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血色嘉绒：两征金川，十全老人的荒诞武功》 -- 京华烟云AMIP

　　做为乾隆朝直至整个清朝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大金川土司莎罗奔的生平，一直笼罩在迷雾之中。没人知道他生在哪年，他的卒年也众说纷纭，关于他的相貌不仅没有画像，更没有留下过什么记载，没人知道他究竟是高是矮，是胖是瘦。

　　甚至，连“莎罗奔”这个名字本身，究竟是一个集合名词还是个体名词，当年的人们都没有弄清楚，因为直到第二次金川战争期间，清军将领才惊异地发现，“莎罗奔”其实并不是某个特定人的名字，而是嘉绒藏语中对土司出家子弟之泛称，也就是说，历史上其实有过不止一位莎罗奔。由于当时嘉绒藏区笃信苯教，因此这些莎罗奔们大概不是苯波教的僧侣就是祭司。今天，亦有学者根据保存到现代的其他嘉绒土司的家谱考证出，以上说法是完全成立的。

　　大概也正因为这样，关于莎罗奔与那位绝色美女阿扣的关系，史书上的记载十分混乱，有说她是他的女儿，有说她是他的侄女，有说她是她的妹妹，还有说她与他之间仅仅是远亲——阿扣只是莎罗奔的族女，顶多算是堂侄女而已。如果真地存在着许多位莎罗奔的话，上面的争议也许就可以得到圆满解释了。

　　另一方面，这大概也可以说明，为什么美人阿扣被杀后，莎罗奔土司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悲伤，甚至，他很可能并没有将此当成什么大不了的血海深仇，从清朝史料来看，阿扣之死似乎并没有影响这位金川土司的情绪，也许他真的只是个政治动物，但更也许，她真的不是他的亲生女儿。

　　我们还知道，或许他并不是阿扣的父亲，或许他还有过不止一位同名的亲戚，但历史上肯定存在这么一位莎罗奔，他曾在年青时加入名将岳钟琪的部队，因奋勇作战而深得主将赏识，直至在岳钟琪的支持下，从小金川土司家自立门户执掌大金川，而如果两人不曾有过这么一层关系的话，第一次金川战争也许就不会以这么一种充满戏剧性的方式结束，以至于给后世留下一段岳钟琪人到暮年却单刀赴会的传奇。

　　当清军新主帅傅恒抵达前线时，在战场上屡挫强敌的金川军，其后勤供应已是油尽灯枯。由于清军长达一年多的严密封锁和大肆破坏，这片物资本来就匮乏的山地早就颗粒无收存粮将涸，尽管军事实力犹在，但因为即将彻底断粮，金川军可定支撑不了太久：“刮耳崖现已无粮，勒乌围稍有些微，番民亦不能得食，人人思溃。”

　　因此，傅恒刚刚履新，莎罗奔就派人前往清军大营求和，试探投降的条件，而帝国首相的回答十分干脆：“亲缚赴辕，贷以不死。”也就是说傅恒要求，莎罗奔、郎卡叔侄自己把自己捆了，前往清军辕门负荆请罪，只有这样的话才考虑饶他俩一命。就这样，金川几次三番请降，但固执的傅恒死咬着“亲缚赴辕”的要求始终不松口。

　　用今天的话讲，这其实就是要求金川方无条件投降，本来在战场上占尽优势的莎罗奔和郎卡肯定无法接受。不仅如此，事实也证明帝国首相确实没安好心——傅恒向乾隆密奏道，他打算趁着敌人投降的机会，擒拿敌军两个首脑之后，突然率军直捣敌巢，然后将莎罗奔和郎卡带到内地，班师还朝向皇帝献俘。但是，宰相的想法显然过于一厢情愿，不仅敌人根本不会遵照执行，最后就连乾隆也看不下去了，皇帝在其奏章中批示道：

　　“我觉着吧，莎罗奔、郎卡这些番邦酋长本来都是未开化之人，你就不要和他们过于计较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嘛。所谓驾御蛮夷之道，在于对他们开诚布公，以恩德和信义让他们俯首贴耳洗心革面，这些做好了，就足以让蛮区改头换面，永无二心。

　　“现在是否要莎罗奔、郎卡当面向我们负荆请罪，决定权在你经略大学士傅恒的手上。但我个人是这么想的，你代表国家和朝廷出征，虽然我要大军限期荡平敌寇，但既然你已经当众宣布，如果他们把自己绑了投降便饶其不死，可你却打算到时候把他们关进囚车送到京师，要知道，以他们这样恶劣的罪行，如果正常审判的话，必然是要斩首示众的。这些反贼当然罪无可赦，但现在四方的其他蛮夷都搬着小板凳，围成一圈看咱们呢，要是如此处置，他们肯定会既害怕又惊慌，这很不利于安定团结啊！

　　“事情如果闹到这个地步，就达不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了。与其那样，倒不如公开宣布，咱们对这些家伙法外开恩，网开一面。因此我命令，如果他们真的投降了，你就召集所有的文武大小官员，当众宣读圣旨，然后将他们松绑释放，好好安慰，并且派兵送他们返回其老巢。

　　“我们要昭告天下所有蛮夷，让大家都明白咱是王师是怎么不战而胜的，他们只要投降就能活命。这样的话朝廷信义远播，和谐社会的理念无处不在，边境由此就可以永远安定了。”

　　显然，到了这个地步，皇帝再也不提当初自己夸下海口明令大军将莎罗奔擒获“明正典刑”的事儿了，对于弘历来说，现在只要能体面地结束这场战争，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在给国舅的信中，皇帝除了再三强调一定不能迟于乾隆十四年四月初班师外，还遮遮掩掩地表达了后悔没更早摆脱金川泥潭的心情：

　　“看来去年此番办理竟是错误，朕今实悔之，只因办理至此，势难中止，不得不趁此兵力，以侥幸万一成功，然亦所谓饰非文过之举耳。”

　　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第一，乾隆确实已经后悔了，早知道这样，不如一年前就收兵好了；第二，弘历虽然仍有一丝侥幸心理，但理智告诉他不能再拖下去了；但是还有第三，皇帝此时骑虎难下，怎么也要给自己找个撤兵的理由，哪怕文过饰非也在所不惜。乾隆此时所需要的，只是金川人低一下头认一下错而已，只要面子有了，至于里子，比如莎罗奔是否能够“亲缚赴辕”，他根本不在乎也不指望。

　　可惜的是，乾隆的圣旨来得有些晚了，几次请降遭拒之后，金川方面对傅恒彻底死了心，再也不派人过来热脸铁冷屁股了。但是另一方面，眼看着自家的粮食吃一碗少一碗，莎罗奔土司虽然早年出家当过僧侣甚至祭司，但毕竟没练就耶稣那样“五饼二鱼”的本事，金川人坐吃山空，似乎只能在战死和饿死之间选择一个归宿了。

　　思索再三，无可奈何的金川土司认为还是老熟人更靠谱，既然国舅爷不搭理，那咱再找岳大帅疏通一下吧。

　　当时的基本情形是，清军和金川都已经坚持不住了，承受着越来越大压力的乾隆不得不从帝国经济和藏区全局通盘考虑，强烈要求尽快撤军，而傅恒虽然积极主战，但却无法在短期内解决敌人；金川则将要弹尽粮绝，完全凭着最后一口气在支撑。不同的是，通过投降的百姓和士卒，清军已经知道了金川缺粮的窘境，而皇帝限期撤军的事情则严格保密，只在清军几名高层里流传，普通官兵并不知晓，金川方面更是无从得知。

　　因此，当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初七，岳钟琪突然得报说有金川使者求见时，本来在坚固战碉下一筹莫展的老岳立即敏感地意识到，天上很可能要掉馅饼啦！果然，一个金川头人哭丧着脸向岳提督禀告说，自己来自郎卡镇守的噶尔崖，现在主将郎卡病危，他临终前忏悔杀人太多，希望能与朝廷和平解决问题，双方不要再打下去了，因此请大帅“差官往验”。

　　岳钟琪立刻觉得这事儿相当蹊跷，因为前面咱们说过，岳钟琪的部队驻扎在金川以北的党坝，他们的目标是离这里只有五六十里远的金川军大本营勒乌围，而并非相隔甚远的噶尔崖，后者是由傅恒亲自驻扎的卡撒大营负责攻打，清军另一员大将傅尔丹也在那里。现在，自称病重的郎卡竟然舍近求远，不去找近处的主帅傅恒，却偏偏跑到岳钟琪这里请人验看，显然其中必有猫儿腻。

　　更何况，众所周知郎卡是金川最坚定的主战派，他镇守的噶尔崖一直是最令清军头疼的钉子，猛将任举等人都是在攻打噶尔崖的过程中殒命的。郎卡与莎罗奔这对叔侄，以往都是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叔叔与清军眉来眼去勾勾搭搭，而侄子则软硬不吃只认刀子不认人。

　　现在金川方面突然以抵抗最坚决的郎卡名义来求和，显然他们内部已经确实吃不消了，而另一方面，金川人不找近处的傅恒却来找远处的老岳，显然意味着他们在清朝首相处吃了闭门羹。事实证明果然如此，乾隆确实曾收到傅恒的奏章，说郎卡自称病重向清军乞降，但此举被一心只求全胜的国舅爷定义为诈降而断然拒绝。

　　老奸巨滑的岳钟琪自然不会错过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假装相信郎卡病重是真的，马上派出一名千总和一名把总应邀前往噶尔崖验看。几天后，心领神会的二人回来禀告，说郎卡果然病重，恐怕支撑不了多久了，他希望临死前朝廷能允许金川人归降，使自己能重新成为这个伟大帝国的臣民。得到报告后，岳钟琪立即上奏，请求皇帝进一步指示。

　　心乱如麻的乾隆终于下定了决心。综合各方面情况，皇帝早已断定金川战争绝对是一桩亏本的买卖，从宏观上来看，“以全蜀之物力，帑藏之脂膏，填于蛮荒边徼一隅之地，实为可惜”，更不要说越来越紧张的西藏局势了；从微观上来看，清军至今仍没有找到对付碉楼的有效办法，根据前线提供的情况，每座碉楼平均只需要十来名守兵，而清军平均却需要出动七百名士兵攻打才行，即使这样，也只不过能杀伤一半也就是五六名敌人，而清军自己平均却要战死十余人，伤七十余人。

　　乾隆认为，如果按消耗来算，清军差不多要以百敌一才有把握。可是，要知道对方有三千余名士兵，我们就得相应出动三十多万人才成，“有是理乎”——这算什么事儿啊？！更何况，皇帝虽然七拼八凑准备了两千多门大炮，可这些火炮中的大多数根本没法运到地势险峻的碉楼脚下，结果还是只能靠人力硬拼，这让他发出了“天险非人力可施”的感慨。

　　刚过了年的乾隆十四年正月初二日，皇帝正式宣布：“今已洞悉实在形势，定计撤兵！”他打肿脸充胖子劝小舅子说，你这一趟干得很好，“于国家已为有益，于颜面已为有光”，也就是给国家和自己长了脸面，至于结果嘛，凡事没有十全十美，你就别太计较了。

　　皇帝继续开导宰相道，当年咱朝廷对准噶尔用兵，每次也只不过委任一两个大帅而已，可现在陷在小小金川的除了你这首相外，还有一大堆尚书、总督、将军、都统、提督等一品大员，差不多半个中央领导班子都耗在那里，这已经严重影响了帝国政府的正常运转，长久以往怎么能行啊！所以你们还是赶紧回来处理积压的公务吧。

　　要说乾隆对傅恒可真不一般，扮演完皇帝，他话锋一转，竟然从姐夫的角度继续劝说：想当年你幼年丧父，你姐姐孝贤皇后念及手足至亲的情分，亲自教育你长大成人，在她的几个兄弟中，皇后与你的感情是最深厚的。即使你姐夫我，也因为皇后的兄弟中有你这样能忠诚任事的实在太难得了，因此一直对你特殊照顾。

　　现在你姐姐的丧礼已经快到了“小祥”（即周年祭）的时候，身为皇后最喜欢的弟弟，你理应回来参加祭奠仪式。我这道圣旨正月里就能到达金川，你如果二月初启程的话，届时还能够赶回来，经略大学士可千万不要忘记啊。

　　皇后的忌日是农历三月十一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从四川藏区赶回北京，乾隆显然低估了当时的交通难度，傅恒每天怎么也得日夜兼程狂奔两三百里，可能比他来时还要赶；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皇帝没准也是在故意提醒宰相要提前出发，别在金川拖得过久。

　　话说到这个地步，傅恒彻底哑口无言，只能遵命行事。但不甘心的他仍希望能为朝廷和自己找回最后一丝颜面，如果在战争结束前莎罗奔和郎卡真地来到清军辕门负荆请罪，那么起码在表面上，皇帝的脸面就算保住了，自己也可以名正言顺地班师还朝。

　　可是，这时候已经到了乾隆十四年正月二十日，傅恒再提什么“亲缚赴辕”的要求无疑是痴人说梦，金川军只要再挺住最后十几天，清军就只能灰溜溜地无功而返，但令人没想到的是，就在短短半个月之内，事情竟然发生了惊人的转机，最终让帝国首相宿愿得偿，而这一切惊喜的发生都应在一个人的身上，他就是岳钟琪。

　　身为混迹官场多年的老油条，尤其是罢官后长达十余年的韬光养晦，此时的老岳早已洞察世事。他准确地把握住了皇帝和自己上司骑虎难下的心态，以及金川方面弹尽粮绝的窘境，既然敢于将被傅恒拒绝的金川求降事宜直接捅给乾隆知道，老岳就有足够的把握和信心来擦屁股，最后不仅要让皇上高兴，宰相也会心满意足。

　　对于后来发生的事情，《清史稿》描写得十分浪漫，整段充斥着革命英雄主义的激情：

　　“师入，莎罗奔惧，遣使诣钟琪乞降。钟琪请于傅恒，以十三骑从入勒乌围开谕。莎罗奔请奉约束，顶经立誓，次日，率郎卡从钟琪乘皮船出诣军前降。”

　　如果只看这段文字，岳钟琪比起《三国演义》中单刀赴会的关老爷毫不逊色，确实给皇帝和宰相大大长脸，有分教：

　　“好江风，将这轻舟催送，波翻浪涌，添几分壮志豪情。龙潭虎穴何足惧，剑戟丛中久鏖兵。非是俺藐群雄，一部春秋铭记。义不负心泰山重，忠不顾死何言轻。桃园金兰誓，弟兄山海盟。早把这九尺身躯青龙偃月，付与苍生！”（京剧<单刀会>唱词）

　　但其实，正如真实的历史中单刀赴会的，其实并不是壮烈激昂武艺高强的关羽，反而是人们印象中懦弱木讷的鲁肃那样，所谓岳钟琪十三骑入金川的故事，真相与其说是一曲英雄主义的凯歌，莫不如更像是一场行为艺术的表演。通过对清朝史料——主要是当时金川与朝廷间来往的奏章和上谕等第一手材料，而不是《清史稿》那样的半文学作品——的整理研究，今天的我们已经可以大致还原当年所发生的情形：

　　派人验看郎卡的病情的同时，岳钟琪很可能趁机开出了同意对方投降的条件，而在舍身打入敌人内部的阿扣和王秋被杀后，莎罗奔已经没有途径打探到清军即将撤兵这一重大秘密。面对老长官发出的威逼利诱，莎罗奔们完全清楚，如果敌军不惜代价地进攻，甚至是仅仅维持长期围困，自己有限的力量和即将枯竭的粮食，被一点点消耗掉几乎是必然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信心不可能不动摇。

　　乾隆十四年正月二十日，莎罗奔终于派头人向傅恒呈献《甘珠尔》即苯教的大藏经，金川使者以最庄重的形势顶经立誓，表示己方将履行六项承诺，它们包括：1、永不敢侵扰诸番；2、供役比各土司勤勉；3、退还侵占邻近土司土地；4、擒献从前误犯天兵的凶首；5、送还从前侵掠的人民、马匹；6、照数献出枪炮军器。

　　这几项承诺肯定不会是突然出现的，很可能在此之前，岳钟琪的人已经和金川方有过沟通，也就是说，这些其实都是清方提出的受降条件。不过，岳钟琪同意并不等于傅恒就答应了，虽然金川人已经表示服软，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为了维护姐夫和自己的颜面，帝国首相再次提出了莎罗奔与郎卡来清军辕门负荆请罪的额外要求，可叔侄二人疑心重重，生怕自己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双方离达成最后协议还差这么一步。

　　不过，该争执在洞察一切的老油条岳钟琪看来显然十分幼稚可笑，他断定，好不容易才争取到对手归降承诺的傅恒宰相，肯定不敢冒再次爆发战争的风险去为难这对叔侄，因而所谓的面缚请罪，纯粹只是个肤浅的面子问题，而并非实质性的里子问题。

　　于是，岳钟琪对金川方提出了一个看上去十分大胆的建议：既然你们有顾虑，那不如这样，我过去亲自和你们谈，这样大的诚意总够了吧!就这样，正月二十八日，岳钟琪仅率少量随从亲自前往大金川土司的勒乌围官寨，由此演绎了十三骑入金川的传奇。

　　也许有人会问，岳钟琪难道真地不怕莎罗奔翻脸不认人吗？我想老岳之所以有恃无恐，是有充分理由的：

　　第一，他完全知道金川军的窘境，在弹尽粮绝前达成和议，从而最大程度地保存自己的土地和属民，对莎罗奔无疑是能争取到的最迫切也是最好的一种结局。

　　第二，清军提出的六个条件，对金川人都不是伤筋动骨的刁难，因而莎罗奔完全可以接受，岳钟琪所要解开的，仅仅是双方关于面缚请罪的心结而已。

　　第三，即使莎罗奔突然打探到朝廷的撤军方案，他也不敢把自己怎么样，因为一旦扣押或者杀害这样一位一品大员，那就意味着战争肯定会继续下去，皇帝仅仅出于脸面也不会善罢甘休，与清廷经常打交道的莎罗奔应该也明白这一点。

　　还有最后一条，岳钟琪曾有大恩于莎罗奔（尽管我们尚无法确认受恩者就是这个莎罗奔，亦或是他的哥哥，一个同样有着莎罗奔称号的人），除了后者能自立门户当上大金川土司是前者鼎力相助外，更有雍正时老岳在川陕总督任上，曾将此前年羹尧从大金川剥夺的多座山寨重新划给了大金川，使得对方感激万分。关于这些事情，周边地区无不知晓。在当地传说中，岳公爷简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而藏人最讲知恩图报，因此如果莎罗奔恩将仇报，那大金川土司的信誉将会彻底毁灭，声名狼藉的他也就别想在藏区混下去了。

　　由此可见，岳钟琪有着充分的把握能让自己全身而退，更不要说，为了进一步拉近双方的友好，老岳这回还特地带了一个人来，他就是与金川土司关系最密切的亲戚——绰斯甲土司，前面我们也说过，莎罗奔曾给绰斯甲土司写信，恳求对方看在双方关系和苯教同流的份上，不要相煎太急，只是迫于清军压力的绰斯甲土司根本不敢听从。

　　身为一名说客，岳钟琪显然展现出了极高的水平，成功地消除了金川高层的思想负担。来到金川仅仅一天之后的正月二十九日，老岳便与对方第一号人物莎罗奔，奇迹般突然康复的第二号人物郎卡，以及相当于中人担保方的绰斯甲土司，一起在勒乌围经堂的佛像前立誓，土司叔侄终于答应把自己捆了，亲自前往清军大营向傅恒请罪，而岳钟琪很可能以朝廷的信誉对他们做出了保证，说面缚投降仅仅是走个形式而已，他俩决不会受到任何实质性惩罚。

　　由于当时的金川人都是苯教徒，因此这里所谓的“佛像”其实并非我们通常认为的那种，而很可能是敦巴辛绕的塑像——他据说是苯教的创始人，地位相当于佛教中的释迦牟尼，号称具有无限神通。雍仲苯教改革之后吸收了大量藏传佛教的内容和形式，敦巴辛绕的形像也变得几乎与释迦牟尼一模一样，清人显然无法分辨二者的区别，因而统统称之为佛。

　　乾隆十四年二月初五，这场行为艺术表演终于达到了高潮。这一天，大金川土司的勒乌围官寨像过节一样张灯结彩，吹吹打打好不热闹，史载莎罗奔和他的侄子郎卡，在寨门外大张旗鼓地“除道设坛”，人们熙熙攘攘兴高采烈，就仿佛办起了盛大的庙会。然后，他俩带领喇嘛（应为苯教的僧侣，虽然其衣着打扮与藏传佛教的喇嘛也几乎相同）、头目多人，从勒乌围出发，一路上金川人焚香顶戴，作乐跪迎。就这样，两名首领终于以所谓“负荆请罪”的形式，来到傅恒驻扎的卡撒大营，向清军正式投降。

　　国舅傅恒摆足了帝国首相的谱儿，只见他“轻骑减从，示以不疑”，也就是只带着几个随从骑着马来见莎罗奔，以表示自己心地坦荡没有疑虑。见叔侄二人终于负荆请罪，傅恒表示十分满意，他随即宣布圣旨，代表皇帝宣布，帝国已经宽恕了你们的所有罪行，“示以德威，宥以不死”。

　　史载，莎罗奔和郎卡也相当配合宰相的这场演出，他们表现得喜出望外，宣称对皇帝以德报怨的决定极其感激，两人以一种无比欢欣鼓舞的姿态，抢着发誓说今后永远不敢再违犯朝廷的意志。随后，做为投降的象征性标识，金川人又向傅恒呈献古佛一尊（应是敦巴辛绕或其他苯教神祇的塑像），以及银万两，情商极高的傅恒颇为善解人意，接受了佛像但却拒绝了银子。至此，这场受降仪式圆满成功。

　　帝国首相随即以“露布”形式向朝廷飞报大捷。所谓“露布”，是一面写有文字的帛制大旗，多用来发布军事捷报。信使快马加鞭，一路上高举露布，沿途宣布胜利的消息，这被认为是古代时效性、公开性最强的传播方式。也正因为这样，旧时谁要是能写得一手好露布，绝对是值得炫耀的资本，比如后世有小诸葛之称、曾在民国期间收复外蒙的皖系名将徐树铮，便号称“上马杀贼，下马露布”，就是夸他除了能耍枪杆子外，笔杆子耍的也相当可以。

　　受降的第二天即二月初六，傅恒就从金川启程，像露布使者那样，马不停蹄朝着京师狂奔——他还要跑去赶姐姐孝贤皇后逝世一周年的场子呢，三十多天里从藏区赶到北京，时间可真是够紧张的。

　　在双方都筋疲力尽的情形下，第一次金川战争，或乾隆所谓“初定金川之役”，终于戏剧性地结束。

（待续）