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金融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的随想 -- 88BaBa

[以下的文字是我在2011年底时写的，一直希望能在这基础上提出一些更有建设性的设想，但多数时间都花在为稻粱谋，有时略有闲暇又都用在了偷懒上。今天把以前的文章贴到河里，也许可以借着大家的反馈对自己多一点激励。先多谢过了！]

人们常常会说：金融是经济的血液。在我看来，这个比喻是不恰当的。

血液在人体内担负着向我们体内每一个细胞输送养料的重任。这些养料是物质的，是细胞用来构建自身组织与维持自身代谢运作的材料。一个细胞从血液中得到它自己的养料后，不需要再用这些养料去与其他的细胞交换其他必须的原料来维持自己的生存。

金融与货币在我们经济中的作用则不然。如果把个人与企业（注：消费是个人与家庭的行为，生产是企业的行为）比作经济生活中的细胞，那么金融机构对单个企业的投资与注资或贷款行为，或者是企业之间的货币交易行为（账面上的买卖行为），都很难与血液向各个细胞供应养料的行为相比拟。这里的主要区别在于，金融的“供应”并不是物质的。一个企业不能只用拿到的纸币或者凭借账本上的信用额度来直接制造自己所需要的机器设备，或是当作原材料来加工成最终的产品。得到资金的企业，必须用它所得到的资金再从其他的企业那里购买必须的设备与原料。换句话说，企业的养料---设备与原材料---并不是由金融体系来供给的；这些养料，是在其它生产型的企业中生产出来，并且由物流型的企业输送到所需的企业的。金融体系所给予企业的不是任何实实在在的物资，而是一系列信号---这些信号使得某个企业可以从其他企业那里得到所需的物资设备或者服务。金融体系是一个信息汇总与发送的体系，不是一个物质汇总与发送的体系。如果要用生物体中的器官与系统来做对照，金融系统是经济体的神经，而不是经济体的血液。

指出金融体系的功能不是物质的供应，而是信息的传递，并不意味着对金融体系在经济中作用的贬低。血液循环受阻的人会很快死亡，但神经系统受损的人也一样可以用疯狂来自我了结。重要的是，一个医生决不能用治疗血液疾病的办法来治疗神经系统的疾病；一个经济的研究者也同样必须明了金融系统在经济中的功能，才能对经济的运行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对经济与技术发展史有所了解的人会知道，货币的出现与文明社会的出现相比，是相对较晚的事。而一个以货币为基础的包括存款，借贷，投资等活动的金融体系的出现，则更是相当晚近的事。金融体系的较为像样的雏形，在中国，阿拉伯，印度和西欧，都只有不到一千年的历史。在这之前的文明社会里，经济一样在运行，那么这些经济体的运行是怎样来运行的呢？

熊彼得对经济活动有一个简明的描述：一群人通过某种方式的合作来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并按照一定的规则来分配这些产品的过程。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研究告诉我们，这些合作生产与分配产品的规则，存在于从简单的原始狩猎人群到现代化的信息社会的一切人类社会组织之中。与这些生产与分配的规则相匹配的，还有对应的道德观念与政治组织。

当生产方式只是极其简单的游猎与采集，生产合作的人群不过几十到几百人，群体内的成员几乎都相互熟悉时，一系列相对简单的群体内共识（比如：捕获的猎物必须在群体内的所有人中平均分配）就足以保证分配的方式为群体内所有人所接受。如果生产方式进步到有了农业牧业以及手工业的分工，合作的人群数量多到几万人以上，以至于生产合作中的每个人之间不再可能相互认识，那么人群中的共识就不可能再起作用，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单向的集权命令体系。当然，在农业时代，由于单个农户就足以完成生产的大部分任务（除去很少时间内需要手工业者来提供工具以外），这种命令的形式通常也是足够简单的：比如只是订一个上交小麦的绝对数量，或是军屯时制定一个开垦耕地的数量。

当社会生产的分工越加细化，同时各个分工部门的相互依赖又越加深入时，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发觉前述简单命令方式的困难。除去更复杂的分工合作本身就会对下命令者的经济与技术知识提出更高的要求以外，根本的困难在于：经济生活中的分工与合作几乎总是在不停的快速变化中的。这一事实使得即使是最精明的计划者，也不可能根据以往的经验来完全决定以后可以怎样来规划经济运行的细节（例如：新中国建立以来经济中主要成分与调节方式的变化）。

完全集中地由命令与计划来控制经济会面临极大的困难，幸而经济的运行并不是完全根据一个所有人共同定下的蓝图在运行。与此相反，大部分有关经济运行的各种各样的决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生产多少数量？大概需要多少成本？--总是由无数分散在社会经济体系各处的个人与企业做出的。这些企业做出这些决定的最主要的依据，便是有金融体系所传导到经济体系各处的价格信号与赢利预期。

从这一点来说，金融体系在经济体内部的作用，与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在人体类的作用可以进行极其惊人的类比：人体内的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绝不会向单个的细胞发出一系列极其详尽的指挥它如何消化当下的养料或生产对应的营养物质的指令；这些人体内的“中枢”总是只发出简单的同时针对一大批不同功能细胞的信号刺激，用来实现某些统一的（对细胞来说是集体的）行动与目的。比如：命令手指有关的肌肉以某种方式收缩以握住杯子，或是分泌某种激素以加速心跳来保证剧烈运动时的供血。

对于人体而言，微观上细胞的主动性与宏观上大脑神经的控制是缺一不可的。一个健康的人体，并不是100万亿个细胞按照每个细胞资源选择最优生长条件搭建起来的一堆细胞组合物。恰恰相反，每个细胞所能占有的资源与承担的功能，都必须受到某种以整体健康为目的的机制的严格限制与指导。一旦此类限制与指导机制出现问题，各种各样的紊乱与疾病就会接踵而来。至于一部分细胞完全不受限制而自由增殖的现象，则是我们通常称为癌的致命病症。

我们可以设想，对人体或动物体内几千亿细胞代谢发育起作用的规律，也可能在经济体内的几亿个人与企业的分工与合作（消费与生产）的现象中被观察到。这就是说，金融体系作为一个对全球经济行为者发送信号的中枢机构，必须能根据整个经济体的全局来决定自己的行动，因此不能被控制在只代表一部分经济参与者的机构手中，更不能只为自身的存在而谋取利益（如同华尔街在2008-09的金融危机中所做的那样）。

至于如何保证金融体系成为社会经济的明智指导，而非少数人谋取财富与权力的工具，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将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最重要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