷亲出征，乾隆下令这位国防部长亲自前往金川“出督军饷”；张广泗则是川陕总督，此前讨伐金川的清军一把手，讷亲一来，他也只能退居次席。有意思的是，张广泗当年正是岳大将军的副手，但当岳倒霉的时候，张却是弹劾他最力者之一，想必两人再见时，应别有一番滋味。

就这样，年过花甲的岳钟琪第二次获得了提督的头衔，此时距离他第一次获得该衔已有二十五年之久，当时岳钟琪还不到四十岁，他率先遣队第一个攻入被准噶尔人占据的圣城拉萨，从而成为帝国军界一颗冉冉升起的耀眼将星……弹指一挥间，真是恍如隔世。

“予以自新之路，俾得奋勉图报，以收桑榆之效。如果能迅奏肤功，更当从优奖叙。”

皇帝对岳钟琪可谓又拉又打，先是警告说，我已经给了你一条洗心革面的途径，至于如何把握，你自己看着办吧。然后又激励道，如果能在短时间内取得成绩，我肯定不会亏待你的。

让大学士拟完旨意，皇帝满意地合上眼睛养起神来，自己终于又可以摆脱俗务，继续沉浸在对亡妻的思念中了。他相信，这对宰相加宿将的超强组合，应该可以很快解决问题，从而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彻底结束这场对帝国来说并不怎么体面的战争。

可令乾隆没想到的是，这场战争竟然还要延续近三十年之久。期间，包括讷亲在内，他将会损失两名宰相即军机大臣或大学士，其中一人血洒沙场，算是死得其所（但如果细究起来，他的死亡过程其实相当窝囊），另一人则是因指挥不力，被盛怒的皇帝赐死；以及，三名总督直接因这场战争被杀，而一名巡抚的死也与其有着密切关系，因它而被处分的封疆大吏和高级朝官更是不胜枚举。

尤其令人悲哀的是，仅在战争的最后四年，清廷就派出了十二万名以上官兵参战，但阵亡者竟然将近一万五千人，战死的官员更是高达千人……更不要说，这场战争消耗的军费超过白银七千万两之巨，而清政府当时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四千多万两而已。虽然清军终于惨胜，但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最后的胜利，就是用鲜血和金钱堆出来的。当年的古战场的溪流里，至今还有一些红色的石头，据说那时漫天的血腥导致河水多次染红，从而留下了河滩里血石的传说。

这场惨烈的战争，后世称之为“金川战争”，或者叫“大小金川之战”。

大学者魏源曾对鸦片战争前清军参加的战争做过专门的统计，他发现金川战争的庞大军费在康乾盛世绝无仅有，比乾隆朝更加著名的新疆之战——包括消灭准噶尔汗国之战和平定大小和卓之战——的两倍还要多出不少。其实，如果不考虑嘉庆初年几乎席卷整个南中国的白莲教之乱的话，大小金川之战可以说是鸦片战争以前清朝花费最大的一场战争。

而大小金川的面积统共不过一万五六千平方公里，即使同相对于清朝已大大缩水的今日新疆面积相比，前者也不过是后者的百分之一，但清军在二者上的军费消耗却完全倒挂，难怪魏源发出了“功半而事倍”的感慨。

乾隆朝几乎所有名将，比如岳钟琪、张广泗、傅恒、阿桂、海兰察、兆惠、福康安等，统统都参加了大小金川之战，即使这样，这场战争仍创造了乾隆朝持续时间最长的纪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当地土著即嘉绒人的战斗力，似乎并不在困扰了清帝国七十年前后三代皇帝的准噶尔人之下，尽管前者无论名声还是数量，都远远不如后者。

到了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也就是金川战争结束十六年之后，回首自己统治下的强大帝国和辽阔疆域，暮年的乾隆皇帝洋洋自得，他将自己一生的成就总结为“十全武功”，并于当年十月亲自写了一篇《御制十全记》，下令以满、汉、蒙、藏四种文体建碑勒文。从此之后，乾隆皇帝就自称为“十全老人”，意思是身为一个皇帝，自己已经做到十全十美了，不仅空前，而且绝后。

按照《御制十全记》的说法，这“十全武功”如下：“十功者，平准噶尔为二（即灭亡准噶尔汗国和平定阿穆尔撒纳之战之乱），定回部（即平定大小和卓木之乱）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即镇压林爽文起义）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这两场战争其实打成了平局，但对手毕竟在名义上臣服了），二次受廓尔喀降（即清与尼泊尔的战争，以后如果有机会写一下），合为十。”

也就是说，大小金川之战在乾隆的十大武功里，竟然占据了两个之多，与更为著名的准噶尔之战和廓尔喀之战并列。一方面，这是老皇帝越老越拉风，非要把一场战争拆成两场，这样才好凑够十个整；另一方面，恐怕也与这场漫长的战争在时间轴上，确实又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阶段有关。

也许有人会认为，对于金川战争中一些倒霉蛋，尤其是那些被皇帝处死的官员们来说，如果乾隆十三年皇帝没有死老婆，或者说，如果皇后能再多活几年，他们的命运大概就完全不同，甚至连金川战争本身会不会继续下去，可能都存在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从时间来看，大小金川之战其实是乾隆“十全武功”中的第一战，而此前，弘历自继位以来从来没有发动过战争，他那位脾气非常温和的夫人在潜移默化间很可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蝴蝶效应的影响本来就是无法预测的，不是吗？况且，历史从来就不承认什么“如果”。

尤其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据说对方嘉绒人的首领中有一位大美人，刚刚与丈夫离异的她，眼睛正紧盯着孝贤皇后刚刚腾出来的宝座，时刻准备着挺身而出，去填补那位天下第一鳏夫枕边的空缺，正所谓“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

（见匈奴冒顿单于给西汉吕后的国书，大意是：我没了老婆你没有老公，咱俩都成了单身，这年头又没有什么娱乐，不如用有的来交换没有的，不就两全其美了嘛。）

又据说，尽管此女最终没有得偿夙愿，但她仍凭借着自己的绝世美貌，撩拨得大清国参战的那些宰相、总督、将军们心旌摇曳，从而，上演了一幕堪称再世夏姬般的红粉传奇……这故事究竟是真实的历史，还是后世稗野小说的添油加醋呢？

一切，都要从头说起。

（待续）

大渡河与岷江上游这一带的藏族地区，东起雅安，西至甘孜州的炉霍，北达阿坝州的黑水，南到康定，具体包括四川阿坝州的金川、小金、马尔康、理县、黑水和汶川，以及甘孜州的丹巴、道孚、炉霍等地方，在历史上被称为“嘉绒”，这儿的人则相应地被称为“嘉绒哇”，意思是“嘉绒人”。

从地形上看，嘉绒是一大片山区。与湿闷的四川盆地相比，这里绝对可以称得上凉爽，但在普遍高寒的藏区中，它却又无疑让人感到太热了，于是就成了藏区特立独行的热带。正因为嘉绒相对温暖，一些通常无法在其他藏区生长的农作物，比如玉米，在这里却长势喜人，也因此，与许多游牧为业的藏族人不同，嘉绒人大多务农。

至于嘉绒人的来历，则一直是一个谜。尽管考古证据显示，至少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嘉绒地区就已经有人类居住，但一般认为，嘉绒人的正式形成，应该开始于公元7到9世纪的吐蕃王朝时期。当时，吐蕃人曾控制了大渡河与岷江以西，大量移民随着向东疯狂扩张的吐蕃军队迁徙到这些新占领的地方，从而逐渐形成了现代嘉绒藏族的祖先。

也有说法认为，其中一些嘉绒人的祖先，有可能是宋朝时生活在中国西北的西夏人，被蒙古灭亡后，一些西夏人长途跋涉迁徙到中国西南的大渡河畔，在此繁衍生息。据说嘉绒藏族常常瞧不起周围的邻居康巴藏族，自己是西夏王的后裔，祖先的血统天生高贵，自非那些动不动就出刀子的康巴能比。又据说，正是由于体内流着西夏王族的血，嘉绒地方的姑娘才会那么漂亮，比如丹巴县的“美人谷”至今艳名远扬。

更有可能的是，所谓的“嘉绒人”并非某个特定族群的后代，而是藏羌汉等多民族共同融合的成果。尤其是，当地方言嘉绒语与普通藏语差别很大，而是属于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羌语支，这种相当原始的语言被称为汉藏语系的活化石，保留了汉语和藏语的许多古音。尽管今天嘉绒人被划入藏族，但仍有不少学者认为他们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在此不做过多讨论，姑且存疑。

与内地由朝廷任命有任期的流动官员相对应，旧时统治这片土地的，是大大小小世袭的当地土官，嘉绒人自己称他们为“嘉绒甲卡却吉”，意思是“嘉绒十八土司”，顾名思义共有十八家之多。我国自古以来人必分三六九等，因而这些土司也是分等级的，他们中最高级的是宣慰司，正三品，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副省部级；其次是宣抚司，正四品，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地司局级；再次是从四品安抚司，以下还有长官司、千户、百户等，不一而足。

按照今天行政区域的划分，嘉绒的这十八家土司分别是：

汶川县的瓦寺土司，理县的杂谷土司，丹巴县的巴底土司和巴旺土司，马尔康县的梭磨土司，宝兴县的木坪土司，以及康定县的明正土司，官衔都是宣慰司；小金县的沃日土司和赞拉土司（也叫小金川土司），金川县的促浸土司（也叫大金川土司），丹巴县的革什咱土司，官衔都是安抚司；金川县的绰斯甲土司官衔是宣抚司；马尔康县的卓克基土司、丹坝土司、松冈土司，泸定县的沈边土司和冷边土司，官衔都是长官司；天全县的六番土司，其官衔比较特殊，是延续自元明时期的招讨司。

乾隆十二年即公元1747年，清朝四川当局接到了一件投诉，原被告都是嘉绒人的土司，一方控告另一方以武力侵占了自己的领地，请求朝廷为自己主持公道，从而，拉开了惨烈的大小金川之战的序幕。

按照《清史稿》中《土司传》的记载，这场日后几乎让乾隆财政破产的战争，竟源于一场普通的家庭纠纷，如同一部最狗血的八卦剧——怕老婆的女婿被强势的老丈人收拾了一顿，从而引起两边亲戚们的一片混战。《清史稿》这样写道：

大金川土司莎罗奔把女儿嫁给了小金川土司泽旺，但泽旺性情懦弱，整天被老婆欺负。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老丈人莎罗奔不仅劫持了女婿泽旺，竟然还把朝廷颁发给小金川土司的大印给没收了——这其实意味着前者变相吞并了后者的领地。转过年的乾隆十二年，莎罗奔又变本加厉，开始攻打周边的攻革布什札和明正两家土司。

大小金川地区正是嘉绒的核心，它大致包括今天阿坝州的金川县和小金县，以及甘孜州的丹巴县，涉及的有促浸即大金川土司、赞拉即小金川土司、沃日土司、巴底土司、巴旺土司、革什咱土司以及绰斯甲土司等多家嘉绒地方首领。

这次向清廷投诉的，正是遭受损失的革布什札土司，他又有革什札、丹东、革什杂、单东革西杂、革布什咱等多种称呼，“革布什札”据说是嘉绒方言中“学生”的意思，其官职是从四品安抚司，领地包括今天甘孜州丹巴、道孚、炉霍三个县的各一部分区域。

而被投诉的一方即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其实也曾是国家的有功之臣。前面我们说过，当年岳钟琪在四川当提督时，经常利用土司间的矛盾拉一派打一派，而莎罗奔年青时正是岳老大手下的小弟们之一。他曾跟着清军讨伐过今天的旅游胜地九寨沟（当时被称为‘羊同’或‘羊峒’），并深得老岳赏识。

在省军区岳司令的推荐下，当时的四川总督、后来不可一世的年大将军向妹夫皇帝上奏，请求嘉奖作战有功人员，莎罗奔因而被朝廷授予安抚司的头衔——《清史稿》写道，“莎罗奔以土舍将兵从将军岳锺琪征西藏羊峒番，雍正元年奏授安抚司，居大金川。”

这里的“土舍”是土司的属官之一，通常为土司的直系亲属，其权力与一般大头人相当，但地位却高于大头人。莎罗奔本来是赞拉即小金川土司家族中的普通一员，官职只能做到土舍为止，而当上安抚司后，就意味着他与本家平起平坐，已经成了一家新的土司。他于是在大金川也就是今天的金川县自立门户，称为“促浸土司”，大小金川从此正式分治。

如果参照其他史料，我们会发现事情其实并不那么简单，其实莎罗奔早就与周边其他土司发生过多起领地纠纷，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四川官员们却照例和起了稀泥。怒火中烧的莎罗奔认为朝廷处理不公，干脆自己的事自己解决。他首先派兵囚禁了自己的女婿小金川土司，没想到过程出人意料地顺利，见朝廷压根儿就不管，莎罗奔食髓知味，随后又打起了附近革布什咱土司和明正土司的主意。

莎罗奔的女婿，那个懦弱的小金川泽旺——这个词在藏语是“长寿灌顶”的意思，本为宗教仪式的名称，后来成了藏人常用的一个名字——肯定属于莎罗奔的父系亲属，因为莎本人就是从小金川土司家族分出来的，但据说当时的嘉绒人并没有同姓不婚的禁忌，因而两家土司的联姻被认为是相当正常的事。

而泽旺的老婆即莎罗奔嫁出的那个女儿，则在后世鼎鼎有名，她就是无数稗官野史中津津乐道的大美人阿扣。

据说在嘉绒藏语中，“阿扣”是“最小的女儿”之意，但这个名字并不意味着阿扣真就是莎罗奔的小女儿。因为一方面，这只代表生她出生时候的情况，而即使阿扣出生时确实是老幺，但也并不能保证莎罗奔今后就不再生女儿（除非采取特殊措施，比如给他立刻结扎才行嘛）。

一个可供参考的案例是，清初有个叫阿济格的亲王很能打仗，在满语中，“阿济格”就是“小儿子”之意，可这厮虽然是努尔哈赤的第十二个儿子，但即使以一母同胞而论，他下面也还有多尔衮和多铎两个弟弟。类似的情况还有费扬古，清朝叫这个名字的人相当多，比如在昭莫多战胜准噶尔大汗噶尔丹的那位抚远大将军，以及被鳌拜诬陷而死的那位内大臣等等，据说该词也是“小儿子”的意思。

另一方面，不仅阿扣姑娘的身份成疑，就连莎罗奔自己，其来历也并不完全确凿——《清史稿》说他因跟随岳钟琪讨伐九寨沟，因功被封为大金川土司，但也有清朝史料——比如同时期四川官员给皇帝的奏章中——说被封为土司的其实是他的哥哥，而莎罗奔只不过是在哥哥去世后继承了土司的位子而已，而阿扣很有可能是他兄长的遗孤，也就是说她是莎罗奔的侄女，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她其实是一个土舍的女儿。

为避免过多枝杈影响了故事主线，本文姑且按照最通行的说法，认为莎罗奔和阿扣是父女关系，而莎罗奔就是那位因军功而得封的大金川土司好了。据说，这位阿扣姑娘生得绝顶漂亮，人们形容，她晕红的脸颊有如彩霞般鲜艳，娇嫩的皮肤如玉般晶莹洁白，即使在盛产美女的大小金川地区，阿扣也是无可争议地艳冠群芳，甚至得了个“玉观音”的雅号。这样一个美人，自然追求者甚众，她的父亲莎罗奔为女儿的婚事颇伤脑筋，面对着众多的求亲者，考虑再三，大金川土司的目光最终锁定在了自己的亲戚——小金川土司泽旺身上。

根据后世学者——比如民国时期的民族学家兼人类学家林耀华先生——的专门研究，嘉绒藏族严禁近亲通婚，这里的近亲指的是家庭成员，如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等，而除了这样的近支血亲之外，其他亲属在原则上都可以通婚，也没有汉人那样族内族外——比如表兄妹可以结婚而堂兄妹则不可——的分别，也就是说堂兄弟姐妹和表兄弟姐妹一视同仁，彼此之问都可以婚配。同时，嘉绒土司的婚姻也是土司之间社会关系网络建构的一个手段，土司们往往通过婚姻的选择来达到政治上的目的。

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小金川土司泽旺为妻，应该也属于上述的政治联姻。婚后，大概丈夫泽旺长得比较对不起观众，为人处事也不怎么让她满意，出嫁不久，美人阿扣就后悔了，按照民间的说法，她的心愿本来是想嫁个当大官的汉人，没想到一朵鲜花最后插到了牛粪上。于是，她便不停地向自己的父亲抱怨丈夫的种种不是，导致莎罗奔不仅对女婿很有看法，也打起了这个窝囊废的主意。

想当初在雍正年间，经过岳钟琪的推荐，莎罗奔才得到了安抚司官职，从而能够脱离小金川土司家族而自立门户，因而莎对岳感激涕零，也就是可以想像的了。不仅如此，由于四川总督年羹尧强制调整各方领地，导致嘉绒土司们之间爆发争斗，又是岳钟琪出面，做出了有利于莎罗奔的裁决，史载“四川杂谷、金川、沃日诸土司争界，羹尧令金川割美同等寨畀沃日，致仇杀不已。钟琪奏请还金川，而以龙堡三歌地予沃日，上皆许之”，这使得莎对岳更加感激。

稗官野史写道，后来岳钟琪再次来到四川做官，莎罗奔便找机会将老上司请到自己家中，带领整个家族成员隆重叩拜恩人，据说那位怎么看丈夫怎么不顺眼，便借口回家探亲散心的大美人阿扣，当时正好也在其中。

有道是美人爱英雄，见了威武的岳将军，阿扣立即就被震了，一颗芳心顿时暗许，马上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自己死活想和岳在一起的强烈思想感情。野史中绘声绘色地写道，见突然冒出来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而且还非寻思寻活嫁给自己，岳钟琪的心头当时肯定也是小鹿乱撞，从？还是不从？

如果查一下年谱，就会发现金川战争爆发前，老岳其实已经年近花甲——此公是康熙二十五年即公元1686年生人，当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土舍莎罗奔随他征伐九寨沟的时候，岳已经三十五六岁，而莎应该还是个二十啷当的半大孩子，阿扣很可能还没有出生，否则也就不会用“小女儿”来起名字了。

这样算下来，如果金川战争爆发时阿扣刚刚结婚不久的话，按照嘉绒女子普遍早婚的传统，那么岳钟琪和阿扣起码有四十岁左右的年龄差距。

要知道这位绝代佳人可是位有夫之妇，而老岳不仅仅是位封疆大吏，世人可都知道，他还有另一个无比耀眼的身份——岳武穆的二十一世孙。身为“精忠报国”的血脉传人，老岳不得不拿道德楷模的最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生怕一丝一毫出错。

面对绝代佳人的火辣追求，老岳不由得天人交战。最终，还是一咬牙一跺脚，色字头上一把刀，由她去吧！就这样，阿扣孤零零地独自离去，怅然若失返回小金川。失恋后的她越来越不甘心，既然岳将军没法娶有夫之妇，那如果我恢复单身，是不是就......？

于是，阿扣每天找茬闹事，和丈夫泽旺土司打得不可开交，最后她宣布无法忍受家庭暴力，要和土司老爷离婚！受了一肚子窝囊气又丢了面子的泽旺终于发作，盛怒之下派奴才们把老婆狠狠暴打一顿。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只顾出一口恶气的他，考虑到自己老丈人脸往哪儿放吗？

收到女儿的报告后，莎罗奔土司的反应相当干脆，他二话不说，直接派兵把泽旺从小金川抓到大金川关了起来，对女婿的土司大印和领地，老丈人自然也老实不客气地统统笑纳。这场大规模群体事件自然瞒不过四川当局，省里吓了一跳，赶紧派人告诉莎罗奔别惹事生非，马上放人，不要给上级找麻烦。

尚不想和朝廷撕破脸的莎罗奔不情不愿地答应了。泽旺灰头土脸地回到了小金川，但土司夫人阿扣却誓死不愿陪丈夫回去，她不仅宣布和泽旺离婚，还口口声声要去找自己家的恩人岳将军。拗不过女儿的莎罗奔没有办法，只好向省里的督抚大员打听岳钟琪的近况，方才知道这时岳钟琪因“年羹尧叛逆案”的牵连丢了官职，已经是戴罪之身的囚徒了。

野史把故事把威风凛凛的岳大将军描述成金川战争的起因之一，写得确实相当热闹，但很可能，这并不是事实。

在青海平灭罗布藏丹津之变后，大功臣岳钟琪来到老家甘肃担任提督（从一品）兼巡抚（正二品）。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他接替了自己的老上司——突然失势的年大将军，出任川陕总督（此前该职由年兼任），据说这也是清廷起用汉人——不包括汉军八旗——为总督的开始。四年以后的1729年，他又再次出任该职，并一直当到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

再往后，哦，再就没有往后了，岳钟琪被雍正关进了监狱，一直到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才放出来，成了在家闲居的平头百姓。其实早在此前的雍正八年即公元1730年，岳钟琪就已经再次回到西北前线出任宁远大将军，在巴里坤（今新疆哈密的巴里坤县）指挥对准噶尔汗国的战争，川陕总督不过是个兼差而已。

也就是说，此前岳钟琪在四川做官的时间下限，最晚也只能到公元1730年，而此时距离金川战争爆发尚有十七年之久，阿扣最大也不过是个几岁的儿童，是不可能结婚后回家探亲，跟着全家人一起叩拜岳钟琪并对岳产生男女之情的。况且尽管曾经与年过从甚密，但岳钟琪与“年羹尧叛逆案”并无干系，他被罢官是因为与准噶尔汗国作战不利，同僚们又落井下石，最后以“误国负恩”的罪名被雍正革职拿问。

不仅如此，《清史稿》写道：“莎罗奔以女阿扣妻泽旺。泽旺懦，为妻所制。乾隆十一年，莎罗奔劫泽旺去，夺其印。十二年，又攻革布什札及明正两土司。”看上去似乎是莎罗奔首先挑起事端，主动攻击革布什札和明正两家土司，而野史传说则有另一种看法，反而认为“革布什札及明正两土司”是罪魁祸首。

话说，眼见老恩人变身新女婿业已无望，莎罗奔就劝女儿不如改嫁给四川藏区势力强大的明正土司，无可奈何的阿扣只得同意。所谓“明正土司”，其实就是著名的康定土司，其全称是长长的“四川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使司”，他是清朝川边四大土司（名正、理塘、巴塘和德格）之一，扼守着当年由川入藏的第一军事和商贸要地——打箭炉也就是今天的康定县。

明末清初，和硕特蒙古首领固始汗攻下了包括打箭炉在内的大片康区，并将其与西藏一起奉献给五世达赖喇嘛做供养，因此这里在理论上属于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的势力范围。后来，西藏当局向这里派出藏军，他们驻扎在康定的跑马山，也就是“跑马溜溜的山上”那个地方，这些家伙对明正土司屡加欺凌，不仅侵占了他大片领地，“盘剥商旅，苛虐土司”，最后竟然把明正土司给打死了。没有办法，继任土司只得向朝廷哭诉告状。

当时恰赶上西藏摄政桑结嘉措隐瞒五世达赖死讯并勾结准噶尔的秘密被揭穿，康熙正在气头，于是立即下旨将藏军的行为定性为叛乱，皇帝派出了以理藩院侍郎——理藩院相当于中央民委兼外交部，是清朝管理蒙古、回部及西藏等少数民族的最高权力机构，也负责处理对俄罗斯的外交事务，侍郎是其副长官——和四川提督为首的大批人马，清军最终攻上跑马山，杀死西藏派来管理打箭炉的地方官，恢复了明正土司的领地。从此以后，打箭炉便纳入了四川当局的势力范围，清朝时多次与西藏有关的战争，比如驱逐准噶尔之战等等，清军都是从这里出兵的。

历史上，打箭炉的明正土司对中央王朝一向服从，康熙皇帝曾说过，“四川各蕃部中，明正一部最为恭顺”，他们甚至被朝廷称为“内土司”，大概是说这家土司尽管在外面把门，但朝廷把他当自家人看待，而他们进京朝觐时，也会享受到王公待遇。明正土司家族甚至还有一个汉人的姓氏——“甲”，这个姓在藏语里与“茶叶”的读音相同，同时也与“汉”或“汉人”的藏语同音。也正因为如此，明正土司在汉藏两边左右逢源，混得简直是如鱼得水，一边称其为“内土司”，另一边则叫他“汉土司”。

身为茶马古道上最重要的商贸中间人，明正土司在藏区富可敌国，在嘉绒十八家土司里是最有钱的，因而莎罗奔想把女儿嫁给这个大阔佬，也就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情了。但就在这时候，大金川附近的革布什札土司也来向这位艳名远扬的金川公主求婚，两家争得不可开交。一边是邻居，另一边是金主，莎罗奔对他俩都不想得罪，阿扣再婚之事也就一再往后推，迟迟无法定下。

仿佛还嫌不够乱似的，另一个竞争者又加入进来，他就是阿扣前夫泽旺的弟弟、也就是她曾经的小叔子良尔吉。民间传说，此人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尽管体态稍微有些偏胖，但这小子却有一个特长：非常善于讨女人的欢心，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一个把妹高手。借着近水楼台的便利，他此前时不时就去嫂子那里献殷勤，和阿扣暗地里往来密切，据说两人关系相当隐秘。

见明正和革布什札两个土司争得不可开交，良尔吉突然扬言，阿扣早已经答应当我的老婆，你俩就都别痴心妄想了！两土司大怒，自己得不到的也不能让给别人，他俩计议后决定，干脆帮前辈一把，于是联系上意图复仇的阿扣前夫泽旺，三家派兵一起杀进了大金川土司的领地，试图把水搅得更浑。

久经沙场的莎罗奔哪是好惹的，立即打起保家卫国的大旗，组织人马杀了回来。没想到几场仗下来之后，对面这三个土司都是欺软怕硬的主儿，一来真格儿的就怂了，三家联军节节败退。离大金川更近从而也损失更大的革布什札土司，不得不去省里上访告状，哭诉莎罗奔无缘无故打我，青天大老爷您可要为小的做主啊。这就是前面提到的乾隆十二年即公元1747年，清朝四川当局接到的那件投诉。

当时四川省里的一把手是纪山，此公为满洲镶红旗人，曾以正二品的副都统身份去拉萨担任过几年驻藏大臣，回朝后当了国防部第二副部长即兵部右侍郎，后来又陆续升任从一品的镶黄旗汉军都统（清时满蒙可任汉军八旗都统，反之则不可）以及镶蓝旗满洲都统，直到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成为四川巡抚，相当于省委书记兼省长。

尽管《清史稿》中没有他的传记，但从清朝保存下来的皇帝实录以及满汉奏章等史料来看，纪山似乎是个颇为颟顸的满洲官僚，平日里对上面多磕头少做事，早请示晚汇报，遇事很少自己拿主意。这回纪山见四家土司陷入混战，其中还包括嘉绒藏区的核心大小金川以及地处川藏战略要冲的康定，终于感到事情有点儿闹大了，但是否出兵讨伐莎罗奔，他照例不敢做主，便写了份奏章向皇帝请示。

战争的大幕正在徐徐拉开，乾隆将会如何批示这位奏章呢？

（待续）

很快，乾隆的批复下来了。皇帝认为，桀骜不驯本来就是这些蛮夷的天性，如果是偶然的仇杀，他们自己慢慢就能消化掉，咱们不必兴师动众。只要对方不侵犯汉区边界，不骚扰朝廷百姓，不影响进藏的道路和传递信息的驿站，那么对于这些窝里斗，就随他们去吧。

显然，皇帝不想在此事上多费脑筋，他说：如果他们彼此杀上了瘾，把事情闹大了，那你应该派人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让他们息事宁人，回家该干嘛干嘛。我们要见机行事，只要朝廷的声威足以让他们肝儿颤，使其俯首听耳，乖乖地臣服，这才是和谐社会嘛。

皇帝告诫纪山，这些蛮族又顽固又无知，咱们和他们打仗，无论胜负都得不偿失，那块鸟不拉屎的破地方，即使征服了，所获得的人口也不值得专门管理，所获得的土地也不养活不了多少人，咱就别和那些蛮夷太计较了。

不过嘛，皇帝话锋一转，如果当地蛮族确实有与朝廷对抗的意思，咱们也就不得不向他们展示皇威，这样才能保全我天朝的国体。一方面，你们应当见机行事，在开始阶段更应小心谨慎，不要轻举妄动。但另一方面，你们也不要教条主义，不能因为刻板地遵守朕的旨意，尤其是在有关天朝国体尊严，而不得不给他们点儿color see see的情况下，你们可别放不开手脚。

皇帝告诉四川巡抚纪山，凡事要和节制四川军事的川陕总督庆复商量着办，你俩要详尽地审时度势，做出最符合实际情况的判断。乾隆专门提醒二人，当初的瞻对叛乱，在一开始的时候，对方也并没有冒犯朝廷的意思，而地方官员一经手办理此事，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兴师动众，结果仗打得一塌糊涂，京城不得不连续增派兵将。一直到当时还是宰相（大学士）的庆复亲自前去指挥，才最终平定了这场叛乱。因此乾隆告诫道，这都是由于事先没有规划好，才导致了这样的严重后果，你们要明白，对于如何安抚驾御这些偏远的蛮夷，全在因地制宜灵活处理。

皇帝以严厉的口吻说道，你们这些封疆大吏啊，就喜欢没事找事，而那些具体执行人员更缺乏深远的眼光，往往一有小事就兴师动众，最后导致星星之火竟然燎原。千钧的强弩却用来打老鼠，这不是资源的严重浪费嘛。你们应该加强自身休养，认真学习和领会中央文件精神，以建设和谐天朝的赫赫声威，让那些蛮夷们畏惧之下不得不遵章守法，你们要清楚，胡萝卜和大棒都各有各的用处，凡事必须提前计划好，不要临时起意而轻举妄动。

读完圣旨，纪山不敢怠慢，赶紧去找川陕总督庆复，两人一起研究起来。由于担心领会错了领导的意图，为稳妥起见，他们又叫来另一位大员——四川提督武绳谟共同商议，此人不久之前刚刚由广东潮州镇总兵升任该职。

成都城高官众多，除了川陕总督（通常为从一品）和四川巡抚（通常为正二品，但纪山以从一品的都统身份出任此职）这两位封疆大吏之外，一品大官还有四川省军区司令即提督（从一品，初驻打箭炉即康定，后移驻雅安，岳钟琪以后又转驻成都），即所谓“督抚提”三大巨头。后来，清廷又专门设立了从一品的成都将军，这也是清朝设立的最后一个八旗镇守将军职位。

通常情况下，除了河道、漕运等专门职务外，总督主管一至数省的军事，有时也兼管民事，巡抚则主管某省的民事，一般只负责军队的粮饷后勤而没有直接统兵权。督抚的品级与职权虽有大有小，但相互之间并无隶属关系，而是直接对皇帝负责，在名义上都属于朝廷的特派员。

提督则是一省绿营兵的最高指挥官，名义上直接由皇帝管理，但通常归总督节制——不过后来，四川却有所不同，成都将军设立后，绿营兵改归将军节制，这也是全国唯一特例，因为通常情况下清廷出于分权考虑，是不会让统领八旗兵的将军再兼管绿营汉兵的，这就是《清史稿》所谓“将军兼统绿营者惟四川”。

鉴于提督武绳谟初来乍到，而当时还没有成都将军这个职位，因此对于是否讨伐金川之事，除了四川巡抚纪山之外，另一个能做主的人就是川陕总督庆复了。此公是满洲镶黄旗人，他的父亲是康熙朝赫赫有名的宰相佟国维，换句话说，庆复是雍正曾极力笼络的那位“舅舅”隆科多的亲兄弟——在真实的历史中，隆科多是佟国维的亲儿子，而并非像某些小说中写的那样是佟国维的侄子。

哥哥隆科多的倒台显然并没有影响弟弟庆复的仕途，恰恰相反，就在隆科多垮掉之后，庆复便马上继承了父亲佟国维的一等公爵位。此后他在雍正年间又陆续担任了正白旗汉军副都统、正蓝旗汉军都统、议政大臣、工部、刑部、户部尚书等一系列高官。到了乾隆继位后，庆复更是代替了平郡王福彭，出任定边大将军之职。

乾隆前期，庆复可谓官运亨通——乾隆元年，他代理吏部尚书并兼户部尚书后又兼刑部尚书，乾隆二年出任两江总督并代理苏州巡抚，后调任云南总督并加加太子少保头衔，乾隆六年代理两广总督。乾隆八年，由于上文所说的瞻对叛乱的缘故，四川清军作战不利，做为皇帝的亲信宠臣之一，庆复被乾隆下令与川陕总督马尔泰互调，就这样从广州来到了成都。

那么，这场所谓的叛乱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其实，瞻对之战是清朝在乾隆年间的第一场军事行动，但由于这场战争与后来的“十全武功”相比规模较小，因而知名度不算很高。但尽管如此，后人认为，瞻对之战虽然规模不大但影响却不小，甚至可以看做是后来那场无比血腥的大小金川之战的预演。

因此，我们不得不暂时停下来，先写写它吧。

所谓“瞻对”，其实指的是四川甘孜州的新龙县，解放后的1952年改为现名，此前那里分为靠北的上瞻对和靠南的下瞻对两部分，各自有土司管理。此地位于川藏南北路之间的雅砻江河谷，向北可通往川藏北路的炉霍县、道孚县、甘孜县和德格县，向南可通往川藏南线的理塘县和雅江县。

现在由于川藏公路的建设发展，远离公路主线的新龙已渐渐被人遗忘，即使是背包的游客，也很少有人去那里转了，但是在清代，由于地处川藏南北路中间的要冲，瞻对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对于当时瞻对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地位，清朝史料写道：

“上下瞻对，在雅砻江东西，夹江而居，各二十余寨。东有大路二条，西南北共有大路三条，俱属要隘。”

与大小金川是嘉绒藏族聚居地不同，新龙县是四川康巴藏族也就是所谓“康区”的核心区域，记得《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曾专门做过一期文章，名为《新龙：康区的圆心》，里面写道：

新龙地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腹心地带的雅砻江河谷中，周边与甘孜、炉霍、道孚、雅江、理塘、白玉、德格等七县交界，面积约9183平方公里，人口4.3万。县治茹龙镇，距康定485公里，距成都847公里。新龙地属沙鲁里山脉，位于横断山系中央。藏传佛教有旧说，称雅砻江河谷实为“地脐”通道，就仿如是康区这个壮汉上的肚脐。

瞻对的藏族属于康巴藏族的一个分支，名为木雅藏族，他们讲木雅藏语，一些学者认为，这种语言属于古代党项语的遗留，因而木雅藏族很可能与西夏人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这个地方民风彪悍，好勇斗狠，许多人以做“夹坝”也就是打劫的强盗为生，即所谓“性情蛮横，盛行抢夺”。据说当地认为不会做“夹坝”的男人根本就不算男人，会被全村人鄙视和不齿，而且这些“夹坝”们胆子极大，不仅抢劫过往的商旅，就连保障驻藏清朝官兵的军用物资的主意也敢打。

这里多说一句，“夹坝”之风在藏区至今尚存，尤以川藏北线和滇藏线上金沙江边一带为甚，不少司机驴友都深受其害。记得前些年西藏电视台拍了一部名为《达玛拉誓言》的电视剧，讲的就是金沙江边贡觉县，西藏昌都警方与“夹坝”强盗们殊死搏斗的故事，该剧根据真实案件改编，最后经过七个多小时的激战，三名身上背有多条人命的匪徒被击毙，而警方也有三人殉职，由此可见“夹坝”之凶悍。

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下瞻对土司策冷工布由于“纵容夹坝”，被清军诱杀，瞻对人还以颜色，设伏消灭清兵二百多人，导致四川提督出兵一万二千前往讨伐。面对围剿，瞻对采取了坚壁清野的战术，退到雅砻江西岸，随即拆毁了江上的所有桥梁，清军无法过江粮草不继，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到了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从川藏南路重地江卡——也就是现在西藏芒康县——回四川换防的清军，竟然在瞻对遭到“夹坝”抢劫，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根据清朝史料，当时一名把总（相当于连长）带领着三十六名全副武装的兵丁由江卡撤回，途中遭遇二三百名“夹坝”的强盗，被抢走了马匹、兵器、行李以及银粮，据说在整个抢劫过程中，那位懦弱的把总竟然没有做任何抵抗，导致所有官兵束手被劫。而这件劫案的主使者，经查就是下瞻对土司班滚，他正是被清军杀死的前土司策冷工布的儿子。

见事情闹大了，四川巡抚纪山赶紧向皇帝报告，他在奏章里写道，“如瞻对即将夹坝首犯献出，另行请旨完结”，就是说如果班滚主动献出肇事者还则罢了，“倘或刁顽不悛，其作何示之以威，并善后之法，以及派委何员前往专办之处，容与督提二臣公同酌筹会奏”，倘若对方冥顽不化对抗到底，咱们该咋办呢，我得和总督、提督三人商量好后，才能给皇上您回话——很显然，巡抚可不愿独自担责，而是想和总督提督分担。

从后来发生的情况来看，“班滚亦惟缴出赃物数件，并不查献贼首”，也就是说下瞻对土司只答应吐出少量财物，却拒绝提供肇事者。于是，川陕总督庆复请示皇帝希望能派兵讨伐，而四川提督李质粹也持同样看法，并认为“其多年来敢于不法，原因在于从前始终未曾大加惩创所致”，乾隆见这两个军事主官达成一致，巡抚纪山也随声附和，终于同意出兵。

就这样，一万五千名官军——包括四川驻防清军以及西藏郡王颇罗鼐、德格土司等派出的藏兵——分为三路，浩浩荡荡杀了过去：南路由夔州协副将马良柱率领，从川藏南路重镇里塘向瞻对进军；北路由松潘镇总兵宋宗璋率领，从川藏北路重镇甘孜向瞻对进军；中路则由建昌镇总兵袁士弼率领，从沙普隆（具体在哪我也不知道，西藏日喀则倒有个叫这名字的地方，但肯定不会是那里）向瞻对进军。另外，除了四川军界最高首脑——提督李质粹坐镇康定的东俄洛居中调度，乾隆同时还要求李的上司川陕总督庆复，从原总督驻地西安转驻到成都“会剿”。

不过，身为清军前线总指挥的李质粹提督，似乎颇有当年宋襄公的仁义之风，就在大军已箭在弦上之际，他竟然先礼后兵，派了个千总“前往晓谕”，以大兵即将压境相威胁，再次要求班滚献出祸首。结果是，本来没有准备的瞻对土司收到“晓谕”后赶紧布防，对各处险要之地都急忙派出守军，清军从而失去了突袭的先机。

除了敌人已经“闻风豫备”之外，清军自己的行动也极为拖沓，朝廷决定开战将近半年过去了，粮草还没准备停当，而就连总司令庆复竟然都没有抵达四川，乾隆非常愤怒，质问他们“兵贵神速，岂有贼已发兵阻挡，而汝等尚无出师之期之理”？

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农历九月底，庆复总算抵达了四川，各路人马粮草也终于到位，清军终于开始发动了攻击。初期的进展还算顺利，到十月下旬，本来与这次“夹坝”事件没多大干系的上瞻对土司，率先向中路清军指挥官袁士弼投降，其下属各个山寨也纷纷开门归顺，官军可谓旗开得胜。

袁士弼率军乘胜追击，向着雅砻江杀去。这条大江是金沙江最大的支流，它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南麓，从东南方向流入川西北，到了甘孜以后称为雅砻江，并沿着大雪山西侧流经新龙也就是当年的瞻对。该江宽度通常超过百米以上，而且水流相当湍急，险滩礁石遍布，多数地区很难通航，当地人来往两岸大多依靠有限的几处吊桥。

此前，下瞻对土司已经在雅砻江东岸建造了好几个防御阵地，这几处“卡隘”互为犄角，形成了一套彼此呼应的守卫体系。按照袁上报的战果，中路清军经过一番苦斗，终于将敌军据点一一拔除，一举杀到了雅砻江边。但是，瞻对人早已经故技重施，再次拆毁了雅砻江上的所有桥梁，袁士弼只能望江兴叹，除了等待另两路清军夹攻敌人外毫无办法。

随后，马良柱率领的南路清军传来捷报，号称“连破蛮寨十五处”、“毁贼寨九处”，随后又“毁贼寨二十三处”。宋宗璋所率北路清军也终于出动，与青海西宁派来助战的官军一起，攻破多处敌人据点，战报称“歼贼甚众”。清军形势一片大好，据说就连敌人的总BOSS下瞻对土司班滚，也托德格土司向朝廷转达悔罪之意，但按照清军总司令庆复的说法，这位总督大人本着除恶务尽的原则，力求一劳永逸，因此根本没有理会对手的求和，而是仍下令加紧进攻。

只不过，在这一纷纷捷报中，后人却发现了不小的问题。要知道，光是南路清军攻克的“寨”——该词通常指一个山寨或村落——就已经超过了一百三十个，而包括上下瞻对在内，瞻对的全部人口大概也就两三万，这样算下来，清军岂不是已经把下瞻对灭门好几遍了？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官员们是在玩场面文章，这个“寨”，大概就是指一所房子、一户人家、一座建筑，弄不好连牛棚马圈都统计在内了。

此后，清军几乎就毫无进展了，一直在雅砻江东岸徘徊。到了年底，甚至连乾隆都纳闷，怎么近一个月时间庆复那边竟然连一点儿消息都没有。不久后，这位川陕总督终于给皇帝又送来奏报，但说的多时鸡毛蒜皮的小胜利，如攻克了几个寨，杀了几十个敌人等等，让乾隆极其不满，不断催促加紧进度。

转过年的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农历一月，见战事仍无什么起色，皇帝终于不耐烦了，于是明令庆复、李质粹等大员必须亲临前线督战。在乾隆的催促下，李质粹不得不强打起精神，来到冰天雪地的雅砻江边督战，在他的催促下，清军终于彻底荡平了雅砻江东岸的大部分敌军阵地，但由于这条咆哮的大江即使到了冬天也不结冻，因而仍无法打击对岸的敌人。

随后，中路与北路两军兵合一处，继续沿雅砻江东岸猛攻，告捷称“共毁碉五十五座”。这时候，下瞻对土司班滚大概觉得尽管有雅砻江天险挡着，但老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儿，江东岸的土地此后怕再也不归自己所有了，于是便想了个茅招——他大概知道李提督颇有宋襄之仁，竟然派出自己的老娘前去清军大营求和，希望双方能恢复战前状态。

对战况判断颇为乐观的李质粹，断然拒绝了土司母亲的请求，不过，正如班滚所料，提督大人也没有为难老太太，反而允许她平安回家。此举令乾隆和庆复都极其恼火，他们认为，怎么能把这么重要的人质放走呢，李质粹办事也太不妥当了！于是，在皇帝的要求下，庆复亲往前线替换李质粹，自任前敌总指挥。

就在此时，又发生了一件怪事。西藏郡王颇罗鼐派出助阵的藏军，一直跟随马良柱的南路清军，见战局艰难，他们的指挥官冷宗鼐突然宣布自己生病需要回西藏治疗，随即便不等马良柱同意便擅自拔营而去。总司令庆复对此极其不爽，于是上奏皇帝，要求对西藏严加惩处，军机处的诸位大员也纷纷嚷嚷要宰了冷宗鼐。但是，乾隆考虑到西藏问题的复杂性以及藏王颇罗鼐一向恭顺的态度，最后仅仅以冷宗鼐“愚鲁无知”的罪名，让西藏地方政府自己“酌加惩处”了事。

上前线督战前，庆复对乾隆打下了包票，说自己肯定会在五月份最迟六月份，就能彻底解决瞻对问题。但这位总督很快感到事情远不像自己想像中那么容易搞定，比如他发现清军将领们普遍谎报战功，“虚张声势具报不实”，而且由于藏军私自撤回，导致己方兵力严重不足。于是，在庆复的请求下，清廷不得不再次“添兵”，川藏南路的巴塘土司以及四川内地绿营兵奉命前往增援，乾隆并下令国防部长也就是兵部尚书班第，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前往督战。

一直到农历四月初，也就是开春天气变暖，清军的进攻才终于有了起色，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官兵终于强渡雅砻江。天险一克，以后战事的发展终于进入了正轨，四月十三日夜，清军攻克下瞻对土司的官寨，不过班滚却抢先一步逃了出去。次日，钦差大臣班第正好到达，于是他与庆复总督一起，幸运地过了一番受降俘虏检阅部队的干瘾。

收到奏报后，皇帝自然相当高兴，下旨给庆复加太子太保的头衔，并给庆复与纪山二人各自“加三级”。乾隆同时要求诸将再接再厉，不要给敌人喘息之机，官军应一鼓作气彻底荡平瞻对，并且必须除恶务尽，一定要拿下班滚的人头。

据说在此期间，西藏那位有名无实的最高领袖——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也想出头露个脸，他很可能受了班滚的厚礼，于是招呼联络另一尊大佛班禅喇嘛，以及西藏的实际掌权者颇罗鼐郡王，一起请驻藏大臣傅清代他们向乾隆上奏，希望朝廷能给班滚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下瞻对土司会献出夹坝的祸首，同时朝廷也撤军。对此，皇帝当即批复不准——你们当初干嘛去了？他要是早答应，何至于大动刀兵，现在想后悔，晚了！

不仅如此，皇帝还严厉地要求自己的小舅子驻藏大臣傅清，认真组织驻藏官军和藏军仔细盘查川藏交界，如果班滚逃到西藏，那就唯你是问，要是真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会将你小子在西藏当众“正法”，绝不姑息！此时，驻藏大臣手头还有五百多名清军可供调遣，上不像后来傅清与拉布敦两人设计斩杀藏王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时那样，身边除了极少数保安外一无所有，成了真正的光杆司令。傅清得旨后自然不敢怠慢，赶紧安排布防排查不提。

四月二十日，清军团团包围了下瞻对土司班滚最后的据点，并于二十三日发起了总攻。事后，根据庆复给乾隆的奏报，“各兵奋不顾身，直冲碉门，劈开挖孔，施放地雷，连烧大战碉四座，碉楼四十余座。在碉贼番男妇约计七八百人，尽行烧毙，鸡犬无一遗存。”也就是说，敌人男女老幼一共七八百名，统统与碉楼一起被烧得鸡犬不留。

至于班滚本人的结局，庆复报告说：“火起之时，各官兵四面围布，于火光中望见碉顶正中悬溢贼番三名，班滚及伊家口并恶木丁、姜错太等俱一并烧毙。”乾隆感觉这份奏章疑点颇多，批复道：“但据报烧死情形，尚有可疑之处。班滚系众酋头目，危急之际，未必即坐以待毙。其潜逃藏匿，自必有之事。即是烧毙，想其形迹，亦必与众人不同，断无俱成灰烬，不可辨识之理。”也就是说要求庆复严加核实。

不久，皇帝收到了庆复的回复，声称“随传讯各寨番人，均称班滚实系烧毙，并未逃出”。随后，钦差大臣班第也为庆复的说法做了背书，确认“遣官兵四处诘询，土人俱云班滚实系烧死，再四访查无异”。到了这种地步，乾隆也不好继续追查下去了，于是宣布大功告成，清军终于可以班师回朝了。

瞻对之战从开始到结束，折腾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清廷消耗军费五十万两白银，多名高级军官收到处分，期间提督李质粹与总兵袁士弼两人内斗，结果双双被皇帝革职，袁士弼甚至被判斩监候也就是死缓。更为严重的是，清军在战场上碌碌无为损失惨重，最后又虎头蛇尾草草收兵，让此前一直仰慕朝廷的土司们突然看出了纸老虎的本质，他们无疑对这个庞然大物起了轻视之心，仅仅一年之后，离瞻对并不算太远的嘉绒藏区便爆发了血腥的大小金川之战。

还有，下瞻对土司班滚真地葬身火海了吗？如果没有，他又躲到哪里去了呢？正是乾隆皇帝脑海中一直挥之不去的这个疑问，日后将庆复总督、李质粹提督等一干高官送上了不归路……

（待续）

收到乾隆的批复后，督抚提三大巨头计议半天，最后认为皇上应该还是想息事宁人，除非土司们对川藏交通造成不利影响或者侵犯汉区，否则朝廷不愿意过多介入到他们的内斗中去，那咱们就等等吧，看看局势发展再说。

到了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农历三月，四川当局发现，局势的发展比他们事先预料的要严重得多，因为打箭炉也就是康定的明正土司送来急报，说大金川军队已经侵入了鲁密和章谷（今天丹巴县政府的所在地），那里是川藏北路要隘，距离打箭炉只有四日路程，也就是说，今川军已经迫近了内地的西大门，四川当局已经无法坐视不理。

于是，督抚提三官再度商议，以总督衙门的名义下了一道紧急命令，要求莎罗奔立即停止侵蚀别家土司的领地，必须马上撤军，否则将会遭到官军的严厉打击。但大金川土司收到该令后根本不予理睬，反而变本加厉——就在这个月，明正土司再度向成都告急：鲁密与章谷终于失守，当地驻守的少量清军被迫撤退，川藏北路已经不再通畅了。

迫于情况已经无法再继续和稀泥下去，四川当局被迫做出了反应，一名副将即副总兵奉命率兵出征，进剿大金川。前面在准噶尔侵藏战争的内容里我们说过，按照清朝军事制度，副将通常统领一个协的编制，总攻大概几千人马，如果再加上明正土司、革布什札等土司派来的辅助部队，总兵力应该也不会超过一万人。

不愿束手待毙的莎罗奔自然组织抵抗，双方在大渡河沿岸僵持不下，谁也没有足够的实力吞掉对方。而时间一长，当初邀请清军讨伐大金川的革布什札和明正土司又打起了算盘，他们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的道理，怀疑起官兵老是磨蹭的原因，并非是对手有多么强，而是这些汉人想赖在自己的地盘不走，甚至没准儿有鸠占鹊巢的危险。

于是，两家土司与莎罗奔暗中达成谅解，然后突然反戈一击，对盟军毫无防备的清兵差点全军覆没。败退后，清军将领为了推卸责任，遂向上级报告战败全是客观原因导致，这个地方道险谷恶、大河环阻、兵少不足以堵截，兵多又易于迷失，真是没法子打啊。

对于这段战事，正史中记载有限，以上基本是稗官野史的说法，姑且看之。而清朝自己的少量史料则说，清军是中了大金川方面的埋伏而惨败，那两家土司并未倒戈。这一战，据事后统计，清军一名千总（大约相当于营长）阵亡，包括一名游击（大致相当于团长）在内的多名军官受伤，并损失牦牛等许多牲畜物资，可谓一败涂地。

见事情闹大了，对于是否继续扩大战争还是就此罢手，庆复、纪山等不敢做主，只能请更大的领导拿主意，就这样层层上报，奏章一直堆到了乾隆的桌子上。

其实，按照庆复的说法，早在一年前瞻对之战进行的时候，莎罗奔就已经蠢蠢欲动了，不过此人既没有帮朝廷也没有助班滚，而是在一旁坐收渔利，向周边拼命扩张地盘，导致革布什札和明正土司向朝廷投诉，而一直到瞻对被清军攻破，他才派土官前来朝见总督大人。

庆复在给皇帝的奏章中写道，当时我就想收拾他，不过我了解到金川地势凶险，后勤运输极为艰难，再考虑到他们毕竟只是土司之间的仇杀，并没有侵犯朝廷利益，因此才放过了莎罗奔。如今大金川又主动挑起事端，是可忍孰不可忍，朝廷一定要好好教训他才行。

得知清军败绩后，乾隆自然十分光火。皇帝对于土司之间的争权夺利并不关心，甚至还有可能暗中鼓励他们这么做，但是，如果这些蛮夷玩过了火，搞出个一方独大的局面，甚至胆敢侵犯“汛地”，那可就是对朝廷的公然挑衅了，真是“猖獗已甚”！这里的“汛”通“讯”，本意是指用烽火传递消息，“汛地”就是官军的驻防区。尤其是，大金川土司的势力已经侵入了川藏北路，干扰到了清廷对西藏的管理，这更是乾隆无法容忍的冒犯。

恼怒的皇帝于是下旨，官军要彻底铲除大金川逆贼，“务令逆酋授首，铲绝根株，永靖边境”！也就是说，清军作战的目标不仅是大金川侵占的那些土地，更重要的是，还有莎罗奔土司本人的脑袋。

虽然乾隆已经下定了将战事扩大化彻底解决问题的决心，不过，鉴于庆复等人确实不是打仗的材料——庆复此前虽然代替福彭担任过定边大将军，但并没有经历战事，而此前他所指挥的瞻对之战的情形，人们估计也心知肚明——皇帝决定还是换个靠谱一些的统帅来指挥这场战争。

在这种背景下，在乾隆心中一直还算满意的庆复，被皇帝调回朝廷，升任大学士并兼任礼部尚书，从而进入内阁也就是成为了宰相委员会的常委。而另一方面，乾隆同时下旨，原任云贵总督的张广泗，调为川陕总督并进驻川边，他将担任讨伐金川的清军总司令，会同四川巡抚纪山一起进剿莎罗奔。

此时，金川地区聚集了包括绿营兵和各地土司助战的土兵等两万多清军，数量早已超过了一年前瞻对之战中的一万五千人，可以说是乾隆自继位以来投入兵力最大的一次军事集结，而各路援军还在源源不断地向着嘉绒地区挺进，因此对于这场金川之战，清廷显然是势在必得。

那么，清军的新任主帅张广泗到底有何本事，能让乾隆委以如此重任？

前面我们说过，嘉绒地区多为崇山峻岭，地势极其险峻，遍布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要隘，庆复、纪山等人之所以不敢轻易用兵，除了对己方战力缺乏信心外，地理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而张广泗则不一样，他是帝国当时首屈一指的山地战专家，曾在围剿云贵群山中苗族抵抗组织的战争里屡建军功，因而被皇帝认为是最适合金川战场的统帅人选。

张广泗，汉军镶红旗人，监生——即明清两代官办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学生——出身，他仕途开始得很早，到康熙末年，已经是贵州思州府的知府了。也就是说，他后来是由文官转为武将的，这与清朝沿袭自明朝的以文制武之国策有关，包括年羹尧、张广泗以及后面要讲的傅恒等人在内，清朝的许多所谓的名将，都是这样由文官半路改行而成才的。

雍正四年也就是公元1726年，张广泗知府迎来了他事业上一个巨大转机。那一年，雍正朝的两大权臣之一的鄂尔泰，以云贵总督加兵部尚书衔的身份，开始在自己的总督辖区内的苗疆，也就是云贵两省的苗族地区，大力推行“改土归流”——即在少数民族地区废黜世袭的土司制度，而改由朝廷任命并有一定任期的流官来管理——从而引发了一场耗时十年的漫长战争。

对阵的双方，一个自然是清廷，而另一个则是不甘心放弃权力的苗疆土司们。这场战争进行得极其残酷，一直到乾隆元年也就是公元1736年才算结束。期间仅在黔东南地区，清军就“共毁除千有二百二十四寨，赦免三百八十有八寨，阵斩万有七千六百有奇，俘二万五千有奇”。湖南凤凰（今湘西州凤凰县）、永绥（今湘西州花垣县）和乾州（今湘西州吉首市）这三个地方，原本有四千苗寨近四十万人，等到战乱平息之后，减少到只剩下一千二百苗寨和十一万人，也就是说四分之三的人口将近三十万人，都直接或间接地损失掉了。

在这场战争中，张广泗的表现极其出色，屡建战功，深得清军主帅鄂尔泰的赏识，仅一年时间，他就由知府提升为“署贵州按察使”，相当于代理副省长兼政法委书记。一年之后的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由于张广泗等人的大力镇压，云贵的“苗乱”暂时被清军平息下去，在鄂尔泰的大力举荐下，张广泗因功被雍正破格提升为贵州省的一把手即巡抚，相当于省委书记兼省长，并“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该职相当于中纪委名誉副主任，清代都察院有左右两套官职，其中左职如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等为实职，而右职则通常是给督抚大员们加衔的虚职。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云贵被清军征服的广大苗族地区，被授予了一个专有名词——“新疆”，该词当时与帕米尔高原东部那片广袤土地即西方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毫无关系，而是“新开辟的疆土”之意。直到公元1757年，清军彻底征服准噶尔汗国，平定大小和卓木之乱后，在乾隆的命令下，“新疆”这个名词才由云贵苗族地区，转移到现在的那个自治区所在土地的头上，皇帝对其如此命名，据说是取这片汉唐西域之地“故土新归”的意思。

雍正九年即公元1731年，在宰相张廷玉的建议下，雍正发动了对准噶尔汗国的远征，北路清军主力经由外蒙古方向对敌人本土进攻，名将岳钟琪以宁远大将军的头衔担任西路清军主帅，驻扎在今天新疆东部的吐鲁番、哈密一带，而此前在苗疆战功卓著的张广泗，则在另一位宰相鄂尔泰的推荐下，以正红旗汉军都统的身份担任了西路军副统帅，率领四千清军配合作战。

但没想到的是，随后发生的和通脑儿（在今天蒙古国的科布多附近）之战中，准噶尔大汗噶尔丹策零亲自出征，在大小策零两位名将指挥的蒙古铁骑，以及瑞典人训练出的准噶尔“包沁”炮兵团的联合打击下，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率领的北路清军几乎全部覆没。这是清准历次战争中清军损失最惨重的一仗，大批清军将领阵亡，除了一堆将军、都统外，其中还包括一名叫做阿哈硕色的不起眼的佐领，此人就是和珅的爷爷，也就是说，这个大贪官竟然还是烈士子弟。

如果不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女婿、外蒙古喀尔喀郡王策凌在额尔德尼昭（位于今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西部的蒙古帝国旧都哈拉和林）拼死一战，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和勇气，夜袭准噶尔军营并大获全胜的话，很可能整个外蒙古就不再归清朝所有了。史载此役准军败得极其狼狈，完全可以与合同脑儿之战中的清军匹敌，当地的河水都被人血染红，丢弃的辎重和牲畜塞满山谷，汗王噶尔丹策零以及主将小策零仅以身免，要不是周围的清军将领过于谨慎不敢主动出击，准军极有可能“一骑不返”。

在这个紧要关头，与北路清军的大悲大喜相对照，岳钟琪率领的西路清军的表现，却完全可以用碌碌无为来形容。此前，曾在西藏和青海多次上演千里奔袭好戏的岳钟琪，曾向雍正建议趁着准军在北路与傅尔丹纠缠，西路清军应该长驱直入突袭乌鲁木齐，一举杀入准噶尔的腹地，但这个大胆计划被皇帝斥为“轻进”而遭断然否决，胤禛要求岳钟琪“勿贪功前进，勿坐失机宜”，只允许他进行有限的出击。也许已经感觉到雍正对自己存有猜忌之心，岳钟琪此后表现得越发谨小慎微，凡事再不敢做主，所有军事行动都要先请示皇帝才施行。

可是，新疆与北京相距好几千公里，真要有军情急事，来回请示哪来得及，等皇帝批复下来，黄花菜都凉了。也该着岳钟琪倒霉，期间准噶尔人对他的防区发动了好几次袭击，尽管手握将近三万军队，但老岳没有得到皇帝指示，不敢自行决定，西路清军进退失据攻守混乱，结果导致哈密等清军控制区遭受了很大损失，本来就爱鸡蛋里挑骨头的雍正对其越发不满，多次下旨斥责，而这反而又给岳造成了更大的压力。

胤禛的宠臣鄂尔泰敏感地抓住了皇帝情绪的变化，他立即上书弹劾岳钟琪“专制边疆”的种种恶劣罪行，以及他“智不能料敌，勇不能歼敌”的不称职行为。见宰相已经带了头，满朝文武纷纷落井下石，一时间弹劾岳的奏章雪片般堆到雍正的书桌上，而其中表现最活跃的，正是岳钟琪的副手、同时也是鄂尔泰铁杆心腹的张广泗。

在给皇帝的奏章中，张广泗痛陈“钟琪张皇刚愎，号令不明。题奏奉到谕旨，临时宣传，莫测诚伪”，也就是说，自己的主官性格上执拗，业务上无能，不仅在“调兵筹饷、统驭将士”等方面存在着“种种失宜”，而且张还隐隐约约地暗示，岳很可能有“矫诏”也就是假传圣旨的行为，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大罪啊。

尽管最后因这一事件，岳钟琪不仅丢了官而且险些送了命，但如果我仔细琢磨一下，也许会发现情况并不像表面那么简单，鄂尔泰、张广泗等人掀起的这场风波，矛头表面上直指岳钟琪，但实际上真正的目标却很可能不是岳，而是鄂宰相的政治对手、另一位宰相张廷玉。也就是说，此事大概并非单纯的军事分歧，而是一场政治斗争。

要知道，当时对于如何处理与准噶尔汗国的关系，张廷玉是最热心的主战派，而鄂尔泰则是慎重派。这场肯定不能算是成功的远征就是张廷玉向皇帝建议的，而且，担任主攻的北路清军统帅傅尔丹，也是张推荐的，和通脑儿之战败得如此惨，张廷玉似乎责无旁贷。尽管没有证据标明，岳钟琪出任西路主将之事与张廷玉有多密切的关系，但如果两路清军都捅了大娄子，那张宰相肯定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灰头土脸，在鄂宰相面前抬不起头来。

果然此事过后，鄂尔泰明显压倒了张廷玉，不仅如此，他还亲赴西北督师，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指挥前线的所有清军。而鄂的心腹张广泗也如愿以偿，顺利接管了岳钟琪的西路军，成为代理宁远大将军，他在任上的表现相当不错，尤其是在鄂隆吉大坂取得一场不小的胜利，斩杀了四百多名敌军，让鄂尔泰很有面子。

不久之后的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清准议和成功，两个政权从此二十年间相安无事，基本实现了和平，一直到公元1755年，乾隆发动了对准噶尔汗国最后的攻击。无事可做的张广泗率军班师，他被提升为湖广总督，但新官位还没有坐热，就又收到了调令，原来当年被他平定的苗疆发生了大事，苗人们又造反了，官军屡战无功，朝廷不得不让他再次出马平叛。

此时雍正已经驾崩，乾隆刚刚登基，而出自张廷玉系统的刑部尚书、“总理苗疆事务经略大臣”张照，虽然是位大书法家兼大画家，但他在军事上却没多大能耐，面对反抗的苗人束手无策。讨伐的清军“久无功”，而张照竟然有闲心掺合朝廷政斗，还多次参劾宰相鄂尔泰。最后，新皇帝对“挟私误军兴”的张照实在忍无可忍，终于将其就地免职，并将平苗专家张广泗调回云贵主持工作。

乾隆对这位宿将给予了充分信任，不仅让涉及苗疆之乱的所有七个省都归其统辖，而且还授他对辖区内所有军政官员的任免大权。张广泗也不负帝望，他上任后，立即将作战不利的扬威将军哈元生和湖广提督董芳两名一品大员撤职，随即亲赴前线重地——今天贵州的旅游名胜凯里——指挥作战，分兵三路“刻期并进”，以犁庭扫穴般的力度步步紧逼。

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正月，三路清军终于合围，发起了对苗人抵抗力量的总攻，张广泗以惨烈而血腥的杀戮，成为这场战争的终结者，史载“斩万余级，诸苗悉定”。战后，张广泗再次出任云贵总督，同时兼任贵州巡抚，并“进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即为子孙获得了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袭权利。

此后，张广泗又陆续平定了辖区内苗人残余势力的一系列小规模骚乱，并因成功审理了几个疑难刑事案件，而被民间称颂为青天大老爷，皇帝更对其欣赏有加。金川战争爆发前一年的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张广泗被授予太子太保的荣誉头衔，从而进入了所谓“三师”的行列，达到了人生事业的顶峰。

现在，眼看金川战事不利，乾隆不由得又想起了张广泗这个救火队员。不知道为什么，皇帝脑子里老是存在着一个奇怪的印象——“大抵番蛮与苗性相近”，也就是说他认为金川的嘉绒人与云贵的苗人是“性相近”的，因而，派“熟悉苗情善于抚驭”的张广泗出马，“以治苗之法治蛮”，想必“自能詟服其心，消弭其衅”。可是，乾隆难道忘了，《三字经》说过“性相近习相远”吗？

就这样，张广泗调任川陕总督，接替升职为大学士的庆复，前往金川前线督战。皇帝下令，“此番进剿一应机宜，专听张广泗调度”，不仅如此，新总督还可以在其参加平苗战争的旧部里，选择几个得力的将领，随其一起入川。

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农历四月，张广泗抵达四川，与前任总督庆复交割工作后，正式接管了军队。其实，张广泗此行还肩负着一项不足为外人道的秘密使命——乾隆一直怀疑瞻对土司班滚并没有被烧死，而是逃了出来躲在某处，甚至很可能就藏身于金川地区，“焉知不诡诈免脱，潜往大金川勾通致衅”。

但鉴于庆复一口咬定班滚已死，皇帝又苦于没有证据反驳，因此要求张广泗来四川后一定要认真调查，他相信张由于从来没有经办过此案，也就不必因官官相护而有所顾忌，此前，张因为在云贵总督任上圆满地处理过好几项疑难案件，给乾隆留下的印象颇深，故要其到金川后“详细访察”本案。

张广泗来到金川后，认为这场战争本来由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发端，而莎罗奔劫持小金川土司泽旺，又欺压革布什札和明正土司，肯定算罪魁祸首。但另一方面，稗官野史写道，革布什札和明正土司也不是好鸟，他们恩将仇报，与救援自己的官兵反目成仇，这么看来，蛮夷真是只图利益而不讲信用的家伙。

张广泗又想到，这些蛮夷受惠却不知感恩，如果自己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劳师远征，即使他们暂时归顺，恐怕翻脸就又会不认人，这样的胜利可谓得不偿失。既然如此，还不如仔细研究他们的诉求，让这些人各偿所愿，等喂完胡萝卜后再亮出棒子，这样恩威并施，让蛮夷们对自己既恨又怕，就可以搞定他们了。

鉴于这场战争发端于三角恋爱，张广泗于是决定，首先召见这场恋爱中的三个角：小金川土司泽旺，他的弟弟良尔吉，以及，众土司们所争夺的目标——那位绝色美人阿扣。

一条新的娱乐八卦由此诞生。

（待续）

要是，先恭喜一下啊

最近刚刚去大小金川玩过

相当险的地方

话说中华文明的强大凝聚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影响力都延伸到农业文明时代的极限，东临大海，西南至高黎贡山、喜马拉雅山、葱岭帕米尔高原，北至苦寒之地。

那朝鲜半岛为何被遗漏了呢，是地形的特殊性，还是朝鲜民族的特殊性，还是因为东北一直被女真势力占据中华文明无法穿透过去？

来到前线后，张广泗马上着手了解当地基本情况，他发现，大金川其实面积并不大，南北不到三百华里，东西不到两百华里，中间有一条南北向的大河穿境而过，它就是著名的大金川，也就是说该地是因河得名，整个大金川几乎都包在河谷中，当地人由北向南，夹岸而居。尽管河西岸也有居民，但大金川土司主要的军事据点都建在河东岸。

张广泗注意到，大金川四周雪山环绕，给清军的行动造成了天然的阻碍，而仅有的几条道路，也都必须要翻越悬崖峭壁。不仅如此，很可能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大金川土司将这些桥梁道路都建得既小又窄，并且在所有紧要的路口，都无一例外地修建了高高的堡垒，这就是后面重点要提到的碉楼。

显然，这里的地形易守难攻，对清军极为不利，强攻的话必然遭受相当大的损失。如果能不战而屈人之兵，让反叛的土司主动归附，那自然是最好的选择，最起码也可以拉一派打一派，使自己不至于和整个金川为敌。

于是，按照野史的说法，张广泗首先召见阿扣的前夫泽旺，问他有什么要求。丢了老婆，又在与老丈人的战争中屡屡损兵失地，这位倒霉的小金川土司雄心全无，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总督哭诉：

“当初我鬼迷心窍，受了这个小妖精迷惑，一心想争到这股祸水，最后害得把祖宗的封地都丢了。如今我终于明白过来了，心甘情愿把这小妖精让给我弟弟，以后照旧当自己的小金川土司好了。”

既然本夫无意维系这场婚姻，那就好办多了，接下来，张广泗便叫来良尔吉，先说了下他哥哥的想法，然后问他对这事的态度，惊喜万分的小叔子立即大拍胸脯夸下海口：

“如果能得到阿扣当老婆，我愿意帮官兵攻打那两家忘恩负义的土司，即使对老丈人莎罗奔，我也保证劝他答应永远效忠皇帝，以后再也不带头闹事了！”

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搞定了！从此以后，泽旺与阿扣就算正式解除了婚姻关系，而后者便成了良尔吉的老婆。对于这几个人的建议，张广泗自然一一同意，于是众人皆大欢喜，一场盛大的宴会开始了。席间，泽旺、良尔吉自不必说，频频对总督大人拍马祝酒，就连阿扣自己，也婷婷娉娉来到帐前，向着张广泗姗姗下拜。

据说按照当地风俗，如果自己的妻子女儿受到别人爱慕，男人不仅不恼羞成怒，反而会感到十分荣耀。老张在云贵长期与苗等少数民族打交道，对这类事情相当有经验，他立即展现出领导本色，对这位女下属和颜悦色嘘寒问暖，为了体现自己没有架子的亲民作风，甚至和阿扣推杯换盏起来。

张大人大概甚是心安理得，因为他自认完全达到了让那位新丈夫十分荣耀的目的，而根据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面对这样一位绝世美人，事实上张大人并没像他所表现出的那样，一切行为仅仅是为了工作。

据说在新女婿良尔吉的斡旋之下，大金川土司莎罗奔颇有悔意，尽管他还没有从勒乌围土司官寨——这里是他的老巢，地点在今天金川县城河对面勒乌村——出来正式向新任总督请罪，但对清军的敌意已明显减弱了许多。

就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没想到变生不测，佳人的石榴裙下竟又冒出了一位争夺者——张广泗突然收到大金川土司派人送来的紧急消息，然而令总督大失所望的是，这并不是张期待已久的投降书，恰恰相反，从信的内容来看，莎罗奔自称是来给清军助拳的：

“我哥哥的儿子郎卡，对良尔吉娶阿扣不服，他盘踞在噶尔崖，作乱对抗官军，我也没办法让他消停下来。但如果官军去讨伐他话，我倒是原意帮忙。”

噶尔崖又名噶喇依，此地在今天的金川县城东南三十公里的安宁乡，当年是大金川土司除勒乌围官寨之外的第二军事重地，莎罗奔专门派侄子郎卡驻守在此，由于史书中并没记载莎罗奔有儿子，因此郎卡很可能内定的是土司继承人。

前面说过按照当地习俗，除了血缘特别近的至亲之外，同姓亲属之间是可以婚配的，阿扣的这位堂兄对美艳的堂妹觊觎已久，这次眼看没有自己的份了，羡慕嫉妒恨之下，不良情绪终于发作。

身为混迹官场多年的老油条，张广泗马上发现了其中的猫腻儿——老莎肯定和侄儿不和，想要借自己的刀杀人。不过嘛，胡萝卜已经给的够多，也该上大棒教训一下了，张大人于是笑道：“莎罗奔这家伙也想试探我吗？看来不给他们点颜色瞧瞧，这帮蛮夷真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了！”

说到就要做到，野史写道，张广泗调集三万兵马，兵分两路向着郎卡杀去：一路由大金川河东岸进攻，目标是郎卡的老巢噶尔崖，莎罗奔则承诺率领当地土兵，与该路清军遥相策应；一路由大金川河西岸进攻，目标则是革布什札和明正土司的地盘。

按照张广泗的意思，各路蛮夷都在观望，不给他们几棒子他们是不知道厉害的，只有打怕了才会服软，但另一方面，这里道路险阻，谷深林密，清军根本没有足够的兵力多点开花，只能先专心收拾最不听话的郎卡，搞掉了领头的，下面各个小弟自然树倒猢狲散，不战自降就指日可待了。

不仅如此，野史还写道，张广泗又多了个心眼，阿扣的新丈夫良尔吉于是当上了先锋，情敌相见分外眼红，这小子想必不会手下留情。至于他私下里有没有让两人同归于尽的打算，那就不得而知了。就这样，良尔吉一马当先，引导着清朝总兵任举的主力部队向郎卡人马满盘踞的要塞杀了过去。

那么，真实的历史果真如此吗？

后人研究认为，当时嘉绒各家土司的实力大致如下：

最东边的是瓦寺土司，在今天的汶川，管辖百姓一千二百户，有兵丁二百多人，这家土司势单力薄，而且受汉文化的影响较深，很少参与嘉绒土司的争斗。

瓦寺西北为杂谷土司，这是嘉绒藏区最大的部落，控制着今天阿坝州的理县、茂县、黑水县一代，土司有属民一万多户，兵丁六、七千人，地广人多，是势力最强大的嘉绒土司。

归杂谷土司管辖的卓克基土司和松岗土司，都在今天的马尔康县，各有百姓三千多户，兵丁二千多人。这两家当时没有从杂谷土司分出，因而还都是土司下属的“土舍”而非正式土司。

党坝土司在马尔康县境内，当时还是从属于杂谷土司的土舍，在嘉绒首领中势力最为微弱，仅二百多僧众。

梭磨土司控制着今天马尔康、红原、理县、黑水县、阿坝县、红原县各一部分，甚至包括青海果洛和甘肃甘南的一些地方，幅员最为辽阔，但地广人稀，有属民五千多户，兵丁三千多人。

松岗、梭磨、卓克基、党坝四家土司，几乎是从东向西排列在嘉绒藏区北部的马尔康，他们被人们合称为“四土”，这几家土司的领地也就是所谓的“四土”地区（该词后来特指马尔康）。在历史上，这四家土司也经常抱团，做为一个整体行动，尤其是，他们都与杂谷土司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往往归入杂谷土司的阵营。

瓦寺土司辖区的西南方向，翻过巴朗山便是沃日土司和小金川土司的势力范围。

沃日土司位于今天的小金县，也就是拥有风景名胜四姑娘山的那个地方，他管辖百姓七百多户，有五百兵丁。

本文主角之一的小金川土司，也位于今天的小金县，他管辖百姓六千多户，有兵丁四千人。

小金川西边即今天的金川县，是本文主角大金川土司的地盘，他有百姓四千多户，兵丁三千人。前面说过，大小金川是嘉绒的核心地带，这两家土司本为一家，关系十分密切，大小金川合起来的实力，超过任何一家嘉绒土司。

位于嘉绒最西北的是绰斯甲土司，地跨今天的金川、壤塘和色达三县，有属民九千户，势力相当大，但由于大部分辖区位置偏远——壤塘和色达已邻近青海，直到今天还是四川省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兵力调动并不灵活，很难对嘉绒中心地区造成太大影响。

西部、西南部为巴底、革什咱两家土司，都在今天的丹巴县，巴底土司有属民八百五十户，革什咱土司有属民八百三十户，尽管官职不低，但如果按势力来看其实都是小土司。

位于今天宝兴县的木坪土司和位于今天康定县的明正土司处在嘉线各部最南边，虽部众不少，但都更擅商贸而不善征战，这两家土司也很少参与嘉绒土司间的争斗，尤其是明正土司，尽管财大气粗，但其境内属民以及生意伙伴大多是康巴人，使得这家土司越来越康巴化，已经与嘉绒主流渐行渐远。

如果按照嘉绒人传统的的地理观念，大金川河与小金川河流域，包括“四土”即杂谷、梭磨、卓克基、党坝四家土司，以及大金川、小金川、绰斯甲、巴底、巴旺、沃日、木坪，这十二家土司的领地，被嘉绒人称为“本部”，而大小金川即使在嘉绒本部中也是核心；鹧鸽山（位于今天阿坝州理县与马尔康县交界处）以南另外几家土司的领地，比如杂谷、瓦寺等等，则被称为“冲部”，意思是通往汉区的路口，这些地方被嘉绒人认为是边缘地带。

明末清初，嘉绒各家土司为了土地、人口而不断争战，其中最强大的并非是金川土司，而是杂谷土司，尤其是在清初良儿吉（与阿扣的继任丈夫并非一个人）土司统治期间，杂谷土司的势力达到了顶峰，包括金川土司在内的其他嘉绒土司都与其联姻，纷纷想尽手段对他讨好巴结，史载“杂谷酋长良儿吉，能以智谋驭压，诸部皆拱手听命，而金川、沃日、绰斯甲更以子婿尽小事大之理”。

有这么一件事，乾隆初期，杂谷的板地儿吉土司继承了兄长良儿吉之位，板地儿吉曾经娶了小金川土司汤鹏的姐姐，但很快就将她抛弃另寻新欢，尽管小金川土司在嘉绒也是一个大人物，但面对板地儿吉，汤鹏却屁也不敢放一个，“畏杂谷，不敢与抗”，由此可见杂谷土司势力的强大。

民族史学家认为，杂谷土司的强大不单单是靠其本身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更主要的是，他的周围团结着有一个巨大的婚姻集团。如果小金川土司与杂谷作对的话，他的敌人除了杂谷土司本人，还会包括杂谷的姻亲沃日、绰斯甲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杂谷与他的姻亲结成的婚姻集团，是使金川土司畏惧的主要原因。

不过正所谓盛极必衰，板地儿吉的继任者苍旺显然没有充分意识到政治联姻的重要性，他的家庭生活极不稳定，几乎可以用瞎折腾来形容，终于给了莎罗奔以可乘之机，导致历代杂谷土司苦心经营的婚姻联盟土崩瓦解：“苍旺袭，三易其妻，绰斯甲、瓦寺之好俱绝。大金川色勒奔细乘间与结盟，誓定婚姻，杂谷于是孤立。”

莎罗奔领导下的大金川则再接再励，积极开展婚姻外交，除了把女儿阿扣嫁给小金川土司泽旺外，还将侄女阿纳嫁给绰斯甲土司，另一个侄女则嫁给了巴旺土司，这就是前文所说的“乘间与结盟，誓定婚姻”。

最后，大金川土司竟然隐隐已能与嘉绒霸主杂谷土司分庭抗礼：杂谷地广人多，在军队数量上占优，而金川则在质量上得分，当地人好勇斗狠，打起仗来十分彪悍，兵员素质一流。墙头草般的嘉绒各小土司便纷纷归附到这两大土司麾下，由此形成了了以杂谷、金川为首的嘉绒两大势力集团。

具体情况是，大金川、小金川、绰斯甲、巴底、巴旺等土司为一派，杂谷、梭磨、卓克基、党坝、松岗、沃日、革什咱等土司为另一派，两大阵营势均力敌，争斗不休。清廷则从中挑拨离间，时而拉这派，时而打那派，从中坐收渔人之利，让这两派势力此起彼消，无论哪派都始终无法形成太大气候。

对此，乾隆初期的四川巡抚方显，曾得意洋洋地讲过一句朝廷的心里话：“起金川以树杂谷之敌，抚杂谷以团金川之阱。”

就这样，为了削弱强大的杂谷土司的势力，清廷亲手培育出了莎罗奔这头怪兽。雍正初年，本为小金川土舍的莎罗奔随清军征战有功，大概因此被朝廷看做是自己人，于是在年羹尧、岳钟琪等四川军政高官的建议下，他不仅获得了安抚司的官衔，而且还从小金川土司分出，自立门户成为大金川土司，其势力迅速成长起来。朝廷当初的如意算盘，是让杂谷和金川麻杆打狼两头怕，“杂谷素惮金川之强，金川则畏杂谷之众”，双方“彼此箝制”，这样才能让汉区“边境颇宁”。

但令朝廷没想到的是，自己养虎自啮，现在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已经尾大不掉，力量大大削弱的杂谷土司已经无法对其造成足够威胁。尤其是经过瞻对之战，莎罗奔彻底看清了清军的纸老虎本质，从而开始肆无忌惮地向周边扩张，最终使得一支和稀泥的四川当局不得不干涉，但堂堂天朝两万多大军，竟然在金川屡战屡败，最后皇帝不得不临阵换将，把帝国最优秀的山地战专家张广泗调了过来。

张广泗有没有和美人阿扣发生暧昧关系，正史里并没有记载，但新任总督确实对阿扣的新任丈夫良尔吉印象不错。从清朝史料来看，良尔吉与嫂子阿扣私通大概是真有其事，莎罗奔很可能就是利用良尔吉与阿扣的关系，逐渐架空了小金川土司泽旺，最终抢班夺权，彻底吞并了小金川土司的领地。尽管在清廷的压力下，莎罗奔不得不释放了泽旺并退还了部分领地，但良尔吉与阿扣显然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夫妇，这大概就是后世野史传说的依据。

金川战争正式爆发后，清军杀入小金川，为泽旺收复了他所居住的美诺官寨（在今天小金县城中心的美兴镇），小金川土司总算复辟成功。见官兵势大，一直表现暧昧的良尔吉——此前他行踪一直不明，但很可能藏在大金川——突然带着妻子阿扣过来投诚，他竟然表示，愿意为官军带路，去打自己的老丈人莎罗奔。

与野史所说不同，此时清军与大金川仍处于战争状态，双方丝毫没有和解的迹象，因而在我们后人看来，良尔吉与阿扣的突然出现，应该十分可疑。但奇怪的是，清廷诸位大员似乎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警惕性，轻易就接纳了二人，这大概与庆复即将卸任进京，而张广泗正赶来接替的特殊时期有关，在此换老板的节骨眼上，可能没人愿意多事吧。

张广泗抵达前线后，迫切需要熟知当地风土人情的向导，但以勇悍著称于嘉绒的金川人，骨子里其实十分骄傲，没有几个愿意与杀入自己家乡的清军合作。良尔吉的出现可谓恰到好处，张广泗马上刻意笼络，委任他土守备的官职，并要其为进攻大金川的清军提供向导服务。

张广泗信任良尔吉，也许有不得已的苦衷，因为金川的地理状况实在太复杂了，尤其让人挠头的是，这里不仅地势险峻，而且还遍布着一种独特的军事堡垒，它就是高高的碉楼。

今天，在阿坝州金川县的马尔邦乡，仍保留着一座被誉为“中国碉王”的古碉，它就是马尔邦关碉，已经有近三百年的历史，据说所在地当年曾是莎罗奔的小官寨。马尔邦关碉的高度超过五十米，即使顶部也有三米宽，人完全可以在上面活动自如，它犹如一把“刺破苍天锷未残”的利剑直插云霄。

要注意的是，这种碉楼并不是旧时华北平原上常见的鬼子碉堡，前者瘦高后者矮胖，形状差别相当大。从目前保存下来的碉楼来看，马尔邦关碉那样高的大家伙不是很多，它们通常都是二十到三十米的身材，但即使这样，也都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摩天大楼了。

金川碉楼的主要建筑材料是石头，底部用坚固的石块，越往上石块越薄，最上面已经接近石片，因此重量分布相当合理，石块或石片之间交错压叠，结构相当密实坚固，而金川所在的山区遍地都是石头，自然可以随缺随补。

对于这种碉楼的坚固程度，举个例子吧，文革时这个偏远的山区也被殃及，据说红卫兵为了破四旧，用现代军用炸药在碉楼里埋设爆破点，但硝烟过后，古老的碉楼竟然还剩下一半，最后革命小将们没有办法，只好动员当地人们上去靠人工把石头一片片拆除，才总算拔掉了这个钉子。而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汶川大地震后，大小金川的多数碉楼都保存了下来，而那里离地震中心映秀和卧龙仅数小时的路程。

由于碉楼本身又高又瘦，里面开几个窗口向下打枪放箭即可，并不需要太大的视野，如果镇需要的话，可以在碉楼最上方向下施射，那里视野最广阔。按照清人的说法，当时的军用战碉比今天我们能看到的这些民用碉楼还要变态，上面“重重枪眼”也就是说遍布射击孔，几乎就没有什么不能照顾到死角。

其实，关于藏区碉楼在防御战中发挥的重大作用，大小金川之战前清军就深有体会了——早在一年前的瞻对之战中，当地的碉楼就已经给官兵造成了大麻烦，时任川陕总督的庆复在给皇帝的奏章中写道：

“西番垒石为房，其高大仅堪栖止者，曰住碉，其重重枪眼，高至七、八层者，曰战碉。各土司类然，而瞻对战碉为甚。”

庆复认为，瞻对土司班滚之所以有恃无恐，就是因为拥有大量坚固战碉的缘故，这种高大的碉楼不仅很难摧毁，而且内部存储着大量粮草，当地土著可以长期坚守，还能时不时突然杀出来打敌人一个冷不防，是瞻对人可以依赖的好伙伴，让他们“藉为战守之资”。

因此，在瞻对之战结束后，庆复特意请示皇帝批准，将当地所有具有威胁的战碉全部拆毁，今后瞻对再也不允许兴建战碉，至于新建的民用碉楼，也要严格控制，规格不得超标，同时还规定了严格的审核制度：

“请每年令统辖土司，差土目分段稽查，酌量拆毁。嗣后新建碉楼，毋得过三层以上，仍令每年终出具印结存案。”

和华北平原上的鬼子碉堡多设在平坦空地不一样，金川的碉楼都建在山坡的制高点或险要处，人本身都很难过去，大炮这些重武器就更难运到，加之碉楼底部都是坚固的石块，很难深挖爆破点，如果把炸药放在表面基本造不成什么损伤，因此清军只能靠人肉步步推进，每攻到碉楼下面都需要付出相当惨重的代价。

清军如果不知道敌人的布防情况就贸然进攻，必将遭受严重损失，因此，对于向导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这也正是身经百战的张广泗老成持重的体现。而除了让良尔吉担任向导之外，初来乍到的张总督还信任了一个名叫王秋的汉人，这也正是身经百战的张广泗老成持重的体现。但可惜的是，用人不疑并非四海皆准的真理，正是这两个家伙，日后将这位平苗名将送上了断头路……

（待续）

是新写的

起码是近期不会，审查得很严，没人敢出。

去小金看四姑娘山的也有一些，去金川的就凤毛麟角了，今年春天我在那里就没看到其他游客，真是冷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